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
鹿门山原名苏岭山，濒临汉江，位于鄂西北襄阳城东南约15公里处，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与同是文化名山的岘山隔江相望，鹿门山与环抱四周的狮子、香炉、霸王、李家诸山各具雄姿，近观诸山，狮子山秀、香炉山幽、霸王山雄、鹿门山峭、李家山旷，置身其中，仿佛徜徉在林木茂密、野花飘香、云雾缭绕的仙境，让人心驰神往。
据清同治本《襄阳县志》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与近臣习郁在此梦见神庙，遂建寺纪念，后来山以寺名。因汉末名士庞德公、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皮日休相继在此隐居而名闻遐迩，后人称为“圣山”。大自然造化的秀丽清雅风光与历史人物留下的厚重文化底蕴对襄阳廉政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东汉时期，廉政文化便随着这恬静幽深的鹿门山水悄然形成，一代名士庞德公隐居鹿门成大儒。庞德公可谓是淡泊名利，终生以耕读为业，荆州刺史刘表数次请他进府，皆不就。刘表问他不肯官禄，后世何以留子孙，他回答说：世人留给子孙的是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我留给子孙的是耕读传家、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所留不同罢了。 “庞公栖鹿门，绝迹远城市，超然风尘外，自得丘壑美。”庞德公视尘世如网罗，视名利如羁勒，他是一位超然于乱世外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真隐士。
庞德公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风范，也深深影响当年躬耕于隆中、曾拜庞德公为师的诸葛亮，诸葛亮每次造访庞德公，均拜于床下，其虚心为学之状，令后人敬仰，也成就了诸葛亮一生高风亮节的高尚情操。诸葛亮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写道“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倾，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长寸以尺。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可谓内无余帛，外无赢财，一身清廉使然，他严于律已，一生“抚百姓，示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鹿门山历史的源源流长和优秀文化的长期积淀，也感召了唐代诗人孟浩然效法前贤。他自幼苦学，因 “不才明主弃”一句使唐玄宗不悦而隐归鹿门。他一生勤勉，创作诗歌传世的有265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开派和领军人物。他早年有用世之志，因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世人所倾慕，他本可以接受张九龄、王维等志士朋友伸出的援引之手，但他家园所在，正是庞公栖隐处鹿门山，在孟浩然的心中，他早与这位先贤同化了。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常居鹿门山的唐代诗人皮日休，他的廉政思想千古传颂。皮日休出身寒微，自号鹿门子，曾中过进士，当过太常博士官，后参加黄巢起义，任翰林学士，由于深入了解社会现实，了解民众苦难，故诗文多抨击时弊、同情民间疾苦之作，鲁迅评价他为“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镳”。在《六箴序》中他的“穷不忘操，贵不忘道” （意思是人虽然不得志，不能忘记操守；地位高了，不能忘记正道） 广为人知，成为时下廉洁从政的至理名言。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担任过襄州刺史和襄州知州，对鹿门山在襄阳的地位作了极高的评价，他在游鹿门不果后，发出了“不踏苏岭石，虚作襄阳行”的感叹，为未能目睹鹿门山的秀丽风光和名胜古迹而遗憾，抑或是为无缘感受圣山陶冶性情而惋惜。曾巩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的贡献卓越，他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慧，努力向上，并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一生清正廉洁，用功读书，家里有藏书甚丰，儒学底蕴、文化积淀深厚。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常常虚心自省、正诚修身，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在晚年官职晋升时，述说自已“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表示谦退。可谓勤政廉政的表率。
鹿门山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事迹，沉淀了深厚的文化遗产，让我们看到了正身养德、勤政廉洁的光辉形象，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先贤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高尚情操，形成“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氛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