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刚满九岁。过了腊月二十，就天天掰着指头算，离过年到底还有几天。一大家子人，除了父母哥姐，还有爷爷奶奶和还没出嫁的幺姑。每天晚饭后，全家人都围坐在火笼边烤“疙瘩”火。爷爷给生产队放牛，总是挖回很多树“疙瘩”，把屋檐下堆得像小山，所以晚上的火比别人要大。奶奶总是把我拉到怀里，喊着我的乳名儿，重复着老话题，问我过年还有几天。我咋会答错呢，白天都已经默算过好几遍了。大人们盼种田，小娃子盼过年，真是没说错。

 

要过年了，妈妈和奶奶忙得很。第一件事是熬麻糖。头一天就得把包谷用石磨推碎用水泡着，把提前长好的“麦芽子”剁碎准备好，还要劈一大堆铁匠木青冈栎柴。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忙活，煮粥，兑水，点浆，过滤，然后就架起大火熬。满满两大锅刚滤出来的糖水，开始一点甜味儿都没有。等熬到只剩半锅了，尝着才有点味道。灶里不断地添柴，锅里越熬越少，然后把两口锅里的合进一口锅，最后只剩下那么一小滩，就成了“糖稀子”。迫不及待的我拿出自己吃饭专用的小搪瓷碗，小心地舀起半碗，放在土灶台上冷着，嘴里流着涎水。奶奶一再叮嘱，刚从锅里舀起来可不能喝，不然会把舌头烫坏的。夜深人静时，妈妈才把熬得很黏的糖稀子从锅里舀起来，倒进铺上了一层炒熟的包谷面的笸箩里，打着哈欠。这时，我早已躺在爷爷腿上睡着了。火候稍微差一点的是“揪糖”，想吃就揪一坨；熬的时间更长的，一冷就成了“敲糖”，硬梆梆的，黑里透红，想吃就用刀背使劲敲下那么一小块。

 

麻糖熬好了，母亲还要用一个晚上粘“糖果子”，奶奶和姐姐也帮忙。把麻糖倒进锅里加热熔化，再分别倒进事先炒熟的黄豆、燕麦、包谷和兴山谷，用力揉成坨，等冷却变硬后再切成各种几何图形。我总是早早守在一旁，硬是等着每一种都要尝一尝，然后选一些爱吃的塞进书包里。那时候一到年底家家都熬糖，都要粘糖果子，预备正月初一“出天行”时摆果盘，还要用来打发来拜年的小客人。

 

对比熬糖，打豆腐就简单多了。当年山里人不知电灯是啥样，更没有“钢磨”，一年四季推石磨要占用家庭妇女好多时间，到了腊月间，人忙磨也忙。磨豆浆更慢，一次只能用勺子舀一点点泡胀了的黄豆瓣子倒进磨眼里，磨得越细豆腐越多。一向多病的母亲一推磨总要喊我站在旁边“打双磨”，我老是磨磨叽叽好半天，最后才撅着嘴极不情愿地上任。有一次拿着小人书硬赖着不去，还挨过棍子。要过年了，高兴得很，帮忙推豆浆往往不用催，会自告奋勇。豆腐打好了，母亲会吩咐姐姐做几个火烧馍，掺上白菜煮一锅嫩豆腐汤，算是提前改善生活。用纱布包好压实的豆腐，拿菜刀划成几大块，选几块装进小篮子里，挂在火笼边熏成豆腐干，其余的也要想办法捂着，千万不能让它上冻。

 

杀年猪是年关最大的一件事，会请来好多人。除了杀猪佬和揪猪的，还有伯叔舅舅姑父姨妈之类的亲戚，热闹得很。场景跟现在差不多，不同的是那年月一年只有等到过年时才杀一头猪，一般只有几十斤肉。因为粮食有限，平时喂的都是鹅鹅肠黄豆叶一类的东西，一直到冬腊月才敢加点“和食”。偶尔听说谁家的年猪杀了一百多斤，都会认为了不起，羡慕得不得了。杀猪这一天，我们小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吃猪尾巴。好不容易等到锅里的肉快煮熟了，母亲在我们焦急的目光中捞出猪尾巴，蘸点盐，放到砧板上切成几段分给我们。谁要是能抢到挨着猪屁股的那一坨，就会笑得合不拢嘴，飞块地跑出去找个隐蔽的地方独自享受，生怕有人会过来和他争。

 

总算盼到了除夕这一天，要吃“丰盛”的团年饭。当时的所谓丰盛，就是煮了最肥的猪肉和羊胯子，能吃上“粘米”饭。那时有一句顺口溜：“不管猪大猪小，杀猪过年要吃好。”意思是只有杀猪和团年这两顿饭，肉弄的特别多，可以放开吃，平时是不可能的。不像现在，好多人都声称有“三高”，见了肥肉就像躲瘟神似的。“粘米”是当时山里人对大米一种亲切的称谓，我们高山当然没有，要在腊月间专门花一天时间驮几升黄豆或是兴山谷下低山去找人交换。一年四季都吃包谷米，过年能吃上一顿粘米饭无比高兴（现在已经倒过来了，包谷米饭是抢手货）。团年饭做好了，等全家人都到齐，论资排辈在八仙桌上坐好，然后点燃一挂五角钱的鞭炮，团年宴便隆重开场。

吃罢团年饭，父亲还要表演一道绝活——浇蜡。母亲找出几块漆油（用漆树籽榨出的油，固体，黄色的），丢进小砂罐里放在炭火上化成水。父亲把削好的竹签缠上棉花伸进罐子里蘸一蘸，拿出来让冷风吹一会儿，漆油就凝固了。反反复复好几次，竹签越变越粗，最后就成了一大堆自制的蜡烛。这时候，我们总是围着看稀奇，爷爷和哥哥在一边忙着糊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