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喜剧带给人们的是欢喜和鼓舞，那么我更喜爱悲剧。因为悲剧除了可以赚取同情者的怜悯和爱心，更多地则是能促使人们警醒和反思。周春兰是近年来才在襄樊文坛崭露头角而擅长撰写伤痕文学的农民女作家。读周春兰的小说，就如同品尝加过糖的热咖啡，既具有浓郁的苦涩，又不乏香甜，令人回味无穷，久久难以释怀。
近日有幸再次在2006年第五期《汉江风》文学杂志上看到周春兰的一篇小说新作《胎儿带》，这仍是一篇充满悲剧色彩的小说佳作。周春兰之所以热衷于伤痕文学的创作，也许缘于她本人不富裕的家庭和她那不善言辞的内向性格。她的大部分作品中多多少少都掺杂有她本人及周围人生活的影子，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不是说文学是人学，是来自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吗？周春兰是我的一位关系较铁的文友，她原本不写小说，只写诗歌和散文。写小说仅仅是近两年的事，自从前两年诗歌和散文在文坛出现疲软现象，她采纳了我的建议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开始利用劳动之余写起了小说，而且都是洋洋洒洒几千、万把字的中短篇。由于她多采用散文白描表现手法，诗歌化的语言，读来既含蓄、深沉、又抒情达意，读过之后，总能给人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且有一种美的享受和悲壮感。本人浅陋，性直（做人作文亦如此）。每读她的作品，一遍往往是不知所云，必须揣读二遍，在时甚至得三遍方能琢磨个一二。然而，读《胎儿带》第一遍的时候，我的心便被作品中的主人公“我”的不幸遭遇给紧紧地攥住了，心里顿感酸酸的。第二遍读完，我禁不住地流泪了。为“我”的坎坷命运，为“我”的不幸婚姻，为“我”周边人的弱肉强食，更为那个荒唐年代给“我”的心灵伤害。如果说人身攻击带给人的皮肉之苦是暂时的，容易医治的话，那么在那个政治大环境下造成的心灵伤害一定是痼疾难愈的，甚至会改变命运，使他（她）很难再从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生活阴影中摆脱出来。
“我”的性格是软弱的，有时甚至软的有点窝囊。她这种逆来顺受的窝囊性格看了除叫人同情外，又令人感到愤恨。恨她的软弱，恨她的窝囊。但她这种任人宰割的软弱并不是由生俱来的胎里带，而是那个罪恶的时代在她身上留下的后遗证。正如作者在小说的第一段最后一句所说：“‘我’决不是从娘胎里带着对人间的憧憬和阎王爷鞭策的疼痛，而是生与死一瞬间的绝望和愤恨”。为此，“我”也不只一次地抗争过，愤慨过，甚至试图想改变自己，可尝试过后带给她的除了遭至蒲扇一样的巴掌和唾沫，她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她别无选择。她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又似《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窦娥冤》中的窦娥，她（他）们只能以死报怨，冤沉海底，伸冤昭雪之日也只能等到六月下雪，夜晚出太阳了。
春兰写小说起步晚，但进步快，原因全仗了她的参悟性和灵性。写小小说是我的强项，但写万言左右的中短篇却远不及她，尽管她是初出茅庐。
周春兰的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优美，故事悲壮，思想深遂，可读性强，好看，我喜欢。
行文至此，我又接到周春兰的报喜电话，说她的另一篇长达万言的悲剧性小说《尘埃》在2006年第12期北京《青年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这对我们襄樊文坛来说，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喜讯，因为《青年文学》毕竟是设在北京的全国性文学大刊，也是我市众多文学青年向往已久的文学圣殿，能在此刊上发表作品，充分说明了周春兰的实力所在。
感谢作者给我市文坛带来的这看后笑则开心，悲则酣畅的好作品。当然，她的作品也和众多初学者一样存在有某些缺陷和不足，有待日后改进和提高。如行文缺乏跳跃，层次划分不是很清，语言不够精炼等，但瑕不掩玉。同时我们也不可对一个初涉文坛的小说新秀要求过于苛刻，更何况“周春兰还是一个一手握锄把，一手捏笔杆的农民女作家”，（襄阳区作协副主席汪光房语）每写一篇作品，她都要付出超出常人几倍的艰辛，这是何等的不易呀！所以，我们目前唯一能作的就是尽量给她更多的鼓励、关爱、扶植和呵护，而不是苛求。“小荷才露尖尖角”。相信周春兰日后一定还有更多、更好、更深隧的小说佳作奉献，因为她将是我市小说界冲出的一匹黑马，第二个享誉华夏的王建琳。为此，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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