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别东莞，我的飘泊岁月一路辛酸
采访人：曹远超
被访人：卫青，男，28岁，某企业下岗工人
尽管卫青没戴眼镜，而且身材也算不上纤弱，但无论怎么看，我都觉得他更像是个书生。
卫青微微地笑着，他讲起话来，倒是自然而流畅。
大学毕业后，我被安置到市内一家建材企业做销售业务员。随着九十年代建材市场进一步开放，我成了独木桥上不幸的过客。二○○○年，企业濒临破产，我也不得不下岗待业。
我和妻子九九年结婚，她叫玉娟，是我的大学同学。九六年毕业后，她就去了东莞一家电子厂做仓库管理员。在电话里听说我下岗，玉娟并没怎么埋怨，她说实在不行了就去东莞，看在那里能不能找到事做。
二○○一年，我在襄樊应聘了好几个行业，也尝试过自己做生意，但这些都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么容易。于是，我决定到广东去闯一闯。二○○二年春节，我和妻子玉娟一道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东莞是珠江三角洲上一座极具活力的新兴城市，这里仅是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就有好几千家。尽管这里打工的机会很多，但百分之八十的岗位招收的都是女工，像我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专长和技能的大男人要在这里找份事做，还真不像我当初想象得那么容易。
初到东莞，我住在路边每天十元的小旅店里，玉娟她吃住在厂区，每天只有在下班之后才能抽时间出来看我。
一开始，我豪情万丈，雄心勃勃。我专门到路边的打印店里印制了三百张名片，上面特别写明我从事过六年的销售策划工作，然后以联系业务为名，散发给各家厂子的经理老总们，希望得到他们的聘用。然而，发出的名片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渐渐地，我开始清醒。每天一大早，我就到报摊上去买当地的报纸，在上面找用工信息。看到一家企业招保安，我就匆匆地赶过去。别人问我当过兵没有，我说没有。别人问我以前做过保安没有，我说没有。结果那人摇摇头。
一连十几天里，我每天都是一大早便起床，然后从城东走到城西，从这家厂子走进那家厂子，皮鞋快磨穿了，脚上也磨起了水泡，连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一份事做，我甚至不惜搭车几十公里找到一个建筑工地，那里的包工头看了看我的手说：“你手上连个茧子都没有，我们这里的活儿你干不了。”
真是可气，没想到连手上有没有茧子也成了这里的用工标准。从郊区归来，无可奈何地独倚窗前，静望斜阳西下，真让我深深地感味了虎落平阳、英雄末路的悲凉。
晚上，我垂头丧气地对玉娟说：“明天我回去算了。”
玉娟轻轻地垂下眼睑，鼓励似地安慰我：“既然来了就不要着急，说不定明天就能找到事做。”
二月底，一个湖北老乡跑来问我们租不租房。与其每天十元地住小旅店，还不如每月花二百元租间房，夫妻住在一起，生活上也能彼此照应。
当天，我和老乡一起去见房主。房子是上下两层一共十二间，由于房主刚刚搬了新居，加上位置较偏，房子目前都还空着。
能不能把十二间房全包下来，然后再分租给其他租住户呢？晚上，我把自己的想法对玉娟一说，她先是皱了皱眉头：“那样行吗？”顿了顿，她又下了决心似地说，“你要觉得行，那就包下来吧！”
房主是个爽快人，他答应以我们预交七千元的价格，取得那栋房半年的使用权。房子租下后，我们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发布了租房信息，房子很快就租出去四、五间，但一楼的六间房却一间也没租出去。玉娟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行了咱们就办个小旅店。
说干就干，当天我就按每间房六个床位买回双层铁架床和铺盖被褥，又在巷子口钉上一块“打工者之家，每日六元”的木牌子，我们的小旅店就算简简单单地开业了。因为六元的价格比外面的便宜了近一半，小旅店开张的当晚就住进来十四个人，这种经营形势让我们欣喜若狂。
安顿好住店的客人已是晚上十点多，我兴奋地拉着妻子的手说：“走，我们到外面吃饭去。玉娟，以后哇！等我做了老板，你就用不着打工了。”
玉娟紧紧拉着我的手，小鸟依人地说：“那你就快点做老板吧！”
那晚，我和妻子象一对初恋的情人，在南国的夜风里端着淡淡飘香的啤酒相对而坐，眼里彼此流露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热望。
三月十三日那天傍晚，漫天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空。几个“大盖帽”带着十多个年轻人，还开来一辆中型货车，他们说我们无证经营，要对小旅店依法取缔，我们的铁架床和被褥被他们没收一空。面对空空荡荡的房子，我和妻子欲哭无泪。
小旅店被取缔之后，玉娟托老乡好不容易才帮我在一家四川人开的小餐馆里找了份送外卖的事做。六月底，小餐馆无端被砸，四川小老板也被人打伤，我又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那时，我们包房出租的经营也每况愈下，七月初，我不得不找到房主请求退房，好在房主通情达理，他大方地退了我们两千元的预付款。
贫贱夫妻百事哀。随着不顺心的事儿一重接着一重，我们夫妻之间也失去了当初的默契与和谐，变得常常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争吵不休。在我决定回樊的前一天晚上，玉娟竟然毫不相让，她说我这个大男人连自己都养不活，真是一点儿用都没有。
我当时气得把手边的一只瓷碗“叭”地摔在地上，涨红着脸说：“我是没用，明天回去之后，我就跟别人一起到陕西去挖煤行了吧！”
尽管发生了争吵，但是第二天，玉娟还是执意要请假送我，坐在从东莞到广州的班车上，我们一路无话。
来到广州站的站前广场上时，我对玉娟说：“你回去吧！现在路上很乱，要是回去晚了，路上会不安全。”
玉娟怔怔地望着我，一时间泪眼朦胧，她说：“卫青，你回去即使找不到事做，也千万不要到陕西去挖煤。钻到离地面几百米深的地下，我实在不放心你……卫青，我有时候说话太过分，你可别往心里去。”
兀立在南国七月的热风里，我们夫妻相拥而泣。
踏上回樊的列车，车窗外烟雨蒙蒙。我静静地把头伸出窗外，回望广州，回望东莞，我的眼里湿漉漉的，如同我湿漉漉的心情。
我静静地走了，一如我静静地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南方的云彩……
（纪实采访于二○○二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