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秀”我
――祝贺《襄樊电视报》创刊二十周年
曹远超
我的家住在离石花镇有十几里的一个小山村里,自打考上了重点初中走出小山村住校之后,每个星期都是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星期天下午再回学校。然而每次去上学,都要向学校交一块多钱的搭伙费。就是这一块多钱,家里也常常都拿不出。
常言说,靠山吃山。那时候,我们村子的后山上长着满坡满岭的栎柴,村子里比我大些的男孩子们常常结伴到镇上去卖柴,于是,我对父亲说,家里没有钱,那就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卖柴吧!于是,星期天早上,天还不亮,我便和村里几个比我大两三岁的男孩子们一起往镇上去卖柴。
我当时只有十二岁,个子小,力气也小。尽管父亲只是一头只给我绑了一根两尺左右的栎柴,我把它们挑起来也感到很重。和我同行的几个男孩都挑惯了担子也走惯了夜路,他们在前面担着栎柴健步如飞,我在后面累得气喘吁吁也撵不上他们,由于我挑担子不会换肩,只能用一个肩膀硬撑着,等天色放亮走到真武的时候,尽管到石花镇上的路程才走了一半,我的肩膀就已经被肩上的担子磨肿了,担子压在肩膀上,简直如同针刺了一般疼痛。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赶鸭子上架的滋味。尽管如此,我还是硬撑着和几个男孩子们一起,把挑在肩上的两截栎柴挑到了当时的石花镇招待所。
招待所负责过秤收柴的伯伯望了望我说:“你这么小也来卖柴?”
我不知所以地点点头。
“你这么斯文,根本就不象个卖柴的样儿。”收柴的伯伯一边说着,一边把我的两截栎柴用杆秤提起来,望望秤星接着说,“三十二斤,给你算三十五斤,七毛钱。”
尽管那时又累又饿,但我却舍不得花五分钱在招待所买一个馒头吃,就又走十几里路往家里赶回去。
也许是家境的困窘和生活的的磨砺,注定了我比别人对生活、对人生有更多的思考和感受,上高中时,语文老师阮麒找到我说:“你的作文虽然不是班上写得最好的,但是你的作文跟别人写的不一样。”
过了几天,阮老师又找到我说:“曹远超,我在主持办学校的校刊《校园文萃》,中午吃完饭你到教务室帮着刻版,把你的作文登上去。”
说是校刊,其实就是先把要选登的东西,用硬笔在蜡纸上刻出来,然后用蘸着油墨的滚筒在蜡纸上一推,刻在蜡纸上的字就印在蜡纸下面的白纸上,把要印的内容在白纸上印出几十份之后,分别用订书机一订,就算是校刊了。
听阮麒老师说要我去帮他办校刊,我连忙嗫嚅道:“阮老师,我不去,我的作文写得不好。”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阮老师就接过话说:“作文写的不好也要往上登。”
“我的字写得不好。”
“字写得不好也要你去刻。”阮麒老师当时强硬的态度,让我觉得他分明是在赶鸭子上架。
现在想来,是阮麒老师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在我一片空白的内心,萌动了爱好文学艺术的种子。
一九八八年七月,没有考上大学的我,有幸进入襄樊电视台虎头山发射室做了一名临时工。那时,和我一起在虎头山发射室值班的正式工都是上三天班,然后再休息三天,而给我规定的却是每个月只能休息四天,仅有的几天休息也大都是攒在一起,然后回一趟远在几百里外的家。所以,在襄樊的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吃住在虎头山上,信息很闭塞。也就在八八年底,《襄樊电视报》创刊了。每次拿着同事们从山下带来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我都如获至宝。浏览着《襄樊电视报》登出的一篇篇文章,我的思想仿佛在这里找到了共鸣。
一九八九年,我试探性地写了一篇叫做《虎头山的哥们儿》的文章投递到电视报编辑部,没过几天,一个从山下上来接班的同事对我说:“小曹,你给电视报寄的文章下期就要登出来了,电视报的编辑问我你是谁,我就把你的情况对他说了。”
听完同事的话,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等下一期报纸拿上来的时候,上面却没有我的文章。于是我在心里想,那可能再下一期的报纸会登吧。可是等到再下一期的报纸拿上来之后,上面依然没有我的文章。接连等过几期报纸之后,我终于感到彻底地失望了。明明说过要登的,可是为什么又不登了呢?就这样,压抑在心底的疑问让我和电视报真正结缘整整向后推迟了两年。
一九九0年,《襄樊电视报》改名叫做《汉江文化报》,报纸专门开辟出文学版面——“文学园地”,电视报的文化气息变得更浓了。就在电视报改名之后不久,我又将自己有感而发写的一篇叙事散文《山上的日子》寄给了电视报编辑部,几天之后,文章就在电视报的“文学园地”版面中登了出来,并且由襄樊电视台台长兼电视报总编以“日月”的笔名在文章后面做了点评,这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荣誉。由此,电视报的“文学园地”,终于为我提供了一片放飞思想、放飞情感的天空。
自那以后,我便开始陆陆续续地发表文章,正是在《汉江文化报》的温暖呵护之下,我开始在文学写作的沃土之上蹒跚学步。一九九六年,我写的抒情散文《偏爱冬天》获得了第三届襄樊文学大奖赛三等奖,这便更增加了我的自信,自那以后,我向已经改名叫做《襄樊广播电视报》的电视报投送并被其采用的稿件就更多了。
后来,电视报改版,新开辟出一个版面叫“心灵倾诉”,这个版面专门给遇到情感挫折和心灵困惑的人们提供一个倾诉的平台。
当时,和我妻子一起在三棉纺上班的女同事正好遇到了感情挫折,她的这个同事到我家里来过,并且我也认识。于是,我对妻子说,电视报现在开辟出了一个“心灵倾诉”的栏目,你不如把她约出来,也算采访,也算听听她的想法,顺便我也可以开导开导她,然后按“心灵倾诉”的格式要求把事情写出来给电视报编辑部送去,不管会不会登出来都无所谓。
那好哇!妻子很是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妻子的女同事就成了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我把她的感情经历以采访纪实的方式写了一篇题为《长发飘不进你的眼》的稿件,送投到电视报编辑部,没想到真的就被电视报“心灵倾诉”栏目采用了。
于是,我便让妻子把印有这篇稿件的报纸送给被采访人,后来听被采访人说,这篇稿子写得很好,真希望“他”也能看到你写的这篇采访。
能够得到被采访人的肯定与认可,并且能为她们化解一些感情挫折做点儿事情,让我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就在此后不久,电视报编辑部的编辑叮当找到我说,你写的那篇东西是真的吗?
我十分肯定地对她说,确实是真的,不信我可以把当事人找来你问。
叮当当时笑着说,没有那个必要。她接着说,我有一个同学,也遇到了感情问题,但是她不想当面接受采访,不过,她的情况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你能不能以我同学的感情经历写一篇稿件?
我当时一愣,我觉得叮当是不是在考我。于是,我犹豫片刻之后对她说,好哇!
这是我写的采访稿件中,唯一一个没有见过当事人的稿件。第三天,当我把打印好的稿件递到叮当手上时,叮当很是惊讶地笑着说,你写得这么快呀!她将稿件看过一遍之后,笑着说,写得好,写得好!
能够得到电视报编辑的肯定与鼓励,这更让我信心十足。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电视报编缉部主任言午大姐打来的电话,她问我说,小曹,你现在有时间没有?
我当时一愣,连忙说道,许大姐,你有什么事?
许大姐说,现在报编的记者们都很忙,刚才有位读者向电视报的“心灵倾诉”栏目打来电话,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能不能出去采访一下?
好哇,好哇!我连忙把事情应承了下来。
第一次接受报编的指令前去采访的是市内某印务有限公司的一个业务经理,一想到要去见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开始我还感到有些紧张,等到见过面之后,却是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几天之后,当我打电话告诉被采访人,有关他的感情挫折的稿件已经登出来了时,他在电话里说:“我已经看到了,我只是向你说了些事情的经过,可是你把我心里的想法,把我的思想感受都写出来了,谢谢你!”
接受报编的指令第二次去采访的,是一个家住襄铁家属院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当她在我对面坐下来,一开口便向我问道:“你是电视报的记者是吧?”
她这不经意的一问,却让我觉得有些惊慌失措。我本能地想要撒谎,但实际上却没有这么做,我只是有些尴尬对她说:“我不是记者,我只是电视报临时委派的采访人。”
这个女孩有些羞涩,当她向我讲完她的经历,我真的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年轻漂亮并且眼里还有几分自信的女孩儿,竟然会有曾经自杀的经历。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极其脆弱的一面吧!
自从采访完这个女孩儿以后,我这个名不符实的编外记者,为电视报“心灵倾诉”栏目采写的稿件就越来越多。
二○○三年底,编辑叮当给我打电话说:“小曹,电视报的版面将作些调整,到时候的改版工作会议你也来参加吧!”
我说:“电视报改版工作会议,我去参加算什么呢?”
“这是李总编的意思,被邀请参加的不只有你一个人,还有襄樊市作协的一些知名作家和一些经常给电视报投稿的文学爱好者。”
“那我去,那我去。”
我和众多文学爱好者一起被邀请参加电视报的改版工作会议,可以说是我与电视报携手走得最近的一次。
尽管在这次改版工作会上我没有机会做任何发言,但是,能得到电视报编辑部的肯定与邀请,对我来说,这就已经是我最莫大的荣誉了。
虽然电视报为了适应市场的原因,后来逐步淡出了文学的领域和范畴,以至于我现在基本不再给电视报投稿了,但是,我对电视报的关注依然一如既往。每当回想起那些曾经与电视报携手结缘的日子,丝丝辛瑟酸甜不禁萦绕心间,久久不散。
因为爱之深,所以盼之切。在《襄樊电视报》创刊二十周年之际,有感而发,作此拙文,由衷希望承继了《襄樊电视报》那曾经有过辉煌历史血统的《襄樊周刊》,会越办越好。
( 200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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