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是越来越害怕看新闻了。并不是新闻没什么看头，而是负面报道的新闻常常让人摸不着北。比如说国家正在着手严惩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可我们的报纸却在津津乐道地“吹捧”名人们的超生：王菲生育二胎时，据说全国百余家新闻单位出动；李连杰有4个女儿；赵本山有4个孩子；陈凯歌有两个儿子；屠洪纲有3个孩子；韦唯有3个儿子；景岗山有两个子女；毛阿敏在有了个女儿后又生育二胎；杨澜也有两个孩子；今年6月5日，孙楠在拥有漂亮的闺女之后又喜得贵子，老婆买红妹在香港某家医院为他诞下一个大胖儿子；几乎是前后脚，还未被黄健翔“公开承认”的女友也给黄健翔产下一位“小千金”；8月1日，那英在温哥华产下一7斤女婴……
计划生育是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绝大多数家庭为了国家大局，也慑于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而名人、富人作为社会公众人物，本应对社会起到正面影响和示范作用，可他们却凭借着经济实力，躲着生，偷着生，贿赂干部生，离异再婚生，逃到国外生、加入外国国籍生。这严重违反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制造了社会不和谐因素，给普通人带来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斜，使人们对计划生育的合理性产生质疑。他们的超生，是对社会绝大多数遵纪守法公民利益的一种损害，也折射出我们在国策上的一种政策缺失。我们的媒体怎么可以推波助澜呢？
名人、富人超生由于其特殊身份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普通老百姓超生的影响，治理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决策层的重视，国家人口计生委拟制订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如富人、名人超生，不仅将受到经济上的重罚，还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不能获得各项社会荣誉。许多省市也相继推出了一些惩治举措，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措施：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浙江除对其征收当地居民平均年收入2倍的社会抚养费，还将按其超出当地居民年平均收入部分的2—4倍进行处罚，情节恶劣的，将予以公开曝光。
这一系列措施，固然可以让一部分名人和富人有所顾忌，但对那些原本无视现今社会名誉、地位、伦理道德的名人、富人来说，征收社会抚养费也好，媒体曝光也罢，并未成为阻挡他们超生的门槛。据说一名大腹便便的广州孕妇在丈夫陪同下，招摇地来到街道办计生人员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存折本摔到办公桌上。“这里有20万元，随便你们怎么扣，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曾经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原本非常隐秘的超生行为，近年来逐渐公开起来。据报道，广东曾有富人因为超生而被征收100万元社会抚养费；湖南涟源市接到一个举报电话，—富人因为超生而被征收130余万元社会扶养费；在浙江的温州，一位企业家被罚金额超过200万元。缴纳社会抚养费已经成为现实中富人明目张胆超生的“门票”，只要有钱，只要不怕罚，就可以公然超生！看来，用经济处罚、行政处罚来严惩富有阶层超生，其效果不容乐观。
从今年开始的“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形成第四次生育高峰，前景堪忧。不久前，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接受《求是》杂志采访时表示：现在确实有少数富人、名人、领导干部，违反法律法规生育，他们是没有生育特权的，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党纪的处理。当前，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是遏制富人超生的可行之道。可在具体操作中究竟该如何“法治”、如何“德治”，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要想严惩名人富人超生并取得实效，“法治”思路必须拓展，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用更多的法律手段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此外，还要以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如此通过相关措施使名人富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成本加大，相信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有可能得到遏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