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席星荃《记忆与游走》
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叫“跟风”。当一种东西产生影响后，大家一窝风地跟着效仿，直到把这种东西推向极端，推向反面，推向让人们乏味、犯腻、厌恶……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出现后，散文创作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一些跟风的“文化散文”，端起架子，卖弄学识，大有越写越长，越写越涩，越写越远离现实生活之势，好像只有这样，才有份量，才有水平，才有文化含量。
在这股风刮得正劲的时候，席星荃的《记忆与游走》出版了。我们欣喜地发现，席星荃没有跟风走，他坚守着自己的一片天地，保持着自己的一种风格。读完全书你会发现：这不也是一种文化述说吗？这样的散文不也可以称做“文化散文”吗？
与余秋雨的“大江东去”相比，席星荃的散文表现的多是“小桥流水”。《记忆与游走》这本散文集所述说的内容，甚至没有超出作者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小村庄。但是，我们却同样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文化气息。
四年前，湖北省作家协家在武汉召开席星荃第一本散文集《沧桑风景》研讨会时，曾有评论家向作者建议；你可以多写写汉水，多写写汉水流域的文化、风情。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作者正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记忆与游走》都是写的汉水流城的文化和风情。
余秋雨的散文视角，多采用鸟瞰式、俯视式；席星荃的散文则多用的参与式、平视式。在《记忆与游走》中，作者用很多篇幅写家乡的植物、动物、景物和风物，写家乡的童谣、庄稼歌谣和母亲的歌，写检柴的孩子、拾穗的少年和乡村的废墟，写乡戏、货郎以及农家生活中最最平常的“串门儿”， 写农家小院的青砖四合头、草屋小院、磨房和碾道、猪圈和鸡笼，甚至粪坑和麦糠棚。作者笔下的所有“记忆”，都是一个过来人的记忆；他写的所有“游走”，也都是一个当事人的游走。因为是过来人和当事人，作者在述说这些事物、景物和风物的时候，充满了浓浓的乡情、依依的恋情和连心连肝的惜别之情。作品虽然描绘的都是发生在一个小村庄的细小事、平常事和琐碎事，但集合起来，却让我们多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了汉水流域乡俗文化的景象，看到一幅汉水版的清明上河图白描长卷。
与雄浑的长江黄河相比，汉水就像一个娴静的少妇，端庄而又优雅。一方水土养成一方文化。在汉水长期浸润下的汉水文化，也显得娟秀而清丽。《记忆与游走》作为一本汉水文化的乡村述说集子，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在作者的眼中心中，麂子的眼睛“像一泓清澈的湖水”，猪獾的尾巴“像芦花穗子”，黄鼠狼的影子“像在皑皑雪地划过的一道美丽耀眼的孤光”，野鸡是“原野上漂亮的女士”。麦，是“雪与火，或者冬与夏的历程”；高梁，是“种出来的风景，或故事的发生地”；红著，是“种出来的庄稼，或老天留下的一个心眼”；棉花，是“女性的庄稼，或母亲们的冬闲生活”；水稻，是“诗词，画卷，或农民的心情”；豌豆，是“农民的女儿，或蝴蝶的化身”。在作者的眼中，连劳动工具也是有灵性的。比如：农家常用的犁，和农民融为一体，“不事张扬，外形朴拙，却把坚韧与顽强藏在筋骨里。犁地的时候，他们的血肉、骨骼以及心思贯通为一。农民的手感知着土层中的犁的颤动，土层中的犁听命于紧握犁把的手；当农民累了，在田埂上抽旱烟的时候，犁也在一边喘息，暗暗积蓄着力量。”
汉水中游古属楚地。楚人想象丰富，民间有信巫的习俗。这种习俗形成一种善恶观念，一直渗透到人们的骨子里的。在《记忆与游走》中，作者用虽然不多，但却很份里的笔墨，表现了这种深入骨髓的渗透，作者写收魂、写竖箸、写唱孝歌、写葬礼，写那个杀害野兔大多的人，最后竟然遭到一个兔子精的戏弄，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写自己离开家乡时，母亲给一包淘井时挖出的家乡土，嘱他头疼脑热时用来煎水喝……作者写这些东西，并不是刻意宣扬封建迷信思想。而是觉得，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禁忌，“隐藏着一点儿使人兴奋、让人敬畏的东西。像汤里盐，在寡味的生活里呈现出神往，使熟识的尘世变得陌生。”而这种敬畏、神往和陌生，正是古老文化传承使然。
读《记忆与游走》，我们仿佛在读一部汉水乡俗文化的小百科全书。这部小百科虽然浓缩在一个小村庄里，但是，让人寻味，让人咀嚼的东西却很多很多。
文化形态是多层次、多种类、多样式的，对文化的述说形式也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散文的述说方式不应该求同而且求异，“文化散文”应该丰富多彩而不应该千篇一律。《文化苦旅》是一种述说，《记忆与游走》也是一种述说。余秋雨是一种招数，席星荃是另一种招数。
我欣赏余秋雨，也欣赏席星荃。
2007年 11月12日
（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席星荃散文研讨会上的发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