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国子监
我曾经说过，我这一生有三大遗憾，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上过大学。
今年7月5日，我来到北京，伫立在这个帝王之都，看到这里大学林立，想到新中国的名牌大学都集中在这里，心中不免感慨系之。北京从元朝始作为首都之后旧时代的名牌“大学”也在这里，国子监就是其中之一。
我知道，国子监作为北京最早的大学——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元、明、清三朝学子们上“大学”的地方，也是北京的大学之根，于是我走进了国子监，也想沾濡一点书卷气。我虽然未能赶上那个时代千里迢迢赴京城国子监读书，但我在今天仍很崇拜这个地方，更崇拜这里的厚重文化。
国子监这地方虽说有些儒酸陈腐气，颇有老气横秋的味道，可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的。正因为有些儒酸陈腐，颇有老气横秋的味道，才显示出其文化厚实、文脉悠远的与众不同。这里的一殿一亭一碑一木都沾染着浓浓的书卷气，每一处都隐刻着深厚的知识，它们见过的那些大家鸿儒和见证过那些时代捧读的盛况，是我这个鄂西北乡野村夫即使做梦也是想象不到的。
国子监太学位于成贤街的中心，把“成贤”二字作为街名是很有讲究的。古代士子读书，多宣称“希贤希圣”，而实质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当官。一个男人想通过读书来做官，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无可厚非！
眼前的国子监，始建于元初大德年间（公元1297年），距今已有718年的历史了。它坐北朝南，共三进院落。正门上题“集贤门”三字，第二道门上题“太学”二字，进门便是中院，是国子监核心部分，这里有东西六堂和辟雍大殿。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写过一篇《讲堂录》，他在说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与同学严光的关系时写道：“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毛泽东所说的“太学”就是后来的国子监。
进入太学门，迎面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琉璃牌楼。在牌楼二面有清乾隆皇帝御笔“圜桥教泽”和“学海节观”八个大字。今人观之，大都不解其意。其实，前四字是指大殿四周环绕着圆池和四座石桥，形成“辟雍圜水”，喻教化环流，皇恩无尽。四面有桥，亦为学海之津梁。皇家教化之泽，通过四面之桥而广布四方，故称“圜桥教泽”；而后四字则更是乾隆皇帝彰显自己对临雍大典的憧憬与期望——传说古代辟雍建在四面环水的小岛上，皇帝临雍讲学时观者如堵，为保证皇帝安全和讲课秩序用水节制观众，所以叫“学海节观”。
天子之学，天下唯一。过去朝代，皇帝要亲临国子监祭孔讲学，宣扬教化，是为临雍讲学。乾隆曾说：“国学者，天子之学也。”据史料记载，乾隆登基时在国子监“彝伦堂”讲过学，此后他就对国子监一直不满意，认为没有古时临雍的真境界，因为这里没设辟雍。他说：“国学之制，天子曰辟雍。”辟雍是什么——就是一种建在四周环水的土丘上的高大建筑物。没有辟雍，他来此只能叫“视学”。为此，他决定在国子监增设辟雍建筑。在他登基50周年（公元1785年）时，又亲自到国子监在辟雍讲学，成为在国子监真正讲学的第一个皇帝。
我国古代实行科举制度，能上国子监读书的学生，既能直接参加较高一级的科举考试，又可直接选送为官，成为科举之外的又一仕途。今天，我走进国子监，无疑是在读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也是在读一部中国古代仕途史。
国子监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尖子。在这里读书，国家就是为培养统治人才，学生个人则是为了当官出人头地。清世祖曾对国子监学生说：“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除丁粮，厚以廪糈。……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
为教育好这些学生，也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在全国只有一所，不像我们今天既有个北京大学又有个清华大学，却没有一所是至高无上的大学），许多当朝学富五车、名驰后世的人在此任职。如元朝国子监首任祭酒许衡、大书法家赵孟頫，明代的大政治家张居正、徐阶，教育家李时勉，文学家袁中道、袁宗道，清朝的刘墉、《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等等。
在国子监读书，学生们不分年龄，惟以学业成绩定高低，就像我们现代高考在改革后的今天不论你年龄大小，只要考试成绩达到大学录取分数线就可上大学一样。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即是。学生们白天“书声喧两庑，无复辨朗朗”，夜晚更是挑灯苦读。国子监的“六堂灯火”成为太学一大景观，“传柝三更静，挑灯六馆明。参差萤案乱，掩映月窗横……”，这些诗句就是当时真实咏叹！此时，我驻足侧耳倾听，那朗朗读书声仿佛从国子监上空悠悠而来在耳畔萦绕……
国子监的学生在学三年后，合格的可升入最高年级“上舍”，上舍生再经过考选就可以直接得到皇帝接见授予官职了。尽管是低级官员，但毕竟步入了仕途。除此之外，国子监生还可以直接参加科举的乡试、会试、殿试，既不耽误科举，又不影响仕途。这种待遇，我们今天是不如的，即使是北大、清华毕业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有卖猪肉的，有养鸡的……
国子监的学生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勇于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民众。自从汉武帝始建太学，每当国运衰微、世事维艰的时候，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总是率先站出来呼吁改革现状。到了明代，朝廷严禁书生上书言事，国子监的学生的政治意识受到压制，清代亦然。我看到太学门外立有几座御碑，如明成化年间立的“五朝上谕碑”，就刻有明太祖以下五位皇帝对国子监发布的七道圣旨，这些“圣旨”无不是对太学生们发出的威胁。再如清顺治年间所立《晓喻生员卧碑文》的八条监规中就有“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等等。
正如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主要创办人张百熙所言：“宋明太学生遭世危难，往往上书匡论朝政，俶傥负气，激扬名声以求胜于小人。盖自东汉党锢起于太学，其清风余烈，数千年后，君子犹引以为重。”由此可见，中国的大学生参与政治，发起学潮和学生运动，可谓渊源之远。由此而想，北京大学的学生所发动的学潮，其渊源是可以追溯到国子监时代的。
国子监虽说是最高学府，但在国家内忧外患日益加剧中，在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中，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终于宣布废止国子监，至此国子监进入了历史的尘埃。
我在这里还看了元至清代的进士题名碑。从元代元祐二年（公元1315年）始，仁宗首次将56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刻成石碑立于世，此后明、清两朝都沿用了这一做法。元代立过9座进士题名碑，其中6座在明朝被磨去字迹改刻为明朝的题名碑，明代立了77座进士题名碑，清代118座，总共198座，题刻着自公元1315年至公元1904年各科进士共计51624人的名字。今天，我看到这些碑刻上的人名在时光的打磨中已经模糊不清了。
我伫立在这些碑前，仰望着天空，心想这5万多名进士就是国子监的“累累硕果”，可他们到底又为人民谋过多少福祉？又为国家做出了哪些名垂青史的丰功伟绩？
（2015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