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电站为何建了22年?
——谨以此文献给南河水力发电站建成50周年前的建设者们
帅 瑜
世上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一座普普通通的中型水力发电站,一建就是22年。这在共和国的水电工程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湖北省谷城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老子建电站,儿子接着干,一直建到孙子才发电。”这首民谣就是对这座电站——南河水力发电站建设时间太长的形象写照。
南河发源于神农架,全长225公里,总流域面积6497平方公里,是汉江中游的最大支流。它深藏于鄂西北大山之中,山谷陡峭,地形封闭,湿气蒸郁,易成云致雾。因此,一年四季雨量充沛,水力资源极为丰富,历来为执政者所关注。早在1935年,当时的汉江工程局就曾对其勘测过,1944年该局再次勘测,欲在谷城南河九里坪处兴建电站。尽管这个意图未能实现,但足以证明南河是一条流金淌银的可供开发的黄金河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开发南河水力资源。从1951年至1957年,国家长江水利委员会、国家电力部武汉水力发电设计院、省水利厅,先后5次对南河流域进行勘测和复勘,为开发南河水力资源作准备。
1958年2月,为满足襄阳地区工农业发展急需用电,也为了减轻汉江洪水对江汉平原的威胁,湖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向省里上报了《南河水库工程设计任务书》,拟定枢纽工程规模为正常高水位200米,总库容5.2亿立方米,坝型为土石混合坝,最大坝高104米,发电装机9.0万千瓦,工程量380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7900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任务书》要求在1958年内进一步进行勘查和地质钻探与测量,1959年上半年完成初步设计,下半年至1961年完成技术设计。然而,这个《任务书》还隐藏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所用的资料多系初步查勘所获得的,缺乏准确性与可靠性。
恰巧就在这时,国家正式确定与谷城毗邻的丹江水利枢纽工程上马。为解决丹江工程施工急需用电,这年5月,省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根据这个《任务书》就报经国家建委批准,决定提前兴建南河水力发电站。就在南河电站工程决定上马之际,而勘测设计工作几乎还未开展的情况下,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派出设计组于6月16日奔赴南河,7月就赶编出了《南河流域规划报告》,推荐南河发电站为南河开发的首期工程。当月,省里就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由省人民委副秘书长江峡任指挥长,从此拉开了南河水电站建设的序幕。
然而,就在人员、设备源源不断地涌进工地后,急待选定坝址破土动工紧急时刻,只有工程主管部门、设计单位会同施工单位等领导和技术人员,在现场进行了两天会勘,就经省决定了胡家渡(即现在的南河大坝所在处)作为设计与施工地段,但具体的坝址坝线仍未确定。
在省决定南河工程于7月动工之后,坝段虽已选定,但设计单位在做设计时深感第一手资料不足,特别是地质资料极为缺乏,所定坝段内无一个钻孔。这时,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只好在7月委托省地质局襄阳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承担电站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勘查任务。该队接受任务于7月之后才陆续赶到南河。而在此时的8月,从省水利厅工程3团抽调的部分技术人员及少量设备,由襄阳地区调集的襄阳、光化、谷城3县的3万多民工,已浩浩荡荡开进了施工现场。在这种大军已经云集工地的情况下,勘测设计工作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为了确定坝址坝线,8月上旬由省水利厅、省水利勘测设计院、襄阳地委、南河工程指挥部等单位的领导,在现场未获得足够的地质资料情况下便选定了坝址。坝址选定后,指挥部就在9月26日召开了施工动员大会。电站虽然破土动工,可施工的工具除3团有极少量的机械外,开挖、装卸、运输砂石料等,全靠铁铣、筐子、人力车等。当时正值“大跃进”的政治年代,省里要求电站在1959年“5.1”建成,以解决丹江大坝施工用电问题。在时间非常紧迫、工期非常急促的情况下,当时只好采取右岸大基坑围堰、左岸开挖明渠的一期导流方案。根据“5.1”发电要求,施工进度安排从1958年10月至1959年2月,5个月内除完成一期导流工程外,还要完成基坑内全部清基和开挖工作,并将大坝浇出枯水面,而后预留底孔进行二期导流。在如此短促的工期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和庞大的工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以致导流明渠设计过水量仅为100秒立米,连20年一遇的洪水136秒立米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电站动工后,从开挖坝肩到构筑坝基围堰,再到清洗基岩,全是人挑、肩扛、板车推,工地上车水马龙,人欢马叫。民工们迎着凛冽的寒风,苦战三九严寒,打着赤脚站在水里清基,清基一直持续到1959年2月间。3月初,大坝主体从左右同时开始浇灌混凝土。大坝主体浇筑是非常重要的工程,可施工机械只有8台人力混凝土拌合机和2台0.4千瓦的柴油动力拌合机,人力板车运送砂石料和混凝土,采用钢钎震捣混凝土,其条件何其艰难,其设备何其简陋,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赶在“5.1”建成,全体建设者们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创大业的精神,争分夺秒抢施工。在浇筑的当天就浇到了2000多立方米,使坝段浇至119米高程。我们通过这两个数字,可以在隔50年的今天仍能感受到当时建设者们气壮山河的冲天干劲。正当大坝浇筑如火如荼之时,不料南河春汛在4月上旬提前到来,汪洋大水冲毁了施工围堰,工程施工被迫停止,原来的施工安排也全盘打乱。
在工程进行围堰导流、万人忙于浇灌时,电站的总体规划和设计、正常高水位、坝高坝型、厂房方案、装机容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尚未确定。由于工程规模悬而未决,因此设计标准也是反复不定。在工程一系列方案尚未定夺,又要应付几万施工大军的情况下,由于资料缺乏导致方案难定,工程设计也是一变再变,整个工程计完全处于被动局面,形成了“先施工,后设计,再勘测”的“典型工程”,这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先结婚,后恋爱”一样。
施工被迫停止后,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和襄阳地质队反过来又开展工程技术设计阶段的勘测设计工作。正当施工受阻之时,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率省党政领导一行,亲临工地视察指导,王任重还题词“截断南河水,高山放光明”,使全体建设者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加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力量。
1959年10月,省委对南河工程下达了“三必须”的建设方针,即南河电站必须建,必须要建好,必须在1960年底完成。为此,工程指挥部重新调整施工进度。到了10月,南河又进入了枯水期,指挥部提出“苦战九个月,幸福万万年”的战斗口号,工程又重新开始。1个月后,围堰截流合拢,重新清理浇筑部分坝段。与此同时,其它坝段的地质钻探分析、清基和基础开挖也相继展开。这时,在钻探和基础开挖中,发现了部分坝基存在10个不利于筑坝的重大地质问题,即水库下游段存在渗漏、全部建筑物地基均为构造岩强度不均、岩溶发育对防渗不利、岩体滑动、深层承压水对大坝稳定不利、逆断层对大坝稳定不利、坝址下游深槽对大坝稳定不利等。
由于南河电站在施工之后暴露的问题较多,地质条件又很复杂,工期又十分紧迫,12月份,国家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水电总局总工程师黄育贤、长江委主任林一山等领导率工作组,在工地考察并听取地质、设计、施工等单位的汇报。鉴于坝址存在一些不良地质条件,工作组认为:南河工程应“很好适应坝体下面基岩承载力的稳定条件及彻底杜绝坝底和绕坝渗漏情况,建议工地党委和设计部门必须按照构造的变化特点,慎重的采取技术措施”。1960年1月,当基坑全面开挖清基和大量地质勘探后,确认河床有软弱夹层及承压水、渗漏水等4个方面的严重问题。为确保工程施工的顺利,有效处理部分坝基地质问题,省地质局邀请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及研究所的专家进入南河工地,对地质勘探资料分析鉴定,同意了南河地质队对坝址地质问题的看法。随后,省水利勘测设计院也邀请了武汉地区的专家,还有当时在长江委工作的苏联专家参加,再一次研究讨论,但最终都未能找到妥善的处理方案。
那么,南河工程到底怎么办?经请示省长张体学,他决定:“大坝按67米(实为70米)坝高进行施工不变,原作加高110米的修正设计工作停止。为保证工程安全,坝体加置钢筋用作永久底孔……”为了今后大坝加高留有余地,张体学又指出:“作为加高用之键槽可以预留,候低坝运转一至二年后,如情况很好,可随时研究加高。”通过大量基坑和隧洞开挖及地质钻探,坝址所存在的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10月7日,国家水电部水电总局派出工作组专程赴南河工地调查,最后拿出的报告认为:“南河工程地质是复杂的。前一阶段地质工作基本阐明了坝区的地质情况。基础处理采用灌浆法是可行的。在现在的坝址修建重力坝并不是一个好方案。但现在混凝土已浇53000多立方米,引水洞也已打通,要改变坝型有困难。省里意见不想改变坝型,把南河作为试验坝,但要求作到稳妥可靠。”报告还针对坝基地质问题提出了6项补救措施,但因当时的技术和设备所限未能实现。
12月,省水利勘测设计院院长蒲亚林、副总工程师陈炎炉等,就南河工程存在的问题赴京,向国家水电部钱正英副部长及水电总局作了详细汇报。钱正英等领导对南河工程的地质工作、大坝滑动稳定、基础处理等问题都作了详尽指示。同月5日,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结合水电部领导指示精神,向南河工地作了及时传达:一、南河基础不利因素有逆断层、软弱夹层、承压水和渗漏,决定对基础处理,主要措施是灌浆。二、对软弱夹层实行重点检查,对泥化段冲洗回填灌浆是可行的,中央也认为能灌就灌。三、中央指出必须严格注意逆断层的不利影响,必须对逆断层进行高压冲洗水泥胶结,在逆断层上下层面及与坝体接触之压碎岩地带,实行全面固结灌浆。这一点非常重要。四、由于大坝位于石灰岩地区,建坝地区岩石破碎,渗漏问题在大坝基础处理上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解决之道就是很好利用软弱夹层。在迎水面再增加1至2道副帷幕同软层连成整体,这样做也同样地把承压水的问题解决了。
南河施工到1961年春,河床有8个坝段的混凝土陆续浇出枯水面至117.5至122.5米,发电隧洞主洞及3号支洞都已凿通。从开工之后进行的地质钻探,至此已达5300余米,对工程存在的一些地质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工程界和专家权威的关注。
4月29日,由水电部水电总局、省水利厅共同主持召开了“南河工程现场会”,副省长兼水利厅厅长陶述曾、国家水电部、长江委、省地质局、武汉水利学院、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等领导、工程师、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这是一次关系到南河工程建设命运的关键会议,一共开了10天。大家听取了地质、设计、施工情况的汇报,察看了现场,研究了工程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一致建议工程停建。同月19日,省地质局也邀请国内知名地质专家召开了“研究南河工程地质问题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家地质部、水文地质局、中科院地质研究所、水电部水电总局、北京地质学院、南京大学地质系、三峡地质队等单位的领导、专家、教授,大家也一致确认南河工程地质条件是复杂的。历经这些专业和现场的会议审查鉴定,1961年5月,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南河工程暂时停工缓建,继续进行地质勘探工作,为续建作好准备。随之工程指挥部撤销,民工离散,到此为止工程实花投资2030万元。
南河电站工程停工后,省地质局仍继续在进行大坝地质勘探,并获得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和成果。时间到了1965年5月,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根据这些资料和成果,重新编制了《南河电站设计任务书》,并建议当年就续建,1967年发电。《任务书》上报后,未获批准。1966年9月,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又编制和上报了一份《南河水电站工程扩大初步设计说明书》,拟定了新的续建方案:正常高水位为151.5米,装机容量为2.25万千瓦,并建议这年冬动工,1968年发电。可在当时,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铺开,南河续建工程谁也顾不得了。
直到1970年,鄂西北地区成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各三线厂矿急需用电。为适应战备需要,保证国防工业用电,再加之丹江口电站已建成,大批设备和技术力量即将被闲置,省委决定南河电站列入当年冬兴建项目。那时,知道内情的人都开玩笑地说“南河电站是张省长的幺儿子”。也许这话有几分真吧,张体学省长一直心牵这座大山里的电站。8月11日,省革委会突然发出通知,要求南河工程上马,并规定了电站规模总装机为2.25万千瓦(3×7500),正常高水位为151.5米。通知还责成由襄阳地区革委会成立工程指挥部,负责组织民工;责成丹江工程局(即水电部第10工程局)负责电站的设计和技术施工。
在省革委会“通知”发出后,丹江工程局负责人廉荣禄、夏克、军代表余秀荣等和襄阳地委副书记王耀等,来到南河商谈进场事宜。9月10日,南河工程指挥部再次成立,王耀亲任第一指挥长,行署副专员孙龙章任常务副指挥长驻工地,丹江局的2名领导任副指挥长。到10月中旬,南河工地又聚集民工1万多人,丹江工地的3000多名技术人员和大批施工机械,也源源不断地调来南河。面对这个一片大好形势,指挥部全体领导无一不是信心百倍,安排10月前施工准备,11月正式开工,第二年“十.一”发电。在“抓紧三线建设,让毛主席睡好觉”的战斗口号鼓舞下,指挥部于11月7日召开了施工誓师大会。当时制定的目标是“大战1971年,力争‘十.一’早发电!”可是,由于南河工程未列入国家基建计划,所需资金和材料暂按省里决定由丹江局解决,因此资金、材料严重短缺,施工不能正常进行。
也该南河电站命运多舛,就在工程复工不久,毛主席却在他77岁生日的那天(即12月26日)批示了要兴建葛洲坝水电站。省委为确保葛洲坝的建设,不得不决定从南河工地调走丹江局的大批技术力量和设备。时任省委和省革委主要邻导的张体学,仍以关怀的心情对丹江局发出“带好南河,主力开往葛洲坝”的指示。这样以来,丹江局只好留下少量人员组成支援南河小分队,协助工程建设。更为严重的是,当上万人的民工看到丹江局的技术工人和大量的设备离开工地,以为南河电站又不搞了,人心思散,精神上毫无战斗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南河工程指挥部负责人在1971年1月上旬赴葛洲坝向张体学作汇报,张体学批示:“南河电站是一匹老马,也是一匹瘦马,不能再拖了,工程所需材料由省水电局和第10工程局先借用解决。”从此,南河工程所需材料就由这两家内部调剂,但仍时有时无。
1月18日,省革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南河电站建设任务由襄阳地区负责完成。由于材料短缺,技术力量薄弱,又没有正式施工队伍,严重缺少施工机械等因素,地委只好提出“大坝建设,坚持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由于土法上马,工程质量存在极大问题,再加之施工队伍均系农民,农忙走人,施工时上时停,严重影响了工程建设速度。1972年春,全国都要贯彻中央的农业“六十条”和“缩短基建战线,集中劳力搞农业”这两个文件,南河工程从3月开始减少劳力,常年仅有民工2000人,迫使工程再一次放慢了施工速度。
1973年6月,省水电局局长漆少川、副局长李海波在听取南河工程进展情况后提出,南河工程不能停,应作为省里重点工程,工程所需材料由水电局供应,力争在1974年建成发电。但到了10月,资金、材料仍无着落。工程指挥部克服重重困难,在施工人员连菜都吃不上的严峻形势下,仍坚持少量人员施工。到1974年夏,坝体已浇至溢流堰顶。
1975年4至5月间,为解决南河工程资金问题,指挥部负责人再次赴省汇报,这一次却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然而,这年8月上旬,鄂西北地区偏偏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南河流域突然出现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坝址最大流量达9070秒立米。工地建设者们虽与洪水英勇搏斗,奋力抢救,但滔天洪水仍造成大量物资和设备损失,所有供电站设备或冲走或损坏,沿河两岸的机械、仓库、工棚全被卷走,施工道路全部被毁,不得不再次中断了施工。建设者们擦干眼泪,挺起胸膛,经过艰苦努力,直到11月才恢复施工。
时间到了1977年,这时省水电局水利与电力分家,南河工程作为水电项目归口省电力局管辖。1月18日,时任襄阳地委副书记的沈汉民来到工地宣布,南河工程交给谷城县建设。正在此时,省电力局又安排曾在解放前后在谷城打过仗的陈金华副局长分管。陈金华分管后经常到工地检查指导,3月沈汉民任指挥长,谷城县委副书记彭天禄和县革委会副主任李宪靖接任副指挥长,工地日常工作由李宪靖主抓,从此工程建设速度才开始加快。4月,省电力局下达给南河1977年工程款400万元,极大地促进了工程建设。到1978年1月,电站建设初具规模。1979年,电站建设完成了发电主、副厂房基建、大坝闸门制作、起重机械及其它金属结构安装。
由于南河电站工期总的时间拖的太长,省委对工程建设很重视。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省长韩宁夫也曾多次过问,并在省委常委会上研究,要求南河电站尽快建成发电。1979年11月29日,省里专门召开了由省工办、电力局、农电局、机械局、交通局、计委、物资局、三三0设计院、南河工程指挥部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研究解决南河电站工程问题”的会议。副省长兼省农办主任夏世厚在会上动情地指出:“南河搞了20年,胡子都搞白了,在全国全省都有名了。拖了这么久不能完全怪工地,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材料没有钱。现在主机有了,就缺水泥钢材,这次要研究解决。我的意见明年下半年南河要投产。”这次会议是南河工程建设的又一次关键会议,会议决定南河工程列为省重点项目,资金和材料供应渠道打通了,工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一年施工速度较快。
进入80年代,南河水电站建设已近尾声,进入了最后冲剌阶段。为保证电站建成后安全运行,1980年4月18日,指挥部向省电力局、省建委递交了验收报告。5月8日,省建委批复同意,省电力局也在17日成立了验收委员会。验收委员会分别于5月26日至29日、7月20日至24日、12月26日至28日召开了3次验收会,对工程作了局部验收和鉴定,并不是整个工程竣工的验收。1980年8月19日,是南河电站建设者们最为光荣的一天——大坝正式下闸蓄水了,3台机组分别在9月4日、9月28日、12月27日启动并网发电,宣告了南河电站长达22年的工程建设基本结束,掀开了南河电站发电的新历史。
南河水电站在国内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工程,也确实是一个自然条件极为复杂的工程,这主要是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的复杂,凡水利水电工程所遇的各类问题,在南河坝址都存在。南河电站3台机组并网发电,并不意味着南河工程彻底结束,因为其地质问题和工程质量问题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南河电站在没有进行认真调查和周密分析研究,就决定了施工,决定了大坝建设规模和坝址,决定了投产发电时间,工程动工后还不知道坝址位置,也不知道枢纽布置……一切工作都在不符合科学规律和实际情况之中进行决定,这在水电工程建设史上是没有的。1981年3月,国家电力部在南昌召开全国重点水电厂及在建水电工程防汛会议时,还专题研究了南河电厂的防汛问题,时任水电部部长的李鹏在会上严厉批评说:“有些水电站违背了基建程序,搞‘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湖北南河水电厂还搞‘倒三边’,先施工,后设计,再勘测,发现坝区有大断层,承压水位高,影响大坝稳定,至今不能蓄水。”随后,水电部又在4月23日下发了《关于南河电厂今年渡汛措施和工程加固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湖北南河水电厂混凝土大坝是座险坝。”
根据领导讲话和《通知》精神,南河电厂从1981年至1985年又进行了5年的尾工建设和补强加固,进一步提高了工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些补强加固工程,经襄樊供电局1985年3月验收合格。1989年至1990年,电站又进行了坝基深层岩溶承压水处理工程,使南河大坝更加安全了。
回顾往昔,岁月峥嵘。南河电站工程的建设者们,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在建设中又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建成了这座中型水电站。当年的施工建设者们,为人民立下了大功!
南河大坝的兴建,使南河不再以其凶猛的洪水为害于民了!
南河大坝的兴建,是襄樊人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一个杰作!
今天,凡是到湖北谷城南河小三峡旅游的人们,首先映入眼帘的必然是这座大坝。今天,这座凝聚着前辈创业者的巨大心血的大坝,巍然屹立在南河胡家渡,向世人昭示着它发电、灌溉、航运、旅游的重要作用和它那默默造福于人民的奉献精神!
(本稿资料来源于《谷城文史资料<第五集>》和原国家能源部、水利部中南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朱允中的回忆,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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