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村里来了家下放户。“咣里咣当”地拉了一卡车的桌椅柜子坛坛罐罐，还有她们母女三人。
母亲近五十岁的样子，个儿不高，白白净净的，或许是走不惯乡下的泥路，挪动步子来慢腾腾地，生怕被什么绊住了似的。两个女孩，大的比我略小一点，十一二岁，小的七八岁。生产队在村前仓库的一头给隔了一间房，又在山墙边上搭了一间偏厦做厨房，一家人就蜗居下来了。
记忆中，下放户的大女孩扎着两个小马尾巴似的辫子，白皙的瓜子脸，瘪瘪的嘴，上唇还有一圈淡淡的绒毛。她的话不多，显得很文静。
她们家在村里初来乍到，举目无亲，老的老，小的小，麦蒜不分，农事不谙，可想而知当时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啦。我的母亲是一个善良颇具同情心的人，一有空就去她家，帮助种菜，指点农活，料理家务，给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每当我的母亲与她的母亲一起做家务或拉呱家常的时候，我远远地站在那里。那女孩很少和我说多的话。也许是因为我们还处在于异性面前羞于启齿比较封建的年龄吧。
从她和她的母亲零零散散的言谈中，我们渐渐地才得知她们一家人都姓吴，她的母亲从不愿提起她男人的缘故——她的丈夫犯了法被送去劳改，并连累了她们才被下放到农村。嗨，难怪那女孩这么小的心灵却有着如此惨重的创伤！我无法安慰她。我的父亲是个教师，57年就因为一句话被错划成右派。就是这顶“帽子”，压迫了他几十年，也株连了我们几弟兄。我们在村里不知遭遇了别人多少白眼，连招工、升学、当兵的权利统统给剥夺了。我们和吴家可以说是有点儿同病相怜了。
那时，虽然文革遗风尚存，但因为她们是城市人或师生不知她们身世的缘故，在学校里她们仍然是乡里娃们瞩目的对象，特别是她们讲一口的城里话，能唱很多我们连听都没有听到过的歌曲，还会跳一些的舞蹈，令我们咋舌和眼乞。而我们除了瞎哼几句样板戏，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一些不成音律的歌谣之外，几乎是一群白痴。老师就让那女孩和其他下放户的孩子教同学们唱歌、跳舞。一曲一调，一招一式，她教得很认真，很投入，于是，学校里和村子中，才回响起了《希望的田野》《让我们荡起双浆》这些新鲜美妙的旋律和歌声。
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那女孩急急忙忙地来到我家说，她的小妹不见了。我们一家人连忙放下碗筷四处去帮助寻找。女孩的母亲“清娃――清娃，你在哪呀？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呀——” 凄怆的悲号惊动了全村男女老少，乡邻们也纷纷四处帮助寻找。有的在柳塘四周用竹杆捞，有的打着电筒向村子外搜寻……就在这时，那小妹突然回来了，原来她与别的小孩玩耍竟忘了回家。吴母一把将小女儿掳在怀里生怕跑了似的，哭成了泪人。我看见了那女孩一脸的悲戚和无助。
平时，那女孩和妹妹放学后除了做作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家务可做。有时，她们姐妹俩就和我们一起去剜猪草。田野里空旷辽阔，清新如洗，我们在葱茏的草籽、碧绿的麦地里穿行。她指着一些叫不出名的野草，问这问那，好奇得像外星人。我就一一说给她听，这是黄花苗，那是地米菜，还有五月五……她似懂非懂地点着头。高兴的时候，她就唱歌，唱那些很动听很婉约的歌儿。此时，我们的眼前只有蓝天白云，只有庄稼上低掠的紫燕，只有灿烂明媚的晚霞。
不到两年，她们家就返城了。当她家返城的汽车哼着粗气开出那个贫穷偏僻的乡村时，我就一种预感：我还会见到她的。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从田埂上走了出来，又从小县城到了人们仰慕已久的城市，更换了几个地方，居然还是找到了她。在茫茫的人海中，在拥有百余万人口的城市中，在仅有一线希望的信息中，能够辗转地找到她，是不是一种缘分呢？不得而知。简单的一番通话，我仍听出了三十多年前那女孩的声韵，虽然她已经更改了姓名，且已结婚生子。我敢肯定，她一定还清楚地记得在乡下的那些日日夜夜，她一定不会忘记我们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她会想起那年淅淅沥沥的夏雨和飘飘洒洒的瑞雪，她会浮想乡村春天的麦苗泛碧波，秋天的稻穗菽千重浪。
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后我们又见面了。虽然时光能够抹去儿时的痕迹，却抹不去心灵的记忆。我提起笔来，侍弄这些文字，是作为对那些岁月的飨祭，可能勾起她对那些已经忘却岁月的回忆，也希望我们甚至我们吃“汉堡包”“麦当劳”的下一代能够更好地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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