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文化漫谈·汉江关夜话·之六】
山川至今乐微醺
提起欧阳修，如今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
老河口人却是与欧阳修早就有了不解之缘。时至今日，重视文化传承，则更是茫然不知者少而津津乐道者多了。
因为，欧阳修曾经担任过北宋景祐4年至宝元2年的乾德县县令。据行政建置沿革可知，乾德县后为光化县，再后即为今天襄阳市治下的老河口市。
但欧阳修与襄阳的分不开，还不仅仅是因为老河口。
公元1007年，欧阳修出生于父亲欧阳观任军事推官的四川绵州。三岁时，父亲在泰州军事判官任上突然病逝，母亲只好带他投奔了在随州任州府推官的叔叔欧阳晔。其后他便在随州生活长大，丰满乃至于成熟，直到十七岁外出闯荡社会才远离家乡。美丽的“沙滩画荻”故事，就发生在随州城下清沏的涢水河边。而今天的随州市，是前不久才从襄阳辖区分立出去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欧阳修是一座人文高峰。他一生正直坦荡，为官为文，宽简清正，拔举后进，公正无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大进步。其余不言，以他主持的嘉祐二年科考为例，就可证他的贡献之大。仅那一次考试，就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朱光庭、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均等一批文学、理学、政治精英，这些学子此后全都成了国家政治经济的中流砥柱。另外，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直接受欧阳修荐举培养的就有四位，即苏氏父子和曾巩。对王安石，他尤其器重，多所奖掖，并有向其倾付文坛主盟之托。可惜的是，拗相公一生志不在文而在政，辜负了他的苦心孤诣。
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欧阳修正是襄阳一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中国文化栋梁。欧阳修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就是襄阳文化的巨大贡献，就是襄阳文化永恒的魅力和荣耀。
这么说，绝非阿谀攀附，更不是炊粱缘槐，而是勇于追求自身进步所必需的自知之明，是敢于担当传承文化精粹重任所必备的动力之源。
公元1038年3月，欧阳修奉旨由夷陵量移乾德任知县，量移对贬谪之士而言含朝廷稍加宽宥之意，然实质无大差。但对欧阳修来说，乾德毕竟更接近于京师。所以他虽然难舍长江山水之雄奇，但仍然是高高兴兴地上了任。
宏观的豁达不能代替现实的穷蹙，从精神生活角度评价，当年的乾德丝毫不比夷陵宽裕，甚至是更加的寂寥与荒芜。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称之为“官属无雅士”“罕有学者，幸而有之，亦不足与讲论”，恰似一片知识的沙漠。
然而，文化人向来是不屈寂寞者，志在天下的欧阳修又尤其如此。他在乾德真正的“县而令之”很短，其间知军事的张询又与他相处眦睚，处处别扭，“待罪”的日子过得实在太不痛快，他曾一度写诗深切怀念在夷陵的生活。
但是，苦闷之余，欧阳修仍然竭力地做了许多护国爱民、除恶扬善、稽考修明、兴灭继绝的大实事。他风尘仆仆地遍走山乡田野，踏勘河道，建设书院，立古碑修祠庙，考核民情，率众祈雨，表彰有节之士并亲自撰文以示纪念，留下了不少珍贵诗文。一年零3个月（公元1038年3月到任——1039年6月解官）之间，他几乎没有停闲过。考证南阳大儒娄寿碑额异字的故事，就集中体现了他文道合一的严谨学风。他的史学巨著《五代史》纪传部分初稿也是在乾德县任上完成的。明人何迁在《重修欧阳文忠公书院记》中写道“光化有书院，自欧阳文忠公始”。乾隆57年知县魏世鼐重修欧阳修祠时评论他：“公在当时，议论不在韩范下，顾横被谗谤，久沉郡县间。而乾德以偏小之区，遂首蒙仁人之惠。然公之拂郁，实邑之光荣也。”的确是能够代表后世老百姓情意的真心话。
庆历5年，新政再次退潮，身为改革中坚力量的欧阳修随之坠入“莫须有”的罗网，被皇帝下旨：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贬为滁州知州。孰不料，诗人不幸家国幸，中国文学史也因此有了一篇千古美文《醉翁亭记》。
其实，欧阳修的醉翁心态，在七年前的乾德令任上就有萌芽。
大清光绪9年的《光化县志》上，收有欧阳修在乾德任上写的四首诗，其中两次自称为翁，两次写到陶渊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万世大儒的内心世界由此而坦白于天下。
他的《秋日与诸君马头山登高》诗写道：“晴原霜后若榴红，佳节登临兴未穷。日泛花光摇露际，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壶姿洒毫端墨，玉尘交挥席上风。惟有渊明偏好饮，蓝舆酩酊一衰翁。”其时的欧阳修还不满32岁，不仅称翁，而且还是衰翁，此种别致的精神述求，大有欧氏研究家细细探讨的价值。
欧阳修是改革派，有激进思想，但更重务实，主张宽猛相济，不愧是一位谨言慎行恪守中庸之道的大儒。滕子京最初想请他写岳阳楼记，他婉拒了。因为他对滕在改革中纵横叱咤不拘细行的品格有看法。后来王安石推行新法，雷厉风行，朝野震动，欧阳修起初坚定地站在支持一方，因为他洞悉矛盾重重的朝廷急需一场变革来注入新力。但是当他后来亲身体会到青苗法在施行中的极大弊端时，又奋不顾身地连连上书反对。
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过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对此，参知政事七年的欧阳修深有感慨：“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无沮改，则实难；裁冗长、塞侥幸非难，然欲其能久而无怨谤，则不易。为大计既迟久而莫待，收细碎又无益而徒劳。”切肤之痛说尽了改革大业的知行难难不易。所以，欧阳修的多年为官之道，始终沉滞于忧患之中，口言嗫嚅，足行趑趄，进退皆在煎熬。然而，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大儒之志君子之为啊。
所以，激进的改革家范仲淹并不能够理解欧阳修的坚韧持恒。他在被朝廷重新起用奔赴边关的途中，快马递书给切齿边患“每一思之，中夜三起”的欧阳修，却并没有请他“参决军谋，经画财利”之意，仅以一介“军中书吏”相聘。欧阳修当然失望。这其实正是躁进与稳健的泾渭之别，而世界的无论是久长抑或是短暂，恰恰都更多的需要后者。庸容宽仁的欧阳修当然的最终挺拔于勃焉忽焉的时流之上，自塑了一座中华文明的不朽之峰。
欧阳修在政治上是积极要求变革的稳健派，在文学上是力主文以明道的务实派，但对百姓而言，欧阳修最具亲和力的形像就是颓然乎山林的一醉翁。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一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的《醉翁亭记》遗泽万万，那其中“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的最初的点滴清脆，正是襄阳文化丰饶瑰丽的深韵啊。
不信你看，老河口的山山水水至今还乐在欧阳叔子的微醺之中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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