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仁”占了很大的成分。“仁”在中国古代，有着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以至于圣人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境界，并把它做为儒家思想教化人们，建立和谐社会的最高标准。但“仁”过去一直是统治阶级对小民百姓的要求，尤其是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对自己不光网开一面，而且是最不讲道德，也最没有仁义道德的。

    但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上，也确实有这么一位帝王，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实行仁政，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佳话，他就是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赵祯1023年即帝位， 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3岁，在位长达41年。

    权柄在手，独断朝刚，做为封建时代的皇帝，该有多大的权力呢？可以这么说，天下都是他的，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皇帝宋仁宗却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真正能够不断地约束自己，克制私欲，以仁德，以自己的表率来治理天下。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员献上蛤蜊，宋仁宗问是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宋仁宗又问这些蛤蜊要多少钱，地方官员回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一千。宋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 宋仁宗说到做到，他真的就没有吃臣下献上的蛤蜊。

    这在今天，别说是一个贵为九五至尊的皇帝，就是一个处长，一个局长，吃几枚蛤蜊，算个什么。他会在惜那点钱吗？况且还是别人送的。

    还有一次，宋仁宗处理政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说：“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宋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一个承平时代的皇帝，在深夜处理政务，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却因为怕影响不好，而断然忍住了这一欲望。这是什么精神？又是什么境界？他有无边的权力，却克制，约束自己，不乱用权力，连一碗羊肉热汤都不愿多吃。你断然可以说是宋仁宗虚伪，但一个帝王“虚伪”到了这种地步，并且这样“虚伪”了一辈子，那这就不是虚伪，而是仁义，而且这种仁义足可以光照千秋，彪炳史册。

    身为九五至尊，宋仁宗皇帝对别人仁慈宽厚，对自己却是衣食简朴，非常严格。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着急地对嫔妃说：“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宋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侍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宋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严格要求自己，体恤别人，宽厚待人，宋仁宗不只是做皇帝，做到了“仁德”的及至，就是作为一个善良、仁义的普通人，他也做到了及至。

    在治理国家，使用人才上，人们还传颂着宋仁宗这样的一个故事：苏轼的弟弟苏辙“高考”应试的策论（“作文”），是一篇尖锐批评宋仁宗为君之失的政论文。他在策论中说：“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 苏辙这篇策论，不仅直言当朝皇帝宋仁宗的得失，而且仅凭“不知信否”（道听途说），就对宋仁宗宫中之事妄议是非。这在别的时代，真是胆大妄为，头颅早就被砍掉了。连当时的“高考”考官胡宿都认为苏辙言论“不逊”，呈请宋仁宗取消其录取资格，苏辙也自认为“策入必见黜”。但宋仁宗审阅苏辙的策论后，却钦点录取苏辙与其兄苏轼为同科进士。用道听途说来诽谤皇帝，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死罪，而那位被攻击的皇帝没有丝毫的不悦，却爱惜其才，亲自对21 岁的苏轼与19 岁的苏辙进行“御试”，结果苏轼赐进士及第，苏辙赐同进士及第。不光如此，宋仁宗还高兴地对皇后说：“我为子孙得了俩位宰相。”这该有多大的胸怀与雅量呵！今天的官员能做到这样吗？！

    有了这等的胸怀与雅量，在位时间41年的宋仁宗治理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如果按现在小说、影视剧的说法，人能够穿越，那我最愿意穿越到北宋王朝，尤其是宋仁宗治理的时代。我不愿去所谓彪炳史册的汉唐时代，更不愿去“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所谓英雄时代。一个国家，人民生活安定，人的幸福与尊严彰显，才是人们最愿意生活的年代。所谓帝王的丰功伟绩，那是建立在多少人头的滚落，鲜血的流淌上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的君主，是当之无愧的“仁君”。“仁政”，则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但在宋仁宗赵祯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帝王敢以“仁”自称或被冠之以“仁”。

    1063年，当宋仁宗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史书上写道：“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路经剑阁时，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宋仁宗皇帝的驾崩。可见宋仁宗的“仁德”怎样赢得了人心！

    虽然自己做得好，把国家治理得也很好，但宋仁宗却没有把自己的这一套“仁政”制度化，并传承下来。以至于这一套“仁政”只是昙花一现。宋仁宗虽然以自己的“仁德”而光耀中华历史的天空，但他却不能改变封建制度的专制、残暴。随着宋仁宗的离去，人亡政息。这片土地上的暴君、昏君连绵不绝，恶贯满盈，给人民造成了长久的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