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家生活

 

      题记：

      农历四月中旬，就已是让乡人萍然心动的丰收季节，我不再把自己关在窗户里面看风景，回到乡村，体会着我们吃的粮食是怎样播种和收获的，体会着父老乡亲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艰辛和快乐……于是，我整理了一下比较简单的行装，把目光和脚步一齐移向村庄、田野、农舍……

 

       散笔：

      每一栋楼房的崛起都依傍着土地长大，每一座城市都吸食着田野的养分发育成形。但是，集中着财富和现代文明的城市，似于距离农民这个最大的社会群体十分遥远。在城市的街头，惑然会看到有许多来自于乡村的民工，他们不加掩饰的粗声大气和几乎毫无节制的随地吐痰的习惯最容易引起我们的侧目，那一刻，我几乎忘记了，我自己也是一个农民。我坦然面对自己的身份，是因为农民为这个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证，而且，所有人的精神现实都是漫长的农家生活方式酿造的！在当今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农民脉博的跳动，无疑寄托着人民的苦乐痛痒和社会的兴衰安危！

      距离我原来生存的土地并不遥远，即便是多么遥远，今天的生活已经多么“现代”，在精神血脉中，我都不能该将自己与土地、与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绝缘——那是一脉切不断地、也不该切断的脐带。

      回到村里，我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村民，对乡村生活并不陌生，但是我只是想再次认真地在乡村生活几天。开心敞扉地接纳，这是乡人的朴实、憨厚之处，何况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一个村庄也有自己的历史，它是一个盘根错节、貌密入微的小世界。回到村里和乡亲们同在一个屋檐下聊聊农事，和他们并肩劳作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让自己感受的触角充分展开，深情地关注我生活的村庄，关注父老乡亲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包括他们的思虑与梦想。

正是怀着这样的目的，我觉得我回到村里后生活的很充实，我生活的村庄是襄阳区正建设的双翟公路边上的朱集镇罗庄村。

 

      背景资料一：罗庄村 共有人口2239人，2004年人均收入3400元，在朱集镇属中上等水平。

      △正是农忙季节，寂静的村道上只有几只长脖子的鹅在四下闲逛，偶伴几声狗叫。

      在村里能闲得转悠的闲人不多，一是没有土地的少数农民；二是几家开店需要照看的老人。农忙季节，村里难得有闲人，地少的勤劳的农家妇女有的还到田间打工赚钱。

      不用介绍，在罗庄村，仅看村民的房屋就能判断出各家的贫富，实际上几条新修的水泥硬化的村间道路，几乎就把贫富截然分开了，沿路盖的多是楼房，而村中居住的只有少数富裕的农家。用乡亲的话说，起屋是致富后的第一件大事。这几乎是农村千年不变的传统。更有意味的是，乡亲们盖房时和城里人极尽豪华地装修内部恰好相反，他们把一切花花绿绿的建筑材料都贴在房屋的外墙上，仿佛这种让大家都能看到的漂亮，就是自己生活富足的象征。

      在乡村，各家的小店也有自己的广告方式，他们只是简单地注明销售价格，一句“热卖”的广告反而略显得好笑，让人感觉乡村文化的欠缺和乡人的故弄玄虚，与乡村的朴实、实在的风格一比显得极不协调。

      △在这个村里，致富的门路五花八门，有种菜的有、有务工的、有种地大户的、有小包工头的，有几家在村里最能排上名次的在城里安了家。

      如今是个丰收的季节，不论种地的多与少，都该收获了，乡邻们在辛劳中仍然笑逐颜开，面对我不经意间的谈笑，村里人几乎众口一词都说，能有今天这么快脱贫致富，还是党的政策好。但他们也说：公益事业我们该办，但村里帐目也应公开。

      此前，如果在电视里看到类似农民致富的新闻，我常常怀疑它的真实性。今天，回到乡村，置身于其中，我知道了，什么是“地膜土豆”，在五一节刚过，这里的个大皮薄新鲜土豆就开始上市了，到5月中旬，外地来收购土豆的大货车已经在排队等候。村里的富裕户崔成章给我算了一笔帐，以土豆今年价格每市斤0.45元、亩产5000市斤计算一亩，能赚2000元左右。问起村里的种田大户崔金瑞，为什么不种地膜土豆，他说：种地膜土豆，费工费时，万一外地客商不来收购，自己又没有销售经验，本地集贸市场又有限，多了卖不出去，可就吃亏大了，所以春季大多还是种油菜、小麦，秋季种花生、棉花，虽然收入相对少些，但绝对保险。是啊，他的几十亩、3万多公斤生姜就因市场销售渠道不畅而亏空一季的收入。

     这就是富裕起来的罗庄村农民最起码的市场意识。

 

      △郝余营是罗庄村一个有种菜经验的自然村，老余家是村里的中下等户。

      在他家的饭桌上，还不能保证全都是细米白面，有时候玉米糁还是果腹口粮的一部分。

      这么多年来，老余一直不服气，他家没有一个懒人，他就不信单纯种地（常规作物）就不能致富，但事实让他无话可说。前几年，由于税费负担重，他家7口人，仅种了5亩地，2个在外务工的也没有挣到多少钱。问到他为什么不种“地膜土豆＋西瓜”的套种，起初他还辨解说是因他家人口多地少，后来他不得不承认，实际上是他担心，担心自己种不好，更担心种好了卖不出去。

      经过反思后的老余去年下了大决心，他一下子就拿出3亩地种植了地膜土豆，现在西瓜秧也开始开花了，还好的是，地膜土豆价格不错，但由于去年的土豆种问题，产量不太理想，究竟产值如何，我不好细问。

      现在老余田里的瓜苗，经过移栽后又地膜覆盖，已经长到尺许，许多小西瓜的瓜蒂还没有落。老余喜得直搓手，一个劲地盘算，别看我种的晚，可我种的不少，照样能致富而不再落后。

      可我却在心里琢磨，像老余这么干恰恰犯了大忌，起初他怕风险不敢干，结果错过了机会；如今他看出了甜头，就大面积地种，实际上这里恰好隐藏了更大的风险，你看出的甜头别人也会看到，那么供过于求的危险一旦降临，老余的3亩耕地岂不是要白白浪费？

      这样不吉利的话，我没敢说出口，我只在心里默默地为老余祝福。

 

      △崔家是罗庄村里最贫困的。

      富裕是来有的，贫困同样有原因。崔家贫困的原因是因为躲避计生政策，二胎生育一直拖着……这已是现今诸多农村地区共同的现象。

      崔家的小房破烂不堪，夹杂在邻人整齐高大的房屋中间，显得极不谐调，他家现只有个女儿在家，今年刚12岁，崔红（化名）许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家上学。崔红（化名）还比较幸运，父母一直让她在村里的小学读书，有时会有外公照料。

     目前，像崔家这样的现象在农村虽然不是很多，但都典型。由于经常在外务工，家里一直无地种，而又为二胎生育问题，只有一个人务工，支撑整个家庭的所有开支。他为了二胎能生儿子，夫妇奔波劳累依旧一贫如洗，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精力用于脱贫致富上，一旦落后了就更寄希望于生养儿子，破罐子破甩更形成恶性循环。

 

      背景资料二：罗庄村共有青壮年近800人，在家务农与外出务工的基本上各占一半。

      △武红旗是村里人一致公认的模范青年的代表。

      我走进他家整齐清洁的院落时，他正在三轮车前忙碌着，三轮车并没有出什么毛病，他是在重新调试装配，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三夏”大忙季节。他并没有跟谁学过修理技术，就是自己琢磨会的，除了心灵手巧，他还有很多为村里人称道的优点：孝顺、本份、勤俭。

      我问他对生活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他朴实地笑着说：没什么不满足的，我靠劳动吃饭，吃得挺饱、挺香，哪有那么多的想法。

      我相信他的话，楼房已经盖起，生活比较舒心。

 

      △20岁的崔雪萍，是老崔的小女儿，她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对婚恋的看法很达观，只要人合得来就行。彩礼倒还在其次。在这里，流行的结婚彩礼单上的三大件是：29口寸彩电、摩托车、洗衣机。

健谈的崔雪萍和我有如下的对话。

      问：去过大城市吗？答：去过了广州。

      问：向往城市生活吗？答：向往，可我不羡慕，人际关系太冷漠了，哪有家乡人亲！

      问：如果在城里有一个职业让你去挣钱，你会去吗？答：那要看什么职业？问：歌舞餐厅一类的？答：不去，给多少钱咱也不去。

      问：为什么？答：回到乡村后丢人现眼。问：如果去工厂当工人呢？答：那行。

      问：想不想留在城里生活？答：不会想去城里生活，我最愿意的是留在家里帮父母干些农活，再说，咱农村人在城里是务工，身份是民工，终究觉得像低人一等似的。

      问：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打算？答：也没有什么打算，现在党在农村的政策好，就想在家种好田，能像现在一样，过稳定一点的生活。

      在对土地或城市生活的观念上，偏僻的乡村青年有着很大的差异，像崔雪萍这样的农村女青年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她们还保持着乡村青年特有的质朴和纯真，对未来生活没有太多的期望、渴求，她们还缺乏自信、拼博，不敢大胆设计自己的以后的人生道路，因为土地尚可以创造出足够的财富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

 

      △郝飞扬是村里外出打工青年中有技术中的一个。

我只在他家的照片上见到了他，他还未脱去乡间阳光色晕的脸上沾了些许油污，站在一架支好的测绘仪旁冲着镜头微笑。

      他的父亲是个典型的农民，把我迎进屋后顺手递来两个小方凳，一个权当做茶几，放上沏茶的大碗，而他自己却顺势坐在乡间少有的门坎上仰着脸和我说话。

      郝飞场今年23岁，高中毕业后曾外出务工，跟着村里一基础公司学习测量技术，现已成为技术骨干人物之一。郝父说：郝飞扬从事就不愿意干农活，村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一心一意在家务农的也是越来越少了，都想往城里打工。郝父对此表现得很宽容，他对儿子学到了的一门技术的前景充满了自豪，他说儿子学会了技术，今后在农村也能过上大半个城里人的生活，那就够幸福了。

      我想这些想法或许不是郝父自己想出来的，郝飞扬对父亲的影响肯定占有很大的成份。

 

      △潘晓艳是来为嫁到这个村的姐姐家帮忙的。她的家住在相邻的潘湾村，那是一个以养鹌鹑、种果树而致富的村庄。她还不到18岁，初中毕业，她家也养有近3000只鹌鹑，种有2亩梨树，晓艳通过邮购有《鹌鹑养殖》之类的专业书籍，她知道要依靠科学，该多读些书。这个外表羞涩柔弱的女孩子内心竟是有些倔劲的，她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她说：“人人都有两只手，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问她羡慕不羡慕城市里的年青人，她说既羡慕又不向往。羡慕他们可以天天工作，整天忙碌的很充实，有前途，不向往呢，是因为她觉得他们赚钱不容易，而且到处要用钱，她还知道现在城里工人下岗很严重，工厂发不下来工资，他们也要自谋职业。相比之下，她倒觉得农村的生活更稳定，家里有菜地、有果树，并且农村污染少，空气好，人与人之间更有人情味。

 

      背景资料三：罗庄村共530户人家，其中我和我的父母及家人也是生活在这个村庄中的一个普通农户。

       △崔大爷家有三个儿子，二个女儿。二儿子今年近40岁，那时候因为家大口阔，比较贫穷，在25岁时娶了一个腿有残疾的姑娘翟凤枝为妻，他们的儿子倒是健康聪明、活泼可爱。

翟凤枝不能干地里的活，但她灵巧的双手能织出非常漂亮的毛衣、编出式样新鲜的柳编制品，我没有过多与翟凤枝谈论她残疾的身体，她也一定早捱过了那段艰难的心里历程。她说屋里的活她从小就开始练着干，现在完全可以包下来了。我问她生活的满意吗？她说自从有了小孩，心情豁然开朗！这几年的生活目标就是攒钱盖起楼房，要五、六万元钱。

      翟凤枝要去院里凉晒衣服，她灵巧地一手拿着一根棍子作拐杖，挪动那条萎缩的腿，走得十分熟练。她斜着站立，微笑着看着刚放学回家的儿子，阳光照在她的脸了，她恬静而幸福的表情让我暗暗感动。

      △因为家里有二亩多油菜籽要收割，我也得到地里干活。

      父亲今年已有60多岁，头发花白，却同样和我们兄弟俩一样在田间劳作，家里在去年秋收收前添置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自家有树，所以又请人打制一木质拖车，拉庄稼很是方便，但也不轻松。父亲给我们兄弟俩的解释是：中国的文字多是象形字，所谓“男人”，就是在田地里下力气干活的人。年的迈的父亲很是乐观。相邻的地块是崔学章的，他从别处学在花生地套种晚茬黄瓜，这样，拔花生时不用带水和干粮，地里黄瓜那时正好解渴、解饿。

      晚上，当我出了一身透汗时，一位村干部来到父亲的小店里，并和我闲聊起来，和他一身整齐的打扮相比，回家干活的我却无精打采，见我也语焉不详便告辞了。随后而来的乡邻们说他是有钱人，与咱老百姓生活格格不入，显然在他们的话语中也含有对这位村干部一些做法不满意，但谁都不想说破。

      △宋家院子里堆着一堆已掺好的十分均匀的土粪，看来是准备送到田间的，施农家肥在农家已不多见，询问后，才得知，他家种的是晚茬的西瓜，还须施遍农家肥，那样西瓜会更甜。

宋家的男主人不爱吱声，他的一堂弟却是个爽朗人，他说：“别看现在干得挺来劲，还不知道西瓜成熟后能不能卖上价呢？”女主人抢白他说：“就给您瞎操心，咱这晚茬西瓜错开了季节，哪年没卖上好价钱？”堂弟又说：“要是天时不好呢？到那季节河里一涨水呢？”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几年前涨水捞河里西瓜，你们不记得啦!”

      一时间，大家谁也不说话了，只有沉重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这时一直没有说的男主人说了一句话：天时谁能知道？咱得干啥还得干啥？活计可不能耽搁!

 

      △我开着小四轮（拖拉机）带上拖车和弟弟一起到田里去拉油菜。干了一下午，还没有拉完，主要是由于拖车的车胎是个旧的，不到半路爆了胎，耽搁了不少时间。第二天要犁地、耙地、播种花生，因为有了上一年的开拖拉机的经验，我自信能表现得不错，可是对于地边、混头，我仍然犁的不到位，耙地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对秋季种花生充满信心，去年秋季花生丰收后，父亲为我添置了摩托车，方便我上下班及平日里常回家看看。我相信，每一季的收获都会在我的希望中如期而到。

由此我就知道了，土地会拒绝一切游戏和表演！

 

      尾声：

      乡村没有传奇。但乡村永远都不该被忽视，因为我们的城市和工业，是完全吸食土地的营养长大的。虽然我们不能记清有哪些设施是用罗庄村农民的奉献而修建的，可我却知道，罗庄村农民浇灌下了不下于500基的输变电工程中的超高压线基础工程。所以，我敢说有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是农民的默默耕作，成为了整个工业体系的重要财富来源，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动力。

      因此，面对乡村的土地和在土地上流汗的父老乡亲，我们最应该有的感受就该感激！

      我们有着相同的渴望和梦想，在丰收的夏季，我们更应该相互扶持去收获一个共有的秋天。

      在乡村生活，我的眼中增添了些许的沧桑，为父老乡亲们祝福，是我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