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约
曹远超
1
还是在去年八月份的一天，我在家休息，正在网上和别人下一盘围棋，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是作协陈文道主席打来的，他先是问了一些我在写作方面的近况，简短地交流之后，陈主席对我说，中国作协《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创作招标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但是，包括孟浩然在内的四十多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的创作，至今还无人中标。陈主席问我看能不能试一试。
听陈主席说完，我的大脑里一时还有些懵。因为我连怎么申报，找谁申报都不知道。
至于具体的申报程序，陈主席也不太清楚，他只是在电话里鼓励我在网上搜一搜，试一试，可能在陈主席的感觉里，我或许还具备一点儿这方面的创作能力。
说起我和陈文道主席之间的缘分，最早可能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我写了一篇《偏爱冬天》的散文，获得第三届襄樊市文学大奖赛三等奖，被应邀参加在当时的红宝石大酒店举行的颁奖活动。在那次活动上，好像有陈文道主席参加。当时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二十几岁的草根青年，而陈主席他们都是作协领导，我几乎没有跟他们直接的语言交流。
时间一转眼到了2008年初，我用了几年时间潜心创作的长篇历史传记体小说《孟浩然》的上半部分已经完成，我在想，怎么才能为这部作品找个出路。因为我和当时襄樊文学界的交流几乎没有，我根本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去做。
一天，我和一起上班的同事杨道斌说起此事，他就建议我说，找作协吗？他说，《汉水》杂志编辑部就在广电大楼的一楼，主编陈文道就是作协的副主席，你可以抽空找他谈一谈。
确切地说，我当时对陈主席是一点儿都不了解。
下班回到家，我先是在网上搜出了《汉水》编辑部的电话，第二天上午，我心怀忐忑地拨通电话，接电话的正好就是陈主席。我在电话里向陈主席陈述了《孟浩然》创作的前因后果、创作构想和创作进度。陈主席当时就问我，本市作家李叔德创作的《孟浩然新传》已经出版了，你看过了没有？
陈主席显然是担心我创作的《孟浩然》和李叔德老师创作的《孟浩然新传》会出现重叠。
我在电话里说，我已经看过了，但是我的创作思路和李叔德老师的创作思路不一样。
陈主席说，那好，我现在就在办公室，你要是方便，就把你的作品带到我办公室来，我看一看。
我连忙说，好。
于是，我赶忙带着已经打印好的《孟浩然·上》，匆匆赶到陈主席在广电一楼的办公室。
陈主席见到我，态度非常和蔼，简单地寒暄之后，我把打印好的《孟浩然·上》小心翼翼地递到陈主席手上。看陈主席很忙，我只是简单地和他聊了一些对孟浩然的看法之后，在他那儿留下电话，然后就走了。
十多天之后，陈主席给我打来电话，说书稿他已经看过了，说我的作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写的，有自己的特色。他在电话里问我现在有没有时间，好让我们具体地谈一谈。
我连忙说有。
于是，我用最快的时间赶到位于广电中心一楼的《汉水》杂志编辑部。我推门进去的时候，陈主席正忙着打电话，见我进去，他向我招招手，示意我先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等陈主席打完电话，他扭过头对我说，你老家是哪里的？
我说我老家是谷城的。
陈主席接过话说，我也是谷城的，你算是我的小老乡。
陈主席的一句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仿佛一下子就拉近他和我之间的距离。
随后，他谈了他对我这部作品的看法，有很多肯定和鼓励的话，但也指出其中存在的很多不足。最后，他对我说，这样吧！我把《汉水》杂志的电子信箱留给你，你把你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章节，给我发过来，我看能不能考虑在《汉水》杂志上发出来，给你造成点儿影响。
回到家之后，我就把《孟浩然·第十回》发到了《汉水》杂志编辑部的电子邮箱，一个多月之后，《孟浩然·第十回》的节选部分，便在2008年第2期《汉水》杂志上登了出来。
为了能让我在长篇历史传记体小说《孟浩然》的创作过程中获得帮助，陈主席又给我介绍了襄樊学院退休教授魏平柱先生和襄阳名士张元国先生，并亲自打电话和他们联系，后来，正是在他们指导、支持和鼓励下，作品《孟浩然》才得以创作完成。随后，获得襄樊文联和襄樊作协的认可，被当时的襄樊市文联列为“首届襄樊市重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的扶持作品。
总之，在长篇历史传记体小说《孟浩然》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中，陈文道主席给予了我很大帮助。
挂断陈主席的电话，我便开始在百度输入“百位名人传记”进行网上搜索，很快便在中国作家网上找到了相关信息。
不看不知道，一看，我当时真的连一点儿自信心都没有了。从相关的网页上得知，这次全国招标，是集中全国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大型丛书，这是一项国家级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并且已经中标的都是诸如：王蒙、何建明等文学巨擘和一些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一座座足以让我仰止的高山，我是什么人啦，地地道道的草根一个，并且他们现在已经中标，而我到现在连具体该怎么申报都还不知道。
犹犹豫豫之中，我突然想到了襄阳文联宋明发主席曾说过的一句话：见个鸡子撒把米。是啊，管他的，是个机会就要去试一试。
这么想着，我就决定给中国作协名人传记组织委员会写封信，信上写明我想要参与《孟浩然传》的创作招标但却不知道具体申报程序等内容。
第二天，我便将这封信和我已经创作出版的长篇历史传记体小说《孟浩然》一起寄了出去。
接下来，我所能做的，就只有不抱什么希望的默默等待了。
2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就在我几乎慢慢要把这件事情忘记的时候，2012年9月4日下午三点半左右，正在上班的我听到放在旁边的手机响了，我拿起手机一看，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
我的心不禁一阵狂跳。
我连忙接通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个柔和甜美的女声：“喂，你是曹远超老师吗？”
我连忙说：“我是曹远超。你是？”我说话的语气有些迟疑。
“曹老师，你好！我是中国作协的，姓原，你就叫我小原好了？事情是这样的……”小原老师的普通话流利而爽朗。
小原对我一口一个老师，让我觉得受之有愧。没想到在我心目中高高在上的中国作协，他们的工作人员对我这样一个无名草根说话，竟会是这么客气。
接下来，小原把申报表格和申报程序用电子邮件给我发了过来。
第三天，我就按照程序和要求，把填好的表格和写好的一份创作构想，一同用电子邮件给小原发了回去。
时间的日历一天天缓缓地翻过，一转眼，一个多月就过去了，我却没有等来一点儿来自北京的消息。那曾经被燃起的一点儿希望，随着日月的交替，在一天天的磨灭中，渐渐变得飘渺无望。那些日子，我常常会在心里想，可能是没有一点儿机会了。
2012年10月30日下午，快五点钟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荟园里闲逛，当我刚在一个亭子里坐下来时，放在兜里的手机响了，我烦乱地从兜里拿出手机，电话是小原从北京给我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的写作能力和创作资格被评审组织委员会初步考核通过，接下来，要我再填一份表格，并且拟写一份一万字左右的《孟浩然传》创作大纲，并且创作者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理解以及创作思路和创作水平，都要在这一万余字的创作大纲中具体展现。
由于我过去在创作长篇历史传记体小说《孟浩然》时，已经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对唐代特别是孟浩然生活的五十二年的历史、社会、文化以及对孟浩然的生平、诗作及与孟浩然相关的历史资料，做了很多的分析和理解，撰写一个创作大纲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本来中国作协给我撰写创作大纲的时间是二十天，而我仅用了不到十天就把大纲拟写完成，又经过三四天的修改之后，我就把拟写好的创作大纲用电子邮件发了出去。
自从这封电子邮件发出之后，我感觉我与《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走得更近了。
苦苦等待的日子总是那样的难熬和冗长，希望总是让人觉得遥不可及，有时又会让人觉得它若即若离。
每次在我感到特别迷茫的时候，我总是习惯一个人在襄阳城东的荟园里走一走，或者是坐一坐，看一看护城河对面被夕阳晚霞辉映得五彩斑斓的襄阳古城，感受枯荷寥落、败柳风吹的凄清和恬静，心里总能产生出一些难以言说的感叹和感慨。
我不是一个自甘堕落的人，但是，现实的环境又总是时常让人觉得无助和无奈。每当此时，我就特别喜欢听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她甜美的嗓音常常会引导我的情绪，那优美的旋律和歌词，总能让我觉得我与她仿佛能心声相映。
2012年12月7日下午五点多，正在荟园内的一座小石桥上一边走一边听歌的我，从耳机里听到了电话铃声，我连忙接通电话，电话是小原从北京打来的。
小原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曹老师，你的创作大纲被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了。
啊，通过了。我当时的语气很有些激动。
小原告诉我说，通过了，传记丛书组织委员会想邀请你，本月二十八号来北京参加创作评审研讨会，不知道到时候你有没有时间来。
我连忙说，有时间，到时候我一定来。
那你到时候是不是坐飞机来，你要是坐飞机来，就由我来帮你预定机票。
小原的话，让我感受到的是丛书编委会对我的真诚和热情。
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坐飞机当然好，但是，一是考虑到襄阳到北京的航班可能不是每天都有，再者，在这天寒地冻的季节，会不会到时候遇到大雪，致使航班不能正常起降，从而错过这次参加会议的机会。
我连忙说，小原，不用麻烦你，到时候我自己坐火车去。
小原说，那好，曹老师，车票就由你自己买，到时候来了北京，你往返的差旅费由我们全部报销。
我真没想到，中国作协丛书编委会会把对我们的安排考虑得这样周到。
3
2012年12月27日，是我离开襄阳前往北京的日子。
对于这天的到来，尽管憧憬了很久，但是，等这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还是莫名的紧张和惶恐。
北京我还从来都没去过。对于那里的人，对于那个地方，一切都是未知。
晚上七点，襄阳正是华灯初上，我站在站前广场的台阶上，回头凝望着这座养育了我的城市，心里一时间竟然有种说不出的依恋和感动。
回眸良久，然后转身检票进站。
晚八点二十分，从恩施开往北京西站的K50次列车载着我，穿破层层夜的黑幕，一路风驰电挚般，向着北方冲去。
北京，终于在飞转的车轮和坚硬的钢轨间有节律的撞击声中，离我越来越近了。
第二天黎明到来的时候，列车已经进入到河北境内，满眼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白雪皑皑，疏树如烟，阴沉沉的天空下，远远近近的村庄星落棋布，可能是北方太冷的缘故，在我偌大的一片视野里，人迹寥寥，少有村烟。这北方的原野和村庄仿佛已被经冬旷日的风寒凝固，显得是那样的沉寂与安然。
列车呼啸着，一路向前，等到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北京的影子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眼前。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列车终于在北京西站停了下来。
我跟随着汹涌的人潮出了北京西站，来到了站前的广场上。北京西站和襄阳车站相比，实在是太大了。由于阴沉沉的天空看不到太阳，所以，站在站前广场上，我连东西南北的方位都分不清。虽然身边车如河人如潮，但是，他们个个行色匆匆，在我这个异乡的陌生人面前丝毫不做停顿。
尽管行前通过查询，我知道从北京西站到中国文联大楼要坐9路车，经过17站，然后再转车，但是，看看眼前偌大的广场，再看看川流不息一眼望不到头的滚滚车流，我根本就不知道9路车在哪里停靠。
随便在街边找了几个人打听，可能从北京西站下车的好多都是外地人，他们大都摇摇头说不知道，一时间让我觉得好茫然。
既然问不到，那我就一个站台一个站台地找。可能是觉得我的目光有些游移，这时，一个卖地图的五十多岁的大姐主动向我走过来，向我问道：“你是来坐车的吗？”
我感到心里一阵温暖。我连忙说：“是的，大姐，请问一下9路车在哪里坐？”
“你买个地图吧！”那个大姐的话说得很直接。这时，我才看到，在她的臂弯里夹着厚厚的一匝地图。
我说：“不用，我的手机里面有电子地图。我就只是想问一下9路车在哪里坐。”
“你买了地图我就告诉你。”那位大姐很是坚持。
无论从面相还是从穿着，我都能感觉到这位大姐在北京可能生活得不容易，瑟瑟的风寒撩起她有些蓬乱的头发，围住脖子的一条围巾，颜色看上去有些灰暗和陈旧。尽管我不是有钱人，尽管我也不需要这份地图，但我还是在心里想，只要她要价不过分，只要这份地图的价位不超过十元，我就从她这里买一份，权且当是捐献。
我说：“那地图多少钱一份？”
大姐说：“三块钱。”
我随手递给她五块钱，她也不由分说，把一份地图和两块钱递回到我手上，然后说：“9路车是过路车，不在公交车站里搭，你到前面天桥那个地方的站台上等。”
就在她说话时，一辆9路车从前面开过来了，停在天桥边上的站台上，其实站台与我们两个说话的地方还不到五十米。
知道了坐车的地方，我的心里也就安定了下来。一看时间，已经是十二点多了。看看大街的对面有一家麦当劳快餐厅，于是，我便走上过街天桥，来到北京西站对面的麦当劳餐厅随便要了点吃的。
吃过午饭，来到站台坐上9路公交车，已经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样子。
公交车上人很多，显得有些拥挤。在我们襄阳，现在坐公交都是自动投币，我以为北京坐公交也是这样的。上车以后，我手里拿着一块钱的纸币，到处找投币口，心里惶惶地寻了半天都没找到，司机却还催我快点儿往里走。我不知所以地向司机问道：“这车上往哪里投币？”
“车上有售票员，票到售票员那儿去买。”司机的一句话，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北京的有些公交上，还没实行自动投币。
由于车厢里的人实在是太多，售票员往往卖一张一元钱的票，也要在拥挤的人群里挤个来回。相对于自动投币，这样卖票的方式，效率真的实在是太低了。
等售票员坐下来，我向她问道：“去天安门广场，这趟车能不能到？”
售票员连忙回答说：“能到，你走前门西站下车就行了。”
等到前门西站的时候，我正低头看着车窗外的北京前门，售票员向我叫道：“你不是要到天安门广场吗，你就在这里下车。”售票员显然对我有些印象。
我连忙回答说：“我不走这里下，我只是问一问天安门广场的位置。”
车到光华桥南站，我从9路车上下来，一眼看见在电视上常看到的中央电视台新址那座形如“大裤衩”的摩天高楼就在旁边，真没想到在这里下车，竟然会有这样的眼缘。尽管北京的大街上很冷，但我还是在“大裤衩”这座地标性建筑的前面走了个来回，在冬天冽冽的风寒中，独自品味它雄伟高峻、别具一格的风姿。
从这里再往中国文联大楼已经不远了。
由于不知道文联大楼的具体位置，所以，这段不远的距离，我准备打的士过去。见路边停下一辆的士，我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的士司机问我要去哪儿？我说去文联大楼作家出版社，离这儿不远。
我特别突出离这儿不远，就是想让司机知道，我熟悉这里的情况，让他不要耍心眼对我这个外地人进行猛宰。
谁知司机听了我的话，连忙说道：“不好意思，我这车是别人约好了在这儿等人的，你还是坐别人的车去吧！”
听司机向我下起了逐客令，我只得下车，往前走不多远，上了另一辆停在路边的车里。
车上的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见我上车，他有些漫不经心地问我：“你要去哪儿？”
我说：“去中国文联大楼作家出版社。”
也不知道是司机不想跑这趟活儿，还真的不知道作家出版社在哪儿，他对我说：“中国文联大楼在哪儿？在哪条街上？”
司机这样一问，可让我傻了眼，本来我以为，中国文联或是作家出版社这么有名气的地方，的士司机不可能不知道位置，现在他问具体在哪条大街上，我怎么知道。
情急之中，我连忙向小原打去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把电话递给司机，小原在电话里向司机说明了具体位置，司机这才把电话还给我，然后有些无奈地发动了的士的引擎。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说：“说个实话，这的士我都不想跑了。”
我问他：“为什么？这马上就过年了，现在应该是你们最挣钱的时候，为啥不跑了？”
见我问他，司机向我发起了牢骚：“你不知道，北京的公交系统越来越通畅，而机动车的数量也逐年增多，这两头都在挤压的士的空间不说，现在北京很容易堵车，往往十多里的路，有时能堵上半小时，如果拉到的只是单程，这一去一来还亏本。所以，到了上下班的高峰期，我们宁愿把车停在路边的小树林里，也不愿意到路上去揽活儿。”
从他说话的语气里，我能感觉到，的士司机也有的士司机的烦恼。
由于距离不远，司机很快就把送到中国文联大楼前，只见“作家出版社”几个字又大又醒目。总算来到了目的地，付过十几元的车钱下车，站在这幢雄伟高大的大楼前，我感觉到心里踏实多了。
我们这次参加《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创作会，报到的地点，就是这幢文联大楼的十四楼会议室，而我们这次会议的实际地点，则是位于北京北五环以外的温都水城国际大酒店。
4
根据大楼内的路径指示，我径直来到文联大楼十四楼的会议室。一个年约二十的女孩儿见我进来，连忙倒了一杯茶水，径直向我这边走过来。我向偌大的会议室里扫了一眼，空空荡荡的会议室里，还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子，在他旁边还放着一个黑色的大包。
那女孩儿走到我面前，一边向我递过茶水，一边向我说：“老师，请先在这里喝点儿水。”
我一边接过茶水，一边十分感激地说道：“谢谢，请问你就是小原老师吗？”
那女孩儿笑道：“我不是，小原老师还有别的事儿在忙着。”
原以为接待我们的会是小原，没想到不是。
我端着茶水，在先来的那位老师旁边坐下来，向他问道：“请问你是……”
见我相问，他连忙说道：“哦，我是从内蒙古赤峰来的，我叫陈计中。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连忙说道：“是陈老师呀，我叫曹远超，是从湖北襄阳来的。”
经过一番简单地交流，我知道陈计中老师要创作的传记是马致远，他谈了为历史人物作传面临的历史资料匮乏的问题。他说他到现在，撰写的创作大纲还没有通过。
接下来，走进会议室的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王颖老师。王颖老师很随和也很健谈，他一进入会议室就来到我和陈老师旁边坐下，和我们谈作品，谈创作。仅仅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仿佛就成了相识多年的熟人。这次王颖老师是要创作的传记是司马相如。
过不多久，几位从江西来的老师又陆续走进了会议室，其中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女作家，格外引人注目。她拉着拉杆箱走进来，在我的后排坐下。通过交流，才知道她是来自江西上饶的庞俐俐。
接下来，就陆陆续续来了更多的人，偌大的会议室里渐渐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四点钟左右，丛书编委会黄宾堂主任走进会议室来，和大家一阵寒暄之后，就忙着安排大家从这里坐车前往这次会议的住地——北京温都水城国际大酒店。
大家在黄主任的安排下，陆陆续续来到停放在文联大楼外的一辆大巴车上。然后按名单点名清点人数，好象是一个陕西籍的作家未到，大家在车上等了十几分钟，那位老师来了之后，在北京渐渐迷蒙的暮色中，大巴车载着我们一路向北，往五环以外的温都水城驰去。
车上，我和王颖老师坐在一起，王颖老师虽然著作等身，但却性格随和，他主动和我谈北京的历史以及它近十几年的飞速发展，还有北京的房价很贵这类很生活化的话题，当然，我也向他谈我们襄阳的过去和现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和王颖老师的交流中，似乎过得很快。
等我们赶到温都水城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飘飞的雪花已经在路上积起了薄薄的一层。不过，望着车窗外不停闪烁变幻的霓虹，却让人感觉不到一丝阴冷和寒意。
温都水城是北京著名的温泉之乡，是康熙帝曾经的行宫和御用疗养之地。现在的温都水城是一座集休闲疗养、文化娱乐、商务会务和住宿餐饮于一体的城中之城。中国作协把这次会议的地址选在这里，肯定有让大家放松心性，畅所欲言，调动大家的创作热情，为即将投入的创作打气鼓劲的意味，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作协对《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这项国家级文化工程的支持与重视。
从车上下来，走进温暖舒适、华美靓丽的接待前厅，早有提前赶到的作协工作人员为我们登记房卡，安排餐饮。进行完签字登记之后，工作人员小崔把房卡递到我手上，同时还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餐券、信息卡和会议章程之类的东西，我住宿的房间是8303。
插卡打开8303房间的门，打开室内的灯，我才发现，室内的空间非常宽大，除了一张大床之外，衣柜、写作台、会客沙发一应俱全。特别是当我拉开落地窗帘时，看到的是室内还有一方温泉浴池。说实话，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客房。
在房间里放好行李，简单地洗了个澡，我便下到位于一楼的自助餐厅去吃饭。
一楼的自助餐厅很大，我赶去的时候，王颖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已坐在桌上开始用餐了。见我进去，王颖老师向我招呼道：“小曹，坐这边来。”
我向王颖老师应道：“好的。”
于是，我便拿了餐具开始夹自己喜欢的食物。尽管是自助餐，但是看上去也很丰盛，中餐西点异彩纷呈，可能有二三十个花样。
我觉得自助餐的形式很好，既能让大家吃好，又不造成浪费。不象现在很多的中式餐饮，十几个人围一大桌，喝酒逗闹，在这样的氛围下，能正正经经地去谈工作，能正正经经地去谈创作，我认为，简直就是《天方夜潭》。
我选好一份食品在王颖老师旁边坐下，和同桌的几个老师打过招呼后，大家便一边吃饭，一边闲聊。餐厅里的环境很安静，没有人大声喧哗，所以，即使我们都是很小声地说话，大家也都能听得清楚。
不大一会儿，一个身形高瘦的人走了进来，他戴着眼镜，一副学者模样，一进餐厅，就很友好地向大家挥手致意。我低头轻声向坐在旁边的王颖老师问这人是谁，王颖老师告诉我说，他就是中国作协的何建明主席。
等何主席在桌位上坐下来，我连忙走过去向他说道：“何主席好，我是从湖北襄阳来的，叫曹远超。”
何主席连忙站起身来，一边和我握手，一边笑着说道：“你好，欢迎欢迎。你们今天来，先吃好休息好，明天再谈创作。”
见有很多人过来和何主席打招呼，我不便再打扰，于是说：“好的，谢谢何主席。”
第一次与何主席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他非常地平易近人，看不到一点儿官架子。
匆匆地吃完晚饭回到住处，我打开温泉浴池的水龙头，想简单地泡个澡，然后再入睡。
由于浴池很大，而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很小，大概放了半个小时，我到浴池里试试水深，浴池里的水才刚刚漫到脚踝，看样子再有一个小时，也放不到足够的水深，加上在车上颠簸了一天，此时又困又乏，便索性关上水龙头，然后再把已经放进浴池里的水放掉。
就在这时，门咚咚地响了。
我在想，是不是王颖老师过来找我。于是，我快步走过去打开房门，站在门口的却是一个身材高挑的漂亮女子。还没等我开口，她便笑着说道：“你是曹老师吗？请把你的往返车票给我，由我明天给你报销。”
我回过神来向她问道：“哦，你就是小原老师是吗？”
她向我笑道：“我不是小原，我是负责财务的小范。”
没想到，这回，我又把人给认错了。我想，这段时间一直在和我们保持联系的小原，可能有别的事儿，不会在这次会议里跟我们见面了。
5
由于黄宾堂主任在昨天晚上吃饭之前，就告诉大家，要在早上七点钟开始用餐，八点十五到大堂会合，大家一起前往温都水城的第三十六会议室，八点半，会议要正式开始。所以，我把早上起床的时间定在了六点半。
其实，还在五点多，我就醒了。
先是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懒懒地起床。匆匆地吃过早饭，回到房间里把准备好的发言稿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一想到今天的会议是每个创作者都要接受专家评审组的评议和指导，心里就惶惶地有些不安，我不知道专家评审组可能会向我提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知道他们就我的发言会作出什么样的评议。
早上八点十五，我们在黄宾堂主任的组织下，沿着全封闭的透明的回廊向第三十六会议室走去。由于走路的速度有快有慢，所以，刚出发不久，人群便渐渐地散开了。步出大厅的拐角，一束灿烂的阳光照进透明的回廊，让人顿时觉得眼前一亮。想不到，昨天晚上还是雪花飘飘，今天早上却是阳光灿烂。
我和王颖老师走在一起，他问我昨晚睡得怎么样，我说很好。走到长廊的拐弯处，何建明主席正好从我们身边经过，他问我们昨晚泡过温泉浴池了没有，我说水流太慢，所以没有。何主席说，放水的时间得一两个小时，他让我们回到房间后就提前放水，他还特别说，从水龙头里放出来的水就是直接从地下出来的温泉水，泡一泡对身体有好处。
看来，何主席不仅仅是关心我们的创作，同时，也关心我们的生活。
我和王颖、陈计中几位老师来到第三十六会议室的门前时，只见两张长台前，有两组作协工作人员，一组对大家进行身份登记，一组要求大家在一个大红的签名册上签名留念。
由于当时门口的人多，我对工作人员并没留意。在陈计中老师签完名字之后，我就紧跟在他后面把自己的名字签上。正准备转身走的时候，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向我说道：“哦，你就是曹远超老师。”
我转回头来，我看见一个身材高挑年轻漂亮的女子正望着我微笑。我连忙说道：“我是曹远超，你是……”
“我是小原。”
“啊？你就是小原老师。”我在惊诧之中，竟然有一丝莫名的欣喜。
小原美丽文静，亭亭玉立，简直和我未曾见面时想象中的样子一模一样。
会议在八点半正式开始。
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张陵总编辑，在张总的主持下，首先是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讲话。何主席首先对年终岁末把大家招集到北京来参加会议表示歉意，并代表中国作协、代表李冰书记对大家的参会表示慰问和感谢。紧接着，何主席话锋一转，切入正题。何主席首先说明，《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是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实施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中国作协李冰书记非常关注这部书的成果。作为这部丛书编委会的执行主任，他的心里感到诚惶诚恐，所以，对这部丛书的创作要求非常严格。这部传记丛书之所以让作家来写，而不是由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来写，这首先就要求，它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评传，也不是历史资料的罗列、分析和叠加。所以，作品需要展示的是一个生活在历史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个让人们分析来分析去的冷冰冰的学者。其次，这部书既是非常高端的，又是比较通俗的，要能够让普通读者读得懂的。它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展开合理想象。所以，自娱自乐、天马行空地小说创作手法不行，缩手缩脚、思想僵化的写作手法也不行。
接着专家评审组对已经完成初稿创作的五位作家的作品，一一评审。除了一位作家的作品已经被评审通过外，评审组指出了其余四位作家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并责令修改，同时也为他们的修改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和建议。
虽然他们几位都是文学界的名家大腕，而且年龄也大多都是五六十岁了，但是，专家评审组也没有对他们手下留情。
接下来就是按照座位顺序，由还没有开始投入实际创作的作家们，开始就自己的创作思路，结合自己的创作大纲，进行每人十分钟的发言，接受评审组的评议。
由于有些作家发言之后，面对专家评审组的质疑和指导，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辩论，致使差不多每个人的发言几乎都超过了十分钟。整整一个上午下来，进行发言的并没有几个人。
下午两点，会议继续开始。
由于上午的发言进度太慢，按照上午的进度，本来安排两天的会议，估计三天也开不完，于是，下午改为三人一组发言，然后再由专家评审组集中点评。就在会议的间隙，小原找到我，交给我一个信封和两份协议。信封里装的是专家组对我撰写的《孟浩然传》创作大纲的评审结果。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编委会的审读意见跃入眼帘：大纲思路清晰，对文本结构了然于胸……章节标题富含诗意，体现了作者良好的文学感觉。结论：通过。
看到“通过”二字时，我如释重负。
接着欣然签署协议，协议签署后，由于还要有一系列的手续，所以，小原告诉我说，正式的协议文本会后再分别寄给大家。
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在何建明主席的提议下，大家在一起合影留念。合影之后，稍事歇息，会议继续进行。
下午发言的进度明显比上午要快多了。本来按照排位顺序，在下午发言的最后一两个人可能是我，我感觉到心里砰砰直跳。谁知还好，因为有两三个作者有紧要的别的事情要提前走，所以，会务组决定让他们先发言，我的发言时间只能顺延到明天了。本来紧张了半天，最后却是虚惊一场。
会议结束之后，回到8303，我吸取了昨天的教训，直接就打开了温泉浴池的水龙头，然后再下楼吃饭。
吃晚饭的时候，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老师和辽宁的一个青年作家坐在一起。我和王春瑜老师一边吃饭，一边谈起襄阳，说起了诸葛亮的隐居地——古隆中，说起襄阳和南阳的诸葛躬耕地之争，王春瑜老师态度鲜明地说，说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阳，简直就是胡扯。通过王春瑜老师说话的语气，我能明显地感觉到，王春瑜老师对襄阳很有好感。
吃过晚饭，我找到开会时和我坐在一起的山西籍作家李金山，我想请他介绍认识一下同是山西籍的作家哲夫。因为哲夫创作的对象是王维，由于在历史上孟浩然与王维之间特别友好的关系，写孟浩然肯定离不开王维，而写王维当然也离不开孟浩然，所以，我想就孟浩然和王维跟哲夫在晚上作个交流。
李金山指着旁边一张桌上的七八个人说，他们还在喝酒。
本来这次会议没有安排烟酒，但是，山西籍的几个作家，他们还是自费买了酒。在这次《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创作入选的作家中，除了北京以外，山西籍的作家最多，可能有六七个，其次是江西和陕西，湖北籍的作者好象就只有我一个。
看哲夫他们几个酒喝得兴致勃勃的样子，晚上和他的交流肯定没戏，于是，李金山老师对我说，走，我们一起游泳去吧！
我连忙说，我没带游泳的衣服。我说我浴池的水已经放了，在房间里泡也是一样。
李金山只好自己游泳去了。
6
第二天的会议，开始的时间还是八点半，会议室外的阳光明媚而灿烂。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紧张。我基本上是按照会务组的要求，就我即将准备投入的创作，做了近十分钟的发言，中国作协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何西来老师代表评审组对我的发言做了点评。
何西来老师首先对我的创作思路给予肯定，对有关历史方面的观点予以了认可，何西来老师还特别对我根据孟浩然的一首仅有二十八个字的诗，演绎出的一段五六百字的短文，专门作了点评，他认为我有能力完成这部作品。
尽管何西来老师对许多在我之前发言的名家巨擘作了很多质疑和指导，但是，对于我，他却没有一句建议和批评，有的全是一句句沉甸甸的鼓励与肯定。不过，我自己有几斤几两，我的心里十分清楚。和许多名家巨擘相比，专家组之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格外严厉，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文学的沃土上，长成了能够搏风击雨的参天大树，而我才仅仅只是个刚刚破土，还弱不禁风的幼苗。所以，他们给我更多的则是温暖与呵护。
上午的会议结束时，来自北京以外地方上的作者的发言基本上全部结束，有要返乡的，下午的会议可以不再参加。于是，我找到小原说，我下午就回城。小原说，你不是明天回襄阳吗？你晚上和大家一起走。我说，明天就要回去了，下午我想到北京城里到处转一转。
小原说，那好吧！
于是，她便帮我安排好了回城的车。
其实，我之所以急着回城，是因为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女儿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女儿在短信里除了祝我圣诞节快乐之外，还特别嘱咐我，到北京别忘了给她带件礼物。虽然女儿的学习成绩不太好，而且有时候也不太听话，但是，谁也取代不了女儿在我心里最重的份量。我急着回城，就是想给她买件合适的礼物。
下午两点多，小原安排江西的聂冷老师、陕西的乔忠延老师、内蒙的陈计中老师和我，一起坐会议工作人员小崔开的车回城。临别时，小原和会议工作人员又是帮着做安排，又是帮着拿东西，她们的细致和热情，让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参会人员心里暖暖的。
小崔开车载着我们离开温都水城，一路之上，车如长龙，大概跑了二三十分钟，前面的路便完全被滚滚的车流给堵死了。整整有二十多分钟，车子才前进了几十米。再看看前面被堵在路上根本就看不到头的车龙，小崔开始着起了急。因为乔忠延老师是北京站下午五点五十的车，包括检票、进站都需要时间，照这个样子，恐怕六点钟也赶不到那儿去。
这时，后面的车都纷纷开始调头，小崔说，前面不知要堵到啥时候去，算了，我们还是回去走高速。小崔说完，他便开车调头开始往回走。汽车往回大概开了十几分钟，才绕上了高速，虽然小崔把车开得飞快，但是下高速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多了。汽车进了北京市三环以内的中心区，速度自然就慢了下来。先是把聂冷老师送到一个地铁站附近，接着是把乔忠延老师送到北京站，乔老师在北京站前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五点多了。
我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西站，由于我是第二天的票，不赶时间，而陈计中老师是北京北站晚上六点多的车，所以，为了不耽误陈计中老师的时间，小崔把我送到长椿街公交车站，我与陈计中老师和小崔告别，然后坐9路公交车赶到北京西站。入住到北京西站旁边的如家快捷酒店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钟，繁华的北京西站周边，早已经夜色阑珊，霓虹闪烁。
放好行李从酒店出来，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北京的大街上风很大，也很冷，我本是想着要到街上去给女儿买件礼物，可是由于人生地疏，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最后只好来到北京西站对面的超市，给女儿买了些吃食点心，姑且算是礼物。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因为我早就决定，要赶在回襄阳之前，去一趟天安门广场，还要看升国旗仪式。到酒店的前台找服务员问清了，到天安门广场，直接到西站天桥下的公交车站坐52路车就可以去。
早晨刚刚六点多，我便从酒店出来，外面的天还没亮。一出酒店，我就知道身上的衣服穿得太少了，还没走出多远，街上冷冷的风寒便把我的脸吹得发木。
52路公交车就静静地停靠在站台上，车上的人很少，零零星星几个上车的人，他们一上车便一边跺脚，一边往冻僵的手上哈着热气。原以为北京西站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站路，没想到52路车竟绕了个大圈，跑到天安门广场东竟有十多站路，好在一大早，街上车少人少，公交车开得很快，我在天安门广场东下车的时候，已经有六点四十了。
和我一起下车的，还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四川女孩，她们一下车，便找人询问进天安门广场怎么走。只可惜她们找错了人，原来她们问的人也是要往天安门广场去的，并且也不知道具体的路径。这时，遇到两个武警战士向这边走过来，我连忙走过去向他们询问，才知道，具体是往南走，然后在广场的东入口排队，等入口开放之后，才能进入到天安门广场。
我赶到广场东入口时，入口处已经排了好长的队，估计有上千人。然而，仅仅过了有十多分钟，等待进入广场的人已经排成了长龙，粗略地估计了一下，可能不下四五千人。
约莫七点钟，广场的东入口开始开放，人们排着长队，接受安检之后，一出安检口，为了抢占一个看升国旗的好位置，大家便纷纷向前面的广场跑去。东入口的人和南入口、西入口的人迅速地汇聚到一起，刚才还显得空荡荡的广场，一下子就汇集了上万人。由于我是一个人轻车简从，所以占据了第二排靠前的位置。从这个位置上看去，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旗杆清晰在目。但是，正是由于位置靠前，我很快便被广场上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冻得瑟瑟发抖，仅是穿了皮鞋的双脚寒彻生疼。站在我旁边的两个江西来的小男孩更是被冻得只想哭，他们不停地向父母叫嚷着说要回去。我手里相机也因为太冷，放在外面不一会儿，焦距和快门的按钮就冻得失灵，必须放在衣兜里焐一会儿，才能再用。好在七点二十左右的样子，一列国旗仪仗队的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列，从天安门城楼下的门穹里走了出来，随着曲调激越的国歌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着初升的太阳，在我眼前冉冉升起，我仿佛感觉到，我的心脏和祖国的心脏在一起跳动。
升旗仪式结束之后，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渐渐散开，人们有的就在天安门前，有的则是走向西面的人民大会堂前，也有的走到南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大家纷纷拍照留念。由于我是一个人只身前来，只好请人帮我从东南西北几个方向照了几张像，就匆匆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因为时间已经是早上八点多了，我是北京西站十点三十的车，这中间还有十多公里的公交里程，如果要是在这里耽搁的时间长了，可能会误了上午回襄阳的火车。
来到天安门城楼的东侧，我和几个行人一起，沿着天安门城楼前的大街，从天安门城楼前缓缓走过。望着眼前巍巍耸立的红色的城楼，我仿佛看到我们的祖国，正在和天边那一轮冉冉东升的旭日一起，蒸蒸日上。
在天安门广场西坐上52路公交车，赶回如家快捷酒店时，已经接近上午九点半。我赶紧放了些热水，焐了焐冻僵的手，洗了洗冻木的脸，不敢稍有耽搁，便匆匆地收捡好自己的行李，退房出店，急急忙忙地往车站的检票口赶去。
7
十点钟左右，来到候车大厅的时候，候车大厅里已经拥拥簇簇地站满了人。我要乘坐的北京西至重庆北的K589次列车，已经开始验票上车了。因为有的旅客行李太多，立刻便有人前来问询是否需要搬运行李，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子就是因为要带两个箱子和一个大包，实在拿不了，就叫了个“大哥”帮着搬运，结果那个粗壮的汉子拿起绳子和扁担，把箱子和包绑好，挑起来好象是从侧门直接就走了。想不到在北京西站这样现代的地方，依然还有人在干着挑夫的营生。
跟随着汹涌的人流来到车上，虽然我是下铺，可是我的铺位下面，已经被先上车的人的行李塞满了，好在我带的东西不多，在铺位与铺位之间的过道里还放得下。
坐在我对面下铺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安徽女子，看上去还比较健谈，她说她和老公在北京做生意，坐车是回重庆万州的婆家去，因为她的儿子留在婆家，儿子算是留守儿童。
我问她在北京做什么生意，她直言不讳地说，是在北京摆摊。于是，我觉得很是不解。因为现在年关将至，对于摆摊来说，现在应该是生意最好的时候。那女子说，现在在北京，生意也不好做，房租又贵得吓人，本来她和老公是打算把儿子接到北京来上学，由于生意不好做，现在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她说，今年北京实在是太冷了，在户外的时间长了，她根本就不适应，所以，她提前回婆家过年，等明年开了春，再到北京来。
看来，于她于我而言，摆在面前的现实都是困难与憧憬并存，压力与希望同在。只不过，她所面临的是明年如何在北京生存，而对于眼前还暂时没有衣食之忧的我，担心的则是如何才能完成明年即将投入的创作。
列车缓缓地开始起动了。明媚的阳光透过车窗，暖暖地照进车内，我静静地斜靠在车窗上，眼前的景物一点点向身后退去。望着即将离开的北京，我的心里有种依依的难舍。仅仅三四天的行程，让我体会了那么多，感受了那么多，我非常感谢中国作协、中国作家出版社对我的盛情之邀，是你们让我这么近地感受到了祖国跳动的心脏，是你们的信任和期待，让我重拾起曾经拥有的信心和力量。在我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刻，心里边最想表达的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列车一路向南，向着家乡襄阳驰去，天色渐暗的时候，列车离开河北，进入河南境内。望着天边渐浓的暮色，我在心里说，2012年的最后一天，我就这样要在奔驰的列车上度过，一觉醒来，2013崭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
由于火车大概在凌晨三点左右到达襄阳，所以，我把手机闹铃的时间定在两点二十。两点二十分，手机准时把我叫醒，列车已进入襄阳境内。两点四十分左右，灯火灿灿的襄阳开始出现在我眼前，望着眼前这座灯火通明的城市，我的心里感到一阵融融的温暖。
这是片养育了我的沃土啊！
不管将来能走多远，我都知道，正是家乡这片让我立足的沃土，培育了我们一天天的进步，哺佑了我们一天天的成长。
于我而言，只能是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吧！
2013年1月5日夜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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