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成分
王夕平
现在的孩子对“家庭成分”已经很陌生了，而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对家庭成分却非常敏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个人在入团、入党、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等重大事情上，家庭成分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记得从1971年上小学开始，直到1982年参军、入党，凡是填各种表格，里面除了姓名、出生年月、籍贯、政治面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栏，就是“家庭成分”或“家庭出身”。第一次填小学生登记表，我问奶奶我们家是什么成分，奶奶说我们家是城市贫民，于是我在家庭成分一栏中填上了“城市贫民”。后来，父亲告诉我，家庭成分是以父母的成分为依据的，我的爷爷奶奶是城市贫民，那么我的父亲填他的家庭成分应该填城市贫民，而我的父亲、母亲是国家干部，所以我们当子女的要是填写家庭成分，就不应填写城市贫民，而应该填写“革命干部”。无论是“城市贫民”还是“国家干部”，在邓小平被平反之前，都是好成分，而“地、富、反、坏、右”都不是好成分。那时，连小孩子之间发生争吵，一方经常会以说出对方的不好的家庭成分作为攻击对方的致命武器，屡试不爽。我就遇到了这么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
在樊城马道口老家的邻居中，有一个年龄比我小一岁的小男孩，算是我童年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原襄樊市一米厂的工人，与我的母亲是同事，他的妈妈是拉板车的，每天给一米厂拉稻谷壳子。他还有一个姐姐，年龄比我大一岁。有一天傍晚，我跟这个小男孩在街道上玩，记不清是为什么两人发生了一点矛盾，虽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但彼此用语言伤害对方。正在我们俩争吵不休时，这个小男孩的姐姐从家里走出来，她没有对我动手，也没有帮她的弟弟来骂我，而是非常严肃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妈家里是地主！”又对她的弟弟说了一声：“不要跟地主家里的孩子玩！”然后就牵着她的弟弟回家了。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懵了，一时哑口无言。稍停片刻，我跑回家，对奶奶哭着说：“那个女娃子说我妈妈家里是地主！奶奶，我妈妈家是不是地主？”奶奶只是笑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受左的思想影响，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因妈妈家是地主成分而恨我的妈妈。
后来我长大成人，母亲给我讲述她们家这个地主成分的来历，我才恍然大悟。我的外祖父是个杂技艺人，还会一点祖传医术，以跑江湖卖艺和给人治疗跌打损伤为生。1948年5月枣阳解放时，我的外祖父因给解放军伤员取子弹立了功，被江汉军区看中，后参加了江汉军区文工团，随解放军大军南下武汉，参加渡江战役。我的母亲也参军入伍，随部队转战襄阳、枣阳、随县一带，参加了清匪剿霸运动。这时，枣阳一带的地主阶级见势不妙，怕共产党来了要打土豪分田地，纷纷低价抛售田地。我的母亲有一个家门舅舅，找到我的外祖母，说他们那个村有一个地主要卖地，便宜得很，怂恿我外祖母把外祖父多年积攒的一点血汗钱拿出来买地。我的外祖母目光短浅，缺乏见识，听了她弟弟的话，拿出家里的积蓄，委托她弟弟去办理买地事宜。后来母亲的舅舅拿来了地契交给我外祖母。其实，那时外祖母连地在哪里都不知道，更不消说请人耕种了。不久共产党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搞土改，划成分，我外祖母老老实实地拿出地契，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当时不懂政治的外祖母还高兴的不得了，对我的舅舅说：“我家划的成分是地主！”
就因外祖母花钱买来的这个地主成分，给她的家庭和子女带来了不尽的灾难。我的外祖母被当成地主婆经常挨批斗，我的舅舅受不了委屈曾经服毒自杀，我舅舅的大儿子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初中，但因家庭成分是地主而被剥夺了上了初中的资格。我的母亲虽然是建国前参军的老革命，但多次受到政治运动冲击：1957年刚生完孩子就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刚生的孩子无人照料被饿死；文化大革命中她经常带着我的三哥站在单位会议室、篮球场挨批斗，被写大字报批判；她一生写了无数次入党申请书，皆因为地主成分没有被批准入党，直到1986年离休前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现在不讲成分了，人们做梦都想当“房地产主”、“企业家”。真是世事难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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