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自己已经四十不惑了。到了这个年龄，人就开始喜欢怀念过去。白天的时候，一些从前的人和事会不时地从尘封的记忆里冒出来，浮现在脑海里；到了夜晚，这些日有所思的人和事又纷至沓来，出现在你的梦里，并且越发地清晰可见。而你自己，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从前，回到了自己金色的童年。

梦里出现最多的地方，是一个名叫胡集的小镇。三十年前，父亲所在的地质勘探队在小镇驻扎，我跟着他在那里读书，念完了从初中到高中的全部课程。那里有我的母校，有我的老师和同学，有我和父亲住过的地质大院，有我常去钓鱼的丁沟大堰……在那里，我度过了整整五年的美好时光，经历了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蜕变，命中注定，我此生和小镇血脉相连。

清晨醒来，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勾引出心中无限的惆怅。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我再也忍受不了思念之情的煎熬，毅然踏上了寻梦的旅程。

从襄樊出发，沿207国道南行，到小镇胡集不过一个多小时，而我却和她相隔了整整二十五年。于我来讲，小镇是那么遥远，遥远得二十五年不能相见；小镇又是那么地近，近得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当汽车驶过宜城境内，过了一个名叫桥挡的地方，小镇胡集就真的在眼前了，我的心禁不住“呯呯”狂跳起来。

师恩难忘，同窗情深。首先应该去的，是我的母校。母校有两个，位于小镇北面国道以西大约半里路的地方，北边是初中，南边是高中，中间隔着一条碎石子路。

初中校舍是一排排红色的砖瓦房，一年四季，校园里绿树成荫。班主任二十出头，姓许，叫许世家，剑眉杏目，身材消瘦，经常穿一套蓝色卡叽布中山装，胸前插着两只闪亮的钢笔，让全班的男生十分羡慕，也是个别早熟女生心中暗恋的白马王子。许老师平时不茍言笑，对待工作十分地敬业。记得有一次作文课，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的作文达到要求，他便急红了脸，亲自赤膊上阵，当场写了范文在全班朗读：“金色的田野翻滚波浪，那是农民心中的希望……”然后要求全班同学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不会背不准回家。以至于同学们以后再写作文时，“田野”就一定是“金色的”，“波浪”也总要“翻滚”一下才算是“波浪”。这个结果大大出乎许老师的意外，惹得他哭笑不得，摇首长叹……

到了高中，上课的教室换成了三层高的楼房。代历史课的老师是一位六七十岁的干瘪小老头儿，因为“教学经验丰富”，本来已经退休的他被学校返聘回来继续“发挥余热”。他戴一副镜片超厚的老花镜，看书的时候，拿书的左手会向前伸出老远，然后脑袋使劲后仰，眼珠向下翻，才能看清上面的文字；瞅学生的时候，他的双臂自然下垂，然后脖子往里缩，下巴内收，目光从镜框上方无声掠过，眼神酷似四处寻找猎物的秃鹰。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他会用十分钟的时间提问上节课讲过的内容。如果一个学生连续三次回答不上问题，就会被他从花名册上勾掉名字，判处“死刑”。当时由于外语基础太差，我渐渐对高考丧失了信心，再加上电影《少林寺》的热播，李连杰便成了我崇拜的偶像，我幻想着自己能够练就一身盖世武功，长大后行走江湖，匡扶正义。在这种状态下，不久我就在历史课上连连中招，被小老头儿一笔勾去了姓名，成了“三次提问法”的牺牲品。这个打击对我来说是巨大的。从那以后，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高考时名落孙山也就不足为怪了。可见，一个老师的言行对学生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顺小镇北路西行，一路打听过去，终于找到了初中的校园。记得原来的学校是座北向南的，现在却是大门朝西，挂着一块“钟祥县胡集第一初级中学”的招牌。在学校大门口，我遇到了一位50岁左右姓蔡的男老师。向蔡老师说明来意，蔡老师讲，现在的初中是后来搬迁重建的，我说的班主任许老师曾经和他同过事，十年前就患癌症去世了。我又说出了数学老师张兰芳的名字，他说，张老师已经退休，现在住在高中的教师宿舍里。

告别蔡老师，怀着沉重的失落，我来到了高中校园。正是中午时分，下课的同学们在校园里住来穿梭，他们应该是毕业班的学生，面临高考前的最后冲刺，所以周末不能放假。毫无疑问，我是他们的校友，但是，大家对我的到来无动于衷，我只不过是一个自作多情的陌生人罢了。我又想起了代历史课的小老头儿，几十年过去了，他可能也早已作古了吧。教我初中数学的张老师倒是在校园里，可是如果真的见到她，她还能认出我吗？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又该说些什么呢？况且又是吃午饭的时间……几经考虑，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

我在小镇的街道里穿行，眼前的一切熟悉而又陌生。那些敬爱的老师，那些亲爱的同学们，如今你们都去了哪里？

在我的记忆里，地质大院位于小镇南端，大门朝东，对着南北走向的国道，院内四面环合，长着一棵棵高大的榆树。经常有绿色的吉普车和解放牌卡车在院子里进进出出，一些人坐着车来了，一些人又坐着车走了；一些钢铁之类的机器设备被卸下来，又有一些东西被装上车运走……可能因为我是个未成年孩子的缘故吧，大人们总会给我以额外的关爱——我去单位食堂打饭，炊事员聋子阿姨总忘不了给我多加半勺菜，多添一勺汤；夏天天气炎热，晚上放学后一回到家里，我便会迫不及待地跑到公用的澡堂子里冲凉。分队书记史伯伯看到了，就善意地告诉我，人在出汗的时候身上的毛孔是张开着的，这时用凉水洗澡很容易患上感冒，最好等到身上的汗水干了以后再洗……

地质队员们常年工作在野外，休息时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出去钓鱼。这些人中，我最佩服在院子里看大门的“一把手”熊叔叔。因为文革时期的武斗，他的右手连同胳膊被炸没了，右边的衣袖常年插在下面的衣兜里，成了空荡荡的摆设。让人感到神奇的是，仅靠一只左手，他就能熟练地往鱼钩上穿好蚯蚓，完成别人需要两只手配合才能完成的动作。每次和他一起出去垂钓，他获得的战利品往往比四肢健全的人还要多。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晚上，大概他喝多了酒，当我从他的寝室门口走过的时候，突然被他叫住了。他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小声说：“娃子，你进来，叔叔教你一招。”我刚一进屋，门就被他从里面关上了。他蹲下身子，左手从门后的墙角处拿出一个木盒，然后抽开上面的木板——只见木盒里装满潮湿的棉纱，一条条鲜红的蚯蚓寄生在棉纱的缝隙里，正在缓慢而惬意地蠕动着，显然，它们生活得乐不思蜀。见我一副不解的样子，熊叔叔说：“从土里刚挖出来的蚯蚓，最好放在棉纱盒里养几天，棉纱不能干，要用淘米水保湿，这样养出来的蚯蚓颜色红，味道鲜，韧性好，不容易脱钩，鱼见了才会喜欢吃啊……”他讲得神采飞扬，满脸坑坑洼洼的麻子星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耀眼醒目。

二十五年后，当我站在原来的地质大院门口时，眼前的一切已经面目全非——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四周的砖瓦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圈儿用砖头砌成的围墙，那一棵棵高大的榆树没有了，院子里光秃秃的，胡乱停靠着几辆客车。在大门左边，耸立着一个长方形的铁架，上面有“胡集客运站”五个红色大字。我知道，地质勘探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从这里撤离了，房屋土地之类的财产也移交给了当地政府，让人没想到的是，这里居然成了汽车站。

我又很自然地想起院子西边的丁沟大堰。大堰紧邻大院，足有两三个足球场那么大，一年四季水质清澈，深不见底，当地的老百姓就直接从里面挑水吃。尤其到了夏天，北面水浅的地方就会冒出一片片碧绿的荷叶来，蜻蜓在荷叶间翩飞，青蛙于水面上鼓噪，大大小小的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这里完全成了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成了我玩耍嬉戏的天堂。一次又一次，我违背了父亲的训戒，从茂盛的荷叶间偷偷地下到堰里，像水鸭子一样在碧波间无拘无束地畅游。星期天，大人们在堰里举办钓鱼比赛，本来没有参赛资格的我，仅凭着一根从扫帚上抽出的竹苗子，临时绑上一根最细的鱼线，一副最小的鱼钩，连漂子都没有，居然赢得了比赛第一名的好成绩，让那些带着“长枪短炮”的叔叔们大跌眼镜，很为我那老实巴交的父亲长了一回脸……

这样想着，我的脚步已然踏在了丁沟大堰南边的堤坝上。原来的大堰，西边种着成片的庄稼和蔬菜，现在却挨挨挤挤地盖起了房子，有几户的地基就直接侵占到堰塘里。北面大片大片的荷叶不见了踪影，大堰四周长满密密麻麻的水草，剩下的水面大部分被圆点状的绿藻覆盖，水质绿得瘆人，微风吹来，有一股淡淡的腥臭味。本来还想着去其它几个地方看看的，却被眼前的情景一下子坏了兴致，我提前中止了寻梦的旅程。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小镇已经不是从前的小镇，我也不再是从前那个不懂世事的少年了。

寻梦，其实是想找回曾经年轻的自己。无奈的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人生都只是一张单程车票，从起点开始，到终点结束，一去不复返。

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

（作者简介：崔新建，男，1965年生，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集《飘逝的菊花裙》，现为襄樊电视台员工。联系电话：1369721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