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 点
——窑岭村搬迁纪事
炒米茶，火烧粑，
爠豌豆，腌黄瓜，
鱼蟹鲜，藕带嫩，
锅里油焖小龙虾……
这是潜江市高石碑镇窑岭村的人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描述。既生动且顺口，不仅体现了中国农民的知足，还能从中砸摸出一种幸福感来。
窑岭村地处江汉平原腹地，他们属于潜江市的边地，村民的耕地与天门市和荆门市的村子犬牙交错相连结。人均土地较多，旱涝保收，虽算不得多么富裕，但是衣食无忧已经让村民们很满足。如果没有一件大事的发生，他们的这种幸福感就会恒定而持久。
这件大事就是南水北调的后续补偿工程——引江济汉工程。
在这之前，南水北调工程虽然轰轰烈烈却极少被窑岭村人关注。地偏心自远，这里的人们有自己的处世标准，谁也不会咸吃萝淡操心，与自家无关的事无论多大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也难怪，农民是很现实的。南水调是国家的大事，但是发生在十堰丹江口，而丹江口离他们高石碑镇少说也有八百里开外。八杆子打不着的事他们才不会关心呢。所以他们早先认为南水北调与他们没得一毛钱的关系。
然而没想到后来国家批复的湖北引江济汉工程不仅让他们与南水北调发生了关系，并且配套工程中有一个巨大的水系调节枢纽就建在他们村子附近。
这个枢纽就是在汉江河道上修建一座巨大的水闸将汉江拦住，将因为调水降低了的汉江水位抬高，使江汉平原上两岸农田能够自流灌溉，保证千吨级
船舶的航行。与闸并行的是沟通潜江高石碑镇和天门多宝镇之间的交通公路桥梁。因为工程项目所在地为高石碑镇兴隆村，所以命名为“兴隆枢纽”。
在家门口建拦截江汉的大闸，这是多大的工程！关键是工程必然要占用附近的田地，关系到各家的切身利益，对于窑岭的村民们这就是一件大事，一件天大的事！
这件大事的发生搅动了窑岭村人悠然闲适的生活。村民们一直平静沉寂的心莫名的骚动起来。在政府的停建令发布以后，每个家庭都充满一种莫名的期待。大闸工程地扯确定之后，家家户户都在心里预估自家与大闸的距离，暗自测算与自家利益交集的可能性。
兴隆工程的确浩大，除了巨型钢制大闸和过江公路桥之外，单是导流明渠长度就有5000米，比三峡工程导流明渠还长1000多米，开挖土方量达到1150万立方米。这意味着需要占用大片的土地。在众人的期待中，大闸地段选定，工程红线和征地范围也随之划定，这件大事就变得明朗而具体了。根据工程需要，窑岭村9个村民组中有7个组与大闸工程直接发生关联。其中6、9两个组的房屋需全部搬迁，其他5个组不少家庭的农田将被征用或部分占用。
与这件事没有关系的2个居民组在失落中恢复了平静。而涉事的7个组则情绪亢奋。分田后散淡惯了的村人忽然开始往一起聚，三两句就扯到征地搬迁这个话题上来。他们相互交流着从不同渠道打探来的政策消息。有些人家彻夜不眠，家家户户都在盘算自己与这项巨大工程的交集程度，估算自家可能从中获取的利益。
农民是现实的。田地是他们生存的根基，也就是命根子。在国家建设需要的时候他们爽快地将赖以生存的土地献了出来，这本身就已经难能可贵。这在那些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家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仅凭这一点，对于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们无论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应该可以理解。
然而理解是一回事，具体把国家对这些被征地农民的补偿一家一户的按政策落实到位确是十分复杂而艰难的事。特别是对于承担具体工作的村干部们，不啻是一场艰苦持久的攻坚大战。村人们微妙的变化，被窑岭村党支部负责人敏感地察觉到了。村支部是中共在农村的细胞型组织，也是中共政权在农村的基石。这样的基石型组织在中国数以十万计，他们的作用平时被社会忽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心不在焉甚至有些吊儿浪当，然而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却能立马转化为顶天立地的脊梁。窑岭村党支部在大搬迁中的表现就以自己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形象。
大拆迁山雨欲来 村支书未雨绸缪
窑岭村是汉江河边不起眼的小村，但这回在兴隆水利枢纽工程中地位却十分突出。因为兴隆大闸和配套工程占用的耕地很大一部分是窑岭村的。
自从2005年政府对窑岭村划定了“禁建令”之后村党支部书记罗功中的心就开始悬了起来。所谓“禁建令”就是国家即将要开建大型工程之前对涉及范围区域内的户籍、人口、建筑及一切地面附着物进行一刀切式的冻结。每户多少人口、相互什么关系？每户多少房屋、正房几间？偏房几间？工业用房（小加工作坊）几间？每户多少亩耕地、有几分菜园、房前屋后几棵树木、树木中有几棵大树、几棵小树？几棵果树？经济林几棵？竹林多大？
地里有几座坟头一一进行清点、登记造册。以此为界限作为将来获得补偿的依据。以后建造的房屋、栽种的树木、增添的人口均与工程无关。自登记造册之日再栽的树、再盖的房屋不予承认，除了正常婚丧嫁娶，村外任何户口不得再迁入。
罗功中心中暗自紧张。因为国家统计得越认真，村民们对未来补偿的期待就越高，相应的工作难度就越大。
“禁建令”下达后，罗功中预感到自己将要遭遇当村干部十多年来最艰巨的工作。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迫近，罗功中也感到压力一天天在增大。镇上不断开会，来自省里市里的政令一道接一道。
村民们的心也骚动起来，他们四处搜集相关政策信息。从网上搜、从亲戚家探、有的还跑到天门市建有丹江口移民安置点的地方去打听。
关于土地补偿的标准、建房补助标准、搬迁人头补助标准的传言一天天多起来。
罗功中的神经一天天绷紧，但头上那只靴子一直没有落下。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攻坚战役，他决定早早预防，从党员干部开始身上下功夫，与他们拉近感情。对经济稍差的党员，他上门帮着出主意，送上温情与鼓励。党员干部们谁家有了婚丧嫁娶之类红白喜事，罗功中总会早早上门奉上“份子”，农人是最讲面子的，而且这种面子现实而具体。村里“一把手”来了，主人就是最大的面子。虽然过去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现在更要勤上门、多关心，把感情纽带再拧紧些。罗功中的心思没有白费，他的努力让村里的干群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要知道这在十八大之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前，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是难以想象的。
最能明白罗功中良苦用心的是与他搭伙计的“两委”（党支部、村委会）班子成员。村委会主任董定山、党支部副书记郑合兴悄悄对罗功中伸拇指说：“书记这一招管用！到需要党员出头的时候他们都会站在支部一边的。”
罗功中笑笑说：“就是不为搬迁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呀。你们想想现如今我们这些村干部，除了打感情牌还能有啥手段？”
罗功中的话让大家都沉默下来。农村体制改革后，村干部手里的砝码也来越少，土地分到各户，国家各种农业补贴直接打到各户账上。村里又没有任何集体资产可供支配。除了一年国家转移支付给的几千元象征性补贴之外，他们与普通村民没有差别。不过有了矛盾和纠纷，村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要去找罗书记。有村民们开玩笑把罗功中称作“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这里面既有尊敬，也夹杂了轻微的讽意。罗功中也不计较，他一板正经地对班子成员说，“村民们说的是玩笑话，可也是事实。党中央、省委、市委政策再多，还不得我们这层人来贯彻执行吗？要是没了我们这层泥腿子垫脚，中央的政令、习总的指示咋法落地？”
罗功中特别交待董定山说：“这村里百分之八九十的户都是姓董的，搬迁动员打头阵要靠你的面子呢。你可要长点心，趁早行动，搬迁对象中过去与你有点过结的，赶在搬迁之前趁早主动去沟通，先把矛盾化解，省得到时说话不灵。”
董定山憨厚而诚实，他说：“书记你放心，不管关系好不好，该扮黑脸的时候我决不含糊。”
郑合兴是个老资格的副书记，为人粗犷豪爽。这时他胸有成竹地说，“相信群众吧，对国家的大政策他们都是理解支持的，最有可能的是在一些补偿具体利益上纠缠，只要我们几个人铁板一块绑在一起，不信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罗功中有些感动，村里平时没啥事，不遇到贯彻中央精神之类的大事几个基本不碰头，没想到他们还是记得自己扮演的角色，想着各自的责任。从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党员的素质。他相信，不管是当干部的党员还是无职党员，在关键时刻都不会拖后腿的。他趁势把会计马元平和妇女主任找到，五个人专门开了个备战搬迁统一思想的支部会。 会议开始时，罗功中一脸严肃地说：“今天的会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村委支部两委五个成员真正的团结起来，搬迁开始的时候不得有一点稀松。平时我们组织生活不是很正规，但现在面临一场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拿出党员的样子来。今天会议的第一项内容：重读入党宣誓的誓词。”
平日嘻嘻哈哈的邻居、同事，甚至是亲戚，这一刻都严肃起来。他们握紧了拳头，挺直腰板站到了墙上贴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下面，把党建专栏里的入党誓词一句句高声朗读一遍。平时贴在墙上司空见惯的标语口号，这一刻产生了奇怪的效果。读完誓词每个人神色都布满庄严，内心里充满了神圣。接着专题研究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搬迁动员。按照罗功中的提议，五个人一起，把全村涉及到征地和搬迁的所有家户逐一过滤。挨家挨户对每家户主和主妇的性情进行排摸分析，提前将可能发生的各种事件做出预测。
罗功中说：“有了今天这个会，我心里就轻松一点了。只要我们坚定信念，遇事不躲闪，敢于迎着钉子上。一枝不动，百枝不摇。无论什么事，大家要记住四条，一是要紧扣政策，二是要坚持原则，三是要严肃纪律，四是要讲究策略。”
罗功中有条不紊做着这一切，静地等着暴风雨的来临。
签下限时军令状 “冷屁股也得用脸贴”
村民们最盼望的、也是罗功中最怕的一天最终于来临。2009年春节一过，兴隆枢纽开工令正式下达。各级政府高度运转起来，战前紧急动员会层层开，省政府工程总指挥与潜江市政府签下责任状，潜江市长又与高碑店镇长签下责任状，潜江市水务局组建南水北调工程局，作为潜江市政府的工程指挥部工作专班进驻高碑店镇。高碑店镇党委将涉及兴隆水利枢纽的相关村支部书记召集起来开会。镇长蔡钟标就是镇上的工程协调指挥长，他开会讲话干脆利落直截了当：“ 潜江市长跟省长签责任状了，我又跟市长签责任状了，省长市长人家是上级大领导，这个签那个签都是做给我们下面看的，现在轮到我跟你们签了。跟你们明说，我跟你们之间签不签都一样，但我们还是要签！市长跟我签的是责任状，我跟你们签的就是军令状！生死状！大伙绑一起都没退路了。你们到时候不能按上面规定的节点完成搬迁，影响工程开工我的帽子就掉了，饭碗就没了，我的饭碗这就等于是你们砸的。但是你们别想轻松地活着，我下台之前把你们一个个都先撸了再说！文件规定的搬迁最后时间节点是阳历年底，到时候哪怕落下一户，谁也过不成年！大家一定记住这个日子！2009年12月31日，这就是节点！”
镇领导是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与村干部联系是最直接的，平素也是最熟络的。平常大家见面喝酒吃饭兄弟一般不见外，说话没遮拦。这次镇长讲的狠话以前从没听见过，对于责任状嘴里说是形式，可签字时镇长紧盯着每个村支书的手，脸一直板着，不露半点笑意，形势任务的艰巨严峻可以想见。
“这是要我们背水一战呢！”罗功中悄悄对兴隆村的支书说。
兴隆村支书头上已经冒汗了，“是啊，这回是骡子是马都得见实点了，弄不好这帽子年底都没了。”
其实对于罗功中来说，丢掉帽子并不是可怕的事，忙乎一年就补助六七千元，全家生活还得靠自己的十多亩责任田。关键是作为一个老党员、多年的支部书记，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不然非但对不起组织，自己多年积下的里子面子全没了。人活世上图什么？就算不图名利，脸面总归还是要的。所以签过“军令状“之后，搬迁最后的节点１２月３１日就像火印一样烙在了罗功中的脑子里。
搬迁补偿标准也公布了。因为是省内的工程，跟搬迁户们期待中的标准差了老鼻子。村民们想不通，为什么都是搬迁，都是为国家做贡献，怎么丹江口下来的移民就建那么好的房子？补偿标准高出他们好多？并且人家还享受20年的国家扶持发展补助？这些问题很现实，不答复他们就不在搬迁承诺协议上签字。
罗功中先是把党员召集一起开会，统一认识。要求党员们自己要先理解国家政策，再由党员通过亲戚、家门等各种关系做疏导工作，引导村民们正确理解国家政策。
“人家丹江口移民是背井离乡从七八百里迁到我们这边来，土地全部淹在水下，来这边人地两生，而我们不过是靠后就地安置，被占的耕地另外给你补上，等于是置换性质，搬迁户建新房屋国家照样给补助，人要知足，不要想着趁机发国家的财！”
这是罗功中按照自己理解对全体党员作的解释。党员们也就按罗功中的话给自己的联系户对象做解释，村民们真的很通情达理。按说这样的解释并不完全讲得通，因为虽然距离远近不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都得为工程让路，都要搬离自己住了多少辈的宅子，让出耕种了多少代的农田。但是待遇却不一样，甚至不能算作移民！村民们实在想不通。怎奈村里几个当家人都帮着国家解释，都认了窑岭村搬迁不算移民这壶酒钱。村民们串连了一阵子，见村干部口气跟上边一个样，没得半点松动，最后只能都接受了。村民们不再与丹江口移民比较，转而在国家补偿政策框架里面斤斤计较。“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这会儿就充分表现出来。
村里首先要做的是要确认涉及征地搬迁和获得补偿的田地、物业、获得参与分田和现金补偿资格的实际人口，这叫作确权。
确权的公示张贴全村，让涉事人家每户反复核对，有意见及时派人上门重新清点核实。
公示一次，修改，再公示，再修改。最终第三次再没人提出新的意见，地面建筑及附作物的确权才算板上钉钉了。
接着是耕地的补偿，政府也为安置搬迁户想尽了办法，为了让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得以继续，政府以市场方式购买了原属湖北省漳湖垸监狱的土地对被征用农地的村民进行补偿。漳湖垸监狱的土地是随着国家司法改革的要求腾出来的。司法改革的重要标志是不再将农业劳动生产作为改造罪犯的方式，而是重在心的改造教育。地处偏远的监狱先后迁址到了城市附近。犯人的劳动也是在封闭的院内进行工业或手工业生产加工。原来的土地闲置下来，这次就被政府买下用于对失地农民耕地的补偿。但是耕地补偿政策性更强，必须严格按照当下实际人口进行分配。
所以制定好确权标准很重要。因为除了分配土地之外每个人还有一笔搬迁补偿费，这可是现花花的人民币！所以这个标准落实起来很难。因为有一些搬迁户在“禁建令”下达时的统计人口与分地时的实际人口发生了变化。这些户都希望维仍按原统计人口平分土地。但其他户却坚决反对，认为这跟吃空饷虚报冒领的性质没区别。两种看法在暗中较劲，他们站在不同利益角度都要求罗书记“坚持原则”。
于是所有人都把眼睛盯在了分田这件事上。罗功中可不敢随便表态。他坚持让群众自己充分表达意见的方针。由村委会开始下发统一的调查问卷。每户家庭成员名字全部印在上面，发给全组村民认可投票。比如张三一家五口人，父母，儿子与媳妇（或女儿与女婿）、孙子孙女或外孙，每个人名字后面留出空格。让同村（组）群众在每个人后面的空格里填上表示是否赞成参与搬迁分田与获得现金补偿的意见。认为符合分田和获得搬迁现金补偿条件的赞成票打勾，认为不符合条件的打叉。村里把每户的投票结果收拢后让村民派代表现场清点，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比率赞成票的视为确权有效人，达不到者则视为无权无效人口，不具备参与分田和享受现金补偿资格。
结果出来了，罗功中一看，他们预料中的一些精明户填报了不少不符合政策的人口，但是群众眼睛真是亮，除了几家有亲缘关系的互相串连相互各填支持票以外，绝大部分群众给他们打了叉。一家看一家，一户盯一户，没有谁能够蒙过去。所有的调查卷都贴在了公示栏里，面对群众的监督这些户也不能不服，所以这些户中的一多半放弃了想多分田冒领钱的想法。罗功中从这事件上再次体会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力量。
然而其间有几家却仍是不死心，放出话来说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死磕到底，誓不搬迁。
最具典型代表性的如下：
周元山，在人口统计时其老母亲尚健在，在动迁动员之前却去世了，周元山认为自己运气不好，说老母亲是上了国家统计名册的人，坚持要按原统计人口分田领现金补偿。然而这个组的绝大部分村民投票在他母亲名字后打了叉。周元山不依不饶，坚持要求把母亲那份田和现金补给他。
祁大文，统计户口时女儿尚未出嫁，女儿出嫁两年后动迁开始，老祁为既然女儿登记时在册，就该享受国家给的现金补偿。可是政策是搬迁时的实际人口为准。而祁大文和老婆却在这种时间差造成的矛盾中死钻牛角尖，干部解释政策说破嘴皮没用。他们只咬死一句话：女儿要是不能参加补偿分钱就是苛刻他，他死也不服，自然也是坚决不搬！
怎么办？罗功中说：对这些人还是要坚持说服，思想工作不一定管用，但是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传统法宝之一，大家分头上门，一趟不行，两趟，两趟不行，三趟！不信他就是铁石心肠！
党支部和村委会共5个成员，轮流到这些村民家去解释政策。
每天晚上一起碰头汇总情况，一个个唉声叹气，叫苦不迭。
“现在的村干部真是当得没意思。上门去了板凳都不搬你坐。开口就发脾气说我们故意整治他。”副支书郑合兴早就预料到了冷遇，但还是有些意外，自己是多年村干部了，为了说服几家绞经户，感到受的不是气。
村委会主任董定山相对年轻，却也一副苦相。“不是球！你还没有把政策讲完，他们一家都围上来吵得天昏地暗。我耳鼓都是聋的。”
会计马元平和妇女主任也是满肚子苦水倒个没完。情况归拢后不知谁说了句“我们出人头地着笑脸上门，人家没有一家给个好脸色，真是热脸贴冷屁股。”
罗功中耐心听完了才说：“大家说的情况都是预料之中的事，如果群众都通情达理好说话还要我们党员干部做什么？现在叫苦没得用，上面层层签的责任状，到了我们这最下层签的是军令状，军令状什么意思？就是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要砍头掉脑袋的！再去上门！”他又补自嘲地补了一句，“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热脸去贴他的冰屁股！把脸烧得热辣辣的去贴，我看他屁股有多冷！”
罗功中把大伙都逗笑了，刚才汇报时一个比一个衰的士气重又重振起来。
“节点”进入倒计时 村里矛盾白热化
随着开工日期的临近，兴隆附近的村子热闹起来，挂着鄂A牌的轿车隔三岔五开到高碑店镇，潜江市的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要来一趟。潜江水务局成立的南水北调局牌子就跟高碑店镇政府挂在一起。局长胡先武带了工作专班就一直住在镇上。兴隆大闸的坝址上，走一拨人又来一拨人，省里来了市里来、或者省里市里一起来。每次上面来了人罗功中都被叫去汇报，内容只有一个，要他必须赶在“节点”之前把搬迁完成，腾出作业场地让工程队清场，千方百计确保工程准时开挖！所谓“节点”就是12月31日。
从年初开始动员，罗功中每天紧紧张张，一天不曾停歇。眼看时间过去一半了，可是却看不见进展，分田补钱两件事似乎要无休无止的纠缠下去。罗功中觉得自个像夹在两台机器中间，上级天天拧镙丝，越拧越紧。下面村民没日没夜寻死觅活的找他闹。上面压、下面顶，两重重压之下自己像要被挤成饼。
这年的7月1日是各级党的例会，可是镇里书记这次不讲党课，只讲引江济汉中心工作，只讲兴隆枢纽工程，讲搬迁任务的紧迫。镇里书记说，市长镇长都在会上发话了，“节点”是12月31日，开工典礼倒计时，就从今天开始！
南水北调局买好了搭过度期安置棚用的塑料防水布（类似蛇皮袋）。中标的项目施工队也开始把机械设备一车车往村里拉。气氛越造越紧张了。
罗功中明白：水不紧，鱼不跳，这是在倒逼搬迁速度呀！他急得眼球子都要掉出来了。赶回村立马召开党员紧急会议。他也就讲几句话：必段确保“节点”正式开工，倒计时从今天开始。强调用党的纪律保证，搬迁动员不能搞成马拉松，得赶紧把工作做好，把补偿落实到每个人头上！搬迁户中的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带头签协议，带头搬家！
整组搬迁的六组组长董正兴感到自己该表态了。因为群众嫌补偿标准低不肯签字，他深感阻力大，虽然组里村民都姓董，可是他明白这不等于工作就好做。务实的农民在利益面前是六亲不认的。所以这之前他一直装淡定。以免遭到众人攻击。罗功中也理解他苦衷，并没逼他。现在“倒计时”开始了，罗功中就说：“伙计，你不能再装下去了！得过真火了！”
董正兴二话没说，召集六组所有人户集中，当众说了狠话：“我们再拖下去要误党误国了！我现在就签字，马上就搬家！你们看着办吧！”
众人被董正兴说的话吓住了。不就是搬家吗？就能误了党？误了国？
董正兴吼起来说：“要不能按时开工罗功中的书记就会被撤了，一个好书记为这事被撤了这不是误党吗？兴隆枢纽是国家工程，耽误了国家工程不就等于误国吗！”
董正兴一签字就把家里的东西打包打捆，把猪子鸡子都卖了。屋子院子都腾空了，对罗功中说“赶紧给我搭棚子吧，今晚这边锅灶就要扒了！”
组长走了，其他人都鞋壳里长草“荒了脚”，纷纷骂起来，指责一个人先搬家的董正兴把大家卖了。董正兴孩子的亲舅上门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不就一个小组长吗？一个空壳党员，连村委都不是，这么积极得罪大伙你值得吗？想当干部想疯了！熬伤心了你！ ”
更难听的话就更多了。甚至说他把姓董的都卖了，把祖宗人都丢了，卖祖求荣`！
董正兴的妻子听不下去，吵他说“你不当党员不当组长能死了你吗？让人家这样糟蹋，我都没脸见人了！”
董正兴说：“谁咋说咋骂我管不住人的嘴，可我是党员，党管得住我，我得管住自个！”
他带头在搬迁协议上签了字，六组顶着不搬家的阵营松动了。但是责骂却更加恶毒：“八辈子没当过官的，拿我们的利益去换红顶子！”孩子他舅当众指着他鼻子骂，一湾人便跟着骂。还有人推推搡搡往他身上撞，就差没把拳头砸他脸上。
董正兴气得要吐血，村民组长也算“红顶子”？老婆哭着要他不要当组长了，连补助都没得，一个指鼻子组长算什么官？凭什么让人这样剐心剖肝地骂？
董正兴忍气吞声地说，“不当组长也还是要带头，谁让我是党员呢！”老婆恨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罗功中改变了主意，提出打感情牌、关系牌的策略。他让村委们在各个组寻找亲戚或是关系密切的群众站出来支持党支部工作。发动党员都行动起来，每个人都去找平时相处得好的关系人，发动他们带头搬迁。这法子还真奏效，搬家进度果然立杆见影。
九组是个只有9户人家的小组，人户虽少，却很特殊。因为他们这是第二次搬迁了。他们原本是兴隆村人，在南水北调前期国家对汉江航道进行改造中村子被占用才搬到窑岭村来，为了感情上不分离，这9户人家要求单独编了个组。只有9户，排行也是第9，董尚杏他们组就成了窑岭村的“老九”。没想在这边住了20年，房前屋后的树木刚长到碗口粗了却要又一次搬家。如果不是老董，这工作还真是不好做呢。
郑合兴找到了村民董尚杏。这董尚杏是本组里的老长辈。老董没等董合兴开口就说，“郑书记的意思我晓得，我给你下保证，我的左邻右舍的工作我都包下来，到时他们不按时搬家你拿我是问！”
郑合兴给老董作了个揖，啥也不说就走了。那董尚杏因为平素为人好，左右邻家还真听他的。组里几家人本来就是外村搬过来的，现在又要搬迁，况且补偿标准也低。就一直拗着劲不肯签协议。但老董凭着自己的面子，挨家挨户上门帮着村干部做说客。老董虽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可是女儿在外面工作，听的政策多，见的世面多，他对邻居们说，国家需要，你早晚得给。国家搞引长江补汉江还不是为了我们百姓？
搬家不仅牵涉到利益，还有感情。丹江的移民都是国家把房子建好了用汽车帮着搬，兴隆枢纽因为是补偿型工程，却连临时过度房也没有。搬出后需要自己盖房子，连个过度的棚子还得自个搭。村民们就想，既然都是国家需要，为什么人家丹江移民待遇那么好，而我偿竟连地震灾民都不如？董尚杏就说，听国家的吧，国家这样做肯定有国家的考虑，不是说了我们不算移民吗？是在本村就地搬家自然不能跟人家移民攀比。董尚杏老人率先第一个搭起了临时安置棚。然后老董一家家去串门子。西邻的何绍民，其父亲与董尚杏是打精屁股在一起放牛割草，一起长大，两家十分要好。老董只说了几句何绍民就说，“叔，我跟你后面搬，我不是怕干部，我是不想跟别人做邻居。到时候搬新家盖新屋我们还要两隔壁！”
东邻是董尚杏的叔伯兄弟，最听得进哥哥的话，没费口舌就把家搬到棚子里了。
其实搬家主要是心理障碍。因为临时棚子小，先得把猪卖了，鸡杀了，其他就没什么了，所以搬起来很快。这几家一走，其他几户相继跟进。
于是，虽然心里老大不愿意，这9户人家还是清空了院子，搬到了临时搭的棚子里。
每个棚子只有20平米，一家人都挤在里面，吃睡就都在这巴掌大的空间将就着。做饭在棚子外面泥个土台子。晴天还好过，一到下雨，上面漏，下面渗，地上都是稀泥，衣裳被子全打湿，人无处存身。最热的七八月间，外面烈日炎炎似火烧，棚子里面热气腾腾如蒸笼。村民们说，“这辈子还没洗过桑拿呢，这下可洗好了！”
盖房子也是矛盾，农村人盖房子的心理是一家要比一家高，一家比一家大。原本规划是借集体搬迁机会盖成漂亮的新农村，要让村民自己任性，就会变成高低不一、大小不一、奇型怪状的大杂烩。
为了整齐划一，村里统一规划，统一放线，从层高、到进深都作统一规定，每家建房时由村干部盯着统一放线，统一屋场台基。任何人不得向上高出一寸，不得向外拓展一寸。在两委班子的努力下，新建的六组和九组就建成了整齐漂亮的新农村。
好容易才把两个组的村民们动员搬了家，气没顾上喘，就又陷入分田的矛盾漩涡里了。没罗功中和窑岭的两委班子又陷入到了更难脱身的泥淖里面。
这分田一分就分了三年！
开始是周元山等几户姑娘外嫁、母亲去世的村民看着自己主张被否决，他们思想不通，天天来找罗功中。后来整个七组来找罗功中。
七组的问题更棘手。原因是七组的不少农户田地被征用作施工场地了。当时赔偿了青苗费，也给了补偿。七组人都庆幸赶上了好事，等着和六组、九组一样标准拿耕地补偿费。没想到他们的地是临时征用的。横跨汉江的兴隆大闸修起来了，工程结束后设备都撤走了，原征用的田地又空出来，政府要把田还给各户。可是没想到他们不干了。既然征了，为什么又退回？有这样征地的吗？田地被压坏了，要赔偿！他们要求和六组九组一样按永久性征用标准给予现金补偿。
不能说他们的想法没理由，毕竟地是征用过的，毕竟作过施工场地后的耕地质量上受到了损害。但是耕地空出来了也是摆着的事实。这团纠结的乱麻还是得罗功中来解。
罗功中以和镇上领导一起反复做工作。讲支援国家建设、服从国家需要的道理，没有用；一次次开会，一趟趟挨家挨户上门，没人听；说一千道一万都没有用，就是想要钱。
这真是按起葫芦飘起瓢。搬迁户中的确权纠纷还没解决好，这七组又闹起来了。多种复杂的情况绞缠在一起，绞合成了一团越理越乱的麻团。整天被几拨人追着吵，他的头都要吵昏了。他只有耐着性子说道理，讲政策，作解释。
可是村民们要的是实惠，不是听政策。而这件事其实简单，实质就是借农民的地用了几年，现在不用了要还给农民，可农民却要长期卖断给你。这自然是罗功中所无法解决的。
而镇上领导一天天在后面催，要罗功中把该分的田早日分下去。
他改变了策略，不能让他们拖下去！他变被动为主动，把磨嘴皮子的静态方式改为启动分田的正在进行时。让选出的村民代表们直接到地里开始拉皮尺丈量分田，各方都一下急了眼。形势发生逆转。现在不是罗功中找他们了，是他们天天找罗功中了。一群户主追在罗功中后面，他走到哪他们跟到哪，像小孩子“撵羊羊”游戏一般，就只差扯着衣裳角了。
罗功中回家吃饭他们也跟着坐一边看着，嘴里只是反复说着罗功中耳朵听起了茧的话。他们不知疲倦地说着，罗功中就不厌其烦的耐心听着。
就这样撑着，挺着，耗着。没日没夜，天天被上级追着抓进度，自家十多亩地都靠妻子一个人伺弄，他甚至都顾不上去看一眼。老婆奚落他说：“你看你，一年才几千块钱补助，倒跟人家国家脱产干部一样无日无夜。还天天得罪人，有啥干头！” 对老婆用不着解释，只是精疲力尽苦笑笑。他把精力用在村民们身上。因为他要一天到晚陪着笑脸向找到家里来的村民们百遍千遍的解释政策。罗功中心里烦死了，面上却一点也不能表现出来。人家来了，他就请他们一起吃饭，人家却说：“我们不是来找你讨米要饭的。我们只要我们的明份。你不把田分给我们，我们天天来找你！”
罗功中一边耐着性子做工作，一边督促抓紧分田加快进度。
闹事的悟出了罗功中的策略。看看软磨硬缠无效果，闹事也开始升级。于是男人跟在罗功中后面寸步不离的“撵羊羊”，却唆使屋里女人来分田的地方昏闹搅局。不停的哭天喊地，不停的叫冤喊屈。
一天丈量班子正开着商量分田的群众会，却见一个叫董改英的村民哭天抢地扑过来，边哭边喊“你们这样卡我，不就是不让我活了吗？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说着就从怀里摸出一瓶巨毒农药，拧开盖子，刺鼻的气味熏得人头晕。罗功中赶紧让妇女们把她抱住，把药瓶夺下来。男人喊“分田不公，要死人了！”女的抓住量田的人哭着喊着撕扯。现场混乱得几乎失控。这时幸得派出所的警员们出面维持，才没造成更大事件。
这样的场面天天重演。分田小组一直被一帮人围着，有人哭，有人闹，有人推有人搡，根本无法进展。刚楔下的界桩被一根根拔掉，一个叫张正英的村民索性把干部手里量田的皮尺夺了下来，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今天拿命来换田你们给不给？”真的就往自个脖子上缠。众人把她拉住，谁料这女人天生气性大，气恨交集哭天抹地倒在田头，“呃——呃——”一声接一声的哽咽，嘴唇气得乌紫乌紫，几次背过气去。
罗功中慌忙叫人来掐她人中，但她苏醒过来又冲起来去抢皮尺。罗功中只好喊几个村民把她送回去。可她死死抓住田头的荆棘棵子躺在地上，不放手不离开，并发誓说就是她现在就死也不让你们把田分下去。在请示了镇领导和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的相关领导后，罗功中安排了几个力气大的村民抬出现场。
镇领导出面了。领导板着脸说，“法制时代，昏闹就能达到无理要求吗？继续分田！”镇上书记也在现场，让人把现场录下来，以备在法庭上作证据。罗功中心情则很复杂，都一个村住着，他不能跟村邻乡党对立起来。当着众人他得扮黑脸，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他也满是酸楚，笔者采访时他叹着气说，“虽说她是无理的昏闹，可毕竟乡里乡亲的，看她这样子也难受。上法庭咋做得下去？其实把田分了这事就过去了。”直到现在一想起那气得半死过去的董改英，罗功中还难受得满心酸楚。
不仅仅是昏闹的几户阻碍了工作进展。其他人也没闲着。分田时所有村民都相跟着，给人的印象是要发生聚集事件。但实际上村民们是对分田过于认真，每个人都要跟着、盯着，要看到分田是不是公平，看看扯皮尺的人有没有什么猫腻。
村民们的担心也有他们的理由。这是把各户利益落在实处的具体过程，而过程中的复杂性也令每个人不放心。比如：从监狱买回的土地有肥有瘦，离村子有远有近，离灌溉渠距离有长有短，而靠近河渠容易受渗水影响逐渐变成冷浸田，靠近大路的田块庄稼容易受到树荫遮蔽，还会受到行人踩踏或鸡猪糟害。所以谁的田分到什么地方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计。还有人担心分田时拉皮尺的人手里也可能做手脚，皮尺扯得松与紧，对实际面积也产生直接影响。
村里对分田其实是十分慎重的，不仅让村民自己推选出丈量土地的代表，还制定出各种严谨的制度。而这些制度都必须在开始分田之前。比如将所有的田块编号写在纸片上，揉搓成团后放在簸箕里让分田户自己抓阄，这种中国式的公平看着可笑，可是却十分有效。拈阄守份，抓到哪一块全凭你个人运气，与村里两委无关。为了体现公平，对于地处边角的田或靠近大路水渠的田边界各放20公分。这样让手气不好拈到了这类农地的人户也不至过于吃亏。
虽然一部分村民闹来闹去，虽然罗功中天天头昏脑胀不得安宁。但毕竟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是造福百姓的，讲道理顾大局的村民还是大多数，稳定和谐也是大势所趋，加上村里预先防范，工作细致缜密，整个分田过程虽然复杂麻缠，但总算没引起大的事件。
正如罗功中所说，在任何一点小事上他都不敢有丝毫马虎。面对一团乱麻他必须一根根小心梳理。
迁坟又是一项难事。村干部们现在都怕提往事了，因为叙述的过程让人伤怀，让人揪心。罗功中也不想再回忆了，在采访时他只是潦草地说了个大概，“这事比分田更难推进，村里怨声载道。开始迁坟时听的尽是骂声。”罗功中说，细究起来这并不能完全怨村民们觉悟低。而是事出有因。比如九组的坟地在上次汉江航道整治时已经迁过一次了。这回要他们再迁，如果换位思考，他们发发牢骚骂骂人也是能理解的。
这次“荆楚作家走乡村”活动中我在兴隆闸附近的窑岭村采访了窑岭村九组，还到了董尚杏家里。提起这事董尚杏们仍是一把心酸泪，“先人们也遭罪呢，几根骨头挖一回又一回。”他说他这辈人真是对祖宗不敬了，把祖坟倒腾了一回又一回。“头回迁坟几根骨，二回迁坟一把土。”
谈到迁坟的事，罗功中从没怨过村民们，相反他认为村民们够通情达理了。因为九组的坟不止迁过二次，而是三次。因为这一次是迁坟后因为选的墓地不符合上面的规划要求，结果各家各户又号陶着把刚堆起的新坟又刨开重新埋到村里统一规划的墓地。村民们感到对不起先人。可是哭归哭，却没有一家不肯配合的。不过也有些户提出的要求让罗功中为难。比如一户董姓人家安葬父母时坟墓修得很大，花了一万多元，而国家迁坟补助却只有一千元，他们要求村里给解决，赔偿他们迁坟的花销损失；而另一户周姓人家儿子在外经商发达了，想花十万元给父母修个大墓立个大碑，并愿意向村里提供捐款。罗功中都一家家安抚，婉转劝说他们服从规划，讲明村里殡葬改革后规划统一墓地的意义。经过反复劝说，最终让他们放弃了各自的想法。为此我提出想去看下他们村规划的墓地。罗功中答应了，他和村主任董定山领着我在一片麦地中找到了一片稍高的荒地。看见一片排列齐整的墓碑，并没有像旧时的墓用土垒起很高的坟头，基本是平躺着的，每块碑上高下低，碑面清晰地刻着逝者的名字暨立碑人的名字。
“我们借这次移民迁坟的机会，把殡葬改革促一下，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今后村里再老了人，就会按这个模式，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土地出来。”
“都过去了，搬家也好，迁坟也罢，一生就这一次了。相信以后不会再有了。”董尚杏老人早已从当年的情绪中走了出来，显得开明而豁达。
千般艰难成往事 一河清流润江汉
在罗功中引导下，我去搬迁后的六组和九组新村走了走，看了看。只看到一排排整齐的小楼，风雨已在墙壁和砖瓦上留下了绿色的洇迹。毕竟是五年前的事了，此时已看不到当初搬迁时的痕迹了。兴隆河边两排整齐的新式小楼很像是时下四处可见的新农村。村子少见人走动，听说壮劳力都出门去打工了，即将收麦了也没回来。村子便显得分外宁静而安详。门前有几个老汉婆婆在打牌，见罗功中领着一行人走来，都热情同他打招呼。仿佛他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故事，他们之间也从未有过隔阂。
罗功中听见我的感叹，笑着说，“这就是农村，这就是农民。当与你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会毫不客气同你撕破脸，甚至把祖宗八代都骂光。事过了就过了，很快忘记，像是从没有发生过。”
远远地，我们看到了一排气势恢宏的铁灰色长龙横在汉江之上。这就是我国平原地带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兴隆闸。尽管之前我已经看过丹江水利枢纽、荆江分洪闸、也看过葛洲坝和三峡大坝这些国内大型水利工程。但是走上兴隆拦江大闸时仍感到很是震撼！56孔泄洪大闸长度长达953米，坝轴线全长2830米。闸上平铺桥面，可通行轻型车辆，为天门、潜江附近的居民往来两岸提供了交通之便。
发电机组装机容量虽只有40MW，但运行起来仍发出巨大的轰鸣。站在坝上会感到大坝在抖动。这座水利枢纽将我国长期水利建设中探索积累的经验全都发挥出来。兼顾了通航，灌溉、发电、防洪、滋养江汉平原生态等多重功能。它将汉江水位抬高了2—6米，使汉江平原腹地的农田都能得到汉江水的浇灌，直接受益面积327.6万亩。同时将江汉航道标准由四级提高到三级，货船通航级别也从500吨级提高到1000吨级。闸口处利用水势落差的巨大冲击力进行发电，年发电量为2.25亿度，仅发电一项每年就可创造上亿元的财富。
我站在大闸上四处眺望。远方烟波浩渺，耳边水声轰鸣，脚下激流翻滚。看着眼前的壮观景色，谁能想到2009年春天这里还是干涸的河道，低矮的河堤，不规则的农田和村庄。想起罗功中讲的搬迁过程，我不由感慨万千。
因为几天前我们刚去过丹江口看过加高后的雄伟大坝，也到河南淅川看过通往北京的南水北调出水口的渠首大闸，看过引江济汉的整个运河工程。想起丹江水利枢纽当初靠蚂蚁战术、靠肩挑背扛筑坝的艰难场景，不由为国家的进步和富强深感自豪。
我在想，国家真的是有钱了，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太强大了，建设施工能力让世界刮目相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大一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执政党执行力的优势。据说台湾亲民党一位成员在参观了祖国大陆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后大发感慨，并留下了令人深思的几句话：“共产党真伟大，想干啥就能干成啥，民主制度好是好，就是啥事干不了！”
是的，我们的很多优势的确是天下无双的。比如基层政权的优势同样重要。试想如果没有罗功中这些基层党员干部，这样的工程进度是不可想象的。
我看了看身边的罗功中。这才发现大热的天他却穿着长筒水靴，上面沾满了泥浆。见我盯着他腿上的靴子看，罗功中笑笑说，“只说你们采访时间短，没来及换鞋就跑来了。” 原来是昨天夜里潜江下了220毫米的大雨，搬迁户们即将收获的小麦被淹水了。被水淹了麦地的村民们都来找他反映，要村里出面向保险公司报灾情，罗功中和村主任董定山、副支书郑合兴一大早就来到了淹水麦地，一边联系保险公司勘灾，一边组织排涝。
“马上要割麦了，却来了这场暴雨，这又是个关键节点！” 罗功中说完又笑了，自嘲说，“都是前几年搬迁时节点节点的说惯了嘴，现在都没改过来。”
望着这位时刻处在“节点”上的村党支部书记，我不由心生敬意。难怪村民们把他称作“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真的是当之无愧！
2015年6月27日改定
2015年5月8日——16日，湖北省作家协会与省水利厅组织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济汉运河行采风写作，历时9天，途经郧县、丹江口、河南淅川、沙洋、钟祥、荆州、公安、潜江、天门等地。 本篇报告文学为采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