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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饮食文化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世界人类的饮食文化由此而大致分为东西两大类别。地理位置的不同，必然带来气候环境、风俗习性的变化，必然导致人类在原料、口味、烹调等等方面的明显区别。上升到哲学范畴，就是东西两类饮食文化在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上的不同程度的差异。总体而论，这种差异即前者的“天人合一”与后者的“以人为本”。

在饮食的具体上，东方人重食蔬，西方人重食肉；东方人重品味，西方人重“食块”；东方人食材丰富，西方人食材单一；东方人重色香味“珍馔”，西方人重营养素“拼搭”；东方人是类植物性格，情感温良谦恭；西方人是类动物性格，体格高大壮硕。总之，东方人的饮食文化体现世界万物的和谐而包罗万象；西方人的饮食文化则反映世界万物的实在而强调独特。从这个基点说开去，东方人的饮食文化堪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实践或者理论，都具有浩浩荡荡气象万千的大风光与大气量。

求诸史志可知，中国饮食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篇。悠悠五千年，有巢氏茹毛饮血，燧人氏火烧石烹，伏羲氏结网罟以教佃渔，神农氏始耕稼而用陶鼎，黄帝分灶蒸煮而全烹调，历经漫长岁月的陶冶，终于在周王朝形成了最初的文化形态，即——以汉民族饮食文化为主体的各民族饮食文化相互融汇贯通的东方饮食文化体系。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等等是谚语；《尚书》中说的“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礼记》中说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孔子说的“食色，性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等等是经典。先后浅深，延展有序，由此可见，生存的步步求高、求美、求情调、求礼仪是中国人饮食文化的耀眼光环。

自古及今，农耕的目的就是为了“吃”的有，商贸的目的就是为了“吃”的好，开疆拓边就是为了“吃”的多，反抗侵略就是为了“吃”的安，政通人和就是为了“吃”的福，国富民强就是为了“吃”的长。本质上的追求势必导致形式上的崇尚。镌刻在石头青铜竹木简牍上的传说，生动尽管生动，所反映出来的毕竟还是现实社会生活在神话中的一种折射，不乏虚幻迷蒙与抽象宽泛。一旦进入生活的真实，饮食文化也就变成了伴随着生吞活剥、铁马长枪、刀光血影的历史活剧。因此，以农业立国的中华民族，悠远的饮食文化中便有了茹毛饮血、简狄生商、鹄苍衔卵、“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硕鼠硕鼠，无食我粟”、“廉者不饮盗泉之水，志士不受嗟来之食”，乃至于酒池肉林、锦衣玉食、煞血会盟、东封西祀、灭此朝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破釜沉舟、大宴群臣、温酒斩华雄、三碗不过岗、鸿门宴、壮行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等等饮食文化最高典型的代表。所有的这一切，又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求生存求温饱的饮食目的之中还蕴含着另一层更高更大更深远的精神构建，它们即是凝炼成粹的“礼”和“孝”。

“道义”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而“礼”是道义的象征，“孝”是道义的具体。“礼”的观念和“孝”的行为强化了中国人饮食文化的骨骼，丰满了中国人饮食文化的内涵，成为了华夏民族日益成长壮大的不休不止的助推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朝闻道，夕死可矣”、“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当仁不让、精忠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乃至于图腾、巫祝、卜筮、孝经、孝道、孝子、孝图、史箴、官鉴、祖训、遗嘱、族规、揭示、行道碑、座右铭等等由饮食文化而滋生的信仰和言行，成就了中华民族奇伟的血肉之躯。可以说，在地球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人丰富壮阔别具风韵的饮食文化，堪称居功至伟，润泽无疆。

按地理形势而言，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在食材上有“南米北面”之说，在风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论。互联网上关于饮食特点的一则“三字经”则说得更为详尽，叫做“涮北京、包天津、甜上海、烫重庆、鲜广东、麻四川、辣湖南、美云南、酸贵州、酥西藏、奶内蒙、荤青海、壮宁夏、醋山西、泡陕西、葱山东、拉甘肃、炖东北、稀河南、烙河北、罐江西、馊湖北、汃福建、爽江苏、浓浙江、香安徽、嫩广西、淡海南、烤新疆”,等等。简洁的文字不仅阐明了中国饮食的方位特点，更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国饮食的口味精华。

黄河之水天上来，伊犁河水翻波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走遍天涯舍不了故土乡音。内蒙古有抓饭，维吾尔族有烤馕，甘肃有拉面，陕西有羊汤，四川有火锅，湖南有辣椒，西藏有青稞，吉林有年糕，小麦水稻大豆高粱，馒头米饭煎饼汤包，茅台西凤五粮液，谷酒米酒绍兴花雕，煎炸烧烤蒸煮凉拼，满汉全席海味山珍。一旦离开了大地山河，离开了至爱亲情，离开了人类共生共长的艰苦奋斗，又何谈饮食文化！天地玄黄万物争荣，民风时俗应时流变，就是人类饮食文化苍翠的根、深情的源、博爱的大海、道义的天空啊。

老河口，实为古地古城古码头。清《光绪县志·卷一·形势》中称其：“西彻梁益，北据淅邓，挟汉江以为池，负崇山以为固，实为襄阳上游之屏蔽。《府志》”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说，老河口地当秦岭伏牛之南，汉水中游之北，交接鄂豫川陕，镇塞四面八方。不愧为中国地形第三板块长江中下游平原与第二板块黄土高原联结处的政经重枢。在交通以舟楫为主的岁月中，南船北马，五方杂处，商贾辐辏，士风侠骨，铸就了老河口饮食文化斑驳的历史图卷。

老河口属北方气候圈，农作物中虽有水稻，但因长期以小麦种植为主，故饮食中一直以小麦为主要食材。馒头、面条、面片、面汤、饼子、包子、饺子、油条、麻花、馓子等面食品即为生活中的主角。其它如粟黍、高梁、玉米、红薯、大豆等均不占主要地位。据1991年版《老河口市志·卷九·农业》篇载，至1985年，老河口市耕地总面积60.2万亩，其中小麦种植面积40.9万亩，水稻生产虽然经过兴修水利、以旱改水等巨大进步，种植面积也从1949年的0.42万亩增长到了10.6万亩，但仍然不能取代小麦成为主要农作物。

与老河口南部相邻的县市比较，据《襄樊市志》（1994版）载，1985年全襄樊市（辖6县2市）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为1061.88万亩，其中小麦面积519.4万亩，水稻面积为324万亩，分别占48%和30%。除随州、襄阳两地水稻种植相应较多之外，其它县市仍然是以小麦种植为主。

再与老河口北部紧邻的淅川、内乡、邓州比较，1985年三县市小麦水稻种植情况分别如下：淅川县当年农作物种植总面积95万亩，其中小麦44.3万亩，水稻0.8万亩（见《淅川县志》1990版148页），分别占47%和0.01%；内乡县当年农作物种植总面积98.21万亩，其中小麦48.18万亩，水稻2.1万亩（见《内乡县志》1994版341页），分别占49%和0.2%；邓州市当年耕地总面积240.82万亩，其中小麦150万亩，水稻0.18万亩（见《邓州市志》1996版286、290页），分别占62%和0.001%。

老河口因汉水立城，因水运发达，是一座典型的码头城市。南船北马，商贾如云，决定了老河口联结鄂豫川陕四省商贸的枢纽性质，促成了老河口饮食文化明显的杂糅性。据《襄樊市志》（1994版）载，老河口有汉、回、满、瑶、土、白、壮、蒙古、朝鲜、土家、维吾尔等十一个民族，有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五种宗教。民族为先住民，宗教是主教区，饮食品种丰而杂，饮食习俗富而糅，老河口几乎包容了大江南北各民族的世风民情，其繁华不让都市盛名比肩武汉的胜状，其五湖四海乡帮故情的深厚宽广，城内16座风采迥异的商业会馆，就是最集中最具体的代表。可以说，无论历史和现实，老河口的饮食文化在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上，都十足地体现出了弹丸小城的骨肉本质，它的发展进步始终居于时代人文流变的最前沿。

老河口远古为阴地，至秦始设县治。自明末至清光绪25年（公元1820），三百年不足，老河口从一个村落渡口演变成为一个鄂豫川陕举足轻重的物资集散重地，其主要原因就是水运业的迅猛发展。物资的流动带来流动的居民，形成千姿百态的食俗民风。明《正德县志·卷之一》“风俗类”称老河口人：“其民尚文，其俗朴拙（出《舆地要览》）。民多秦音（出《图经》）。”“尚文朴拙”是中华民族的共性，“多秦音”则说明老河口人远古就属于中原文化圈成员。秦头楚尾与水运重镇的双重因素，不仅使老河口人在声音、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等方面具有了全国性特征，也使老河口的饮食文化在历史性、全民性、节令性、多样性等方面具有了明显的泊来痕迹。譬如与天下人共用的四时八节，共行的祭灶风俗，共有的年假休憩，共通的节令食品等等，大多都是流民商贾径由船装车载而来。泊来的异乡风情在老河口落地生根的结果，成就了老河口饮食文化兼容并包、互为短长、丰腴健美的大气象。

老河口境内山多田少，不利稼穑，百姓多为移居，八方习俗并存。主粮与杂粮，肉蛋与蔬菜，加之一水上下来来往往的山珍海味，老河口饮食品种之多口味之全比之大都市也毫不逊色。但关键的是，这些文化因素大都是在“流动”中产生的，对老河口本身而言是承受型的被动的文化。接受得多即意味着转移得勤，变动频繁不沉淀，当然就没有至关重要的凝炼过程。所以无论是在面品上还是在菜品上；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风味上，老河口是只有一般而没有独特，只有世面普及的品式而没有体现本土文化优势的典型。在饮食品种、烹制方式、口味调和、经营理念等方面，没有特产名产，没有名食名菜，也没有名产名品的传承根脉，更缺乏举世闻名的老字号和珍馐精馔。齐全而无承替、实用而多游移，就成了老河口饮食文化的一种畸突之像。

明《正德县志·卷之一》“风俗类”称老河口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文。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啙窳偷生无积聚。”褒贬得当，一针见血。其语虽出于《前汉书》，但明朝志书仍然引证，可知习俗承继不绝，龙脉有绪。老河口人的夸奢、上气力、难制御、无积聚之风根子就在好商好变的心境。反馈到饮食上，就是跟风逐流和见异思迁。难于形成老河口人自己的饮食重心和品式高标。老河口山青水秀、四季分明、人才汇聚、名声远播，在汽油、煤油、机械、电力等新技术的引进使用上，都较周围府县为早，但建城数百年，却始终没有一宗本土的特产名物。即使有个别食品或者手工业的名气一时很大，譬如酱菜、白酒、香烟、双头口醋，木行、漆行、墨行、手饰行等等，却又终因流于时变，很快便消声匿迹或者散逸它乡了。以商行事，以利从变，不善积，不持久，老河口的饮食中便只有一般泛泛之物而缺乏奇崛雄强的神品了。

总而言之，凭借地理关塞，路转水流的自然条件，老河口的食俗在食源、食品、食具、服务与接待等诸多因素的开发利用管理创新诸多方面，体现出了食材与天下共通，食性并商贾行止，东西南北，四方可家，居一隅而可感一国之亲的小地域大中华的独特色彩。

《礼记·王制第五》中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的话，意思是说山河不同，其中人民的风俗就会不同。《汉书·地理志》中则说得更明白，叫“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罄竹有记，史志可证，老河口人朴野刚烈的最早代表就是初为楚人后为吴国重臣的伍子胥。老河口的明正德和清光绪两种县志的“陵墓类”，都记载了县西富乡村有周楚大夫伍举之墓。伍举以刚直敢谏有大名，曾冒死进谏楚庄王，使其一鸣惊人振兴楚国而成就霸业。伍子胥是伍举之孙，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中称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又说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隐忍就是朴野，雪耻就是刚烈，伍子胥比之其祖，有过之而无不及。老河口人敢说敢干、能隐忍、敢担当的性情，承之有绪，光大有道，伍子胥的影响可见一斑。

封建社会数千年，天灾人祸，世事反复。老河口历为兵燹重地，战乱不断，老河口人自古即具有见多识广，恢宏大义，敢为天下先的胸襟和气慨。1994年版《襄樊市志·卷31》“县（市）概况”中称“老河口市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摆脱封建剥削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近代200年间，就有咸丰6年张集乡张宏德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光绪30年有市民捣毁官盐局的行动、光绪33年有哥老会老河口会众的反清起义、宣统3年有老河口新军响应辛亥革命的起义，1925年有左觉农领导的共产党组织，1928年有左觉农袁书堂组织的门枪自卫队千余人攻袭危害乡民的国府部队的行动，1930年有共产党人先组织后失败的五县暴动。抗日战争中，老河口成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老河口人民节衣缩食，同仇敌忾，军民团结，英勇战斗，作出了重大牺牲。解放战争中，老河口三次解放，广大民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全力支持大军南下，为解放全国作出贡献。可以说，在反封建、反侵略、暴动起义、清匪反霸等等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都有老河口人无私无畏恪行正道、勇于牺牲大义凛然的前行壮举。

有史数千年，老河口人求变求上的意志代代相继，薪火永传。乡谚中说“三辈子不读书，赛如一窝猪”“要得好，问三老”“有山靠山，无山自担”“拄棍拄个长的，朋友交个强的”等等，都是老河口人争强好胜天性的草根写照。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下的老河口人，聪明智慧得到了充分发挥。工业、农业、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文化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等国计民生的全方位，都有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老河口人处处都有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1973年建成的引丹水利工程，就是老河口人战天斗地、不怕牺牲、求变求上精神的集中体现。

据《老河口巨变》（1991年版）一书介绍，1989年比1949年，老河口市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91倍。老河口的城区面积扩大了2倍半。1987老河口被国家建设部授于“全国规划管理先进单位”。在科学种植小麦的同时，老河口的水稻面积由1949年的0.4万亩扩大到11万亩，产量从44万公斤增长到5196万公斤，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百分比从1.1%上升到了29.5%。原有的麦稻杂三分天下的格局，杂粮退位，水稻小麦平分秋色。老河口食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精细了生活内容，也极大地丰富了饮食品种的内涵，使老河口的饮食文化得以与时俱进，为今后更大的创新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老河口的饮食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民族的、全民的、和谐的、上进的。认真研究老河口饮食文化在全市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与作用，认真学习兄弟县市饮食文化精粹，努力丰富老河口饮食文化内容和形式，最大限度发挥饮食文化在生活中的促进作用，构建新时代的新风俗，科学继承,创造发展，老河口人双文明建设的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