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招工到保康县马桥电站工作，14平方米的宿舍住着我们3个小青年，除集体配发的三张单人床外，宿舍里没有一件家具，我的衣物和书籍装在父亲送我的一个木箱里置放于床下。工余喜欢读读写写的我，只得把被褥掀开“伏笔”于床板上，因此特别盼望能有一张自己的写字台。
我把想法告诉做木匠的小叔后，他来电站用包装发电机拆弃的木板，给我做了一张长1米、宽0.5米的写字台。写字台虽然很小，但我如获之宝，四个小抽屉，可以分别放置笔墨纸砚、书籍杂志。工作之余，坐在小巧的写字台前，就着明亮的台灯，读书写字的心境真是美极了。
在这张写字台上，我读唐诗宋词，读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自修《山西青年》创办的“刊授大学”中文专业课程，尝试着写一些小散文、小诗歌和新闻报道……“作品”居然不断被县广播站和县文化馆采用，后来又屡屡见诸于《襄樊日报》。
不曾想，小小写字台竟悄然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1984年5月，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县委办公室。离开电站时，我深情地把写字台用报纸包裹捆好，装上空荡荡的送我到县里上班的卡车——除了书籍杂志，小小写字台是我唯一的家当。
那时候保康县委在平房里办公，住房很紧张，单位便把我安排在8平方米的值班室居住。住值班室虽要频频接听电话，但这8平方米毕竟是我一个人的领地。夜深人静，一个人看书写字，灯亮着不怕影响他人休息，也无他人打扰你神思遐想。小小写字台陪伴着我学写调研报告、典型经验、文件讲话等公文材料……1986年，组织上把脱产学习机会给了我，在离全国成人统一高考一个月的时间里，小小写字台没日没夜地浸润着我的汗水，伴我重温高中课程，使我幸运地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
经过两年中文专业的系统学习，我认识问题的能力与写作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回到县委办工作，小小写字台仍然是我读书写作的伴侣。
成家后，妻子所在单位分给我们两室一厅的住房，房子大了，小写字台显得更小了。恰好县委办公楼盖起来了，办公室要添置更新办公桌椅，我顺便买了张长1.3米、宽0.7米的写字台。这张暗红色烤漆的实木写字台，放在卧室兼书房的窗台边，与新做的白色书柜相搭配，一下子就增添了房间的书卷气。
写字台子大了，读书环境好了，写作也好似有了瘾。那些年，工作写公文，业余写散文、新闻、言论，包括调研论文在内的个人作品，在中央、省、市报刊、电台上纷纷发表，其中有好几篇文章甚至上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因为自己有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吧，1997年6月，我由保康县委办副主任调任襄樊市委政研室农村经济科长。两年后，我有了一套三居室房改房，我专门拿出一间大房做书房，在放置写字台时，不想我舍不得丢弃、特意从保康搬来的一小一大两张写字台，怎么摆放都与宽大的书房不相谐调，我不得不去买了张1.6 米长、0.75米宽的“老板桌”当写字台。
初略算来，从我拥有第一张小写字台到如今己用过数年的第三张写字台，转瞬28年过去了，我在县市委办公室、政研室也工作了24个春秋，在这段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我的三张写字台默默服务于我，与我同辛苦共欢乐。在这三张写字台上，我撰写各类公文逾400万字，在各类报刊发表各类文稿300余篇（次），其中有20余篇被收选入书，50多篇获奖；在这三张写字台上，我主编了《山区农村小康建设》、参与编著了《保康之路》两书，出版了个人文集《大山通途》、《古城思絮》，在全国最大的文学网站“红袖添香”发表了散文集《穿行歌山》。
抚今追昔，归总历程，如果说我的三张写字台见证了我的辛勤耕耘，见证了我由一名普通工人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副县级干部，那么，给我沉甸甸收获的则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们这个光彩夺目的伟大时代，更不会有我个人命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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