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才，对摄影这一行是可望而不可即。但作为“爬格”一簇，每每看到一些熟识通讯员的照片一幅又一幅地上了大报小报时，心里就直发痒：要是我也能拥有一部相机就好了。经不住“你只需轻压一下按钮，其余由我负责”广告的诱惑，我还是买了一部相机，就是人们称之为“傻瓜”的那种。几年下来，拍了多少个胶卷已记不清了，拿出去被报纸发表的倒也有一些，屈指可数，留在家里相册的却是一本又一本的，不敢说张张都是成功之作，但自我感觉还不错。于是每逢外出学习或旅游什么的，我都要把它带在身边。因为这，竟惹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来。
一次，我很荣幸地被首都一家报社相中，前去当一个月的“替补”编辑。同去的还有江苏的刘先生和山西的王先生。工作之余，我们相约到天安门广场去潇洒地照一次相，以便留下美好的回忆。他俩的“工作”自然由我来做，但我的“工作”却成了问题，问老成持重的刘先生，回答得很干脆：“不会”！王先生年轻气盛，自告奋勇地说：“包在我身上就是了”。于是，我们以天安门城楼、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为背景，尽情地交叉着“咔嚓”、“咔嚓”个不停。很快，一卷胶片就“报销”了。为尽快地一睹各自的“光辉形象”，我们就近在一家快速冲扩部冲印。两小时后照片出来了，毫不夸张地说，出自我手的每一张照片都未让他们失望。失望的倒是我自己：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一张，我的身子被一分为二；在人民大会堂前的一张，人全了，背景只留下一角；天安门城楼前的一张，构图尚可，但照片上却横排着三个人，我被挤在一旁，“主角”成了“配角”——原来王先生照相是正月初一吃饺子——头一回！罢了。
又一次，到宜昌参加一家报社举办的骨干作者笔会。期间，会议安排我们到三峡采风。为吸取在北京时的那次教训，少些遗憾，我专门找了一位来自十堰、肩挎着高级相机的文友为我拍照，未料到我又一次犯了“错误”：在白帝庙门前的一张，人偏了不说，白帝庙三字只留下了个“庙”字；在陆游洞里的一张，尽管我是蹲着照的，但仍失去了上半身。。。。。。这位仁兄后来说，他是初摸相机，所挎相机只不过是向朋友借的而已，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照相哟，让我喜欢让我忧。
（原载《三峡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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