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留言  ·文学襄军网首页  
王伟举
    首页 作家简介  纪实文学  个人相册 
武大——苦涩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梦境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时间:2006/9/21 9:14:03  阅读:4706次

 

·武汉大学首届插班生征文

 

武大——苦涩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梦境

 

                     王伟举

                          

虽然我至今也没有写出给武大争光添彩的作品,但武大却实实在在地丰富了我的人生,武大精神至今仍在陶冶我的情操并纯洁着我的灵魂。每当人生遇到坎坷的时候,总是武大精神给我度过难关的自信。我以一颗感恩的心,写出以下这篇类似回忆录的文字,试图永远将短暂的武大生活珍藏在心.

——这是一份阔别20年的人生感悟,它可能缺少文采,甚至剪裁也不严谨。但它却是我向尊敬的老校长和武大恩师们打开的一颗赤诚之心。

——作者题记

看相的人说了,从长相上看我就是个苦命人,而我灰暗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屡屡证实迷信的应验概率确实很高。  

仅以上大学为例 ——大学之梦一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痛点。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如果不是文友彭兴国(野莽)的鼓励,我今生恐怕与武大无缘。武汉大学发布招收插班生消息时我在宜城县文化馆工作,对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文学还是一种社会时尚,我满腔热情地忙于给县城的青年们组织文学讲座,彭兴国是我请来讲课的文友之一。他是个热情豁达、生活得很潇洒的青年作家,在哪儿都有很好的人缘,所以他也是我为数不多的文学朋友之一。彭兴国一见面就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在探索高教体制改革,要面向全国招考插班生!”他的话语充满热血青年的激动,充满一种憧憬和期待。彭兴国告诉说我他已经报了名,讲课间短暂休息也不忘给我打气,热情鼓励我抓紧去报考。记得临别时他还再三对我强调报名截止日期和考试时间。     

朋友的热心让我感动,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反应却有些迟钝和麻木。因为上大学曾经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梦境,而我曾经历的上学过程却是我人生遭受重挫的伤心之旅。文革中后期部分院校就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公开的招生对象是下乡、回乡优秀知识青年,方式是由贫下中农推荐、各级党委政审、学校择优录取。但实际真正幸运入学的优秀青年只是极少数,大部分招生指标成了县里或公社各级干部们之间的交易筹码。我那时已经在《湖北文艺》和地区报纸上发表了一些习作,很多社员认为我是早晚会成为推荐对象的。但是我没有一个亲戚在外当干部,社会关系中连个党员也没有。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个有背景的同龄青年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走进了各地的高校。  

1975年那年正在批判资产队级法权,敏感的招生过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年我所在的大队成立了一个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三结合招生工作组。我和一位回乡男青年、一位下乡女知青一起被大队幸运提名上报到了大公社。

当时我正在生产大队的小养蜂场饲养蜜蜂。这是当时驻队县委组织部长赵万炳为我谋的好差事,赵部长看我喜欢写作,在大队办蜂场讨论人选时他极力举荐我,说我聪明,养蜂是技术活需要聪明人,而且追花夺蜜很有诗意也有利我学习创作。这对我本来是件好事,在几千人的大队让人很羡慕了一阵子。谁想世事难料,这养蜜蜂的差事最后竟成为我厄运开始的诱因。当时的我太过天真,听到被推荐的消息后十分的兴奋,希望的种子很快发芽又很快长成了小树,年轻的心被扰得痒痒的难受。认为贫下中农推荐关过了,剩下的就是上边审查关了,而学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我已有几篇小说在省里的刊物上发表了。这种轻浮使我开始作上大学的准备,还曾天真的跑到县委宣传部找人打听全县录取名额。晚上回家去拿粮食又住在家里同父母讨论上大学的希望有多大。正所谓乐极生悲,就是这年夏天发生了百年不遇的“75.8”大洪水,而我正好将蜂群放在蛮河边赶芝麻花蜜。结果这天夜里蛮河水突然猛涨起来,蜂箱被淹了水,虽然当地群众帮我抢了起来,蜂箱没有流走,但是淹水给蜂群造成了乱籽乱脾的幼虫病。我心情沉重,忙着买药治疗,再也无心想招生的事了。后来得知我的名字在大公社政审时就被刷下来了,而且同时被推荐的另两个青年也没有过关。到底公社的20多个大中专名额都给了什么人,这幕后的交易至今无人知晓。

原以为大学没有上成也就罢了,但此事后遗症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当时正值华国锋上台“抓纲治国”势头正盛,农村也开展了整顿社队企业的运动。我所在的大队企业就属于整顿范围。于是蜂群被淹的事被揭了出来。县委驻队工作组有一位也爱好写作的干部,平时对我很客气,常向我请教写作经验。这时不知处于什么心理将我的事报告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与一个小社员的距离犹如有天地之间,所以县委书记并不认识我,但没想到他在大队群众大会上作动员报告时竟将我作为重点对象点名批判。“有个年轻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成天想成名成家、想上大学,把集体财产不当事,这样的人,再有才也不能用。文章写得再好也不准他发表!今后不经过我批准,哪里也不准登他的文章!”

一个小小社员让县委书记这样一批,其后果自然严重。我后来投到《长江文艺》去的稿子都被压了下来,有一篇《在蜂蜜收获的季节》已经通过终审还画好了插图都压了下来。编辑部处于对我的爱护,不敢逆着县委扶持我,以后再推荐上大学自然没有再提起我。到了77年恢复高考我已到另一个村子当了上门女婿,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已消磨了我的意志。非但根本没有复习的条件,连想想这事儿都是一种奢侈,大学之梦换来的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低谷。直到1979年湖北省文化厅在洪山礼堂开了一个落实业余作者政策座谈会,县委才取消了不准我发表作品的禁令。后来在省里上了史称“黄埔一期”的文学讲习所,结业后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并经襄樊市委批准特招为正式国家干部。我以拼命的工作回馈组织上的恩典,还被评为全县模范工作者得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的奖励。彭兴国去我那里时我已接到调襄樊市文联去工作的通知,只是县委宣传部和组织部让我缓一缓,需要找一个接替我工作的人再走。这个时期种种巨大的变化让我时刻处于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之中,我感到命运对我的补偿已经很丰厚,再想上大学对于我就属于“人心不足”的奢望了。何况我年龄已过“而立”,大学梦的希望之树早已枯萎,10年前的心灵重创使我从此对生活再没有什么期望值。当时生活中凡有所得统统被自己认为是“意外之财”,无论再受任何挫折也都在自己意料之中。   

在这种心态下,如果不是彭兴国的鼓励和怂恿,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武大与自己联系起来。正是彭兴国的到来使我心中那棵枯死的希望之树又开始发芽了。我去文化局找到最看重我的局领导廖秉寿局长征求意见,没想他竟会说:“好事呀!只要能考上,一定要去读!你现在就停下来抓紧复习,武大可是不好考的。”

于是我临时抱佛脚,跑到县师范去找朋友补一些基础课,大约补了半个月,但后来考试证明我做了半个月的无用功,这种病急投医的补习在考试中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虽然插班生招生是特殊考试,但考前压力丝毫不比现在的应届高中生差。因为得到的消息是中文系的报名人数已有1200多人,而中文系插班招生人数不会超过20!最后经过资格筛选核实,实际参考人数仍有400多人。

考试前夜我躺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招待所的小床上整整一夜没有一丝睡意,越想睡着越睡不着,说不出是紧张、兴奋、还是恐惧。一次次数到一百,再数到两百,直数到天亮脑子仍是热烘烘一片。天亮用冷水洗了把脸,脑子更乱,走进桂园教三楼的考场时腿肚子竟有些哆嗦。考题现在都忘了,只记得考题中有一道是基本语法和文言文译白话文,内容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节选,还有一些文艺理论的论述题。这样两个半天考下来我整个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考完在校园里的小径上散步听着应考同学们信心十足的谈论我就灰心了,根本没有做下一步的打算,心想就当作一次人生体验吧。   

三个多月后我已把考试的事忘到了脑后,81日拿着调令到襄樊市文联去正式报到。这里的领导由于地市合并后的复杂人际关系对我不冷不热,当然这是以后我才悟出来的,当时我对政治蒙蒙憧憧什么也不明白。让我在一个楼梯间过道里先住下,接着让我参与文代会筹备,具体工作是起草一个主题报告。然而就在我关系转到市文联没几天,我的人生旅途中又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接着寄来了。与10年前的结果正好相反,当年我上大学心太切反而跌得鼻青脸肿,这回原本不抱希望武大却给我来了个意外惊喜。我不由又一次感叹世事无常。不过这也使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县里工作,县委把我当人才,在市里,人家本来就不冷不热,你一来怎好意思提出去上学?但这是绕不过去的坎,通知在怀里揣了两三天后,我还是硬着头皮向领导提出了上学的要求,领导没有明说不同意,而是委婉地说文联要求学习的同志很多,你一报到就去上学让我们怎么跟其他同志解释?并且党委开了会,意见高度一致地形成了一个不同意我去上学的决议。领导当然没有明说,表述意思大致是“文联工作需要人才所以才调你来,调你来就是为了充实《汉水》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等等。从情理上讲也不怨领导,我一来就去上学确实难以服众。所谓“服众”我后来才想明白,在那个文凭金子一般的年代,你一个刚来的人就去武大脱产读书,周围人们心理上的反应可以想见。然而此时武大对于我的吸引远远超过了国家干部的所有价值,于是我向机关领导解释:武大是我自己考上的,是国家教育部批准的计划内招生,并不需要机关出钱,并借机表明了一定要上学的坚定态度。机关领导也不含糊,摊牌说,那你就只好再调回县里,从县里去上学好向同志们解释,以免让党委为难。这等于下了逐客令了,但最后也没忘了礼节性地说毕业后欢迎你还回市文联工作。

于是我回头去找宜城县委的组织部长王银亮同志。王银亮是武汉大学中文系62届毕业生,听说此事后十分生气,说武大深造这样的机会对你一生就是一次。对于你这个从农民业余创作起家的作者非常重要。他表示同意我调回县里,并带着点意气地说:“当时市里调你去我们本来就不想放你,你要不去市里我们准备让你做政协副主席的,既是这样你就先回来再去上学,把关系放在组织部,生活费我们发,毕业了也不要再去市里了,要能参加分配就往省里去。”   

王银亮是我遇到的第二个真正关心我的领导同志(第一个是引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后来做到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孙樵声同志,他对我的人生影响不属于本文主题,不予赘述),组织部长王银亮同志的支持对于孤立无援的我不啻是向一个海上落难者扔来了救生筏,我安顿好仍住在县文化馆的妻女便北上襄樊去转关系。路过市委宣传部时我想调来不过一月又要调回去,这么大的事应该和熟悉的领导说一声,于是我找到了段明贵同志(他当时是宣传科长,一年后就升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直到退休,现在仍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襄樊市作协主席)我向他说了一个月来的变化和我最新的决定。没想到段明贵同志兴奋地说,“不用回去了,他们(文联)同意了,你就从市里走。”我十分诧异,他又进一步说,“果部长亲自来找了刘部长,刘部长亲自找文联做了工作,他们同意你去上学。”    

这样一个变化又是我自己没能想到的。但回想起来,是在市委组织部工作的文友张月斌同志帮了我。当初调我时地市机构合并后进市人员已开始控制,虽然调我经过了市委,但文联机关本身并不很欢迎,也是他从组织部催促落实,由市委组织部下文县里才放人。收到武大录取通知后我谈了调回宜城上学的想法,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小科长,有心帮我却无权力,但他当时分析说:调回去上学这是个下策。他给出了个主意,让我给组织部长果真同志写封信,说调你来果部长是知道的,你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不太好,从礼节上也应该告诉果部长一声。并叮嘱信千万不要写长,只拣要紧的说,控制在一张纸内。我简单地写了几句关于要求上学的话交给了月斌同志,具体措辞已记不得了。但没有想到张月斌这个主意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果真部长一看到信就拿了我的信来宣传部找市委常委刘部长,刘部长见组织部长这样重视,便亲自去文联做通了工作。我一生都将对真诚给我帮助的张月斌同志和给我关怀的果真同志心存感激。机关党委终于同意我去上学了,不过附加了一个条件,说同意你带工资上学,毕业了必须回来工作。那时我家庭极其困难,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养家糊口非常需要那份每月58元的工资,这便达成了君子协定。正是这城下之盟决定我的人生走向,使我后半生一直困守在这座古老而封闭的城市直到终老。

当我背着行李来武大报到再次走过那座写有“国立武汉大学”的青石牌坊时,回想起我10年前推荐上大学的人生重挫和这次考插班生的一波三折,不由感概万千,有谁知道我的大学之梦竟是这样坎坷艰难。

   

当迟来的大学生活终于开始的时候,人生的诸多艰辛与苦涩便很快被武汉大学的美丽校园的求学生活溶解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我面前,一切都是从未有过的新奇,学富五车的老师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特别是与成千上万的年青学子们一起听课、一个食堂吃饭、一个宿舍楼住宿,便有了一种重新找回青春的感觉。我们这些从各个工作单位考来的插班生,在大学梦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失落和遗憾。大家都很感激刘道玉校长,是他让我们有机会补上了人生最重要的大学生活这一课。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种重生感。  

   中文系的16个插班生编成一个独立班,从军队考来的龚绍东同学被系党总支任命为系里的学生党支部书记,虽然他比我还小了两岁,但他的老成持重和严谨使我在心中一直把他当作我的学长。我住的桂园4112房间有了三个省的同学,从河南信阳考来的周百义,从广州军区考来的四川藉同学何三怀等,周百义由于给人谦逊好学的印象,被选为学习委员,大概大家看中了我的勤巴苦做和任劳任怨就推举我做了生活委员。也就是为大家领取学校补贴的食堂餐票、过年过节的加餐餐券、落实没有工资同学的助学金等一些集体生活性的事务。至今想起曾为同学们干过些跑腿的琐事仍感欣慰。当时的心情是能在这著名学府里为这么多高素质的同学服务是一种幸运,哪怕当清洁工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我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种美好的心境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武大作为中国最早的著名高等学府,在我们每个同学心目中都是神圣的。校园内的每一座古典风格的教学楼、每一个辅助设施,每一幢宿舍楼、每一株花树都值得我们尊敬。特别是刘道玉校长领导下的高教改革使武大享有了“中国高校中的深圳”之美誉,置身其中的我们也分享到了一种光荣。既有幽久历史文化又有着现代教育观念的武大确实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幽静的校园,高大宽敞的图书馆,在美好和神圣的环境中我暂时忘记了人生中的诸多酸辛和求学之路的坎坷,和所有同学一们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当时那种刻苦和勤奋现在回想起来仍值得自豪和欣慰——仿佛经历了多年饥荒的饿汉掉进了米仓,恨不能把多年来的亏欠一下子补回来。而武大在全国高校率先实行的学分制,又为我们跨学科学习提供了便利,我除了中文系规定的“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古代文论”经及语言类一些必修课外,还选修了“写作”、“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电视艺术”、“红楼梦研究”、“鲁迅研究”等一堆课程,甚至还选了哲学系的必修课“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现代科学哲学”等课程,并且都拿到了及格的学分。其实有些课当时也没有弄懂,如欧洲哲学中除早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现代的萨特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外,黑格尔和康德等人那些艰涩的逻辑推论性的哲学著作,直到现在也似懂非懂,至于毕达哥拉斯、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等哲学家的名字也难以记下来。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热情,反正就是囫囵吞枣,像老牛吃草一样先吞到肚里再说。说实话,在这以前我对中外文学发展史和一些名人名著都只是一知半解,因为缺乏系统学习,无论中外小说读得再多充其量也只知道皮毛。而武大的学习却使我能够把各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是把一些欧洲名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作家当时的思想粗略地梳理清楚。在进武大之前,由于条件的局限我读的名著少得可怜。除了中国四大名著是小时候就开始从连环画读起,再就是现当代的红色小说《红岩》、《红旗谱》、《播火记》、《创业史》等,至于外国小说却是屈指可数。目力所及也就是苏俄的一些革命小说,如《海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母亲》之类,除此之外就是法国的《萌芽》、《悲惨世界》等为数不多的几部。而武大那17层楼的图书馆里却有着数不清读不完的名著。第一眼看到那一层层楼上的一架架满满的书我都傻了,真不知该从哪儿下手。我们的导师陈美兰教授告诉了一个方法:从每个时期选有代表性的作家,再从每个作家的作品中选取他的代表作品,这样既能有效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也基本上能够了解这些作家的风格和他们生活的时代风貌。

我按照老师的指点,根据自己的喜好有选择地集中读了一批欧洲名著,较系统地了解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代表作品。其中卢梭的《忏悔录》给我印象最深,他对自己灵魂的坦率解剖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憾——原来世上竟真有这样一种惊世骇俗的真诚!福楼拜《情感教育》那种爱的纯真和崇高情感让人在阅读中感到一阵阵心疼,而川端康成作品中的唯美和感伤至今伴陪着我的人生。 

更多的收获当然还是在老师们的讲课中,至今他们讲课时的音容笑貌还记忆犹新。我们的导师陈美兰是著名的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听她的课每次都要早早抢了位置,要稍晚一点,再大的教室也会水泄不通让你无处立身;蔡守湘教授浓重的湖南话讲授先秦两汉文学史,他边讲边做动作的风趣引得哄堂大笑,下课后仍有同学在悄悄摩仿;白嶷岐老师讲写作课时英国绅士般的优雅、唐富龄老师讲《红楼梦》时的那种明清文人式的斯文、皮远长老师讲“鲁迅研究”时的诙谐、王文生老师讲《古代文论》时的严谨、罗龄老师讲“俄苏文学”时的活泼、哲学系李红英(音)老师讲欧洲哲学史时那种竭尽全身力气的认真、还有只给我们讲过几节课的易中天、李锋等青年老师们的英气和锐智,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武大的伙食也是不错的,每月8元的补贴是由菜票形式支付的,每月都由我去领了来一叠叠地分发给每一位同学,这使我有机会听到同学们对我说了许多的“伟举兄,辛苦你了!谢谢!”桂园三食堂早上的肉包子个头很大,中午晚上的排骨烧土豆名副其实。吃饭时常常是一边争论问题,一边开着玩笑。我和周百义同学常对桌而食,但他很快从吃风格上发现了我的性格弱点。我们打一样的排骨烧土豆,排骨块数自然是远少于土豆的,他首先就把排骨先选了吃掉了,剩下满碗土豆,而我总是先吃完所有的土豆,把排骨留到最后,待到饭快吃完时才开始慢慢享用。他感叹说:“王伟举到底是农村出身,会过日子啊。”现在细细想来这正切中了我骨子里小农经济培育出来的保守性格。

因为插班生年龄相对偏大,其间大部分都已为人父母,所以同学间的友谊就显得含蓄而拘谨。不过从细小的事情中也能看出同学之谊的一种本真。记得女同学华姿上街被小偷掏了钱包,那时好象她没有带工资,靠写诗的稿费和家里的资助读书。当时的损失对于她肯定要用“惨重”来形容了。但她是个含蓄的女孩子,平时很少说话,语言都在她的诗里面。我从女同学曾静平口里知道了这事,便行使起生活委员的职能来。我向龚绍东同学说了此事,提议搞一次募捐。同学们都很支持,虽然都在苦读书期间,但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和支持,竟也聚起来一百多元。以现在的眼光这实在微不足道。但却帮华姿度过了难关。后来华姿到襄阳古隆中参加一个活动,我陪她吃饭间忆起这事时,月收入已是六七千元的华姿仍十分地感动。她说她曾写过一首诗,把我和同学们的感情都写进去了,但遗憾地是我却没能读到。 

那时候都把时间抓得很紧,不是听课就是写作,几乎没有玩的功夫,唯一的娱乐就是一周看一场电影。在武大看电影是很惬意的休闲,而武大看电影的方式恐怕是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武大太大,师生太多也没有室内电影院,放电影只能在学校的大会场里。会场依山而建,由低到高直延伸到山坡树林里,空空的场地,每个人要自带坐橙——我们进校都发有一个小方橙,开大会、看电影都得带上。宽大的银幕挂在观礼台上,师生们混坐一起,不分尊卑长幼无序而坐,场子地势由低到高谁也挡不住谁的视线。每个周六总有两部大片,一毛钱买两个铜板似的塑料板,进场时丢到大木筒里。下雨时的电影场更是一道少有的风景,各种色彩的雨伞像森林中的一朵朵彩色蘑菇,无论多大雨也不影响人们看电影的热情。我们班吕新琼同学看电影最为积极,常常是大部分学生还在吃饭她就端了小橙,买一包瓜子跑到窗口来喊我。因为她年龄最小在班上同学们都象哥哥姐姐一样宠着她,都管她叫“琼琼”。她当时来喊我,似乎要找一个保镖或是仆人。我当然也很乐意充当这个角色,有个女同学一起看电影心境会更好。不过一到电影场里她就像一只小猫一样静静地坐在身边并且很快进入到电影的情境中去,几乎很少同我说话。这种纯真的友谊一直保持了很久,后来她在法国读博士回来,因为法国雪铁龙公司同二汽在襄樊新建轿车基地项目,她作为翻译在襄樊工作了两年多,这使我们有缘重聚。在所有同学中,“琼琼”和曾静平是光临过我寒舍的仅有的两个同学。

虽然大部分同学分别20年再没有见面。但大家当时的青春风采仍深印在我的脑海。如女同学中洪琼身上那种贤妻良母的责任感,女诗人华姿的那种精灵冷美人神态以及曾静平青春诗人的热情,宋骥弘辣妹子般的活泼,男同学龚绍东的严肃冷峻,彭兴国的快乐单身汉形象以及周元镐的不计小节,张法德的神神秘秘,陈应松的深沉幽默,周百义的胸有成竹,阿贵(李永贵)大智若愚的迷糊都仿若仍在眼前。我的这些同学都和武大一起,永远储存在我人生记忆的大U盘里,武大的这一段学习生活,也成为我苦涩人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

 

 时光流逝太快了,插班生生活也太短暂了。当我刚刚领略到武大的神韵,毕业分手的日子就在不知不觉来临了。记得分手的时候,关于我的去向曾得到好几位同学的关心,同宿舍的周百义同学真诚地奉劝我说,“伟举呀,千万不要回去,不然到时你会后悔一辈子!”

我当时家境困难,临上学时又与单位领导有过“君子协定”,还拿了单位的工资。不由我自主选择。我的情况同学们可能没有人真正清楚,临毕业时单位派人来校找了学生科,我们的市委宣传部长在珞珈山宾馆开会还找我谈过话,动员我回去,并许诺回去就解决一套房子。 系总支领导专找我谈过话,说单位欢迎回去是好事,说明单位重视我,并说我的档案一直没有发到学校来。但系领导仍表示如果确实不愿回襄樊,系里仍可做工作,先帮找好单位,慢慢再要档案。这时候,又是小农经济小富即安的意识害了我,想到回去就有房子了,就可以把老婆和孩子从县城接到襄樊市一起生活了——人嘛,在哪不是生活?      

客观地说,我的选择影响了我的发展,特别是影响了我的创作进步。如今看到我的同学陈应松,彭兴国他们著作已经等身,影响遍及海内外,看到周百义把一个长江文艺出版社经营成了全国有名的大社,看到龚绍东、曾静平、洪琼、华姿和许多同学事业上红红火火,耳边便记起周百义的临别时的警示,心里常常会有一种失落。也偶尔产生一些“如果”的联想——如果我当初不被老婆孩子热炕头所吸引,如果换个地方将会怎样?虽然同学之间的才气差异相去甚远,但观念上的差异确是我人生的主要败笔。后来也陆续有过几次到武汉的机会,都在这种求稳求安的小农意识支使下轻而易举地放弃了。直到知天命的年龄才发现自己错误,然而这一切都成为如烟往事。如今我拿着“正科”级别的工资,在50岁上就从文联秘书长的位置上“改非”赋闲。生活倒是安逸,住在市委党校一个大院子里,房子有160多平方米,举目窗外便是排排绿树的树稍,有一种置身森林公园的清静。曾静平同学来看我时曾宽慰我说,你这是北京一个副部长的待遇呢!我已基本上用不着上班了,不过,我并没有闲下来,除做一点当地作家协会的公益工作外,每天仍在勤巴苦做的写着各种文体的文字,实质上的商业写作—— 一种为成了名的同学们所不屑的写作。我已没有了当初上武大时的理想,彻底沦为一个卖文为生的文人。给人写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写报告文学,也写点电视剧本,去年还卖出去一部。总之,什么挣钱就写什么,就像当初我们政府引导农民那样,什么赚钱种什么。在这个城市里,我大概算是唯一可以开价写稿子的人。这也仰仗武大,如果没有武大这一站,没有武大的给予,我的这类文章也写不到这个程度。这种活法同学们听起来肯定会感到有些悲凉,但在这偏僻古老的城市里,小日子过得还算安逸。不过我仍在盘算,过一两年,等我女儿博士毕业了,有了自己工作和家庭,我就没有负担了,我会停下来认真写些属于文学的东西,当然也可能再写到武大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每个同学难以忘记的珍贵记忆。  

也许因为我独自困守古城,20年来除我前面提到的吕新琼和曾静平外,与其他同学几乎没有交往。我想这并不是同学们势利,也不是我自己自卑。主要是与我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浮躁的年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很难有闲心拜师访友。但是刘道玉老校长和武大老师们的恩情,同学们之间的友谊我从来没有忘记。惭愧地是,我只能以认识他们为荣,只能用他们的名字装点自己的门脸,比如在某些需要虚荣的场合我会说——我是武大中文系83级插班生——刘道玉是我们的校长,陈美兰是我们的导师……或者说,陈应松、野莽他们都是我的武大插班生同学……      

最后我有一句心里话需要向同学们坦陈——

虽然那时我已不算年轻,但对生活认识的浮浅和幼稚使我那时都还不懂得珍惜友情。在短暂的时间里由于自身修养的不足,无意间也可能给个别同学留下了不愉快的记忆。我常常在心里想:亲爱的同学们,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能再给我们一次相处的机会,我会让老师和同学们记住一个全新的我。

遗憾的是生活没有如果。我亲爱的同学们,但愿岁月早已冲刷走这些不快的记忆,沙尘拂尽,友谊便会像金子般的珍贵,至少我现在已是这种心境。   

武大啊武大,无论我活得怎样苦涩,你都永远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梦境。

 

                     2006年8月31日草就

(此文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创新改变命运》一书;  

2008 年《长江文艺》第7期转发在“人生走笔”散文栏目)

 

 

 
 
 
标题: 谢谢先生鼓励!
评论人: 王伟举 发表时间: 2006/11/17 22:27:18
内容: 谢谢刘先生鼓励,我于散文原是外行,这篇文字是赶鸭子上架的产物,因为武汉大学要出版一本关于插班生的书,各院系60多人中有40人很快写了,而我们中文系16人中就我一人不积极,后来听得老校长刘道玉生气了,当时的党支书、河南社科院的副院长龚同学再三催促,北京的几位同学也对我扫兴大为光火,纷纷讨伐。被逼不过,只得匆匆草就一篇应付过去,由于匆忙,文中错处不少,让各位朋友见笑了!
标题: 感慨不已
评论人: 崔新建 发表时间: 2006/11/11 23:10:13
内容: 没想到王老师还有这样的人生经历,读后令人感慨不已…………
标题: 至情至性的好文章
评论人: 席星荃 发表时间: 2006/9/22 9:37:59
内容:

我仍在盘算,过一两年,等我女儿博士毕业了,有了自己工作和家庭,我就没有负担了,我会停下来认真写些属于文学的东西,当然也可能再写到武大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每个同学难以忘记的珍贵记忆。  

此文情深意笃,特别是对人生有痛切的认识,对当前个人的精神情感处境有清醒的自省,但愿吾兄能重振雄风.

  读了此文,我既十分感慨,也十分欣慰!

  让我们都努力对待此生吧!

    共3条  每页显示5条  第1页  共1
 
作家登陆
用户名:
密 码:
验证码:
    
书籍诗选杂志刊物设计
文章搜索
 
最新文章 NEW10
 闲话“宜城人”
 滚烫的土地
 节点
 草根怎样长成大树
 转型中国——潜江的选择
 北疆红柳——写给可敬的援
 缱绻文事忆保康
 寂寞中的坚守
 一生只为一个梦
 转型中国—东莞进行时
热门文章 TOP10 点击
 转型中国—东莞进行时 18989
 大医精诚 18928
 世纪沧桑 Ⅲ:激情与 15445
 故土之恋——淅川县仓 8545
 世纪沧桑 Ⅴ.警醒与 6440
 梦回大唐怀襄州 6015
 报告文学写作技巧探微 5878
 徐迟——从南浔到石花 5689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记 5276
 武大——苦涩人生中的 4706
作家王伟举
地址:湖北襄樊  邮编:441000   电话:13907279693
网址:www.xfeb.com/wangweiju  邮箱:23124406@qq.com
内容维护:王伟举
技术支持:万笛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