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协体制再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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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12/29 15:22:01 阅读：2421次 |
阎延文
近日，曾创作《第二次握手》的著名老作家张扬，因11月23日暴力击打湖南作协办公室主任彭克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被媒体称为“作家张扬打人事件”。张扬表示：此举意在揭开作协腐败的盖子，并引发对“作协体制是否应存在”的深层思考。有媒体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协体制存在的某些弊端。”
无独有偶，中国作协在12月14日再发公告，宣布开除获刑贪官作家李太银。这是中国作协今年以来，除名的第6名贪官作家。贪官作家获刑除名，自然大快人心。但也有网友质疑：“作为中国文学最高殿堂的中国作协，为何出现了贪官作家‘扎堆’的反常现象？”一些学者也纷纷撰文《还有多少贪官诗人潜伏在中国作协？》，并呼吁：“中国作协要看紧自己的篱笆，别让贪官作家层出不穷。”
老作家张扬的“暴力反腐”当然不妥，彰显出文学界法制观念的稀缺；而中国作协的“先获刑再除名”，也确实暴露出“作协准入机制”的失灵。时至今日，中国作协在将贪官作家除名之外，还没有做出任何问责和反腐举措。媒体纷纷追问：这些“举全县之力玩诗歌”的贪官作家，是怎样进入中国作协、并获得国家一级作家等桂冠的？中国作协体制，真的成了反腐死角吗？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对作协体制进行一次梳理和思考。
一、中国作协体制：“养作家”还是“养公务员”？
2006年以来，许多作家撰文质疑作协的专业作家制度，韩寒甚至笑称为“包养制”。今年5月4日，郑渊洁在博客中谈到，“作家拿工资是一种耻辱”。重庆作协主席黄济人则反唇相讥：“作家不领工资才可耻。”可见，围绕作协体制的诸多讨论，焦点话题首先是“作协该不该养作家”？
问题是作协真的在“养作家”吗？
打人事件后，张扬向媒体谈到：“彭克迥原来只是汨罗县一个打字员，‘通知都写不好’。只是因为丈夫长期担任领导秘书，就进入作协而且一路提升。”(12月8日《三晋都市报》)
作家刘醒龙近日接受采访时说：“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另外，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12月6日《羊城晚报》)
今年8月，中国作协发言人陈崎嵘也曾表示：“我们真的没养多少作家……在全国所有的作协会员中，专业作家只有200多人，是有“皇粮”的，有工资津贴。”(2009年8月3日《瞭望东方周刊》)其实，这里所言的200名作家大多分散在全国各省市，由中国作协开工资的所谓“吃皇粮”作家少得可怜，充其量不超过20人，中国作协“真的没养多少作家”。
可是，这个没养多少作家的作协体制，每年却享受着国家行政的高额经费。陈崎嵘介绍：“国家每年给中国作协几千万元。”郑渊洁算了笔账：“最保守的数字，国家一年有7个亿花在作协上。”
这么多钱，既然“真的没有养多少作家”，那么究竟养了谁呢？答案是：养了大批公务员。作协体制的行政化，使之成了某些官员解决“级别”、待遇的地方。特别是年届退休、在国家机关升迁无望的官员，更把进入作协当作最佳选择。结果，中国作协成了一个机构众多、人员庞大的行政机构，其规模令很多国家职能部委望尘莫及。目前，中国作协这个正部级单位，不仅有多位正、副部级官员，还有500多工作人员，其中200多人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厅局级干部近百人，县处级以上干部占全体人员一半以上。如果把中国作协“所养作家”和“所养公务员”算个比例，至少是1：10。
人们不禁要问：为了养200名作家，设置一个庞大的正部级机构，养十倍于作家的公务员，这值得吗？况且，由这些被作家指为“不懂文学”的官员，掌控全国文学评奖、作家评定职称和文学报刊管理的最高权力，能推动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吗？
二、作协并非清水衙门，“作家当官”很幸福
《瞭望东方周刊》文章中指出：“作协主席是有官职的，中国作协主席属于正部级，省作协主席是正厅级。”
由于中国作协是前苏联作协解体后世界上唯一拥有行政级别的作家协会，这就形成了中国作协体制的另一道独特风景———“作家当官”。著名老作家陆天明接受采访时，称之为“作家主席热”。
这些当了官的主席作家，也确实享受着高级官员的待遇：工资、福利房、专车、秘书……一样都不少。
此外，“作家当官”不仅享受着高额行政工资，还可享受高额版税。一位出版界人士介绍，主席作家的长篇小说不管发行前景如何，印数动辄就是20万。按当前的版税标准，每单本书就有60万—80万元的版税收入。最近几年，众多作协主席荣登“作家富豪榜”，绝非偶然。
局外人往往误认为作协是个清水衙门，其实不然。《南都周刊》早在2006年就指出：“独特的体制，使得中国作家协会掌握着比世界上任何笔会或写作基金都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作协不仅决定着谁可以端上专职创作的铁饭碗，还掌控着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类文学期刊，开办着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学习和培训机构，举办着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
今年6月宣布退出北京作协的郑渊洁认为：“说到深层原因，里面有一个作协体制的问题。作协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群众团体。实际上它的办公经费是花纳税人的钱，是财政拨款……作协拿了这些财政拨款都去干吗了？他们就是用来采风、组织笔会、出国旅游。你看，中纪委都发文件了，如果公务员出国旅游都要严查。那么作家出国旅游就没人管吗？他们花的也是纳税人的钱。”
更值得关注的是，“作家主席热”还造成了文学评价体系的迷失。很多文章呼吁：“作家应凭作品说话，不应以身份论高下！”但在实际情况中，文学评论的美学标准不可避免地发生位移，从“人品立身、作品说话”，变成了“级别立身、圈子说话”。在某些人看来，作协体制内的作家是“作家”，而体制外的作家则是“写手”；体制内不领工资的作家是业余作家，领工资的作家是专业作家；省市级主席作家，无论是否有作品都是著名作家；而中国作协主席，则是“顶级作家”。一些并不优秀甚至有低俗情色内容的作品，只要出于主席作家之手，照样被奉为“民族精神的伟大健康”、“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
只要有了作协的行政级别，就具备了双重身份———既是领导，又是作家。于是乎，“作家当官”、“官当作家”，即使主席作家创作力枯竭写不出作品，也还可以上网抄袭、雇枪手写小说。如果没有媒体曝光和大众监督，仅凭作协的评论家来打分，这些主席作家的抄袭之作、“枪手”小说，没准还能获国家级文学奖。
三、“把作协作为一种官僚机构，是对文学的不尊重”
这些部级、局级主席作家的升迁之神速，也远远超过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按照《国家公务员法》，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经过公务员考试的激烈角逐，侥幸获胜，级别是27级；而中国作协主席的公务级别是3-4级。有专家指出，一个公务员做到省部长最快需35年；而在中国作协体制内，一个普通作家从自由职业者到正部级官员，只需要通过一次选举。结合中国作协发言人的阐释和近年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作协主席的当选资格很宽松。
其一，作品并非最优秀。正如陈崎嵘所说：“作协主席……未必是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选作协主席不是搞文学奖。”
其二，人品无需很高尚。仅最近一年来广受大众质疑的文学事件，就有“主席抄袭”，“主席雇枪手”，“主席写鬼词”等等。凡此种种，正印证了王蒙先生那句话：“作家不是道德楷模。”
其三，当选票数无需最高，而可能很低，甚至最低。
既然门槛如此之低，符合资格的主席人选，自然数以千百计；而作协主席的位置，却只有一个。因此，在这样的作协体制内，作家内部的争斗也就无法避免。湖南老作家余开伟今年8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加入作协的作家，就像踏入官场一样。”“在各级作协内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和内耗，出国访问、评奖、出丛书、评一级二级作家职称、推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种事就会引发利益冲突。每次作协领导班子换届，就是一场利益博弈。讨论理事代表名单就是权力和名头的再分配，成为拉帮结派的契机。”他因此在2003年宣布退出作协，“本来想以退会来推进作协改革，但是现在来看，问题越来越普遍、严重。”
郑渊洁也说：“把作协作为一种官僚机构，是对文学的不尊重。”
四、作协服务作家？愿景与对象的错位
陈崎嵘表示：“现在来说，作协最大的职能还是服务，服务作家，服务文学。”应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在媒体扫描的镜头中，我们却看到了美好愿景与作协服务对象的错位。
镜头一：2008年，内蒙古著名老诗人许名扬由于“写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信件，被人拿到网上以30元的价格拍卖，气愤至极，来到北京状告中国作协。5月13日，朝阳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年过七旬的许名扬，19岁开始文学创作。1956年创作处女作《新乡颂》，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许名扬就得到了诗坛泰斗郭沫若的亲笔回信；而2006年，著作等身的老诗人许名扬写给作协主席铁凝的信，不仅未予回复，还被拍卖了。作协代理人在庭审时称，“信件确由作协遗失，但作协与卖信无关。”作协办公厅一位副主任解释说：“全国各地写给铁凝的信件非常多，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协不曾拆开便送到造纸厂直接打成纸浆了。”(2008年5月14日《京华时报》)
连资深老作家的挂号信都不回复，甚至“不曾拆开便送到造纸厂直接打成纸浆了”，中国作协还何谈为作家服务呢？将心比心，作协的做法不能不令全国作家寒心。
镜头二：在汶川抗震中，以“纵做鬼，也幸福”的雷人词句，广受社会诟病的“鬼词作家”王兆山，在2009年8月，不仅连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而且获得高规格待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亲自到场致辞，“鬼词作家”被作协服务得很幸福。
镜头三：“贪官诗人”李凤臣在2005-2006年短短一年间，荣获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诗刊》、《人民文学》理事等众多来自中国作协的桂冠，被奉为“李凤臣模式”、“诗坛神话”。为庆贺他50大寿，2006年4月还特意召开他的《天命集》座谈会，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彭蕴锦到场讲话。诚如《中国青年报》所言“谁说诗歌死了？在李凤臣那里，诗歌不是满嘴油花活得好好的吗？”这位“最牛贪官诗人”，也被作协服务得很幸福。
事实上，由于中国作协把职能定位为“服务”，而这种“服务”的内容相当空泛，缺乏硬性指标，很难进行科学评估。因此，政府和纳税人，都无法考察中国作协的工作绩效。
五、国家一级作家背后的“灰色交易”是什么？
据《民主与法制》等媒体报道：在“李凤臣获国家一级作家的背后”，是“举全县之力玩诗歌＂的“灰色交易”。2005年5月开始，李凤臣出版第一部诗集，在中国作协会议厅召开座谈会。2005年8月5日至7日，中国作协原书记处书记等在齐河县举行了“中国诗歌万里行”———“齐河放歌”创作采风活动，李凤臣用公款“举全县之力玩诗歌”。2005年12月齐河县成为中国作协《人民文学》和《诗刊》杂志的首个创作基地。一个月后，李凤臣简历中已出现“国家一级作家”职称。2006年5月，中国作协下属的一刊物副主编为李的诗集《绿色的呼唤》作序，称赞李凤臣“是一棵大树，好大一棵树，生长在沃土———这是他的人格、他的诗、他的精神和性情的形象写照”；“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责任心，就是他诗之绿树所昭示的常青生命……”
2007年7月，就在李凤臣锒铛入狱前几天，中国作协下属中国诗歌协会，还为他的第九部诗集《生命驿站》发了新闻。
回顾这个贪官诗人的神速成名之路，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凤臣的诗歌桂冠，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作协制造”。李凤臣落马后曾交代：“写诗有一层目的，就是为日后的升迁铺路。这表明，他的官帽与诗人桂冠是有着互动之功的。”(《解放日报》2009年6月)今年7月，《时代商报》在李凤臣等被除名时指出：“我们很想弄明白，这五个人究竟是怎么混进中国作协队伍的？”“现在这个李凤臣被除名了，是不是还有别的张凤臣、王凤臣还堂而皇之地在会员名单之中？”
《中国青年报》评论：“贪官诗人能跻身中国作家的最高殿堂—中国作家协会，却是咄咄怪事。真不知道推荐和审批李凤臣入会的是哪些人？在放这个文学才华几乎等于零的贪官入会之后，他们内心有没有产生过惭愧？”
今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指示强化干部“问责制”。如今李凤臣已落马两年，作为正部级单位的中国作协，是否已查清了这个“国家一级作家”背后的灰色交易？中国作协，为何至今不被问责呢？
六.作协的存在价值在哪里？如何进行大部制改革？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作协体制是管理作家的。但是，在文学管理的高速公路上，却找不到作协的任何切入口。一个既没有职能、也很难考察绩效，更没有监督制和问责制的正部级机构，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呢？
前苏联作协，曾是世界上第一个把作家协会官方化的机制。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世界上最优惠的作家待遇，反而带来作协内部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每次作代会都造成巨大的文学冲突，文学争端频频发生。作协权威人物醉心于手握权力，把文学引入政治。
前苏联解体后，中国作协体制成为世界文坛独一无二的风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各行各业都进行了深刻变革，唯有中国作协体制，仍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有模式。而且，从历史考察，中国作协从建立之初，就是中国文联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目前，中国作协仍与其他协会一样，是中国文联所属的团体会员之一，只是为了提高其级别待遇，加了一个括弧———(行政独立)。这就造成了中国作协和中国美协、中国音协等诸多艺术协会之间的不平衡。在目前体制下，作协主席的行政级别，比音乐家、曲艺家、戏剧家等国家级艺术协会高两个台阶。打个比方，中国作协主席是正部级，而曾任中国书协主席的启功先生，尽管是大师级的书法家，却从未享受过高官待遇。因此，大部制改革能否触动作协这个“作家部”？这是很多作家和文学大众都热议的话题。
近年来，郑渊洁等作家多次撰文呼吁中国作协体制的全面改革；今年3月，搜狐网站一项有4000多网友参加的调查，96%的投票者支持取消旧的作协体制。在对作协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之前，建议先把中国作协恢复到本位，重新成为中国文联的分支机构。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大部制改革。乘着大部制改革的东风，中国作协能否得到根本改制？作家们充满期待。（《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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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
| 评论人： |
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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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
2010/1/17 10:35:49 |
| 内容： |
呵呵，谢谢关心！虎年将临，顺祝身心健康、创作丰收！ |
| 标题： |
问候冯兄 |
| 评论人： |
崔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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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
2009/12/29 16:34:29 |
| 内容： |
冯新先生转发的这篇文章很好，看了可以开阔眼界。向您问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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