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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湖北 |
TIME：2012-12-25 13: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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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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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主题：征战历程，难以忘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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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战历程，难以忘怀
（刘明让口述 宋国昌整理）
刘明让，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6月入党，1938赴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1941年学成回国后，先后被邓发、左权安排地下工作和电台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3军128师作战科长、383团副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空军19师387团团长。1955年任襄樊军分区参谋长兼作战科长。1957年转业到襄樊民政局任副局长。1966年退休，1984年改为离休。
我1933年初春在四川宣汉参加红军，先后给郑维山、李先念等红四方面军首长当过警卫员。曾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参加过红军西征、抗日作战，解放战争中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参战无数，留在脑海里的征战故事特别多，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次爬雪山过草
第一次爬雪山时，由于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我年龄小爬到半山腰爬不动，首长就让我拉着他的马尾巴，艰难地爬过了雪山。在爬雪山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有位同志不小心脚一滑摔倒了，身上的粮袋向山下滚，这位同志想去捡，其他同志赶紧拉住他不让去捡。因为雪山表面上看虽是银色世界，但实际上凶险四伏，处处是陷阱，稍不注意陷进去就没命了。途中，不少同志就丧命在雪窑中，雪面上仅留下红星军帽。过草地前，首长特意把一碗十分难得的炒面装进我的干粮袋里。这是一碗救命的炒面，我每天就捏那么一小点，与草根树皮之类野生植物混合着吃，整整吃了15天，虽然小却奇迹般走过了茫茫的大草地，而不少战友却永远地倒在了那里。过草地时，两个老战士一前一后地帮着我。草地上有许多纵横交错的河流，有的水深至脖子，我个头小，过河的时候首长让我拽着马尾巴就势冲过去。有一次水流很急，我被冲到马肚子底下，连喝几口脏水，吓得紧紧抱着马肚子，硬憋着气被拖上了岸。
坚决跟着部队走
第二次爬雪山时，张国涛正站在路边说话，我经过他身边时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我一眼，目光对视中他相中了我，让我给他当勤务员，我因年龄小不懂事，就没答应。南下到一村子，看到许多腊肉熏肉，烹饪后喷香，经常忍饥挨饿的我就饱饱地吃了一肚子，临离开时还怀揣了一块腊肉带回去送给政治部主任。没想到因贪吃回去后不久就病倒了，政治部主任见形势险恶，我年少，出于关心就塞给我八块钢洋让我回家。因离家远，路难走，加上我铁了心要跟着部队，就把钢洋摔在地上，坚定地表示：决不回去，死也要死在部队里！主任见我态度如此坚决，就没再勉强，俯身把散落的钢洋捡起后，让我骑着他的马随部队继续前进，没几天病竟然好了。
凶险的红军西征
1937年1月12日，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指挥５个旅的兵力围攻红5军驻守的高台。军长董振堂指挥红5军坚守阵地，浴血苦战9昼夜，终因弹尽粮绝，于20日和全军3000多名将士一起壮烈牺牲，时年42岁。当我所在的部队奉命赶去增援时，红5军已被打垮了，董振堂的首级被马匪悬挂在城墙上示众。我们看着尽管异常悲愤，但面对强敌却无可奈何。部队正休息时，忽见一个红军战士被马匪的骑兵紧追，红军战士情急之下一边拽着马尾巴在骑兵后边转圈，一边疾呼让我们帮忙。我们正要伸出援手，忽见晃眼的刀光一闪，那位战士被砍去半个脑袋，敌骑兵见得逞，驱马飞奔离去。很快，马匪骑兵又围了上来，我们在祁连山区与敌人周旋激战。一次，趁敌人暂时退却的间隙，我们快速转移到一条干涸的河沟边，拽着干树枝溜到沟底，溜下去有八九百人，顺着河沟突围出去。摆脱敌人后找东西吃，可什么也找不到。正失望时见一牧人赶着一群羊从沟边经过，就急中生智，解下皮带挽成扣去套羊头，个大的跑掉了，只套些个头小的，杀掉后在水里涮涮，包括羊肚羊肠，全都煮了吃。部队找个荒僻的地方住下休整，没有房屋住，就临时搭棚子，两支枪一架，把毡子一遮就成了，人钻进去睡，那段日子相当苦，没吃没喝的。
检举叛变的保释人
部队突围到新疆后，组织上让我和其他147位同志到苏联学习。1941年4月我学成回国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发，派我到西安搞地下工作。到西安后不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国民党把我关进牢里严刑拷打，我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关于组织的情况。同年底，由朱德丛作保，我被释放出狱，同朱德丛一起来到晋东南的姚村。朱德丛原为红军师长，此时已叛变投敌，我得知这一情况后，毫不犹豫地找到驻任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将朱德丛叛变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很重视，很快查证朱德丛叛变属实，就将他逮捕枪毙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我在前总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专门找我谈了话，对我检举朱德丛叛变之举进行了表扬，充分肯定了我在西安搞地下工作的成绩并安排我到马蹄沟电台工作，1942年5月日寇大扫荡中曾被俘虏过。两次工作经历，因是邓发和左权单独交待的，故其他领导并不知情。邓发于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与王若飞、叶挺、博古（秦邦宪）等一同不幸遇难，而左权在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中，于25日指挥部队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战斗中壮烈殉国。所以，当1955年“肃反运动”中，这段历史说不清，我被审查了一年多。
惨烈的四平攻坚战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从东北松花江转战至海南岛，我历经主要战斗百余次。从1933年算起，我打了近20年的仗，参战无数，在战场上从来没有害怕过，但在四平攻坚战中，战后场景却让我惊惧不已。那场战争超乎寻常的惨烈，我军将四平守敌包围，敌增援部队又将我军包围，我军再将包围之敌包围，如此包围反包围共九层，部队编制全都乱了套，敌我混战，仗打得如同一锅粥。战斗结束后，放眼望去，战场上尸横遍野、堆积如山、血流成河，简直像一个巨大的屠宰场。在这里，人的生命如同蚂蚁，那场面令人触目惊心、魂飞魄散，恐怖至极。
人们喊我“刘万岁”
1949年8月，时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该署西江办事处主任的叶肇，率国民党军伍继南等残部600多人，从肇庆窜回新兴。叶肇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对老百姓百般残害，当地百姓早欲有人除之而后快。我军到达云浮后，上级命令我带领一个营500余人到云浮山剿匪，在江门军分区一个团兵力的配合下，对国民党残匪叶肇所部以狠狠地打击。10月19日晚，叶部被我四面围困后，仓皇逃往云浮县西山。12月底所属残部被我全部歼灭，俘虏匪兵200多人，缴获枪支100多条和电台2部。因救了一个县城的百姓，人们把我看成救星，喊我“刘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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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未知 |
TIME：2012-12-5 12: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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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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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战历程，难以忘怀
（刘明让口述 宋国昌整理）
刘明让，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6月入党，1938赴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1941年学成回国后，先后被邓发、左权安排地下工作和电台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3军128师作战科长、383团副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空军19师387团团长。1955年任襄樊军分区参谋长兼作战科长。1957年转业到襄樊民政局任副局长。1966年退休，1984年改为离休。
我1933年初春在四川宣汉参加红军，先后给郑维山、李先念等红四方面军首长当过警卫员。曾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参加过红军西征、抗日作战，解放战争中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参战无数，留在脑海里的征战故事特别多，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次爬雪山过草
第一次爬雪山时，由于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我年龄小爬到半山腰爬不动，首长就让我拉着他的马尾巴，艰难地爬过了雪山。在爬雪山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有位同志不小心脚一滑摔倒了，身上的粮袋向山下滚，这位同志想去捡，其他同志赶紧拉住他不让去捡。因为雪山表面上看虽是银色世界，但实际上凶险四伏，处处是陷阱，稍不注意陷进去就没命了。途中，不少同志就丧命在雪窑中，雪面上仅留下红星军帽。过草地前，首长特意把一碗十分难得的炒面装进我的干粮袋里。这是一碗救命的炒面，我每天就捏那么一小点，与草根树皮之类野生植物混合着吃，整整吃了15天，虽然小却奇迹般走过了茫茫的大草地，而不少战友却永远地倒在了那里。过草地时，两个老战士一前一后地帮着我。草地上有许多纵横交错的河流，有的水深至脖子，我个头小，过河的时候首长让我拽着马尾巴就势冲过去。有一次水流很急，我被冲到马肚子底下，连喝几口脏水，吓得紧紧抱着马肚子，硬憋着气被拖上了岸。
坚决跟着部队走
第二次爬雪山时，张国涛正站在路边说话，我经过他身边时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我一眼，目光对视中他相中了我，让我给他当勤务员，我因年龄小不懂事，就没答应。南下到一村子，看到许多腊肉熏肉，烹饪后喷香，经常忍饥挨饿的我就饱饱地吃了一肚子，临离开时还怀揣了一块腊肉带回去送给政治部主任。没想到因贪吃回去后不久就病倒了，政治部主任见形势险恶，我年少，出于关心就塞给我八块钢洋让我回家。因离家远，路难走，加上我铁了心要跟着部队，就把钢洋摔在地上，坚定地表示：决不回去，死也要死在部队里！主任见我态度如此坚决，就没再勉强，俯身把散落的钢洋捡起后，让我骑着他的马随部队继续前进，没几天病竟然好了。
凶险的红军西征
1937年1月12日，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指挥５个旅的兵力围攻红5军驻守的高台。军长董振堂指挥红5军坚守阵地，浴血苦战9昼夜，终因弹尽粮绝，于20日和全军3000多名将士一起壮烈牺牲，时年42岁。当我所在的部队奉命赶去增援时，红5军已被打垮了，董振堂的首级被马匪悬挂在城墙上示众。我们看着尽管异常悲愤，但面对强敌却无可奈何。部队正休息时，忽见一个红军战士被马匪的骑兵紧追，红军战士情急之下一边拽着马尾巴在骑兵后边转圈，一边疾呼让我们帮忙。我们正要伸出援手，忽见晃眼的刀光一闪，那位战士被砍去半个脑袋，敌骑兵见得逞，驱马飞奔离去。很快，马匪骑兵又围了上来，我们在祁连山区与敌人周旋激战。一次，趁敌人暂时退却的间隙，我们快速转移到一条干涸的河沟边，拽着干树枝溜到沟底，溜下去有八九百人，顺着河沟突围出去。摆脱敌人后找东西吃，可什么也找不到。正失望时见一牧人赶着一群羊从沟边经过，就急中生智，解下皮带挽成扣去套羊头，个大的跑掉了，只套些个头小的，杀掉后在水里涮涮，包括羊肚羊肠，全都煮了吃。部队找个荒僻的地方住下休整，没有房屋住，就临时搭棚子，两支枪一架，把毡子一遮就成了，人钻进去睡，那段日子相当苦，没吃没喝的。
检举叛变的保释人
部队突围到新疆后，组织上让我和其他147位同志到苏联学习。1941年4月我学成回国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发，派我到西安搞地下工作。到西安后不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国民党把我关进牢里严刑拷打，我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关于组织的情况。同年底，由朱德丛作保，我被释放出狱，同朱德丛一起来到晋东南的姚村。朱德丛原为红军师长，此时已叛变投敌，我得知这一情况后，毫不犹豫地找到驻任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将朱德丛叛变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很重视，很快查证朱德丛叛变属实，就将他逮捕枪毙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我在前总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专门找我谈了话，对我检举朱德丛叛变之举进行了表扬，充分肯定了我在西安搞地下工作的成绩并安排我到马蹄沟电台工作，1942年5月日寇大扫荡中曾被俘虏过。两次工作经历，因是邓发和左权单独交待的，故其他领导并不知情。邓发于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与王若飞、叶挺、博古（秦邦宪）等一同不幸遇难，而左权在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中，于25日指挥部队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战斗中壮烈殉国。所以，当1955年“肃反运动”中，这段历史说不清，我被审查了一年多。
惨烈的四平攻坚战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从东北松花江转战至海南岛，我历经主要战斗百余次。从1933年算起，我打了近20年的仗，参战无数，在战场上从来没有害怕过，但在四平攻坚战中，战后场景却让我惊惧不已。那场战争超乎寻常的惨烈，我军将四平守敌包围，敌增援部队又将我军包围，我军再将包围之敌包围，如此包围反包围共九层，部队编制全都乱了套，敌我混战，仗打得如同一锅粥。战斗结束后，放眼望去，战场上尸横遍野、堆积如山、血流成河，简直像一个巨大的屠宰场。在这里，人的生命如同蚂蚁，那场面令人触目惊心、魂飞魄散，恐怖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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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时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该署西江办事处主任的叶肇，率国民党军伍继南等残部600多人，从肇庆窜回新兴。叶肇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对老百姓百般残害，当地百姓早欲有人除之而后快。我军到达云浮后，上级命令我带领一个营500余人到云浮山剿匪，在江门军分区一个团兵力的配合下，对国民党残匪叶肇所部以狠狠地打击。10月19日晚，叶部被我四面围困后，仓皇逃往云浮县西山。12月底所属残部被我全部歼灭，俘虏匪兵200多人，缴获枪支100多条和电台2部。因救了一个县城的百姓，人们把我看成救星，喊我“刘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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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2012-6-26 19: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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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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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主题：全国第一个写大字报反对林彪的斗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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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陷入腥风血雨之时，面对一人之下、数亿人之上、当时红得发紫、谁反对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的林彪，不少勇士为捍卫真理而挺身而出，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与其作着殊死地拼斗。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写出并公开张贴第一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的人，竟是一个身体十分瘦弱且多病的女子，她叫舒赛，是从鄂中抗日根据地走出来的无畏斗士。
舒赛，女，原名祝振荣、曾用名祝成龙、祝况、王藕、王泳，湖北江陵人。1917年9月15日出生，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参加革命。自1938年1月始，舒赛历任湖北省保康县农村合作社助理，老河口文化站副站长，襄樊妇女促进会宣传股股长、妇女工作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汝南话剧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京（山）安（陆）县巡检司区委妇女委员兼宣教委员，县委组织部秘书，同兴店区委书记，中共京安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除奸部秘书兼短枪队指导员，云梦和江陵县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卫生部政委，十三旅粮食工作队队长，吉林省社会部公安处司法科科长，总政民运部科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副政委、党总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民运部副处长兼市政科科长，中央军委复员委员会工作组组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民运部副处长，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一处副处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劳动工资处副处长，中央建筑部上海干校教务处处长，建筑工程部人事司十三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她因反对个别领导人的不正之风，多年顶风坚持上诉而受到了不公正待遇。1958年被所在单位以“无理取闹”的罪名开除党籍、撤职降级。1960年又因连续投诉被公安机关拘捕，并被开除公职，戴上“坏分子”帽子被送去“劳动教养”。期间，还几次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去检查，以便证明她有“精神病”。1962年因病保外就医并提前释放，到北京靠亲友接济生活。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得知她的情况后，给她寄来了300块钱，但她只接受了老首长的一片恩情，钱却送给了中组部，她不愿因自己连累老首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起，住在北京大佛寺5号院的舒赛，对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乱杀现象，感到十分愤慨。她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又看到一条消息，崇文区有八个红卫兵和一个少先队员被害，真使我悲愤震怒!为什么要在红色的首都搞这种自发的运动?为什么以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路线、方法来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在胜利的第17年，竟然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让学生，而且许多是初中生来独立作战，大闹首都，还听其各闹一套。共产党在野时，在北京这么闹还情有可原。今天是执政党，竟然出现这种怪现象：有经验的走开，没经验的勇闯。真正岂有此理!……借电话打给北京日报社，因为九个孩子的不幸遭遇，使我难过得再也忍不住痛泪横抛地述说了我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顿时如日中天，成为炙手可热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在东北工作期间，舒赛也算是林彪的部下，但她对这位深居简出、高深莫测的“林总”一向印象不大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她看到一个又一个老干部被当做“黑帮”、“走资派”、“叛徒”相继打倒，只有林彪却青云直上，成了“接班人”。对这种现象，舒赛起初是疑惑不解，随后又把思考的焦点落在林彪身上。
舒赛在阅读了林彪大量文章和讲话之后，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后发现，这个“口号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才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黑帮”，“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一只老虎”。因此，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她就开始不顾个人安危地用小字报批判林彪，对林彪的一些言行逐一进行尖锐地批驳。她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头号‘黑帮分子’林彪，是个阴恶险毒的政治阴谋分子……他骗取信任，利用党给予的权力，树立个人势力”。“他拼命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汇、文字和语言上的混乱，不过是为了制造政治、思想以至组织上的混乱，妄图趁乱中混水摸鱼，各个击破的整倒、暗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骨干，再进一步打倒毛主席，实现其篡党、篡政和篡军的阴谋。”
舒赛对林彪大量印发《毛主席语录》十分反感，她说：“这是非常有害的断章取义”，是林彪在给自己镀金。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她说：“这是国民党的一套，一朝天子一朝臣。”林彪在讲话中标新立异地制造大量政治口号、政治术语，如“最高指示”、“四个第一”、“四个念念不忘”等及一些绝对化的词藻，如“最最最”、“高高的、足足的、深深的”等，舒赛认为这是“中国文字、语言的倒退”，是林彪在“哗众取宠、别有用心”。在社会上开始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时候，她对当地的民警说：“刘少奇同志是有功勋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光辉的著作，对党贡献很大。我认为这样对待刘少奇同志是不对的。”
林彪提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此，舒赛严厉地批判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人之一时、一日、一年、一生该有多少思维活动和个人问题，怎么可以要求做到‘念念不忘’呢？我看林彪本人虽‘念念’有词，也难以做到。这些口号看来顶‘左’，实际上华而不实。”
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舒赛的分析是正确的，是富有真知远见的。她在日记中热情地向人们呼吁：“一切革命者，尤其是接班人红卫兵们，必须冷静地认清林彪的嘴脸，勇敢地、坚决地站出来揭发、清算林彪的罪行；不要迷信其军功、地位，不要被什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类显然有毛病的别有用心的宣传所蒙蔽。历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大有人在，如今为何独独突出林彪一人?!巍巍林彪乎，即令是出类拔萃的大将军，比起多少共产党人鲜血凝成的伟大革命事业来说，岂不是沧海之一粟？”
舒赛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小字报后，送往中组部转呈毛泽东，她希望毛泽东看到这些材料后，能够警惕林彪的野心。但这些材料送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未见任何反响。
非常失望的舒赛，深知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必须得到组织和群众的支持。为了唤起更多人的注意和共鸣，舒赛想到了大字报这种在当时十分时兴的形式。于是，9月中旬，她开始写大字报，10月初将大字报的初稿送往中组部。接待人员告诉她：“现在是个人管自己，自己对革命负责。”
得不到组织上的支持，舒赛决定转向群众以求得支持。10月中旬，她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京站、国务院门口、西单、府右街北口，共贴了5张反林彪的大字报，但由于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加上不醒目，所以在那一阶段大字报层出不穷的时日里，这几张大字报很快就被别的大字报覆盖了。
虽然没有产生出预期效果，但舒赛并不灰心，她卖掉了收音机，买回了一批红纸和金粉。从11月起，她就改用蘸金粉在红纸上书写了《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大字报，她将这种大字报称为“红报”。一个月内，她共写完了19张。
为了表明自己行动的堂堂正正，11月11日，舒赛来到所在地的派出所，交上了要张贴有反对林彪内容大字报的书面通知，上面署名为“王咏”。
1966年12月2日夜晚，舒赛将1张大字报留在家里，带上余下的18张，拎上一桶糨糊，骑上自行车，直奔高校密集的海淀区。在去西郊大学区张贴大字报之前，舒赛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在行前，她特意给弟弟留下了一封短信：“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我死了，请将我的尸体埋在母亲的坟旁”。这一天，她一口气贴了12张大字报。第二天，她又将剩下的6张全部贴了出去。这些用金粉红纸书写的反对林彪的大字报，分别张贴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京市委、府右街、西单菜市场、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宿舍、石景山钢铁厂、颐和园门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门口、西直门里、国务院接待室门口、北京火车站和景山后街军委宿舍西楼等处。
舒赛在大字报里这样写道：真正的黑帮头子林彪，是阴险恶毒的政治阴谋分子……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反革命林彪阴狡谄媚，拼命制造个人迷信，拼命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不过是为了制造政治、思想甚至组织上的混乱，然后趁机浑水摸鱼，暗害、整倒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骨干，再进一步则要打倒毛主席，实现其篡党篡政，进而篡军的阴谋。这才是令人怒发冲冠的真正罪行……。
在大字报的原文中，舒赛开始是直接提的林彪，但一想如果这样做，说不定一贴出就会被林彪的爪牙撕掉，于是又将凡是有“林彪”的地方全改为“小老虎”。可觉得这样人们看了又难明白指的是谁？于是舒赛灵机一动，又提笔将“虎”字改得很特别，最后一笔上挑得很高，使人一看就知道大字报矛头指向的是林彪。
这是全国第一张反对林彪的石破天惊的大字报。两天之内，舒赛反对林彪的大字报便在首都四面开花，引起人们的震动和震惊，更让谢富治主管下的公安部门紧张万分，以为是一起有组织的反革命案件，立即派人四处追查。生性光明磊落的舒赛，于12月3日下午就贴大字报一事，向大佛寺派出所作了声明，并且说道：“如果我再坐牢的话，你们就知道为什么？”舒赛的大字报贴出不久，就有人向海淀区和西城区公安分局报告了，这两处公安分局又马上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立即下令追查这名写大字报的“王咏”。不到24小时，军管会就接到报告：大佛寺东街旁门甲五号院内，住着一名孤身无业妇女，名叫舒赛，此人最近经常写大字报，还给派出所写过两条《毛主席语录》。经核对，笔迹与大字报的字迹相符。很快，派出所找出了舒赛那张声明改名为“王咏”的字条。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但当权的林彪集团的爪牙们难以理解：在大佛寺5号旁门一间十余平方米的陋室内，这个曾被劳教过的孤身、无业、且瘦弱不堪的女子，竟有如此大的能量和胆量，认定她后面肯定有“黑手”。为了获得更大的“成果”，公安局军管会没有立即拘捕舒赛，而是采取一天24小时监视。结果发现她除了给住在院内的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烧炉送水，骑一辆破凤凰牌自行车去看大字报外，回到家里或者伏案疾书，或者听广播，很少有人与她来往，也没有其他可疑之举。三天后，军管会下令将舒赛拘捕。
1966年12月7日傍晚，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人向她出示了拘捕证。舒赛轻蔑地笑了一下，提笔在拘留证上写道：“拒绝签字!因为林彪本人说过大民主，为什么我贴了一张‘红报’就拘留我?”几分钟后，她被带上了警车，在被带上手铐走出家门的时候，面对众多惊诧的围观群众，她用尽力气，当众高呼：“打倒林彪，打倒林彪！”警察粗暴地将她的嘴堵住，拖到警车上，押送到半步桥监狱，关进14筒15号牢房。从当晚12点到次日凌晨5点，公安局对舒赛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审讯。接着在一周的时间里，她又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审。
在抗日战争时期，舒赛在京安县巡检司镇收集日伪情报时，曾被日寇逮捕，遭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后来在陈少敏同志的关怀下，被营救了出来。所以这次坐监狱，她毫不在乎。她相信党，相信自己还会出来。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她针锋相对地进行辩驳。从有关的审讯记录中，可以看出舒赛在政治高压下毫无畏惧、从不退缩，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纯洁性而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与邪恶作斗争，彰显着一个革命者的贯虹豪气、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
问：你先讲讲你的“红报”内容针对谁的?你写的招降纳叛、残害忠贞是什么意思?
答：我是针对林彪一个人的……我虽然不知道党内的事情，但我不相信我们党内有那么多人有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林彪搞的……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说这一次要罢一批官，升一批官。我认为这是国民党的一套……打倒罗瑞卿也是一个例子。我没有见过罗瑞卿，但我相信他是个好干部，林彪把他整下去，我想不通……给刘少奇主席贴那么多大字报，为什么没有人管?我觉得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党是有贡献的，他没有在报上发表什么讲话，而林彪那么多讲话有问题，也没有人批判。学生头脑比较简单，林彪大喊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就大反河北省委、华北局，还要一反到底。我认为批判刘少奇的材料理由是不充分的。
林彪总是讲整那些走资派，现在红卫兵连学校党的领导也不听了，使党的组织瘫痪了，这都是受林彪讲话的影响……为什么老讲整走资派，单单把这些好干部整了呢?这是不是残害忠贞?
问：你对林彪的提法有看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从看到林彪给工交系统公开信后开始写批判文章。
问：你讲讲你过去对林彪是采用什么方法攻击的?
答：“文革”开始后，我看林彪要搞资产阶级篡权，还有人服从他，跟着他跑。我认为林彪是反毛主席的，我要捍卫毛主席。
问：林副统帅是毛主席确认的，你的矛头指向谁？
答：我认为毛主席被林彪蒙蔽了，我贴林彪的大字报，也不至于让我坐牢。
问：对你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答：对我，这是资产阶级专政。
问：你这是继续犯罪，向党进攻。
答：你这是对我的诬蔑，你不配当共产党。
问：你的气焰太嚣张了，你要自量点，放老实点。
答：你这样威胁，是对我的压服。
问：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压服你这样的。
答：林彪大权在握，我今天这样反林彪，林彪和林彪分子会杀害我，但我坚持马列主义，死而无悔，死而无愧。今天我反林彪，是个人吃亏，不让党吃亏。
问：哼，你早已被开除出党了。
答：党组织在某些时候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我有我的理想。
问：你站在反党的立场上。
答：你站在林彪分子的立场上。
问：你这是耍流氓，对抗政府的审讯。
答：只有你们林彪分子才狼狈为奸，我希望你们考虑我的话，回头是岸。
……
问：你的气焰不要太嚣张了。你要自觉些。你要知道大街上有多少红卫兵贴大字报批判你，还到处找你。把你搞到这里来是便宜了你，你不要继续坚持你的反动立场了。
答：我坚持的是正确立场……你这样讲是对我压服……林彪大权在握，我今天反对林彪，林彪及林彪分子会杀害我，但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而无愧，死而无悔……
问：你不要这样嚣张!人民政府有它的法律，你这样闹，我们不怕。
答：不怕?我给林彪贴几张大字报，为什么那么快就撕掉了?为什么把我弄来坐牢?
问：你应当改变你的立场，你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没有好下场。
答：应该改变立场的是林彪。
问：不准诬蔑林彪同志。你交待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你给哪些人写过信?
答：这个你问不着。我没有回答的必要。你让我叛党不行！
问：你早就叛党了，中国共产党早就开除了你。
答：党在某个时候做出错误决定是有的……虽然党这么多年不承认我，可是我得有党的原则。一个马列主义者，应当尊重这个原则。在法庭上你们上审查我和组织的关系，不行。
……
1967年4月11日，舒赛被拘留四个月以后，公安局才来补办逮证（1959号），让她签字时，她不签。警察只好说：那你在上面写上你的态度，舒赛就慨然在逮捕证上写道：拒绝签字。舒赛，1967年4月11日15时30分。
5月底，公安人员再度提审舒赛，数次追问她跟谁联系过，有无后台？舒赛都坚定地回答：你们要我的命可以，要我交待别人是不可能的！并公开说“林彪是奸臣。”难友们见舒赛敢当众高呼“打倒林彪！”是犯了死罪的人，每天都戴着手铐和沉重的脚镣很受罪，都好心劝她低头认罪，不要跟看守顶嘴，免受皮肉之苦。但舒赛坦然地说：我应该怎么办我自己都知道。依然我行我素，昂首不屈。天长日久，那沉甸甸的大脚镣被她枯瘦的脚腕磨得油光铮亮。她公开对公安人员说：你们怎么给我砸上脚镣，就得怎么给我卸下来。
1967年12月5日，舒赛被捕一年，在北京的最后一次简短提审的《预审记录》中有如下内容：
问：你认不认罪？
答：我是不可能认罪的。
问：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处理你！
答：你们现在给我戴上脚镣手铐，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这样做不感到惭愧？你们往资产阶级的泥坑越滑越远，告诉你们，我舒赛千刀万剐都不怕！
问：你反对林副统帅不认罪，到现在还坚持反动立场，反动气焰这么嚣张，我们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对一切反革命分子，一切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答：你们这里是牛鬼蛇神当权，你们对我这样一个人怕得要命，对我这样的陷害，简直堕落之至！如果有一天你们枪毙我，我会用我的鲜血来证明，你们北京市公安局是反革命创造的地方。
……
不要说一个正在被监督改造的“坏分子”，就是倍受领导赏识，根红苗正的红五类或者有后台的高干子女，谁敢这么公开地反对林副主席？谁敢在监狱中这么跟公安人员对话？然而被专政多年的舒赛，却把个人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大无畏地跟专政机关对着干。凭着多年公安局长的丰富工作经验，每次审讯笔录最后要求犯人签名按手印时，舒赛都写道：拒绝按手印，不承认每一次对她审讯的合法性。
一年多来，厚厚的审讯笔录，没有一次让警察满意。一位搞公安史的警察后来说：这是一份我所见到的毫不认错的审讯笔录。
在审讯中，她思维敏捷、论证鲜明、言辞犀利地反驳审讯者，针锋相对，应答如流，使审讯者经常处于被审的尴尬境地，让被审者瞠目结舌。她对自己的言行供认不讳，但拒绝认罪。每次审讯完毕，她都拒绝在审讯笔录上按手印，因此，被视为““态度极端恶劣”，受到种种虐待。舒赛为此不断进行抗议，12月26日晚，她质问审讯人员：“你们如果还有人类的天性，应当相信我说的是真理。我需要的东西应当拿来，即使你们把我迫害死，也不应当从生活上为难我。”“王若飞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写了《狱中日记》，你们如果是按共产党的政策办，就应当让我写日记，不让写，不过暴露你们害怕真理而已。”此后，对她的迫害加剧，在狱中她经常遭到辱骂、体罚以至拷打。她住的牢房阴暗潮湿，不通风也见不到阳光，冬天滴水成冰、夏天臭气冲天，肮脏得连厕所的空气都不如。舒赛入狱不久即染上肺结核病，监狱当局不仅不予以治疗，反而还惨无人道地给她戴上手铐脚镣。面对这令人发指地惩罚，舒赛再次抗议：“你们现在又给我戴上脚镣手铐，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你们这样做不感到惭愧?告诉你们，我舒赛千刀万剐都不怕！”她向审讯人员郑重宣告：“林彪大权在手，我今天这样反对他，林彪和林彪分子会杀害我。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而无愧，死而无悔!”
1969年10月，根据备战需要，一部分在押犯要转移到外地。舒赛和数百名政治犯一起，被武装押往临汾山西省第三监狱。翌年4月，她又和4个重要女犯被转押到隰县看守所，受到种种折磨。这时，舒赛的肺结核因得不到治疗，致使病情急剧发展，走路东倒西歪步子不稳，但仍被逼参加劳动。
因为重病缠身，在1970年那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舒赛才侥幸没有被枪杀。1971年春，住7号窑洞的舒赛病情恶化，常常咳血，颈部淋巴开始溃烂，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向看守要来指甲刀，剪下一缕头发和指甲用布包了起来。过去，她从不相信自己会死在监狱里。她有那么多的老首长--方毅、陈少敏、李先念、陶铸……，然而，这一次她明白了，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营救她了，只好提前作好准备。同狱难友斯季英回忆说：“由于她患有开放性的肺结核，把她单独关在一个窑洞里。她上厕所时总戴着自制的口罩，用自做的痰盂，到厕所去倒痰，总是蒙着纸，生怕结核菌会传染我们。她这种处处为人着想、爱护难友的崇高品质，在我心灵深处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另一位难友徐克也写道：“1971年初，她的病情恶化，脖子上的淋巴也开始溃烂流脓血，她仍坚持每天起来自己去打饭。可以看出，她是经过战争锻炼和考验的战士。”当年看守所的所长寇某回忆道：“有一天，她指着周围光秃秃的山坡对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种些树木，既可美化环境，又可防止水土流失’。”由此可见，坚强的舒赛在逆境和病魔的折磨下，表现出何等无私无畏的精神风貌！
1971年5月1日，舒赛找来一块红布，艰难地用针线绣了镰刀斧头，做成一面党旗，托看守转送给李先念，向当年豫鄂边区老首长表达了自己的心志。此后，她不思饮食，奄奄一息。到5月12日，看守所经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后，才将病危的代号为“一号犯人”的舒赛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这时，舒赛已经濒临死亡，但她神志清醒，拒绝治疗，拒绝吃饭，拒绝吃药，拒绝说话，她从病床上滚下来，决心以死来进行最后的抗争，尽快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据当时目击的医院主管护士田玉玲回忆：“病人身体极度衰竭，面黄肌瘦，两目紧闭，不说话，不吃不喝，严重脱水，四肢血管针扎不进。”舒赛的生命濒临衰竭，她不思饮食，但神志清楚，悲怆地叹道：“我活着出不去了，死后尸骨也将无存”。想到对自己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她愤然剪下一绺长发和指甲，收藏在一堆破烂的个人物品中，准备作为遗物留给亲属。舒赛始终坚信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党和人民终究会有为自己平反昭雪的一天，到那时，它们将作为自己受迫害的物证，用来控诉邪恶势力的种种罪行。
1971年5月24日凌晨，舒赛因患肺结核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含恨而逝，终年54岁。令人叹息的是，舒赛去世后，北京市公安局不通知其亲属，即令将她草草掩埋，埋葬处未作任何标记，使得至今亲属们仍找不到她的遗骨。舒赛曾在1966年12月10日的一次审讯中对审讯人员预言：“为了保卫毛主席，我可以早死一步。林彪要搞资产阶级阴谋复辟，违背人民利益，人民会消灭他。我希望你们记住我这些话！”果不其然，舒赛去世不到四个月，林彪9月13日在温都尔汗粉身碎骨了。而舒赛的冤案，直到1987年才彻底得到了昭雪。
今年5月24日是舒赛含冤去世40周年忌日，特写此文缅怀、追忆这位反林彪的不屈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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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未知 |
TIME：2012-6-26 19: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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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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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主题：杨帆蒙冤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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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蒙冤记
读了《铁军》2010年第8期刊登的“潘汉年误入‘汪公馆’”一文，心生颇多感慨。回首当年英雄蒙难，不能不忆起冤案的另一所谓主犯，即1955年上海发生的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中的杨帆。
工作关系，掌握江青底细
史称新中国第一冤案中的头目杨帆，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地下党的干部。杨帆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广山镇，1932年考入北大，读书期间，在地下党员唐守愚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大学毕业后，杨帆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工作，与党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后因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杨帆被迫前赴上海，并很快加入了党组织。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参加了“左联”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负责戏剧、新闻和电影界工作。当时，他就听说上海有个女演员叫蓝苹（即江青），在社会上小有名气。因工作关系，杨帆与蓝苹在一起开过会，但没有直接交谈过，故印象并不深。
1937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杨帆受戏剧界人士的邀请，来到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卡尔登大剧院，在剧团地下党负责人的陪同下，观看当时轰动上海的话剧《大雷雨》。就是在这次观看演出中，杨帆第一次目睹了蓝苹的舞台风采。蓝苹的表演艺术水平，当时给杨帆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只是略显得有些卖弄。因为杨帆在“剧专”工作时几乎天天看演出，见过各种各样的演员，所以切身体会到，但凡像蓝苹这样喜欢在舞台上哗众取宠的演员，演技上往往并非上乘。尽管如此，杨帆仍觉得蓝苹的演出是成功的，因此，演出结束后，在剧团地下党负责人的陪同下，杨帆到后台与蓝苹见了面握了手，并说了一些赞誉的话，意在鼓励她多演些进步戏，蓝苹显得很兴奋，连连点头，对杨帆的鼓励和鞭策表示感谢。
走出剧院，杨帆与几位相约看戏的人，一起来到他住的地方，对《大雷雨》进行了评论。大家先谈剧本内容，后谈导演的风格和演员的水平，不知不觉中把话题引到了蓝苹的身上。剧团地下党负责人介绍说：蓝苹小姐演过不少戏，有进步的，如当时激进的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有一般的，但也有不好的，如蒋介石在1936年祝寿时，蓝苹为他演过独幕戏《求婚》。更令人不齿的是，这位号称进步的女演员，竟然在《狼山喋血记》中担任了主角，而该影片被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片中最有意义的影片。
剧团地下党负责人的一席话，引起了杨帆的重视，第二天他又只身专程来到卡尔登大剧院，找到那位地下党负责人，单独向他详细了解了这个剧团的组建过程、历史发展和演员情况。当这位负责人向杨帆介绍蓝苹的情况时说：他与她一起演过戏、拍过电影，在一起工作过多年。在谈到蓝苹的政治情况时，那位负责人摇摇头说：“她原来还是党员呢？”
这下子杨帆有点奇怪了，问：“怎么？她现在不是党员？”
见杨帆面露疑惑，那位负责人就将蓝苹既拍电影又演话剧、思想还算进步、入党后言论更加激进、致使1934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基本情况，原原本本地说给杨帆听。杨帆听后，沉吟片刻，又问：“组织上有无正式结论？”
那位负责人见杨帆如此问，就严肃地说：“殷杨（杨帆当时的化名）同志，事后组织上作了详细调查，蓝苹在狱中表现不好，她不仅暴露了自己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而且还写了自首书，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表示‘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等。更令人愤慨的是，当她自首后出狱时，为了讨好特务，竟将自己的剧照送给对方留作纪念。”
杨帆听此，气愤地说：“这么说来她是叛变了。”
那位负责人点了点头，首肯了此事。
这次谈话在杨帆头脑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几十年过后，仍能十分清楚地回忆起。
上书中央，招来牢狱之灾
1939年初，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急需补充人员，就要求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上海地下党组织就以“慰问三战区将士演出剧团”的名义，组织了一批包括杨帆在内的青年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杨帆
先担任军政治部文化队的政治指导员，后调军部任秘书。
一天，杨帆奉命去见政治部主任，刚出秘书办公室门，就恰遇新四军政委项英骑马经过，项英在马上招呼道：“你在上海认识蓝苹吗？”杨帆点头答道：“认识。”“那好，你办完事到我这里来一下”，项英交待杨帆。
杨帆在政治部主任处办完事后，就径直去了项英的办公室。项英仔细询问了他到上海及与蓝苹交往的情况后，递给他一张报纸，说：“这是上海的一张国民党小报，你先看看。”
杨帆接过报纸，一条醒目标题立刻映入眼帘：“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 ，心中不由暗暗吃惊，
没等杨帆看完全部内容，项英就急不可待地问：“蓝苹脱党自首的情况你知道吗？”
杨帆于是把那次在卡尔登大剧院看话剧《大雷雨》时如何听到关于对蓝苹的议论，自己第二天又如何找剧团地下党负责人及谈话经过，从头到尾细说了一遍。
项英听完汇报，半晌没有吭声，最后盯着杨帆，严肃地说：“对于江青的传闻，我也知道一点。从你刚才介绍的情况看，如今延安的江青，即当年上海的蓝苹，在上海的一段历史是复杂的，要慎重对待。为了纯洁党的组织，防止少数别有用心之人怀着不纯动机混入革命队伍，这事不可马虎。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革命的心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都在那里，更要注意。据说，毛主席还要与江青结婚，这可是关系革命事业的大事啊！为了对党负责，我觉得有必要上书中央，反映这一情况，让中央对这个同志了解时有个参考。”
杨帆十分赞同项英的意见，但当项英让他把刚才所讲的写成书面文字时，杨帆犹豫了。他深知，这关系到江青的政治前途，仅凭传闻写出有些不太妥当。
项英看出了杨帆的迟疑，果决地说：“你怕什么？怕负责任挑担子！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你写吧，写好后以我的名义发报延安。”
见项英如此爽快地说以他名义上书中央，杨帆的心里才轻松一点。这并非是杨帆患得患失、推诿责任，而是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尽职尽责、循规蹈矩习惯，这位党性极强的共产党员，总感到自己汇报的情况只是当年与上海戏剧界地下党负责人的一次谈话，没有调查核实，仅供参考，若正式写成材料上报中央，未免有些轻率。
第二天，杨帆字斟句酌地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了一份关于江青在上海戏剧界表现的报告。报告的行文中，他力求准确客观，因为他深知，此报告要译成电文发到延安党中央的。同时他也认为，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故在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杨帆将写好的材料交给项英，项英当即找到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共同商量改定后，当夜将材料发报党中央。
秘密电报虽然署名项英，但按照行文常规，材料来源当然要提到杨帆，这为杨帆今后蒙冤埋下了祸根。
当时杨帆和项英都根本没有料到，关于江青的材料传到延安后，并没有直接送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手中，而是落到了刚从莫斯科回来、手握延安大权、时任政治局委员及党中央社会部部长、江青的山东诸城老乡、蓝苹小姐的旧相知康生手中。接到电报后，阴险狡诈的康生声色不露，将电报原文交给江青，并将电报扣下。这样，使得江青的历史问题被暂时隐瞒了下来，从而与毛泽东结了婚。
1940年夏，杨帆调军部军法处任科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杨帆与胡立教一起突围出去，他们昼伏夜行，通过日伪军和国民党部队的重重封锁，于2月中旬到达苏北新四军刚组建的军部。不久，杨帆被任命为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并兼任盐阜区行政公署保安处长。
这时，新四军政委已易人为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兼任。饶漱石为人霸道，在工作和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对军长陈毅也很不尊重，后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长的杨帆对饶漱石公开表示不满，饶漱石因而对杨帆怀恨在心，时刻在寻隙报复。
1943年秋，延安整风后期，康生搞了一个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许多来自国统区和敌伪占领区的革命知识青年逼供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曾是杨帆在南京国立“戏专”时的学生，他被“抢救”成“特务”后，因提到杨帆在南京介绍他参加“地下救国会”组织，杨帆也成了“特务”。康生得悉这个“特务”杨帆就是那个写江青变节材料的殷杨时，如获至宝，马上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打电报给华中局，下令逮捕、审查杨帆，于是，蒙在鼓里的杨帆终于大祸临头。
10月的一天，杨帆接到紧急通知：速到军部开会！三师保卫部长杨帆不敢怠慢，星夜兼程，急赴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黄花塘。杨帆风尘仆仆赶到后，想不到接待他的是他所熟悉的保卫部门的同事。他被带到饶漱石的办公室，迎接他的是一副冰冷的手铐，被宣布逮捕，从而失去了自由。
猝不及防，杨帆怒不可遏，厉声质问饶漱石：“为什么抓我？”早欲置杨帆于死地的饶漱石，也声色俱厉地喝道：“有人在延安揭发你是‘特务’。你必须老实交待在南京国立‘戏专’时的问题，若要顽抗，死路一条！”
杨帆被无端囚禁的数月间，饶漱石多次亲自审问他，诬他为“内奸”、“特务”。杨帆据理力争，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清白，让无确凿证据的饶漱石无可奈何。
以后，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负责审问杨帆。潘汉年是我党谍报界元老和老地下工作者，在工作上与杨帆有过接触，对他的才干品格，有较深刻的良好印象，根本不相信他是“内奸”、“特务”。因此，在审讯过程中，由于杨帆以他极好的口才进行辩解，并在每一关键问题上能提供有力的证据和旁证人证明自己清白，所以潘汉年更加确信杨帆是无辜的，于是，他对看守人员说：“应当把手铐去掉，因为他要写材料。戴着手铐怎么写呀？”
1944年9月，囚禁一年的杨帆，终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重获自由的他依旧从事保卫工作。杨帆一案的被纠正，潘汉年功不可没。解放以后，杨帆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然而，杨帆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厄运再一次降临他的头上，带给他的灾难更为沉重。
再陷囹圄，晚年境遇凄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经常破坏捣乱，致使匪特活动猖獗，人民政权中的投诚起义人员叛变投敌事件时有发生。1950年冬，南方某省公安机关发生了一起国民党投诚人员叛变投敌的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不良影响，中央高度盾重视，有关部门专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高度警惕。1951年初，公安部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工作，发现上海公安局也存在类似事故苗头，就严厉进行了批评，责令检查，以求发现问题，迅速加以解决。
杨帆身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对此当然负领导责任。但秉性耿直、快人快语的扬帆，在检查过程中，对与事实不符的问题作了说明和辩解，引起检查人员的不满，使得更加紧追不放。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分析、研究，虽然没有再发现新的重大问题，但下了性质很严重的结论：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把问题升级为一个政治问题。
1954年初，“高、饶事件”发生后，饶漱石成了反党头目，上海市公安局的问题成了饶漱石的罪状之一，这不仅加重了饶漱石的罪责，也加重了直接负责公安局工作的杨帆的责任，加上历史上杨帆曾多年在饶漱石领导下工作，与饶漱石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理所当然地被划为“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历史跟杨帆开了个大玩笑，当年曾反对过饶漱石、并被饶漱石视为异己的他，如今倒成了与饶漱石站在一条船上的反革命分子。
1954年3月，江青接到一封寄自上海、揭发她历史问题的匿名信。由于“高饶问题”暴露不久，毛泽东认为这是别有用心之人借整江青之机把矛头指向他，是诬陷江青，并认定是杨帆所为，于是，杨帆在劫难逃。这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杨帆正与家人一起吃饭，突然接到华东公安部长许建国的电话，要他马上去开会。杨帆丢下饭碗，迅速驱车前往，不料又遭逮捕，主要罪名仍然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从此，杨帆又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活，致使晚年异常凄惨。
当时，潘汉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并没有直接卷入此案，到1955年4月3日夜被捕后，才与杨帆案捆在了一起。到1957年7月，全国各大报纸披露后，世人这才知晓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
直到1963年1月9日，潘汉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5年8月30日，杨帆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送条件较好的平谷县一座监狱服刑。
1967年3月，文化大革命最烈时，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又被狂热的人们提起，杨帆由此又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受尽了炼狱之苦。
1975年春，杨帆在狱中患感应性精神分裂症及严支气管炎，仅剩一只眼睛能看到模糊的景物，被送往湖北沙洋农场后，视力才稍有恢复，但一触及敏感问题，他就精神高度紧张，失去控制。有时在情绪激动时，他就大骂江青，历数江青叛党投敌、迫害革命干部的种种罪恶行径。
杨帆自被捕后，就与家人断了一切联系和音讯，故家人一直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是否活着？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0月，杨帆夫人李琼给中组部和公安部写信，查询杨帆的下落，提出：“如果活着，希望批准探望”。11月即获批准探视。孰料当李琼带着28岁的儿子杨忠平来到沙洋农场后，令他们万分震惊的是，杨帆拒不相认，竟对自己的妻、儿说：“我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子，你们是江青派来的特务。”在无奈中，李琼与杨帆连续接触6天，由于杨帆精神失常，始终不肯相认，夫妻、父子只好无言而别，其景其情，何等凄惨！
怀着失望心情回返的李琼，去武汉找了原上海市委书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要求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予以照顾。陈丕显批示：“把杨帆接到武汉治疗。”不久，杨帆被接到了武汉。
李琼回到上海后，立即给上海市委组织部、中组部、公安部汇报了杨帆的情况，希望接杨帆回上海治病。1978年岁末，中央组织部致电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央同意杨帆回沪治疗。1979年1月8日，在陈丕显的帮助下，杨帆乘专机飞回上海。离沪25年，饱受摧残的杨帆，在68岁时以不死之躯得以重返上海。
杨帆回沪后，被直接送入精神病院。由于他不肯与家人相认，所以他的三个女儿只好扮成医院的护士轮流护理他，亲人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认，令人痛煞酸楚。有一天，看杨帆精神状态尚好，他的小女儿小朝忍不住含泪说出了实情：“我们三个不是护士，都是您的亲生女儿，应该叫您爹爹。”杨帆虽然很喜欢她们，但仍不肯相信，就说：“我有女儿，你们就叫我干爹吧。”
在沪经过两年多的治疗，杨帆精神逐渐恢复正常，身体也慢慢健康起来了。
后经公安部复查，最高人民法院于1980年4月10日撤销了1965年8月30日对杨帆的原判，宣布杨帆无罪。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再次发布《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为杨帆彻底平反。至此，共和国的第一冤案最终得以昭雪。
杨帆于1998年去世，其墓碑上雕刻的“高堂此日悬明镜，功罪何妨絮絮论”对联，实在耐人寻味。
附：该文发表于《铁军》杂志2011年第1期，发表时标题改为“只因了解江青叛变史，杨帆蒙冤三十年”，文字上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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