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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作者：温志明发布时间：2014年4月7日阅读数：1983 查看评论

　镌刻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温志明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读着毛泽东的诗词，我的思绪在放纵奔流，为了新中国的解放，有多少共产党人慷慨就义，英勇献身。他们_——战争年代中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我对他们油然而生敬意。他们中有的壮怀激烈，千古留名；有的功成名就，光照后人；有的默默无闻，家庭不知，社会不晓。尤其这后一种人，他们生不得利，死不留名。或许是地下工作的需要，或许为了保护家人，或许组织不全，或许、、、、、、
　　
　　张大福就属于这后一种人。张大福是襄阳市襄城区卧龙镇白马村七组人，(原为襄阳县泥嘴人民公社石堰白马大队第七生产队)当地年龄大点的人只知道他好象当过教师，其他一概不知。
　　
　　寻找父亲当年战友的后代
　　
　　2013年春季，原襄阳第一任专员高如松的儿子高军找到我，向我了解卧龙镇白马洞附近村民张大福后代的情况，问及原因，他说这是他父亲在弥留之际交给他的一项任务，他答应了，他父亲才闭眼安详地走了。他父亲走后，高军一直在寻找张大福的后代，可总因这事或那事耽误了，而今已快过四十年了。（高如松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病逝）这件事一直让高军寝食难安，他多次到卧龙镇白马洞一带找寻，就是没人知晓。如今，找到我，他算是找对人了。我说，张大福之子叫张光宗，在卧龙镇白马村当过民办教师，教学认真，成绩优异，可当模范没有他的份，原因就是他是地主的后代，是当年受批斗的“五类分子”的后代之一，你说他当年的境遇会好吗？听到这里，高军叹了口气，怪我们呀，找晚了。我说他现在在樊城工人新村，和他老伴给他姑娘带小孩。他找我要了张老师的电话，于是我通知胡一杨，第二天一同陪高军到工人新村采访。
　　
　　张光宗老师在樊城工人新村七楼住，没有电梯，得一层一层地上，七十岁的高军走得很稳。两人见面，甚是激动，张老师说：“你叫高军，你姐姐叫高志，我们小时见过面。后来再找你们，就找不到了。我们只有接受批斗，挂牌子的份，真是有苦无处说呀”。高军说：“你们受苦了，当时我们的情况也不好。我姐姐高志已经做古了。这次我就是受父亲临终嘱托来找你们的”。兄弟俩又紧紧地抱在一起。
　　
　　高军回忆父亲与张家的友谊
　　
　　我的老家谷诚茨河高家垭与张光宗老师的老家泥嘴白马很近，中间只隔了原泥嘴回龙的小河一队，南面与刘台相交，过去的路是顺山脚走，几十分钟就可走到白马。我的父亲和张光宗的父亲是同学，都在襄阳鸿文中学读书。那是1923年，在那个灾难深重，风雷激荡的的年代，“五、四”运动的浪潮已经洗涤着每个年轻人的心灵，激荡着他们那为报效祖国而反抗侵略的热情。鸿文中学虽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但它依然挡不住萧楚女两次到襄阳来的马列主义真理的传播，我的父亲和张大福就是在这里开始登上了革命的征程。他们是老乡，又是同学，又同时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为方便革命工作，他们按照当时社会流传的方式，结拜为兄弟。他们的老师是热爱教育，关心青年的襄阳人董曦辔老师，也是襄阳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和湖北军阀萧耀南枪杀学生事件的消息，传到襄阳，我的父亲和张大福、董振立即将当时十中、二师、鸿文几所学校的学生五百多人组织起来，参加抵制日、德、英、美货的斗争，成立宣传队上街宣传鼓动，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有损国格人格的的民族败类”的口号。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军阀当局的阻挠在襄城鼓楼集会，声援召开国民会议，停课游行。他们一同学习，一同战斗，即使放假回到家里，也在一起商量如何发动人民群众，如何唤醒人民群众觉醒等问题。一九二六年，我的父亲受党组织的委派，到谷城开展地下工作，张大福则随学生军开赴广州，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张大福历千辛万苦，辗转从福建逃了回来。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襄阳驻军张联升于五月二十五日相继叛变，从此襄阳出现了“屠刀当当响，人头滚滚流”反革命白色恐怖局面。我党苦心经营的地下组织，遭到空前破坏。到一九二八年秋冬，原湖北省清乡督办公署派大量部队到谷城，结合当地反动势力，对革命力量进行“清剿”，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农协骨干，我父亲在谷城很难开展工作，只好躲到张大福那里，白天藏在张家竹园里，晚上躲在白马洞里，他就只带了件大衣，被褥全是张家的，几个月呀，吃喝都是张家共给，后来，我父亲发现他住的山洞有人进去过，便毅然离开张家，离开白马洞，经襄阳过武汉，到上海找党组织，后来，经共产党员光化人袁碧堂证明，与南京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由南京市委领导介绍到中山陵东凹子小学以教书作掩护进行工作。这在白马洞躲难的事情，很少有外人知道，我父亲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这救命之恩终生不忘，这战斗情谊终生难忘。说到这里，高军因激动，脸红红的。是呀，受人滴水之恩当用涌泉相报，别说这过命的交情。
　　
　　高军说:：“我的父亲高如松，曾用名高祥、高子明、李成明。一九0五年五月五日出生于谷诚茨河高家垭。谷城茨河高家垭与泥嘴白马张大福家很近，只有几里地。张大福一八九九年生，比我父亲大六岁。三岁丧父，十岁丧母，和姐姐相依为命。为了生活，姐姐在伯父家生活，高如松先随外婆生活，后又跟姨妈章哲卿生活。高如松的外婆和姨妈都是小学教师，这才是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有机会在当时的襄阳上小学和中学。
　　
　　三、张光宗讲述他的父亲：
　　
　　我的父亲叫张大福，曾用名张生如和张申如，或者什么张兴若的。在我们老家，乡亲们都叫他张先生，没有直呼其名的。他生于1899年，属猪。那时我们张家家道殷实，有百十亩土地，骡马牛羊吭吭叫，有伙计若干，加上我爷那时是保统，政治上有能力，经济上有条件供我父亲上学。我父亲先在本地上小学，后到襄阳鸿文书院读书，教他的是董曦辔老师。为抵制洋货，我父亲和董曦辔老师的亲侄儿董振一起领导了鸿文中学抵制日本货物的活动，他们穿军衣，戴军帽，襟上缀飘布，上写“检查员”三个字，会同各校学生，挨户查抄日货，限期卖完。他还参与了一九二五年春，鸿文中学，罢课游行的学潮。他和襄阳的学运骨干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在襄阳十字街鼓楼集会，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们又公开搭台演讲，学运领导人之一董振的演讲是最有激情的，最能打动听众心的。他们为孙中山举行悼念会，停课游行。襄阳当时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谢远定肯定与支持，一批年轻的中共党员正在成长壮大。
　　
　　1926年，各地农民协会成立，我镇在回龙寺组织农民赤卫队开会，我父亲在台上演讲了几个小时，从此后“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在我镇展开。后来听会的赵同华的爷爷说，讲的真好，真动人。
　　
　　1925年春末夏初，董振走老河口转来，到太平给我父亲交代，形势紧张得很，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从那以后，我父亲就随部队到了南昌，在朱德领导下的军官教导团学习。由于他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深得领导信任，就在中央军官教导团当传令兵，腰挎双枪，身背文件夹，相当威武，相当出众，专配脚踏车和马匹作为传令工具，平地骑自行车，山区骑马。江西南昌八一起义后，军官教导团的领导人朱德，和50多名学生兵，南下广州。途中，朱德等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围在一个庙里，为保护朱德安全脱险，我父亲将朱德打扮成做饭的师傅，肩上给他搭了条毛手巾。当国民党兵问到朱德是做什么的时候，朱德不慌不忙的答到，做饭的。就这样，摆脱了国民党追捕。朱德一脱险，他们也就撤离了。广州起义后，他们按照规定，到福建的武夷山继续战斗，坚持了一个多月，人越打越少，山上有国民党兵阻截，身后有国民党党兵紧追。仗打得相当残酷，打到最后，还有七个人，他们人困马乏，又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只好在茂密的森林中转悠。他们白天不敢走，只有晚上摸着走。好不容易躲过国民党的追捕，又遇地方地主民团的包围，一个战士，决定从窗子突围找组织，结果刚跳下去就牺牲了。剩下的几个战士，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冲了出来。我父亲就是这样一路躲躲闪闪，昼伏夜行，饿了找点野果实吃，渴了喝口山泉水，好不容易回到襄阳，但仍不敢直接回家，还是绕道太平镇，趁夜深人静后，凫汉水回家的。回到家后，那情景相当狼狈，当年那英气勃发的小伙子，现在是身上衣服破烂不堪，头发三四寸长，虱子只往下掉。一个广东式的篾箱子里，证件打湿粘到了一起，明信片一沓一沓的，还有48本医药纲鉴，后将纲鉴摔在山后的沟里，当地的一位姓浦的医生，看到医药纲鉴非常珍贵，就悄悄藏了一本，后来照此书学习，还真成了卧龙镇的名医。
　　
　　我的父亲回家后，没敢在家呆几天，就隐藏在茨河福音堂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工作。当时在茨河福音堂教书的，有个美国白小姐，还有一位教书的，叫李竺山。他有六个儿子，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他的老大原在五中教书，后调到欧庙中学。老四参加了打海南岛的战役。老五还在茨河洪山，曾当过会计。我父亲在茨河还参加过奚望高、楮玉洁的婚礼，是带我姐姐去的。后来，我父亲还到过回龙寺，青年文昌宫教过书。
　　
　　一九四九年五月，高如松经中央组织部从东北调回襄阳，任襄阳地区解放后第一任专员，地委常委不久，我父亲和李竺山专程到襄阳专署去探望高如松专员，不过，高如松未接见李竺山，李竺山只好一人回来。我父亲在襄阳专署呆了一个星期，他们同榻而眠，无话不谈。自一九五零夏湖北省委调高如松到武汉工作后，我父亲已很少和他的战友见面了。1960年春，我父亲因自然灾难而饿死，享年61岁。
　　
　　1968年6月前后，黄春林奉命调查石堰总支民办教师的家庭背景情况，当年在西乡任教的民办教师徐子强市这样交待的:1921年左右，高如松、张申如、徐子强同在襄阳鹿门中学读书，为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的进步言论，他们几个热血青年，创办了<<襄声>>半月刊杂志，高如松为社长，张申如为正编辑，徐子强为副编辑，此刊，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徐子强，原泥嘴石堰垱华白石庙村人，全名徐金章，武汉大学读书后，任教终生。其父，徐雁臣，襄西名人，曾为清光绪武秀才，而驰名一方。其子，徐泽远，曾留学美国，后为国民党空军驾驶员，解放战争时期，带领一小队飞机、飞机驾驶员投奔解放区，政府给予巨额奖金，分文不受。现住武汉。
　　
　　张光宗，现年77岁，当年当过民办教师，兢兢业业，因地主的后代而吃苦。如今他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大儿子张明忠，原在镇上水泥厂当医生，水泥厂破产后，自谋职业开出租车。小儿子张明军，在谷城庙滩卫生院当院长。大女儿出嫁在茨河洪山，小女儿在新疆发展。一家人生活无忧，美中不足，就是父亲当年革命的事，少为人知。他只想在有生之年，希望最讲认真的共产党领导，及负责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能站出来，还他父亲张大福本来面目，也恳请高军同志给予证明。
　　
　　以上材料，人证物证旁证都在，特请有关领导，再次查证落实。正本清源，给英雄一个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