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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襄樊市区15公里，在汉江的东岸有一座山，名叫鹿门山。山不高，也不算险峻，但就是这座看似普通的山，在中国文化史上却声名显赫。鹿门山原名苏岭山，据说东汉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带领侍中习郁巡游此地，晚上君臣二人一同梦到有两只神鹿前来护驾，刘秀就封习郁为襄阳侯，而习郁一到任，就修了这座寺庙，并雕了一对石鹿，夹卧在寺门左右，寺庙叫鹿门寺，而苏岭山也就因此得名鹿门山了。但鹿门山真正扬名天下，则是因为从东汉到唐代，短短几百年间便先后有三位文化名士——庞德公、孟浩然、皮日休相继在这座山上隐逸。特别是当它和诗人孟浩然的名字连在一起后，鹿门山便和孟浩然以及他恬淡的诗风一起名满天下了。孟浩然，唐代襄州襄阳人。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山水田园诗的人。并与王维一起开创了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在盛唐诗坛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高洁品格和精湛的诗歌艺术对当时许多诗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五言律诗，在盛唐时期，天下已经称其尽美了。
孟浩然的诗多是描写隐逸生活、田园风光的。诗风清淡而韵味悠长，即使在一千年后的今天，读他的诗仍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新的气息。他的诗歌作品除了为我们描画出一幅幅气息浓郁的山水田园画卷外，也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隐逸诗人的形象。据唐书和襄阳县志记载，孟浩然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隐居在鹿门山，是一位淡薄功名利禄的真正的隐士。千百年来，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定论。但是近年来学术界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由此引发了许多学者对孟浩然那鲜为人知的隐逸生活的探究。
根据孟浩然墓志铭上的记载，孟浩然的家在襄阳城郊一个叫涧园的地方。但是由于历史的变迁，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渺不可寻，更多的信息则是来自这些碑刻铭文。而寻找到孟浩然的故里，对于重新认识孟浩然的生平和创作则是至关重要的。
在鹿门寺后面有一眼泉水，悬空倾泻，散如珠，垂如帘，称为暴雨池。流泉昼夜不停，相传孟浩然就是常饮此泉，又接山中灵气，才有盖世才情。虽然这仅仅是个美好的传说，但毋庸置疑，鹿门山秀美的自然风光，幽静典雅的氛围对任何一个隐士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隐居之地。
庞德公是东汉时襄阳的名士，诸葛亮的老师，他是第一位在鹿门山隐居的大隐士。鹿门山上有一个采药洞，相传便是当年庞德公栖息的地方。据说当时的荆州刺史刘表曾经以封疆大吏之尊，多次请他出山，他都丝毫不为所动。最后躲进深山老林采药，从此不知所终。这种啸傲山林的隐士生活方式，历来受到读书人的推崇。在孟浩然许多诗里，都表现了对这位古代先贤的仰慕和倾情。而地理上的鹿门山又给他提供了便利。因此，闻一多先生说，孟浩然是为隐居而隐居，是为这一个浪漫的理想，为这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选择了隐居。但是毕竟庞德公时逢战乱，隐居是为了避祸，而孟浩然生活在所谓的“开元盛世”，正是孔子所说的“邦有道则仕”的年代。孟浩然为什么却偏偏甘于隐迹山林呢？
唐朝有一种初唐以来的一个风尚，那就是“终南捷径”。
关于“终南捷径”，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唐朝时，有一个叫卢藏用的书生，考上进士后，朝廷并没有马上封他为官。他为了引起朝廷的注意，便故意装成隐士，住在了京城附近的终南山里。不久，卢藏用果然被皇上征召，做了官。这种方式变为后来的读书人所纷纷效仿。在鹿门山空灵幽寂的夜幕下，在隐逸生活的孤独清苦中，年轻的诗人孟浩然便怀着对先贤的仰慕和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梦想。期待着能有机会走出深山，一展自己的鸿鹄之志。
当孟浩然自认为“词赋颇亦工”的时候，他准备出山了。
开元十六年冬，孟浩然毅然告别了鹿门山，抱着跃跃欲试的心情到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了。这一年，孟浩然四十岁。三十年的隐居苦读，如今终于可以一飞冲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孟浩然自然是踌躇满志。而事实也恰如他希望的那样，他的才华和诗文在京城博得了众多赞誉。
在一次太学的赋诗会上，在众多颇有名气的诗人面前，孟浩然吟出了“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诗句，所有的人都为之叹服，于是大家纷纷搁下笔，不再写下去。这件事很快就传开去，孟浩然的诗名更盛了。但写诗毕竟代替不了考试，孟浩然终于还是落第了。但是，促使孟浩然真正下决心隐居的还是源于史书上这样一段记载。相传王维曾经私下邀请孟浩然进入内署谈诗，恰巧玄宗皇帝到来，孟浩然吓得躲了起来，没想到唐玄宗却非常高兴，让孟浩然出来相见，并诵读他最近的诗作。当孟浩然念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听了非常不高兴，说：你不愿做官，为什么诬陷我不用你？于是就命孟浩然放归襄阳。孟浩然博取功名的幻想最终破灭了。开元十六年，由于仕途无望，孟浩然在京城停留一年后，怀着极度失望的心情，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回到了鹿门山。真正做起了隐士。从年轻时的为求得世人的关注而隐居，到现在，科场失意而不得不隐居，孟浩然的此时心情当然没有归隐山林的超然洒脱，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放弃，他甚至还在写信给在朝廷做官的朋友，请他们为他向朝廷举荐。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如石沉大海。隐居生活的冷清孤寂，以及家道中落带来的生活上的日渐窘迫，这时的孟浩然或许真正体会到隐逸生活的内里不仅有解脱的宁静，更多的是无奈、愤懑和辛酸。
也许是为了排遣科场失意的苦闷，借山水来慰藉心灵，也许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时尚。在回到鹿门山不久，孟浩然便驾一叶小船，顺汉江而下，“山水寻吴越”、“扁舟泛湖海”前往江浙一代开始了游历的生活。秀美的吴越山水暂时洗却了孟浩然心头的积郁，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描写山水，抒发心曲的诗篇。纵情山水之间，让他开始淡泊功名，但是并没有完全摆脱对仕途的想念，诗歌中也时有愤慨、牢骚以及怀才不遇的愤懑流露出来。不过，这毕竟已是平静的心河中，偶尔泛起的波澜了。
孟浩然在江淮吴越漫游了几年后，回到了襄阳。长期的异乡飘零，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远行与回归的人生主题。或许他真的该回归了。
也许正是襄阳的山水荡涤了孟浩然的心灵，也许正是因为隐居的生活，让他真正体会到回归自然的轻松和乐趣。晚年的孟浩然将自己放归山林，歌颂田园的生活，赞美山水的美丽。而这时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真正达到了意境清远，单纯明净，清静空灵的艺术境界。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他的那首几乎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过故人庄》，集中体现了那种恬然快乐的心情。
说不清是鹿门山造就了诗人，还是诗人造就了鹿门山。他哺育了大诗人孟浩然，也将众多的文人雅士的思想境界提升到了极致。在孟浩然死后一百年，鹿门山又迎来了第三位大隐士，他就是晚唐时期的大文学家、诗人皮日休。与孟浩然恬淡的诗风不同，皮日休的诗文文风质朴刚健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文章，说他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虽然同样隐居鹿门山，但皮日休隐居目的和孟浩然有很大的不同，他曾经中过进士，也当过一些小官，到鹿门山隐居无非是暂时闲居，以等待时机。当黄巢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他便毅然离开鹿门山，投身起义队伍，所以后人也说，他实际上“由哀而怨，有怨而革命”算不得真正的隐士。但毕竟皮日休的隐居，却赋予了鹿门山以更多的精神。同时，也留下了鹿门三高傲帝王的美誉。鹿门山是一座秀美的山，又是一座诗化了的山，它呈现出古今难有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游鹿门不果后，发出了“不踏苏岭石，虚做襄阳行”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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