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刘学芬老人去世快一年了。每当与家人谈起她，每当我一个人静静地思念起她，她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她生前为我、为自己的子女、为家人、为左邻右舍所做的好事，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好象她并没有去世，而是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走亲戚了。岳母是个大好人，她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罪，她为子女，为这个家，操了一生一世的心。

　　我总想给岳母留点什么，以寄托我和妻子的哀思，这便是我写下此文的初衷。

苦难的日子

　　老河口刚解放不久，岳母就嫁到了岳父家。岳父原参军在新四军85团，襄阳解放后不久就转业到光化县公安局当刑警。由于长年风餐露宿，半夜卧在野地里捉土匪抓恶霸，不幸得了个全身性风湿病。治好后便回家养病，把工作丢了，靠政府每月发的抚恤金接济家用。再后来，岳父干脆跟别人一起出外去跑生意，把一家老小丢在老河口。那时的岳母家，上有年岁已高的公婆，下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和一个从娘家带来正在上学的侄女，还有常常卧床不起的老娘。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生活的重担落在岳母一个人身上。由于岳父走人了，政府的抚恤金也停发了，全家仅靠岳母在老河口花直门外经营一个小茶馆外带做臭豆腐来度日子,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全家吃了这顿愁下顿。但是，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岳母。她把上学的侄女安排得好好的，把公公婆婆侍候得好好的，把三个年幼的儿女呵护得好好的，还有病在娘家的母亲也精心照料得好好的，艰难地往前度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在那场全国性的“大跃进”灾难之后，岳母赖以生存的茶馆也维持不下去了。试想想，当人们连肚子也填不饱的时候，谁还有心思坐在茶馆里去品茶？茶馆垮了之后，岳母将就着把去世的母亲安葬好，趴在坟上大哭一场，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河口花直门和姚家营，扶老携幼，踏上了一条更加艰难的求生之路。岳母领着一家老少来到襄樊投亲靠友。说的是投亲靠友，实际上也就是先找个栖身之地，等找到活做之后便自己营生。岳母的性格是坚强的，她不仅没垮下来，也不会轻易去求人。亲戚暂时接纳了他们，把她一家安置在本单位的招待所住下。说的是住招待所，实际是腾了一间空房子，抱来一卷席筒，用岳母带来的被褥往上面一铺，这便是全家人睡觉的床铺了。岳母寻找“工作”的事进行得并不顺利。她哪里知道，在那个年月，老河口的“工作”不好找，襄樊的“工作”又何曾好找？亲戚见岳母没找到活做，便劝她重返老河口，不要在她工作的机关丢人现眼。亲戚见劝了几次岳母没听，那天就请人来开赶了。在栖住的那间招待所的空房子里，大人们关门在里面商谈（亲戚交待的不要在机关丢人现眼），孩子们吓得直哆嗦，扒在窗户上贴着耳朵偷听。两个女儿大一些，也稍稍懂事了。她们虽然没听见大人们说什么，但从大人卷铺盖的动作中知道了，是要撵他们走。尤其是见到来的那个人又把管招待所的老头拉在一边叮嘱什么，更明白了，撵走了以后是不允许她们再来了。

　　当天晚上，我的岳母带着一大家子就露宿在市曲剧团验票口的屋檐下面。她抱定了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决心，一家人死也要死在襄樊，老河口是万万不能回了。曲剧团那时在解放桥，刚发过大火不久，戏唱不成了，验票口也就用不上。这使得岳母一家又有一处比马路边要强一点的落脚窝。夜晚孩子们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唤，但没有一个哭的，儿子还在吃奶，早已睡熟了；两个儿女饿惯了，硬挺着。只有岳母一个人一边耐着饥饿一边盘算着明天上哪儿去找“工作”。这时，卖芋头汤的唐奶奶从售票口路过，见到这一家人的情形，不由得陪着岳母抹起了眼泪。真是惺惺惜惺惺，穷人怜穷人，望着孩子们饥饿乞求的目光，唐奶奶将剩下的芋头汤盛了出来让岳母一家人吃。这位善良的老奶奶对岳母说：“我住的一间房子大，中间隔一下，算是租给你们。明天我介绍你给曲剧团、电影院的职工们洗衣服、洗被子，先凑合着混个肚娃儿圆。”

　　打这以后，岳母便在曲剧团电影院干上了给人缝缝洗洗的营生。那时的襄樊，能用上自来水的单位还很少，私人户用自来水的更是罕见，岳母洗衣服被子自然要到大河去洗。解放桥离汉江边距离不近，她个子不高，每天挑一大挑子脏衣服被子跌跌撞撞地到汉江边洗，然后一件件地晾晒，晒干后又一件件地叠好，一家家地送去。妻子告诉我，那时洗一件衣服2分钱，洗一床被子5分钱，扣除肥皂钱外，一个月下来能净赚几十元。岳母算计着，除了伙食费、房租费外，要攒着让两个女儿上学。

　　时光捱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市场渐渐地活跃起来。瞅准这个时机，岳母又盘算起了经营茶水的生计，日子比前开始好转起来，但仍然没有摆脱缺粮断顿的状况。正在这个时候，家里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的岳父。原来，他跟人跑出去做生意，跑了好多年没有一点消息，钱也没赚着，孤身一人回到老河口花直门。他一看惊了，家里空无一人，父母、妻儿都没有了。他几经转折找到襄樊，与父母妻儿重逢。光化县政府为了照顾这位曾参过军，干过公安干警的“老革命”，给他安排了一个郊区林场工作。谁知，不知出于何故，岳父不领政府的情，再次辞去林场的工作不干，赋闲在家。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凭空又多了一张嘴，怎不令岳母揪心！在岳母的好说歹说下，岳父终于在襄樊市五金公司找了一份转运仓库的工作，一家子有了两个挣钱的了。此时的岳母也已有五个孩子两儿三女，还要供应一个上了高中的侄女读书，加上她婆婆的生活，日子仍然捉襟见肘。妻子经常对我说，那时他们家常常是锅里的水烧开了才发现缸里没米了，只好到左邻右舍去借一碗两碗。下半锅面条，先给岳父捞一大碗稠的，以保证劳动力的营养，然后将从菜场捡来的白菜帮子、青菜叶子洗干净切碎后下到锅里一搅，给每个孩子盛上一碗，各自抱着喝，喝饱了去上学。见到孩子们因缺乏营养而消瘦的一张张小脸，岳母打心底里难过。她拼命多挣一点钱，以确保每个星期天让全家让孩子们能喝上一顿猪蹄子汤。在供应靠计划的那个年代，猪蹄子是紧俏食品，岳母夜里5点就去排队买猪蹄。有一个星期天，她跟往常一样5点去排队，谁知比她去得早的把她的排队篮子扔到一边了，轮到她时猪蹄卖完了。岳母负疚地向孩子们道歉说：“这一次我起来晚了，下个星期一定补上。”自此，岳母每逢星期天便托付肉店隔壁的张奶奶照看好自家排队的篮子。

　　那个时候，哪怕日子过得再难再苦，岳母对孩子们的学习是不马虎的。放学后，孩子们抢着帮她干家务，她不允许，逼着孩子们做作业，复习功课。她宁可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把学习搞好。晚上，家里用不起电，就点煤油灯让孩子们学习；夏天屋里热，孩子们干脆到路灯下面去学习。实在交不起学费了，岳母就到街道上请书记写个免费证明交到学校。一年如此，两年如此，找多了，书记不耐烦了，便结下怨气，埋下了祸根，此是后话。说起来我妻子的大学文化程度，还是得益于岳母硬逼出来的。

漏船偏遇顶风浪

　　套用名人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照说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总免不了坎坎坷坷，这本是正常的。但一个家庭大起大落，或突遭不幸的情况并不多见。虽饱尝生活艰辛，但日子尚可维系的岳母，在60年代中期却经历了在她的家史上称得上大起大落的变故。国家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促使了城乡的物资流通。那个时候的一个时髦名词叫做城乡物资交流。襄樊市的城乡物资交流会就设在解放桥外面的人民广场上。岳母被街道上推荐到物资交流会上做服务工作。岳母对这项工作既热心又负责，每天吃住都在交易会上。农村卖粮的、卖油的、卖瓜的、卖菜的，城里卖布的、卖盐的、卖鞋的、卖帽的等等，都喜欢同刘二姐打交道，刘二姐长，刘二姐短地在广场上叫得价天响。岳母活像京剧《沙家浜》的阿庆嫂那样，既热情周到又从容不迫地应付了这个热闹场面，满足了交换双方和供求双方的种种要求。自此刘二姐信得过，靠得住的大名和美名在三井台、劳动街以至于东风公社都叫得很响。就此，街道上也给她在居委会安排到个对外联系打杂的工作。她每天忙前忙后，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积极得很。这也正合了她热心公益事业，给人们做好事的性格。正在这时，岳父的弟弟，我们当晚辈的称作六爹的参了军，而且是空军部队。这对于生活日渐好转，且虚荣心极强的岳母来说，无异于锦上添花。在政治气氛浓厚的那几年里，岳母不仅是军属而且是军属代表，参加座谈会、慰问会、代表大会接连不断。在政治上她渐渐有了一些名气。

　　然而好景不长，事物向另一个方向发生了转折，而这个根子，仍然归结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初，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劳动街，处在社会低层的居民很多，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平时除生活的困扰之外，不少人还深受来自基层的官僚主义作风之苦。来了运动，遇到机会，当然要提提意见，发发牢骚。那些受压受气的街道居民，认为岳母不仅是苦大仇深，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代表，而且是军属代表，于是一致推荐她在批斗会上发言，批判死不改悔的街道书记。批就批了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料，在空军服役提了干的六爹，因参与议论林副统帅而被军事法庭判了5年刑。这一下，一切都颠了个个了。判决书是部队直接下到街道的，街道革命委员会如临大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批斗。批斗会仍在老地方召开，参加会议的也还是那些群众。所不同的是，站在台上挨斗的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我的岳母。因为她是“顽固坚持反革命路线的现行反革命家属”。由于六爹的牵连，小学还没毕业的内弟被学校除了名，两个中学刚毕业的女儿正等待下乡，并且无返城的希望。多病的婆婆恰在这时一病不起。六爹的媳妇整天哭哭啼啼地提出要划清界限。本来一天到晚就寡言少语的岳父，这时脸更沉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雪茄烟，用以发泄他心中的愤恨。烟雾把岳父黑瘦尖长的脸笼罩得更加阴暗。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六弟会是反革命。他以他的方式默默地忍受着。试想，在那个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无论哪个家庭出了像六爹这样的现行反革命，该会有多少亲属子女要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岳母的家庭及整个家族像塌了天一般。

　　岳母却是出奇地沉默与冷静。她知道自己不能倒，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支撑起这个家庭。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弟媳妇要想开一些，要看远一些，事情总会有弄清楚的一天。她带着几个孩子投奔到娘家老家河南邓县避难，避了几个月之后便着手安排家里的事。她将两个上山下乡的女儿，分别送到了知青点上，又四处托人给尚未成年辍学在家的儿子找了一份工作，一切又稍稍缓和了下来。林彪事件之后，六爹平了反，家里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又换成军属的牌子。街道上又来请她参与社会活动了。原本并不懂得政治为何物的岳母，历经风浪之后把什么都看得很淡。她拒绝了街道的好意。她最关心的还是全家的生计。那时，两个女儿还在农村，另外还有两个小的还在上小学。

岳母爱同我唠嗑

　　唠嗑是襄樊这一带的土语，普通话是说叙家常，也有说做说闲话的。我来到这个家庭后，有事没事岳母喜欢同我唠叨唠叨。我们唠嗑的方式也很多。有时她在看自行车，我搬个凳子坐在旁边唠；有时她在卖茶水，我一边帮忙收钱一边唠。一直到她临终前两天，我还坐在她的床边同她唠。由此，机关的同事嘲弄我，说我帮丈母娘看车子，卖茶水。我听了不以为然。

　　其实，唠嗑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所唠的内容也很空洞，无非是天南海北，扯东道西的一些事，尤其是一个年轻人与一个老太太唠嗑，更是如此。而就是这种毫无实在内容的唠嗑的背后是思想的交流与接近，是长辈与晚辈之间情感的沟通。说实在的，我与岳母初次相识，感觉并不是太好。我觉得她太罗嗦了，问这问那，刨根问底，像是搞外调似的。我与妻子谈恋爱时，相互都还处于了解阶段，说话做事彼此都谨慎含蓄。老太太则不然，她总是直杠杠的，让你毫无退路。有一次，她突然问我，家里解放前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是卖熟食的。”“卖首饰的，那你家的金银财宝一定不会少！”岳母顺着我的话继续追问。我无措手足，不解地望着未婚妻。妻子抢白道：“什么金银财宝，他家过去是开饭馆的，听清了没有？”“开饭馆就说开饭馆，什么熟食、首饰的。”老太太依然不依不饶，弄得我十分尴尬。本来我家是中农成份，不算太好，我心里有些发虚，就回避开饭馆的字眼，说成是卖熟食的，谁知这个老太太恁认真。我总还当过兵、入了党，这还不算根红苗正吗？还值得你清理阶级队伍？打那以后我见了这位未来的丈母娘，心里总有些发怵。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时隔30年了仍难以忘怀。那时，我留校在襄北教书，未婚妻分在市内三中教书，相隔几十里地，只有星期天才有见面的机会。后来我被地委抽调到农村驻队，一个月集中休息4天。这4天，我就在市区度过。那时，未婚妻家很窄，因工资低，为了少花钱，我就在劳动街旅社登记一个4人间、6人间或8人间的床铺，晚上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一天，岳母家来了个岳母的老街坊。老街坊问我是谁，岳母说，是华清的朋友；是干什么的？是地委工作队的，来城里办事。当问我住在哪里时，岳母答不上来，我说：“住劳动街旅社。”这一下岳母脸色变了，她抢着说，昨天太晚来不及登记，今天就去宾馆住。好在老街坊没再问下去，坐坐也就走了。我原想岳母又会挖苦我一通，谁知她却自责地说自家房窄，等盖了楼房就好了。

　　岳母什么都好，就是有些爱面子。这个印象是我通过一段接触，也就是从唠嗑之后形成的。一次，一个亲戚的孩子从农村抽回城里安排工作，当时是由知青办与劳动局联合安排。正好，我有一个老乡在知青办工作，亲戚打着岳母的招牌找我帮忙。我一个刚进机关不久的办事员实在帮不了什么忙，好在是我的老乡在管这事，我答应试试。不曾想，这一试试成功了。其间，我的那个难缠的亲戚为安排单位换过来换过去，老乡不厌其烦地满足了她。亲戚的儿子来地区办手续时，大包大揽地接我的老乡星期天去他家吃饭，老乡看在我面子上应允了。这一切我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等星期天早上老乡约我时，我才知道请客一事。我对亲戚和亲戚儿子的为人早就有所耳闻。为了稳妥起见，我给亲戚打了个电话来核实接客的事。果其不然，亲戚说，她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况且，帮忙的人多，要接客也不是接他一个人。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岳母知道了。她老人家急忙急火地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热情地招待了我的老乡，为我挽回了面子。

　　我有了小孩后，工资仍然不高，两口子加起仅80多元，根本请不起保姆，小孩谁来带呢？那时候岳母家的日子也是紧巴巴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岳母对我说，这不是你管的事，你只管把工作干好，我来解决，保证不花钱。在岳母的安排下，小孩由她的朋友万妈来照顾，岳母说，万妈生就喜欢小孩，在家又闲着，说好了不要钱。这对我们俩口子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时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万妈确实不收钱，但是老岳母隔三差五地送这送那去，对于家户人家来说，那些东西还不是花钱买来的？岳母就是这样，做了好事还瞒得紧紧的。她是个要面子的人。

　　还有一个喜欢同岳母唠嗑的人。这个人是我的母亲。每次亲家母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家常。像我一样，岳母看自行车也好，卖茶水也好，母亲和我一样喜欢搬个凳子坐在岳母身边唠，就连岳母做饭时，母亲也在厨房里围前围后地唠。是什么原因使她俩老有说不完的话呢？其实很简单，是两位老人不隔心，谈得来。每个星期天，帮我带孩子的母亲一大早把全家人叫起来，说是早点过江到亲家母那里去。母亲总是说，亲家母的菜做得好，饺子也包得好吃。每当这个时候，我少不了要呛一句：“那您不如住在那里带孩子好了。”有一次夏天晚上纳凉，岳母一家人，还有母亲和我们一家人，大家热热闹闹，有说有笑。妻子突然说，蚊子把她叮了一口，怪疼的。这一下启发了我，我就给母亲和岳母讲了一个两个蚊子结亲家的故事。我说乡里蚊亲家请城里蚊亲家去乡下做客，乡里稻场上睡满了人。城里蚊子吃饱喝足后说：“乡下人又黑又瘦，连血都是酸的。明天我带亲家去城里做客，城里人长得又白又胖，保准连血都是香的！”第二天晚上两亲家飞到城里，只见城里人确实长得又白又胖，但是隔着蚊帐吸不成。两蚊子转来转去，转到庙里，只见一个又白又胖的人没有帐蚊帐，乡里蚊子飞去吸，吸不动。原来吸的是个泥菩萨。乡里蚊子说：“这城里人长得真皮实，一点血也不放。”这个故事把大家都逗笑了。岳母笑得边擦眼泪边说：“我可不是城里蚊子，我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乡里蚊子。”

十根指头根根疼

　　俗话说得好，“打断骨头连着筋，十根指头连着心”。这是中国人形容亲情之间的血肉关系。岳母在处置亲情关系方面确实尽到了最大的责任，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在最难处置的婆媳关系上，作为儿媳的她与婆婆相处得十分融洽。婆婆是在女儿家照顾外孙，岳母一有好吃的就把婆婆请过来一边吃一边唠唠嗑，婆媳俩有说不完的知心话。那年当婆婆得知六爹被军事法庭判刑5年的消息，当母亲的当即急得摔倒在地，结果摔断了双腿。岳母立刻将婆婆送到医院救治。住院的一个多月时间，她每天喂吃喂喝，端屎端尿，毫无怨言。夜里她也不让别人值班，自己坚持值班。婆婆感动异常，夜里拉着岳母的手哭泣不已，老人家想让劳累一天的儿媳妇上床睡一会儿。婆婆摔伤之后，肯定是带不成小孩了。出院时，大伙征求婆婆的意见到谁家住。婆婆伸两个指头，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说：“二姐！二姐！”老人家心里是舍不下贤慧贴心的儿媳妇。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岳母将婆婆接回家里，妥妥贴贴地照顾了几年，一直到将老人送了终。值得欣慰的是，老婆婆有生之年，得到了儿子平反的消息，亲眼见到了红彤彤的“军属光荣”牌又重新挂在自家的门上了。

　　那还是六爹刚出事不久，他在狱中绝食，经抢救医治好后，又患上了胃溃疡病，营养极度缺乏。几乎是家陡四壁的岳母硬是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每月买上猪油、花生米，坚持给她的六弟寄去。以现在的生活水平而言，那几罐猪油、几包花生米，也许算不上什么，但这对于当时普通百姓的家庭来说，这就很奢侈的了。尤其是对一个正在服刑且毫无收入来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来说，是做梦也梦不到的营养品。岳母以她嫂娘般的心去体贴那落了难的小叔子。此事在亲友和邻居中间传为佳话。

　　光阴似箭，时光进入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渐渐地，岳母的家境慢慢好了起来。5个孩子，不，应该说6个孩子先后都参加了工作，并成家立业。每逢星期天，是全家最热闹，岳母最忙碌的时候，但也是她老人家最高兴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出现《常回家看看》这首歌，但当晚辈的都以已被我们称之为老太君的岳母为中心，常常回家看望她老人家。每当坐齐开席之时，岳母总要重复一句话：全家只剩下荣娃一个人在外面了。这话我听了不止一百遍了。尤其是我与岳母唠嗑时，她讲得更多。她是说，她哥哥、嫂子死得早，留下了荣娃由她带。那时她还是个女儿家，带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很困难。“好在你岳父不计较这个事。他明白我的心思，他知道我心疼荣娃，总是买这买那，讨好荣娃，以求得我的欢心。结婚后我和你岳父把荣娃当成亲生女儿，供她上小学，上初中高中，还送到地区财校学了会计业务。现在全家人都在襄樊了，只剩下她孤身一个在丹江口搬运站，听说最近又下岗了。你无论如何想个办法把她调过来。”实际上，那时候岳母家还有一件让她愀心的事，就是五妹也面临着要下岗。五妹是岳母最为疼爱的小女儿，我们平时喊小五，喊荣娃喊大姐。正当这个时候，一个机会来了，组织上安排我到枣阳工作。对于襄樊市来说，到枣阳意味着下调，条件艰苦一些，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找到岳母商量是提大姐好，还是提五妹好。岳母不假思索地说，提大姐，她在外地，小五还年轻，有的是机会。结果大姐调到襄樊广播电视公司，后又调到襄樊有线电视台，工资又高，环境又好，住房换了又换，住的宽得很。现在她与老伴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而五妹呢？至今已下岗十几年了，俩口子工作无着落。岳母就是这样的，谁的困难大她帮谁，不管你是亲生的还不是亲生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十根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但不管长短都连着心。

　　对亲戚如此，对不沾亲带故的，只要她合得来，有了感情，她也给予极大的关心与同情。国娃，大名叫王发国，早些年帮岳母做了几年事。他聪明、勤快、能干，深得岳母喜欢，便认作孙子。干了几年之后，渐渐成年了，岳母便开始在我跟前唠叨，说是给我当儿子，改姓徐。我一听明白了个中的缘由。说多了之后，我给岳母亮了牌，我说儿子就不必认了，我知道您老的心思，只要您的几个亲生子女没意见，我们就等机会。机会终于等来了，遇上电影公司改放电影电视，扩招职工，王发国就进了电影公司，以后又调至人民剧场，入了党，成了家，分了住房，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国娃成家，也是我那个好管闲事的老岳母做的媒，做的主。他与付姓姑娘喜结良缘，现在儿子都上小学了。好在国娃本人不仅争气，也很知恩图报。他在岳母病重期间，买这买那，精心照看；岳母想念大女儿，国娃背着奶奶上火车，一直送到北京。

　　还有一个叫做彩云的山里姑娘，那年15岁，是保康大湾人。岳母开面馆时，彩云来帮了几个月的忙。见彩云纯朴老实，年事已高的老岳母，心里既高兴又同情，又要像认国娃一样认作孙女，因遭到包括我在内的全家人反对，才算作罢。后因彩云老家有事，她不得不洒泪与老太太告别，离开襄樊回到大湾。打彩云回去后，岳母心里一直搁不下来，吵着嚷着要坐班车去看她的彩云孙女，还常骂彩云不来看她。每当我去保康出差路过大湾时，我总要向山峰向山底眺望几眼，我知道这里有个姑娘叫彩云。现在岳母已经作古，彩云你知道么，你襄樊的奶奶好想好想你呀，你再也见不到你奶奶了！

在岳母的追悼会上

　　那天，也就是2005年元月6日吃罢晚饭后，妻子说要过河到岳母那里帮助她洗洗擦擦，让老人家舒服一些。妻子去了，到夜里12点过了还不见回来。我以为是妻子帮岳母做事做晚了，在那里不回来了。谁知天还不亮，妻子哭着打电话告诉：岳母7号凌晨去世了。去世时她就在岳母身边，她同我给父亲送终一样给母亲送了终。在我的家乡这叫做得继，我给父亲送了终，得的是父亲的继；她给母亲送了终，得的是母亲的继。岳母是以80岁高龄去世的，她走得很安静，几乎没有什么痛苦，甚至没有住一天医院。早在前两年，岳母就把身后的事安排得好好的，所剩不多的财产作了公平的分配，连同大姐在内的六个子女，一人一份，没有任何矛盾。

　　追悼会定在元月9日晚上。关于岳母追悼会的提法曾有过小小的争论，据说官方不叫提追悼会，叫遗体告别仪式。这两种提法究竟有何区别，我实在弄不清白。但是，官方只能管当官的，岳母是个老实百姓爱叫什么会什么仪式，别人管不着。内弟以这个理由足以说服了大家，因此灵堂上公公正正地写上“刘学芬老人追悼会”。整个丧葬活动是由内弟华平来安排的，他通知的人不多，来的却很多。岳母的老街坊来了，劳动街、炮铺街、梯子口的老姐妹们来了。还有我们当晚辈的同事、朋友也都来了。来的人中，有一个人是必须提及的，这个人叫月秋，按辈分，我们应该叫月秋婶。她是唐奶奶的女儿，唐奶奶早已做古。岳母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唐奶奶在世时，她逢年过节都要去看她；唐奶奶不在了，岳母又同月秋婶结成莫逆之交。她虽然不懂得“受人滴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这个词，但她所做的要比懂得这句词的人多得多。大姐华郡一家专程从北京赶回来了。

　　追悼会在哀乐声中庄重而肃穆地开始了，哀乐声起，哭声一片，儿女们哭得最是厉害。当缓缓的队形走近棺灵时，岳母的几个姑娘硬是扒在灵上哭得起不了身。她们数落着老人家一生一世吃的苦受的罪，念叨着老人家的种种好处。我的豫剧院的一班子朋友也来了，他们带来了豫剧，带来了唢呐和响寿，一直闹到很晚很晚。大弟华平的一班子朋友一直守了三天灵堂，他们给岳母磕头磕得最响，有的还哭祭一番。哭得最厉害的是一个叫水狗的小兄弟，他说他满脑子里尽是小时候在岳母家的情形，尽是岳母为他们一伙做饭做菜送茶送水的情形，由不得他不哭。另一个叫作歪歪的兄弟也哭得很伤心。不过临到哭毕他又请老人家保佑晚上他打麻将多摸几个大和，一席话把大家又逗得破涕为笑。

　　临到祭奠时，我给岳母草就了一篇祭文，这篇祭文的内容是：时逢隆冬岁在甲申呜呼老母刘氏学芬享年八十走完一生苍天为之悲戚大地为之哭泣青山为之肃穆江海为之鸣咽四乡邻里无不悲愤顿足亲属子女更是痛哭失声哀叹老母盍然离去追忆老母艰难人生老母一生任劳任怨勤扒苦做业业兢兢瞻养公婆侍奉夫君和睦邻里教养后人亲朋无不称道街坊备加赞荣老母一生古道热肠好善乐施奉献爱心热衷公益造福街邻关爱伤残病痛扶助孤寡老人老母走了走完辉煌人生她走得坦然走得安心呜呼哀哉刘学芬老人千古永留芳名。祭文由我的侄女尹璐宣读，她纯正的语音，悲伤的语调，再次引得大家一片哭泣之声。

　　岳母大人，您老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