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阳是园林之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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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5/18 10:49:41 阅读：1984次 |
中国古有“江河淮汉”之说，汉水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襄阳踞汉水中游，东西交汇、南北贯通，“汉晋以来，代为重镇”，是汉水流域最重要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襄阳成为历史上的区域性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汉水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和代表性的区域。主要体现在：一是商业文明历史悠久。汉水是中国古代内河最便捷、最畅达、最繁忙的“黄金水道”。 襄阳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是汉水流域最重要的水陆码头，商业文明延绵两千多年。
二是诗赋文化繁荣荟萃。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均发源和交汇于汉水流域。《诗经?汉广》描写的汉水女神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影响最深远的江河女神形象。一直演绎至今，从未间断。历经千百年流传，汉水女神形象成了千万汉水女儿美丽、善良、聪慧、高贵的象征，寄托了汉水流域人民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美的追求、善的推崇和情的向往。襄阳人宋玉和王逸是楚辞大家，宋玉还推动了楚辞向楚赋的转变，王逸还编撰了《楚辞章句》。这里产生了大量吟诵襄阳山水之胜和美丽传说的古代诗歌，出版清晰、有据可查的达两千多首。其中尤以唐诗为盛，多达三百余首。襄阳是中国文学史家公认的唐诗高地，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张继、皮日休、白居易等唐代一大批著名诗人都有吟诵襄阳或涉及襄阳题材的诗歌。
如果说汉水上游的汉中地区是西汉源头的话，那么，汉水中游的襄阳地区则是东汉的源头。刘秀在舂陵发起，中兴汉室，成为东汉开国皇帝，使襄阳在汉水文化传播中具有重要影响力。韩国至今沿袭汉朝建制，设有襄阳郡，保留有岘山、汉水、鹿门、太平门等襄阳的地名。美国、日本、台湾、香港以及上海、天津等地都有以命名的街道和公园。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记述，襄阳中古时代八百多年的繁华“犹先秦之邯郸、明清之秦淮”。襄阳古城布局“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山水城市的典型代表。襄阳城、樊城依江而建、隔江相望，古城外南部岘山至宜城间是时称“冠盖里”的望族名士聚集之地，“南城北市”、“岘首名望”，顺山形水势自然勾勒出的空间格局全国少有，彰显着“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的独特魅力，被誉为“中华腹地的山水名城”。 襄阳古城既有城防功能，还有水利、生态功能。古城池以汉江为濠，引襄水（今南渠）入城，创意独具匠心，池宽天下第一，充分体现了城市与生态、自然与人文的和谐。
襄阳之名早在西汉时就已经出现，新汉王莽改襄阳为相阳。汉光武帝时恢复襄阳名称。汉时已取襄阳为县名，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始设襄阳郡。其后，襄阳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早在商周时期，襄阳地区曾一度成为长江中游的政治、文化中心，其辖境内有卢、彭、濮等部族，有邓、卢、罗、鄢、谷、厉、随、唐等分封诸侯国。襄阳城西南真武山、樊城北邓国及其外围有周岗、余岗和黄家村等两周文化遗址，其丰富的文物类别和文化内涵，无不凝聚着先民的匠心独具与智慧，既见证了襄阳的文明，又表明邓城的时代发展序列和作为都、市的繁华。
襄阳是楚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西北荆山山脉的南漳、保康等地留下了楚国早期开发的印记。春秋战国时期，楚曾一度建都于鄢郢（即今宜城市郑集镇），并置襄阳为“北津戌”。在宜城市区南楚皇城遗址及其附近，不仅分布有众多的楚文化遗址，而且出土了大量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器物。邓城附近的团山、山湾和蔡坡墓地也是楚国重要的墓葬区，墓中出土诸多带有铭文青铜器，涉及到楚、邓、蔡、鄂、黄、徐、吴、郑等十余个诸侯国。在文化上，襄阳南北文化文汇的特点更为显著。上古北方的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在这里汇合交流，正是“经市闹兼秦楚俗，画疆雄踞汉襄流”。这里既受到“文王化南国”的中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听歌知近楚”的南方文化风俗的深刻影响；这里既散发着孔子所祟拜的仲山甫的风范之光，又是文采风流的楚歌流传之地。
通过楚简以及所发现的楚地早期建筑遗迹，得知楚人的建筑是极其讲究的，对苑囿建筑极为重视。苑囿中除了花木草丛外，还有一些供王公贵族休憩和娱乐的建筑，集园林和建筑为一体。楚人的苑囿分宫内苑囿和郊外苑囿两种。宫内苑囿应在后宫之中，包含有更多的人工成分，并与宫内的其他建筑浑然一体。楚庄王有层台。《说苑》称其延石干重，延壤百里。楚灵王造章华台，苑中栽尔与海棠。《楚辞.大招》描写楚国的后宫苑囿就是“孔雀盈园，畜鸾鸟只，鲲鸿群辰，鸿鹄代游。”宫中的苑囿主要是专供王室成员休憩和游玩的场所。郊外的苑囿则远离国都，属于禁苑囿，一般人不得入内。它是专供楚王娱乐和田猎的地方。从建筑规模看，郊外的苑囿比宫内的苑囿大得多，它更多的是天然园林，再加上一些人工建筑点缀而成。《襄阳耆旧记》载：“楚王好游猎之事，扬镳驰道乎华容之下，射鸿乎下水之滨。”宜城沧浪亭即是楚王于汉水之滨田猎游乐的夜宫别馆。荆山大大小小的楚风遗迹，应是楚王郊外苑囿。如此庞大的园林建筑在列国中绝无仅有。
两汉三国时期，襄樊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它成了引领全国的政治学术和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时期这里经济繁荣、文化兴盛，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三国时期更是豪杰汇聚、人才辈出。伴随汉庄园豪强势力的膨胀，与场景配置的院落、楼阁、学业堂等大量出现。最让襄阳人引为自豪的是襄阳侯习郁，依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养鱼的方法，于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在白马山下筑一长六十步、宽四十步的土堤，引白马泉水建池养鱼。明代计成在著名园林学著作《园冶》中论述郊野园林的择地、构筑和意境时写到：“郊野择地，依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谅地势之崎岖，得基局之大小，围知版筑，构拟习池”。“构拟习池”，就是指构筑郊野园林，要效法习家池。
习家池，又名高阳池，地处襄阳城南的凤凰山东麓，是襄阳最早的园林建筑群体之一，在私家园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因而，被《园冶》中奉为典范的私家园林鼻祖。
襄阳上承汉末，下启魏晋，在近百年群雄争战、风云际会的三国时期，襄阳堪称人才高地、文化高地、精神高地。以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谋划《隆中对》为标志，襄阳成为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源头；以羊祜镇守襄阳、杜预上表灭吴方略为标志，襄阳成为晋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策源地。东汉末年，北方战乱，刘表领荆州牧（公元190—209年），“爱民养士，从容自保”，把襄阳治理得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成为乱世中一片安宁的“绿洲”，数以千计的士人纷纷来到襄阳，诸葛亮、司马徽、庞德公、庞统、徐庶、崔州平等一批谋略精英，经学家宋忠、文学家王粲、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等一批杰出人物汇聚襄阳。当时的，人才荟萃，盛极一时，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在教育、文化、学术研究等方面独领风骚，呈现出蔚蔚大观的文化现象。效法洛阳太学设立的官学系全国唯一，改定《五经章句》作为经学教本开全国先河，官府藏书为全国之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是中国历史由统一到分裂的混乱时期，但促进了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天下之要领，襄阳实握之”，此时襄阳地区的文化传统表现以南朝文化为主体，又具有中原风格的物质文化。尤其是东晋时期，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对中国史学发展影响深远。东晋高僧释道安在襄阳长达十五年之久，研究佛学，讲经弘法，统一佛教姓释，确立僧律戒规，首创中国僧制，编撰中国第一部佛经目录，奠定了印传佛教中国化的基础，对中国文化儒释道格局的形成乃至整个汉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使襄阳一度成为全国的佛教传播中心。 与此同时，在襄阳城周围修建了百余座寺庙，像檀溪寺、 谷隐寺、凤林禅寺、延庆寺、甘泉寺、卧佛寺、岘石寺、檀溪寺、龙泉寺、白马寺、 太山寺、重山寺、灵泉寺等，可谓梵音响四海，佛法普天下。
隋唐时期，襄阳是从京城西安、洛阳经到江陵的驿道，是沟通南北政治、经济的大动脉，加上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在此与唐白河汇合，襄阳就成了“南船”、“北马”的汇集地。盛唐诗人张九龄写道：“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家，今则一都之会”。杜甫的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白居易的诗句“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阳驿”，生动地描绘了襄樊“南船北马”、交通便利的繁荣景象。此时，文人园林如孟浩然的涧南园、张子容的海园等，充分体现“自然美”主旨，因地制宜，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种种手法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变化，小中见大，虚实想间的景观艺术效果，通过叠山理石，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园林。诗化自然风光，寄托情感和追求，再把美的意象表现在园林之中，在大唐负有盛名，堪称田园诗派的创作基地。
宋时，世称“米襄阳”的米芾，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他的画以“米点山水”著称于世，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祭祀他的米公祠建在汉水之畔，成为书家们的朝圣之地。
明清以来，襄阳的商业经济辐射到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 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以至骚人墨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在襄阳建立了山陕会馆、河南会馆、江苏会馆、浙江会馆、徽州会馆、抚州会馆、黄州会馆、福建会馆、武昌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等全国二十多个地区的商业办事机构。不同文化特色的会馆，极大的丰富了襄阳的园林景观。尤其是在明英宗年间，由于“土木堡事变”的影响，襄阳王朱瞻善护驾有功，在襄阳建有紫禁城般的王府和连绵数百里的王府园林，位列明朝历代藩王之首。
纵观襄阳两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园林建筑各个门类中均有建树。
从占有者身份来看：皇帝行宫和王府园林，是专供帝王休憩享乐的园林。古人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帝王看来，国家的山河都是属于皇家所有的。所以其特点是气势恢弘、耗资巨大、用材丰富、装饰堂皇、功能庞杂，体现了统治者的主宰意识。从明襄王府和襄王园林可见一斑。
第二是私家园林。私家园林是官吏、士大夫、商人、逸士等富人的宅园。由于襄阳在几个历史节点上处于昌盛时期，最精美秀丽的私家园林最早诞生于此。最有影响的园林多是文人墨客修建，其风格清幽典雅；襄阳城内的园林多是王公贵族、商贾修建，其风格华丽舒适。像孟浩然的涧南园和张子容的海园与唐代诗人王维建有的辋川别业同时驰名天下。
三是寺庙园林。襄阳著名庙宇和道观都是园林式的格局。寺庙和历史名人（如刘秀、诸葛亮、羊祜、张柬之等）的纪念性祠庙园林，与王府园林和私家文人园林并立。
四是书院园林。书院是治学育人、文人学者聚集的所在。书院环境优美宁静，以利陶冶性灵、清静潜修，故其址往往设于文物荟萃之区，择于山水秀丽之地。基于这个前提，书院的园林建筑，就有别于宫苑、寺院、府署、第宅园林。
书院园林的格调皆崇尚自然，取景于自然，不求雕饰和华丽，讲求宁静、清幽、雅淡。其次，所布局的景点多有命名，并富含诗的意境，有的还有诗人吟咏之作，文人气息十分浓郁。襄阳古书院园林建筑十分注重利用自然环境特色，开创其文化景观，具有典雅朴实的风格。
五是陵墓园林。 在古代，帝王、将相、贵族营建陵园要缜密地选择地形，园内植物栽植和建筑的修造都经过严格的规划设计和布局，当时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纪念性环境气氛，体现出避凶就吉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像习郁墓地习家池、数代明襄王陵承恩寺庙区，现在已成为具有游览功能的特殊园林。
襄阳广袤的土地上拥有着丰盛的植物资源，许多著名的美丽、芳香的花卉原产自襄阳灵山秀水之间。襄阳人长期辛勤的栽培实践，很早就成为园林和植物引种驯化的发达地区，以致获得了公认的“园林之乡”的美誉。
新时期以来，襄阳市实现了从“省级园林城市”到“国家园林城市”再到“全国绿化十佳城市”的三级跳，园林绿化水平跃居全国先进行列。涌现出像中华紫薇园一批精品园林景观，必将把襄阳装扮得更加靓丽多姿，裴声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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