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实行的是大集体、“大呼隆”的体制。我们那里说起来是“两河夹一沟、一脚踏出油”的富庶之乡，可人多田少，加之地势低洼，好多年份只能望天收，一年上头一个人分得毛粮360斤，顶多420斤，还吃过“返销粮”。吃米饭面食的日子不过半年，很多日子靠“瓜带菜”打发。南瓜、红薯、萝卜成了餐桌上的“常客”，特别是红薯下田后，煮着吃，蒸着吃，烀着吃，炒着吃……吃得人直醋心。晚上要么就煮汤饭，把中午的残菜剩饭搅在锅里，兑上一瓢水，架火一煮，一家老小就囫囵一顿。天寒地冻，夜半三更总要提着裤子瑟瑟地到茅房去撒尿，所以，只到现在我还有起夜的习惯。那些年，虽然没到饿死人或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的地步，但一些家大口阔、或像村西李婶那样不会操持的家户常闹饥荒，三不知儿会腆着脸端着葫芦瓢和油盐罐左邻右舍四处讨借。在村里，如果哪个小孩不好好念书，家长就会恶狠狠地训斥：看你那榆木脑袋的，早晚得回来“扳三百六”（种田）。
那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各家各户除了种上几厘最多分把地的自留地，安个菜园，喂几只鸡外，多数人家每年勉强喂一两头猪。记得有一年，我家喂不起猪，腊月间勉强杀了一头猪，交了国家一半自己仅吃了一半，除了待一正月的客外，还要蓄备着各种应酬，精贵得很。
有一次，我家交“统购”还闹出了笑话。为了早日完成任务，送走“瘟神”，节约饲料，父亲一大早喊上人七手八脚地把猪秤了秤，已经超过交统购标准了（120斤），又用煮南瓜拌米糠喂了一大盆，只喂得那猪肚子滚圆，可待父亲和我用板车“哼哧、哼哧”地拉到七、八里外的公社食品所，却差了二、三斤，原来一路上颠簸那猪拉过几泡屎尿竟然掉了秤。好话说了几箩筐，食品所的人就一句话“拉回去！”。只好怏怏地拉回来，又喂了小半月才勉强了上去。
而敢喂母猪的家户那在村里是屈指可数的。按说，我们家在村里是公认的“有钱户”，父亲教书每月有一、二十元的工资收入，母亲虽然踮着一双小脚，却像绝大多数主妇一样啥活都干挣着工分，两个哥哥和姐姐先后回家务农，爷爷奶奶在伯父和我家吃派饭，就我和妹妹吃闲饭，可怎么也想不通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母亲盘算着要想日子过得宽裕点得喂头母猪来贴补贴补。她跟父亲掰着指头算了算：一个母猪一年可以下两窝猪崽，一窝产崽十来只，除了自己留用一两只，十多头小猪喂到15斤左右可卖大几十块钱。那在一个劳动力一天挣10个工分折算几毛钱的年代，很能挡一点事。大妈出来给母亲打“破锣”：“喂个母猪不拖垮你几层皮，也要磨掉你几斤肉”。村里人都说我母亲真是个“鸡爬命”。可母亲笃信，人只有勤快了才饿不到肚子。
在我印象里，我读小学到初中期间，家里喂过几年的母猪。一般人家，喂成一两头肥猪都磨得够呛，而要喂头母猪下两窝小猪崽，若再喂一、两头肥猪，那该受多少熬煎是其他人无法说得清的。
首先是猪圈的问题。我家的宅基地是爷爷解放前就占下的，只有三间屋的基脚，住着大伯和我家两家，人丁兴旺，人经四辈，最高峰时达二三十人，连人住起来都十分紧张。正屋前面是三间厢房，此前父亲只能贴着厢房打了一米多“干打垒”的围墙，钉上屋架用麦秸搭了个人字棚，就成了猪圈，勉强能喂一头猪。这下可愁坏了父亲。一到周日父亲回来，我们就借了板车趁着夜晚去村西拉土。到了腊月门前的堰塘水抽干了，又去挑塘泥，好几尺高的坎子先一锹一锹往上甩，再一担一担往屋场上挑。硬是把屋场台子往前填了丈余高近两米宽。一开春，父亲便把猪圈扩了出来。
没过几天，父亲就从集市上捉回一头小黑猪，说那就是要喂的母猪。每次劁猪匠骑着“洋驴子”吹着牛角号从我家门前经过，看着那日渐长大的小黑猪，总要停下来问：你家那黑猪咋不劁？却没人理会他。只到有一天，那母猪成天哼哼，不好好吃睡，甚至翻墙满村子乱跑，母亲说：死畜生“跑花”呢！就让我和爷爷把那猪赶往邻村王洲去“搭脚”。那时候，我才十来岁，爷爷已六七十岁。我在前面拉，爷爷在后面赶。那母猪拼命地挣脱了脖子上的绳索，在乡道上麦窠里乱窜。爷孙俩慌作一团前堵后撵，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4、5里的路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那畜生连拖带拽地弄了去。被一个足有三四百斤的大公猪“哼哧、哼哧”地爬了一阵子，才顺顺当当地往回走。比我大一点的发小们都笑话我，我还莫名其妙。长大后，才知道那是母猪发情后与公猪交配。
喂猪最大的问题是饲料。在人都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喂猪主要依靠打野草（菜）。米糠和麸皮这些饲料只能象征性地拌在野草里喂猪。我责无旁贷地就成了家里“喂猪倌”。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慌忙喝碗米茶，抓起两个馒头，拿起镰刀，挽起竹篮，边走边啃，直奔田间地头。春雨过后，虽然青草长得格外肥嫩水灵，可喂猪的野菜不像喂牛草成片的，而要一棵棵地剜。有时，跑得腰酸背痛还割不满一篮。有段时间，天还没亮，我们就揉着惺忪的眼睛，深一脚浅一脚地到生产队地里去偷割一种又嫩又密的绿肥——红花草，提心吊胆地割了一大淘篮连忙飞奔回家，生怕被队里发现扣了工分。
有句农谚叫见青打青就是不要猫儿眼睛。打猪草时，我们口口相传认识了很多的野草，如五月五、黄花苗、灯笼棵、地米菜等。也还因为那些猪们竞有鉴别哪些草能吃、哪些草不能吃的天性，即使我们误割了猫儿眼之类的毒草，也会被拱到一边。到秧田里去拔鸭鸭草、铜钱草，烈日上烤下蒸，蚊虫蚂蟥叮咬，衣裤从来没有干过。在门前的塘堰里每年要养殖很多水白菜、水葫芦用来喂猪，双手接触那些水生物之后痒得钻心。要爬高上低捋一些比较嫩的构树、桑树、榆树叶。稍有盈余还要晒一些南瓜秧、构树叶，以备冬天填饱那些猪们的肚子。母亲还让我到没有喂猪的家门去挑潲水，往往满满一担磕磕碰碰挑回去只剩了一半。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我们想尽了办法极尽了能事去张罗各种饲料。开始是挽着篮子，后来就用挑子，几十、百八斤的担子压在肩上，让个子又小又瘦的我常常汗流浃背龇牙咧嘴。有时候，村子里喂猪的人家多了，周边的野菜都打光了，往往要很远的远。因为我家喂有母猪，饲料的需求量自然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人独来独往泥里水里打拼，也练就了我无所畏惧的性格。
最让我至今难忘的还是捞水草。秋凉了，水已冻得牙巴骨打颤，我还要去捞水草，忽热忽冷，一惊一悚，渐渐地落下了“打摆子”（疟疾）的病根。每年都不知要打多少场，有时候是隔一天打一次，有时候是一天打一次，盖几床被子还冷得发抖，浑身像抽了筋似的。而打猪草也有快乐的时候，那就是三、两个小伙伴儿在田野里边打猪草边嬉戏疯狂，实在是累了便躺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看蓝天上白云飘忽，听云雀在半空中鸣唱。每到这时，我们完全融入到大自然，仿佛忘记了一切。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呼唤着我回家吃饭的声音总会在村子上空飘荡。
眼看着母猪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母亲让我给猪圈垫得更勤了，猪粪掏得更快了，哪怕是臭气熏天也全然不顾。那两天，母猪不停地将稻草往墙角落里堆积，母亲说：母猪闹窝是要下猪崽喽。果不然，第二天傍晚10头粉红的小猪挤挤挨挨地卧在母猪的肚皮下一个劲地吸着奶，一个“垫窝”总被其他小猪挤在一旁吃不上奶，母亲就扒拉开那些强势的家伙让“垫窝”多吸一会奶。看得出母亲盯着那些或纯白或白里带有黑点的、圆滚滚的小猪崽是多么的专注和欣喜。再就是小猪出栏，看着乡亲邻们你一只我一只挑选走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猪，递过来一张张花花绿绿的票子，不苟言笑的母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看到母亲的笑，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那年，夏收刚过，父亲便跟母亲商量起来：“今年无论如何也得杀头年猪，一来改善一下，二是还还人情。”就从出栏的猪崽中拣大的、壮的留了两头，说喂到年底交了统购杀头年猪。期盼着年底杀猪时多扒几两板油，半夜三更别人都酣然入睡了，母亲还在煮着猪饲料“攻猪”。而往往要把小猪喂成肥猪也确实不易，特别是半大不小的克朗猪容易得猪瘟，喂得活蹦乱跳的猪等发现有了病兆，打着针、吃着药，可是没几天就踉踉跄跄地倒下了。已长几十斤的猪丢了埋了真可惜，我们顾不得母亲还在心疼，就让大伯把死猪刮了皮破了肚，清洗干净，连剁带切，点燃土灶，在锅里放上油盐佐料干炸起来。那死猪肉嚼在嘴里除了香味还有一股子苦苦的药味在嘴里缠绵。
我耳边时常响起母亲的话，人只有老死的，没有累死的。看着那些猪们狼吞虎咽吞吃着我打回来的猪草，联想到卖猪后换回来一沓花花绿绿的票子，过年还能吃上香喷喷的猪肉，穿上新衣，什么苦、什么累，我咬咬牙都挺过来了。
再后来，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家境日渐宽裕了。经过几年的抗争与拼搏，我考取中专也跳了“农门”。喂猪的日子远离我们而去了。每每回想起那些年喂猪的经历，我都感慨不已。往昔的苦难已发酵成我生命的营养，成了我一生成长的资本和宝贵的财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