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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喜欢读书学习，退休后起步写作，但终因学识浅短而苦多乐少，进步稀微。公元2013年，因一篇习作的投稿与《陕西文学》主编张铖先生有了联系，自此，仰止行止之间，逐渐知道了刘路、朱鸿、李印功、柳江子、耿祥等等为《陕西文学》创刊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先生们，知道了邓刚、竹林、刘颖慧、李培战、解数、汪运渠、孤独九剑等等以长期业余写稿编稿大力支持《陕西文学》的作家们，也由此从他们的作为和作品中，坚定了自己读书写作所必备的精神和力量。尽管我与他们素不相识，尽管我的“知道”纯粹是一种遥远的仰望，但因为这仰望发自内心，源于执情，所以又与受惠和领悟同义，使我得以从中不断矫正写作方向和随时汲取写作力量。在这方面，真诚热情的主编张铖先生就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师，恢宏《陕西文学》气象的名作佳构的作家们就是我顶礼膜拜的佛陀。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虔敬向学之心无意中竟也实践了先贤“心即理”“情从性”的哲言，圆满了别一种五蕴空慧的体味。人生之中，知遇和知己不可或缺。对我而言，《陕西文学》就是知遇和知己，就是我在读书写作中不可或缺的灯塔和方向。

创刊于公元2012年的《陕西文学》，恪守文学本质，禀承汉语传统。克难勇进，打造精品。尊重名家，力推新锐。高扬纯文学，固持真善美。编排大气，内容宏博。十年辛苦，步伐扎实坚定；成绩昭远，世人有目共睹。《陕西文学》凝聚集体的智慧和胆略，创建了三秦大地上又一座文学艺术的圣殿，为广大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又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我相信这句话，同时也相信没有高尚品格的文学，绝不是真正的文学。《陕西文学》杂志社社长刘路先生是陕师大资深教授，倾情文化教育，鞠躬尽瘁，名传四方。退休后情怀后学，爱润故里，曾一次性向家乡母校细柳中学捐款一百万元。其殊世壮举虽与《陕西文学》杂志的实际运作没有关联，但石固无声，火种自在，“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刘路先生的品格高蹈，恰恰正是《陕西文学》稳健立世彪炳自雄的最大动因。主编张铖先生一身多任，忙不旋踵，既执掌《长安学刊》编务，又主持《陕西文学》笔政，含辛茹苦，亲劳胼胝。其它踔厉不论，只从每一期殷殷情深的“卷首语”中就可以亲炙先生志存高远无所不往的勇气和信心。欲既无私，求则力成，一个无经济支柱的文学杂志，举步维艰，能有如此敬业的主编，实乃天赋之幸！其前程也必然芳华独步，璀灿学林！此外还有众多不计酬劳为杂志编务而辛勤奉献的作家们，其言其行皆堪为天下学人表率！身为一个外省籍的普通写作者，与古城云天遥隔，不可能更多地了解与《陕西文学》有关的人和事，也缺乏能力评论杂志所刊载文章的优越，但握发吐哺，周公白屋，“一登君子堂，顿觉心寥廓”，间接的联系则更能聚焦心向往之的切衷。倥偬之间，就有二件事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以至于时时想起，受益不尽。

首先，是“《陕西文学》征稿函”中“投稿注意事项”第五条“本刊因经费问题，暂时无稿酬，敬请原谅”给我的启发。这条函告初看无奇，细思义深，在坦荡诚恳、高雅简放的自信之上，更饱含着一种对文学和文学创作者沉甸甸的尊重。面对着社会上利来利往一时咤咤的逆行，置身于文化中铜臭山寨动辄嚣嚣的气势，这条函告，就是严正的公告，就是光明的宣言，就是文学针对一切沉滞、颠顿、挫折、牺牲的咆哮与号角。海燕志并鸿鹄，微弱义同刚烈，《陕西文学》杂志每个月收到的近万篇稿件就是对“暂时无稿酬”一语最生动的呼应。生命有限，信仰不灭，如同朝圣者叩吻大地的一次次“磕长头”，真正文学爱好者的前方只有神圣的文学，而绝无尘埃。

其次，是张铖先生一篇会议发言稿对我的触动。在渭南小说界对《陕西文学》发表的两篇小说的研讨会上，张铖先生作了题为“华山之巅的秦东遥望”的发言。千字短文，语重心长，情共渭南，义同四海，集中体现了《陕西文学》立足秦川、面向全国、无私无畏、力擢新生的办刊原则和方向。两篇小说的作者雨潇是一位年轻的文学新人，她的作品是编辑在众多的来稿中发现的。对此，张铖先生深情地写道：“这两篇小说能够被大家认可，口口相传，是作者在文学这条艰辛道路上，持续努力的结果，当然也有编辑们大草原上相马的眼力。雨潇的小说，尽管还有写实不足和虚妄的东西，但她喷薄欲出的书写潜能，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愿景。”愿景，愿景！渭南文苑姹紫嫣红花团锦簇，三秦文学华巅珠峰巍峨并立，这就是愿景！这就是遥望！这遥望，是孔子屈原司马迁的遥望，是李白杜甫陈子昂的遥望，更是浩浩荡荡如《陕西文学》一样继起者的遥望！从张铖先生的发言稿中，我看到了先贤们的身影，看到了后来者的队列，也看到了队列中《陕西文学》迎风猎猎的大纛……

时近岁末，百业繁忙。因为归期紧迫，又担心多余的打扰，我就没有前去拜访《陕西文学》的老师们，而是把这一点遗憾作为心心念念的仰望留在了心中。返程时我着意绕道游览了黄帝陵与司马迁祠，纵横曲折数百公里，匆匆之间，人祖文宗，古原大河，又是一番伏惟遥思。但是没有想到，一件小事却成就了我此次西安之行的最大的圆满。当时，我正乘坐大巴车从黄陵赶往韩城，途经洛川时，公路两旁全是连片的苹果林，碧叶尽落，虬枝成蓬，每棵树的枝条上坠有许多布包，大小如双拳，堆堆垒垒，把一根根树枝压成了弯弓。粗看以为是优选的苹果，细看却又不象，我百思不得其解，便向司机请教。年轻的师傅幽默地说：“对嘞!是苹果！是不能吃的大苹果！”接着他又告诉我，那不是苹果，是黄土包，用它们压枝透光，一棵树的产果量就能翻倍。他说道：“称砣虽小压千斤，切莫小看黄土包，它们可是多结苹果的功臣！”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灵动之间，在对黄土包顿生敬意的同时，也明白了《陕西文学》的根本价值之所在。我深感欣慰，没有再说话，放眼向车外看去，宽阔的土原上，阡陌纵横，村镇如棋，丘壑间不时露出成排的树木，显示着勃勃生机。我想，鲁迅先生把希望比作地上的路，并且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空谷足音，天籁梵呗，张铖先生代表《陕西文学》的华山之巅的秦东遥望，就是一条越走人越多，越走路越宽的文学的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