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自己已经四十不惑了。人到了这个年龄,就开始喜欢回忆过去。四十年来,我见过太多的人,也经过太多的事。这其中,有很多的人和事被时间的河流荡涤得没有了踪迹,宛如过眼云烟;能够剩下的,却越发清晰并且变得珍贵起来,它们铭心刻骨,融入血液,成为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如果你是稍微有点儿阅历的本地人,就一定还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十余年左右的时光里,襄樊市区流动着一道别致的风景——从每周三清晨开始,到接下来的几天,不管是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到“电视报”的叫卖声。在这支“从业大军”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有的在报刊亭“守株待人”,有的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更有那上了年纪老婆婆、稚气未脱的小学生在街头“提篮小卖”,可谓是盛况空前,“襄阳纸贵”。当时,我家住在樊城解放路临街的房子里,所以,每到星期三的早晨,我是被电视报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唤醒的,这些叫卖的嗓门儿有粗有细,有急有缓,有长有短,可以说是各具特色。最为难忘的,是一位操外地口音、牙齿跑风的老婆婆的声音,她的叫卖辞是:“电视报,下周的电视报”,结果她喊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电——视报!亚——洲的电——视报!”偶尔还加一句说明,“亚——洲的呀!”,而且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我躺在被窝里,反复品味着这有腔有调、韵味十足的吆喝,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心想:亚洲的,这电视报可真够牛的!
这是电视报给我的最初印象。真正接触并且开始了解这份报纸,则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了。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在街头的报刊零售亭买了一份《汉江文化报》(《襄樊电视报》1989年1月创刊,1990年6月改为《汉江文化报》,1994年1月改为《襄樊广播电视报》),从上面看到一篇题为《秘方》的小小说,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有一个叫达山的人从小患有癫痫病,家人想尽了办法,却久治不愈。没想到他的左脚跟意外被玻璃片划开一道口子,竟然因祸得福,把癫痫病治好了。而他也居然就此申请了专利,挂起了专治羊角疯的牌子……这篇颇具荒诞讽刺意味的小说一下子吸引了我,而这份开辟有“文学园地”的报纸也从此对我有了特殊的意义,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上网喜欢K歌喜欢当粉丝一样,要知道,那时的我是多么狂热地挚爱着文学啊!在我的眼里,这份薄薄的报纸就是一座神圣的文学殿堂。从那以后,我动荡平庸的生活里点燃了一盏希望之灯。为了她,我一次又一次地走向街头的报刊亭,一次又一次地梦想着奇迹出现——有一天,自己的名字和文章会变成铅字,堂而皇之地刊登在这张报纸的版面上。然而,奇迹不可能发生,要知道,当时的我严重缺乏自信,连给她投稿胆量也没有呢。
一直到两年之后,我的一篇小小说《日子》先是在《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上发表,然后又被《小小说选刊》1994年12期选载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各地报刊了发表了一些作品。然而,对于自己的文章够不够水平在电视报上发表,心里面还是没底。考虑再三,我终于鼓起勇气,揣着那本《小小说选刊》走进了电视报编辑部。当时编辑部位于襄城冯家巷电视台办公楼的三楼,只有一间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七八个男女编辑正在伏案忙碌着,只有坐在最里面的主编老冒是我认识的,而他也在那里不停地剪剪贴贴。我走到他面前,打了声招呼,拿出《小小说选刊》,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后就赶紧退了出来。在焦急的等待中,又一个星期三终于来到了,那一天是12月30日,我一大早就起了床,跑上街头,从一个小贩手里买了份电视报,翻到第十版,果然看到了自己的《日子》。它像一只丑陋的小鸭子一样,羞答答地占据了版面右下角很小的一片地方,有一块豆腐块那么大,不,比豆腐块还要豆腐块。那么小的一片地方,印着文章的标题,印着我的笔名,还有不到200字的正文。剩下的1000多字,则全被转到报纸的中缝里面去了。我站在冬天刺骨的寒风里,双手捧着报纸,就那样傻傻地看着,半天不说一句话,内心里面,感觉有暖流在悄悄涌动,先是一丝,然后是一缕,渐渐变得波滔汹涌,漫无边际,最后把我彻底湮没。
从那以后,我开始用“柳岗”的笔名向电视报的“文学园地”投稿,数量不是很多,每年也就两三篇的样子。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稿件大都经过编辑老师润色之后陆续发表了,我也不时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样报和稿费。从寄报的信封和稿费通知单上,我还获得了更为重要的信息:给我编发稿件的老师是一位女编辑,她的名字叫平儿。
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我和电视报的关系发生了更为戏剧性的变化。
2000年3月3日,刚刚出版的《襄樊广播电视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招聘启事,启事说,为适应报纸发展需要,充实办报队伍,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记者若干名。看完启事,我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说真的,记者、编辑是我向往已久的职业,而自己也确实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和写作水平,现在既然机会来了,为何不去努力争取一下呢?经过认真考虑,我决定报名。
先是参加笔试。49个报名者被安排在电视台二楼会议室里,每人一张桌子,做新闻基础理论方面的试卷,时间一个半小时。平儿和张晓峰两位编辑面无表情地在里面监考,主编老冒也时不时地进来巡视一番。面对此情此景,我紧张得心跳加速,手心冒汗,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好在题目不是很难,我做完试题后提前交卷了。当天下午,考试结果在院子里张榜公布,第一局只有10个人胜出,还好,自己有惊无险地名列10人之内。接着是现场采访。那天是周六,剩下的10个人被一辆中巴车拉到枣阳市南郊,采访一位命运多舛的中年妇女,然后按要求写一篇人物通讯。初春的阳光普照大地,中年妇女倚坐在自家院子的门槛上,面对七嘴八舌的提问神态自若,侃侃而谈。天气很好,气氛很好,在这很好的天气和很好的气氛下,采访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在返回的路上,车厢里却显得有些沉闷,看来每个采访者心里并不轻松。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平儿编辑打来的电话,让我到编辑部去一下。去了以后才知道,两场考试结束,我成了49人当中唯一的幸运儿。
从电视报一位普普通通的读者,到成为她的作者,再到成为电视报的一员,能够亲手为她采写稿件,作嫁衣裳,毫无疑问,自己是幸福的。可以说,是电视报养育了我,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而今,这份与我血肉相连的报纸已经二十岁了。美女二十一枝花。就像一位妙龄佳人,她在我的同事们的精心妆扮、全力呵护下,盘了头发,换了新衣,越发出落得美丽动人、姿态万千,嫁入了更多的寻常百姓家。而我,则会静静地守候在她的身边,时刻关注着她,陪伴着她,为她迈出的每一步无声喝彩。
(为《襄樊电视报》创刊二十周年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