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创作没有“谈”
《汉水》编辑部的朋友说，你还是写个创作谈吧。我思半天，创作倒有一点却没有“谈”，主要是水平和资格都不够，况且我那点创作还姓“业余”。
几日后转念想，不妨借此机会回眸一眼自己走过的路，何尝不是寻找创作上的新起点、新视野、新境界呢？
于是，写了如下的文字。
坦率讲，作家梦还是作过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这代人， “幸福的像花一样”。不料花无百日红，好景不长在，大跃进运动仿佛给全国人民服下了超量的“兴奋剂”，一个个都弄得像火炉上的茶壶，小屁股被烧得滚烫滚烫的，依然吹着快乐的口哨，冒着幸福的泡泡，亢奋的屁颠屁颠的。经济上的大跃进带来了文化上的大跃进，“出一千个鲁迅、出一万个郭沫若”的喧嚣，使刚刚发蒙的我受到极大感染。“我就是天王，我就是玉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气魄，“撕块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吸袋烟”的浪漫，为我的作家梦插上了翅膀。
却料大跃进的烽火还未散尽，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一夜之间，我所崇拜的作家偶像一个个崩塌。茅盾、巴金、丁玲、曲波、梁斌等，都成了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牛鬼蛇神。巨大的反差使得我的作家梦发生了嬗变，由美梦变成恶梦，从梦想走向梦魇。
此时，母亲的教导起了作用。
母亲娘家虽说不上书香门第，也算得上大户人家。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曾是商务印书馆南阳分馆馆长。可悲的是，尽管他整日西装革履，骨子里仍流着农民加土财主的血。封建宗族观念特别顽固，认为女孩子迟早是别家的人，赔钱货。他让我的舅舅在旧社会就从小学一直读完大学，却不让母亲上一天的学。所以，母亲基本上是文盲，大字识不了几个。然而，许是耳濡目染的作用，母亲理解读书人，支持人读书，奉行“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信条。所以，无论文革中“停课闹革命”时，还是“读书无用论”盛行时，母亲依然鼓励我们读书学习。当时县图书馆已被造反派查封，所幸我哥哥的一位同学是管理员，偷偷把一摞一摞的书借给我。像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都是这个时期读的。时至今天我仍然认为，若不是这段日子的恶读，我可能连业余作者的资格都不会有。
说实在的，此时的读书已不是为了当作家，而是模模糊糊地向往着母亲所说的“黄金屋”。初中班上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县委书记，他经常带我们几个伙伴到县委大院去玩，猛见两排西式立柱上爬满了葡萄架，三个人合抱不住的皂角树迎风吟唱，一个古怪的念头窜进我的脑袋：长大了要进这个大院，吃葡萄架上结的葡萄，站在大皂角树下白天看天，晚上数星星。
其实我也知道，从政入仕已成了我心中的“黄金屋”。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我尝试着把自己的嘴唇变薄，把脸皮变厚。几年下来，本来一棍子打不出个屁的我变成了话篓子，一见姑娘就发红的脸，变的在脸上炸个原子弹都不变色。（当然最终没能修炼到这种境界）
带着这个不便示人的目的，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假的），被推荐进了一所并不适合我的大学，频频的开门办学，让我们在田头、车间装了一肚子两肋巴的样板戏，毕业后一天专业没干，自愿到襄北贫瘠的乡村里“驻队”，开始了弃艺从政的生活。
在吃红薯、喝红薯汤的穷苦乡村，一干就是三年。双手老茧的代价换回了一个业务人员向行政干部的转变。在当时民风尚未纯朴、官场还不明显腐败的大环境里，凭着能吃苦的精神，卖力干活的行动，外加稍稍出众一点的官样文章，使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就混进“七品芝麻官”行列。那日回家乡出差，来到县委大院，葡萄架早已散了架，皂角树也不见了踪影。我站在皂角树的遗址旁，一声叹息一阵唏嘘。
无疑是幼时受文学的影响太大，作家梦虽然折了翅，创作的冲动一直没停止过。1980年冬，上级派自己到随县（随州当年叫随县，归襄阳地区管辖）搞中心，无意间听到一个富农子弟与武汉女知青相爱的故事，好奇与赞叹之余把他们的经历写成“愿有情人都成眷属”的报告文学。“湖北日报”大篇幅刊登后，引起不小的反响与轰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编辑部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读者的鼓励和个人的爱好再次修定了我人生的走向，业余创作成了一种自觉行动。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从艺、经商、为政，即便先后在四五个单位和部门当“一把手”，也未放下并非大椽的笔，数量不多、水平不高但从不敷衍。用伟举兄的话说，不少人一当什么就再不写作了，而你不管当什么不当什么都还不停地在写。承蒙同仁关爱，88年至今，先后结集出版《古城人杰》《愿有情人都成眷属》《地球村散墨》等书。尽管达不到惊世传世的水平，窃以为不是文字垃圾而自慰。
前不久看一报道：某市的两位市级领导，一个管工业，一个管文化。退休后管工业的领导无所事事，郁郁寡欢，身体每况愈下。管文化的领导由于长年和文化打交道，不经意成了地方文化方面的行家里手，雅致而有意义的生活使他整天处于快乐之中。吃不到葡萄葡萄也不酸，绝无意为不管文化不懂文化的官员们悲哀，只想为自己的业余爱好寻找一个阿Q式的注脚。
“奔六”的人了，回头看看做人、作文，自以为还比较坦白，阴暗的东西不多。仕途走了，有所得，写作没丢，有所获，更重要的是人没学坏。这不能不说与文学的侵润和文人的良心有关。
好了，如今世道，人心不古，谁信谁呀！（洪洞县里无好人），人在干天在看，天知地知自知得了！末了借用我市文学界两位后起之秀的话作为此文结尾。
散文作家谢伦说，在写作的田园里，要像他父辈们对麦子一样，躬下身去，精耕细作，使田园里的作物尽可能地茁壮、茂盛。
青年诗人不染说，赶一些文字回家，像赶着我心爱的羊群……
我想说的是，我对业余创作的爱好和不少人对打麻将的爱好差不多，他们的最高境界是“胡”，而我是“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