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父亲，穿着一件白粗布大褂，兴奋地大步走在家乡的土路上。一路上尘土飞扬，父亲却压抑不住满心的欢喜，他考上了一所省纺织学校，手里正汗津津地攥着那张录取通知书。
　　父亲要赶快回村，把这个喜讯告诉爹娘，告诉他新婚的妻子。
　　考上城里学校，预示着进城了，终于可以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了，摆在前面的是一条艳阳大道。
　　父亲进了城，坐在了窗明几净的学校里读书。母亲在乡下的地里依然挥着那把锄头。
　　日子在母亲肩上的锄把上悠悠而过。转眼八年过去了，大姐已经是个小丫头了。父亲中专毕了业，在城里一家国营工厂上班。真的吃上了商品粮。那年月，家里出个吃商品粮的可了不得，是会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艳羡不已的事。
　　父亲先是在厂里下车间实习，后来当工长、技术员，父亲潜心钻研技术，很快赢得大家伙的承认和尊重。
　　有一年，父亲从城里带人到老家招工，母亲和另外几个姐妹一起强烈要求进城当工人，父亲不答应，说哪有这样事，自己来招工，把自己老婆招去，别人会怎么说啊。父亲让母亲在家照顾好孩子和老人，母亲只得按捺下一颗好胜的心。
　　六年之后，有了二姐，紧接着是我的降生。但是我的出生却给这个家带来了一生的灾难。
　　我是在阴历九月来到这个世上的，乡里的九月比不得城里，西北风恶狠狠地刮着，父亲不在家，母亲月子里还要做事，还要挎了我的尿布到河边去洗。河边的风像带矬的刀子，直刮得母亲瑟瑟发抖，伸手摸摸河里的水，一股透心彻骨的冰凉，直把人身上的鸡皮疙瘩一层层都激出来。
　　那天回家后，母亲开始发烧，总也不好。后来烧退了，身体却出现了异常，先是一只手指轻微发抖，接着两只，然后整个身体都不得劲了。
　　母亲病了。
　　在我出生半年后，父亲带上我们一家来到了他工作生活的城市，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暂时安顿下来。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老是飘着一股刺鼻的药味。父亲的书柜上除了那些纺织机械书就是一些药理书。父亲认真地翻阅着，从各处打听着偏方，寻找着良医妙方。
　　后来知道了那种病叫帕金森症，是医学上难以攻克的疑难杂症，甚至连发病原因都无从知道，更无处下手治疗。
　　父亲不死心，多处打听，母亲也极力配合着他，针灸，药熏，电击，再苦的药也仰脖咽下，再难遭的罪也咬牙挺住。
　　他们盼着病好的那一天，盼着能站起来，能像正常人一样的走路，劳动，生活。但是现实彻底让他们绝望了，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了，直至再也没有站起来。病魔像绳索一样牢牢将她捆绑在了床上。
　　我儿时的记忆里，便一直是母亲坐在或躺在病榻上，身边是勤快做事的姐姐，母亲的日常生活离不了人。但头脑依然清醒。家里一切经济开销都是母亲在操心。她能把一家大小吃喝穿用一切收支在心里盘算得不差毫分。我一直钦佩母亲的心算能力，搁了我，却是一个遇见数字就犯晕的主。
　　人是暂时安顿在城里了，七十年代，国内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凡事都是按计划供应，凭城镇户口领取各样布票，粮票等等票据。而我们除了父亲一人是城镇户口，剩余四口还是“黑人黑户”。
　　当时的城市户口何等难办，父亲在单位的支持下和母亲的催逼下，一次次向上递交申请报告，一次次踏上求人办事的路途，一回回徘徊在冰冷的办事窗口前，一次次看够了人家公事公办的冷面孔。
　　父亲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最做不好低声下气求爷告奶的事。为了这个家，为了几个孩子，却不得不迈着一双黑帆布平底鞋，往来穿梭在各个办事门前。
　　岁月更迭，这一跑一忙，竟又是整整的七，八个春秋。
　　申报上去四个人的户口，人家只批了两个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父亲忙回来和母亲商量先报哪几个，母亲略一思忖，毫不犹豫地把老大，老二的名字报了上去。
　　可怜小小的我，有时拿了户口本，天真兮兮地问大人，妈妈，户口本上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你们是不是不想要我啊？直问得大人心里酸涩涩的，眼泪只有往肚里咽。
　　母亲的病眼看治好无望，便向父亲提出离婚，遭到父亲的断然反对。父亲对母亲极其耐心，细致。我一直搞不清楚的是，性情暴躁的他缘何在患病的妻子面前如此安静平和？
　　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家人过得艰难拮据。但父亲对母亲的好，却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父亲背着母亲到厂电影院看电影。四十多岁的男人背着妻子挤行在拥挤的队伍中，父亲本来就微胖，此时气喘吁吁，额头上渗着密密的汗珠。跟着队伍前面的人一步一趋。收票阿姨看见了，说，大家让让，让老秦先进来。人们便自觉让出一条空隙来。
　　父亲还经常从厂里带回一些报纸，每每坐在母亲面前，为她一段一段地朗读，读新闻，读故事，父亲操着地道的家乡话，一字一句地念着，间或微笑着和母亲评论一下社会上的某人某事。久居室内的母亲此时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们姊妹几个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母亲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倘或谁慢怠了母亲，是要遭到父亲的训斥乃至体罚的。
　　七十年代中期，物质生活还相当匮乏，父亲为母亲每天订了新鲜牛奶，再大的雨再大的风，每天总要按时到取奶取回 奶，在煤火炉上加温消毒，一点一点喂母亲喝下。
　　又是一个十二年的光阴飞逝，匆忙的脚步声中，父母的鬓角一点一点染上了星星点点的白霜。
　　一九八零年，父母已经四十八岁了，眼瞅已快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听得有文件下来，说是南方有个新兴城市正在建设中，极需大量招揽各类人才，优惠条件是可以带家属过去，一次性解决决农转非的问题。得此消息，父亲和母亲做了商量，最后做出南迁的决定。
　　下了这个决心，父亲的心里并不好受，毕竟父亲在现在的城市里早已熟悉安定下来。
　　父亲和周遭的朋友，同事道别，握手，相拥，说些宽慰的话，两下不免心生几许悲凉，感伤。此一去，经久别年，何日再见？
　　随着南迁之风的大量涌动，许多人的命运在那个时刻被改写了。
　　我终于如愿以偿，名正言顺地成了城里人。
　　俩个姐姐为了这个家，也早早弃学工作。只有我这个老疙瘩，在父亲的仳佑和呵护中，一如既往地在学校里继续享受着读书的快乐。
　　父亲在学业上一直很关心我，从上小学开始，就常常辅导我的数学，常常搬了小马扎，坐我面前给我讲题。开始还面色和缓，耐心有加地讲，可怜我天资不敏，对数学是一桶糨子，再加上从小畏惧他，眼见得父亲的眉毛剑一样耸起，两只大而饱的眼睛越睁越圆，越睁越大，我的心恐惧到了极点，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最后是父亲无奈地放弃了对我的“威逼”。这不是强迫的事，在学习上，很大程度来自于内在的禀赋。
　　父亲在新岗位上迅速适应，迅速地投入到一切事宜中。父亲有个习惯，喜欢记工作笔记，喜欢把一段一段的工作逐层汇总，分析。就看见书柜上的工作笔记一本本摞起来老高。
　　父亲被工厂委以重任，挑起了培训新学员的任务，又担当起工厂设备保养的职责。走至嘈杂的车间，父亲能从一片噪声中听出哪台机子有问题，症结在哪，并能下手很快解决好。这不得不让同行们钦佩不已。
　　父亲不遗余力地工作着，担当着他的担当。他的严肃认真，他的和蔼亲切，让当时的工人师傅们对他记忆深刻。
　　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父亲为人的磊落光明，从不做背人的阴事损招，更不会奴颜卑膝。对上点头哈腰，对下欺压凌辱。父亲的脊梁始终是笔直挺拔的，正如他的走姿，昂首阔步，大气凛然。
　　父亲，在这个城市里一共生活了四年。一九八四年的年底，就在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父亲却在上班时间突然倒地。
　　脑溢血的突发，众人的手足无措，让一切都猝不及防。
　　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父亲紧紧攥着恸哭不已的二姐的手，艰难地挤出笑容，孩子，别哭。不要紧的。
　　麻醉剂的注入，喉管被切开，置入呼吸器，头盖骨被打开……
　　这一次的昏迷竟是持续了整整六天六夜！
　　这昏沉沉的六天六夜，竟是父亲生命里最后的倒记时。可怜我当时还幻想着，有一天父亲从床上起来，我手捧鲜花向他跑去，他依然会抚着我的发，轻声说，幼娃，咱回家。
　　我扑在父亲的棺木前，望着一身蓝衣，蓝帽的父亲,怎么也不能相信，父亲，就这样弃我而去。我疯狂地撕扯着周遭，垂泪问天，老天爷，你为啥如此不公？！
　　那一天的太阳忽然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抬起头来。世界，在我的眼里坍塌了！
　　那年，父亲只有五十一岁。我少年的天空顿时阴霾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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