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妈，我亲亲的后妈

 ——一位高考文科“女状元”的深情自述

张天儒

    1999年9月，湖北省文科高考第七名，襄樊市文科高考状元李铭到武汉大学法学院报到。李铭来自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位腼腆的“女文科状元”讲述了一个关于后妈的故事，一字一泪——

妈妈带走了我们家里所有的快乐

    1988年5月，那年我刚9岁，家里就遭受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

    第一个遭难的是我叔叔，他因患胃癌医治无效去世了。9月，奶奶又患了肝癌。三个月后，奶奶也去世了。不久,妈妈陈运芝因患肾盂肾炎又住进了医院。一个月后，父亲李祖成的肝部隐隐作痛，到医院一查，竟又查出了个“肝癌”。

    还在医院治疗的母亲顾不上自己的病，陪父亲到武汉检查，结果是肝囊肿。那时父亲刚刚调任庙滩粮管所主任，在赶往襄樊办事的途中又遇到了车祸。父亲被撞成了二级脑外伤，腰椎骨骨折，住院治疗了两个多月后，病虽好了，却留下了后遗症。

    叔叔去世后三年，婶婶无奈之下留下他们惟一的女儿改嫁了。母亲毫无犹豫地收养了比我大两岁的姐姐，我便叫她为二姐。我们的家从此负担更加沉重。

    1995年11月，母亲因为劳累过度，肾炎转化成尿毒症，外加上肾性高血压。1996年8月9日，母亲撒手西去了，从此，我们的家便风雨飘摇，如同散沙。

    母亲去世时，我正在谷城县一中参加暑期补习。当我得知噩耗，心急火燎地赶回家时，母亲的遗体已经殓棺了，我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真是心痛欲裂啊。

    没有母亲的日子我们过得好累好累，原来充满欢声笑语的家，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父亲平时就很严肃，很少和我们交流，妈妈去世后，他更加沉默寡言了。家里少了母亲的温柔，就好像没有了春天的阳光，我突然了解了母亲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我有什么委屈和想法只好对哥哥姐姐讲。好在我已上了高中，吃住都在学校，这个家，我渐渐有了一种疏远的感觉。

“让我把这个家重新凝聚起来”

    一天，父亲跟我们说他要结婚了，对象是本单位李仲全阿姨。李阿姨我们早就认识。她丈夫1992年病逝。当时她儿子才两岁，她一个人带着儿子顽强地生活，人品极好，我们对她印象很好。但她一下子要成为我们的继母我们却无法接受。

    我们家的兄弟姐妹没一个人不反对。我更是极力阻止这场婚姻，心中那份对母亲的爱实在太深了，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其他人来占据我母亲的位置。已经成家立业的大哥回家和父亲没说上两句话，就吵了起来，大哥赌气走了。

    李阿姨那边也是责难四起。首先发难的是她的母亲，她声色俱厉地正告女儿：“你不管嫁给谁都行，就是不准嫁给那个老头子，你要嫁给他，以后就别回来！”

    单位里也风言风语地传出一些谣言，说什么的都有。但无论别人怎么评判，父亲和李阿姨却心平如镜，义无反顾。

    1997年元旦，李阿姨领着她7岁的儿子嫁给了我的父亲，名正言顺地当起了我的后妈。

    我还是住在学校不常回家，回家了也不跟李姨说话，我用冷淡来表达我的不满。但一段时日过后我发现，李姨很贤慧，也很通情达理，对父亲体贴入微，所有家务事都不让我们插手。吃罢饭，她独自到厨房收拾碗筷，而要我们兄妹几个陪父亲，说是我们难得聚在一起。在李姨的身上，我多少又看到了母亲的影子。而父亲是越来越愉快了，精神也振作了。为父亲着想，我甚至想就这样接受李姨算了，但我仍然无法开口叫她，我心中妈妈的地位是坚不可摧的。

    1997年腊月三十，父亲和李姨让我们兄妹回家团聚。那是一次尴尬的团圆，我们不知如何称呼眼前这个后妈。改口不习惯，叫阿姨也不妥当，只能用一些模糊的语言来替代，真是别扭极了。

    中午吃过团年饭后，大哥大嫂执意走了。李姨仍然面带微笑地忙着。她体贴地照顾着父亲，亲切地招呼着我们兄妹，边看电视边和我们姐妹几个聊天。一时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妈妈从前在家里温柔的身影。

    说真的，我对李姨由“敌对”转为同情了，但心里的弯怎么也难以转过来，内心无法接受她来替代母亲。

    但李姨很激动，她第一次把心里的话全掏给了我们。她语重心长地说：“我和你父亲结婚，我图他什么呢？论年龄，他比我大一大截，我只图他人品好。你们不在他的身边，他生活很困难，需要人照顾。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认准了。我也知道我身上的担子不轻，我有信心承担一切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个家就像一碗水，我会把它端平。我也有信心把这个家重新凝聚起来。”

    直到那时我才发现，李姨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家里一切摆设都按母亲在世时的方式布置，她是想让我们在家里能感受到一种回到从前的温馨。

    那个除夕过后，我心中对李姨的成见消除了，尽管我还无法像对待母亲那样与她亲热起来。

    而李姨则开始像真正的母亲一样关心起我们姐妹来。1998年元旦，大姐李燕要出嫁了。李姨对父亲说：“女儿的婚事我得亲自操办，我要对得起她们的母亲。女儿出嫁，惟有母爱是依托。她们失去了的，要从我身上重新获得。”李姨一手操办了大姐的婚事，细致周到。大姐带着幸福的微笑出嫁了，出门的那天她拉着李姨的手泪汪汪地说：“妈，我走了，谢谢你！”

    1998年5月1日，二姐李红也要出嫁了。二姐在我们家生活了七八年，和我们就是亲姐妹了。李姨煞费苦心地为二姐操办婚事，她何尝不想让女儿风风光地出嫁，自己也有面子，毕竟二姐是在我们家长大的呀。但她却替别人想得更多更细。她对父亲说：“我们不能让红娃从我们家出嫁。”

    父亲有点生气：“难道你嫌红娃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吗？”

    李姨耐心地说：“你有没有想过，红娃的亲生母亲还在，她母亲也不容易，女人哪有不心疼自己的女儿的？她们母女这么多年没有来往，在红娃大喜的日子里若能她们母女间的感情融洽起来，红娃会更加幸福的。我们总不能让她们母女永远天各一方吧？”

    父亲被李姨一番入情入理的话给打动了。二姐的婚礼全按李姨的安排进行，我们家花了2000多元为二姐置办婚礼，而婚礼却在二姐的继父家里举行。二姐在出嫁的前夕又回到了亲爱的母亲的怀抱，这对苦难的母女一起握着李姨的手泪如雨下。

    两个姐姐出嫁后，很快都有了身孕。李姨早早地把小孩的衣物、尿布等准备齐全后给她们送去，一直照顾到临产，亲手抱到外孙才安心。

    李姨真实的爱终于化开了女儿心中的坚冰，两个姐姐什么贴心的话儿都对她说。

我和后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家里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是负债累累。我知道家里的环境，尽可能素衣粗食地过日子，不给父亲增加负担。可李姨总怕我在学校里苦了自己。每次我回家，她都要往我兜里塞上几十元钱，并一再叮嘱我说：“别苦了自己，我们现在的日子好过了，供你读书是没有问题的。”

    可我知道，这几年粮食部门不景气，父亲和李姨月月工资都不能兑现，即使兑现也只发一二百元钱，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啊。

    不知什么时候，李姨知道了我爱吃北方水饺。每次回家，她都要买几斤瘦肉，包水饺让我好好地吃一顿。以前，我们家只有爸爸才有这个手艺，没想到李姨到我们家时间不长就学会了。后来我才听姐姐们告诉我，李姨是专门为我学做水饺的，她说这样我就可以多吃一点儿肉，对身体有好处。这是只有妈妈才会有的体贴和关爱啊，我真的感受到了母亲复活的温暖，感动的泪水充盈着我的眼眶。

    1998年的高考已经临近。李姨准备来县城住几天，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我不忍心拖累她，坚持没让她来。考试时，急于求成的心理影响了我的正常发挥，总分仅有506分，只上了三类线。而当时我报考的是外语专业，录取分数线比其他任何专业都高。结果，我以四分之差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意外的打击，简直始料不及。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整日以泪洗面，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

    李姨见我如此难过，也很心疼。她极力安慰我并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在自费读大学和复读之间作一个选择。我当时很矛盾。若自费读大学，家里又要为我借不少的钱。如果复读，家里还得再供我一年的学费，花销不算少，万一明年再考不好怎么办？可我还是想复读，说什么我也有点不服气。

    李姨了解我的心思之后，情真意切地说：“不要想得太多，多读一年总比少读一年强。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少了谁的也少不了你的。只要你努力了，就是考不上也问心无愧。”

    就凭李姨这一片诚意，我又无忧无虑地开始复读。在我人生遭遇挫折时，是我亲爱的后妈再次为我扬起了希望之帆。而且精神上很放松，李姨在我的面前从来不提学习上的事，倒是每次回家总要问我学校里的生活怎么样？要不要买些衣服和鞋子？

    我在学校非常俭朴，从不乱花一分钱。1999年春节过后，李姨给了我900元钱，除交学费外，剩下的钱，我一直用到毕业。端午节，我回到家里，李姨内疚地说：“这么长时间没给你钱，等你这次走，我给你一点儿钱带去。天热了，买几件夏装穿。”

    李姨越是对我慷慨，我越是舍不得花钱。我知道我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好好读书，我必须对得起我死去的母亲，也必须对得起待我比亲生女儿还好的李姨。

    让我惊讶的是，父亲也变得心细了。一向大大咧咧不问家事的父亲，突然间关心起我的学习了，而且很讲究方法，就像管理他手下的职工一样讲究策略。

    我们每次考试都排名次。复读后的第一次大考，我考了520分，排名后列。父亲看了我的成绩后，没有发脾气，反而很认真地指出了我的基础知识掌握不牢的问题，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名次。受父亲的影响，我也不在乎名次了，而下功夫去攻基础、练技能。结果，一月之后的第二次大考，我就以598分的成绩跃居全年级的第二名。但父亲看了我的试卷后，又严厉地指出了我在某些课程上基础不扎实的问题。他依然不关心我的名次，当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父亲也没因此而表扬我。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完全摒弃了名次对我情绪的干扰，出人意料地轻松。

    后来我才知道，对我采取减压措施的苦心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后妈。她多么了解我呀！她曾多次对父亲说：“李铭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孩子，她现在不需要我们给她物质上的帮助，而是需要我们帮她解决学习方法上问题，同时还要替她减轻思想上的压力。”

    高考的前几天，其他同学都在争分夺秒地自加压力，进行强化性记忆，而我却被李姨和父亲约出去逛街、散步。

    1999年7月的“黑色”三天，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压力和紧张感，考试时心情愉快，精神状态好极了。

    高考揭榜了。7月23日晚上11点， 父亲接到哥哥从县城打来的电话，听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我以621分的成绩荣居全市文科榜首、全省文科第七名。父亲不敢相信，李姨激动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父亲想叫醒我，告诉我这个喜讯。李姨说：“情况还没弄清楚，让铭铭好好睡一觉。她知道后会睡不着的。等明天早上我们落实了再告诉她也不迟。”就这样，父亲和李姨度过了那个激动的不眠之夜。

    7月24日的早晨，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168”进行查询，结果和哥哥报告的分数一字不差。李姨还敢相信，接过电话又拨一遍“168”，报告的情况仍然是——李铭：考分621分，名次：襄樊市文科第一名，湖北省第7名。

    “千真万确，我们铭铭终于考上大学了！”李姨激动地一下子坐到了地上，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父亲连忙把我叫醒，我也不相信，又拨了一遍“168”。听完电话，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站在我身边的弟弟（李姨的儿子），李姨和父亲又紧紧地把我们抱在怀里，我们一家四口人一齐瘫坐在地上。我看到李姨流下了眼泪，心中感动万分，原来李姨一直都在为我着急，她只是怕影响我的情绪，而把自己的担忧强压在心底。

    8月18日，我接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为武汉大学国际关系法专业的新生。

    上大学需要花钱，可我知道我们家里已经是没有什么积蓄了。李姨看出了我的心事，说“小孩子别管那多多，不用你操心。”

    8月23日，李姨给了我7000元学费。姐姐告诉我，这是李姨帮我借来的。我担心地说：“你们怎么还呀，你和爸爸还得过日子呢！”

    李姨说：“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这是我们的口号呀。”

    看着李姨慈祥的笑脸，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9月6日，李姨执意要和父亲一起送我到武汉，她对父亲说：“我不能让别人觉得铭儿是个没妈的孩子，我一定得去送她。”

    我们赶到武大门口，父亲和李姨都已经汗流浃背了。李姨拢了一下我的头发，含泪深情地对我说：“铭儿，你上大学了，你母亲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的。”可我惟一不放心的是你在生活上太苦自己，你能不能答应妈妈好好照顾自己，让我放心呀？

    听着这比母亲还要亲的话，看着李姨比妈妈还要慈祥的笑脸，我再也忍不住热泪奔涌而出。我冲口叫道：“妈妈！”

    这一声“妈妈”叫得李姨流下泪，叫得爸爸也流下了泪，因为这是从一个女儿心底里发出的最真实最赤诚的感情……

                          ----原载《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