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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缘何起襄阳

作者：陈文道发布时间：2008年12月16日阅读数：2978 查看评论

　　　　　　　　　　　　　　　　
　　千百年来，被誉为“天下第一人”的诸葛亮赢得了从黎民百姓到君王领袖各种人物的崇敬、倾倒和感叹。特别是小说家罗贯中根据《三国志》的基本史实成功地塑造出诸葛亮的艺术形象，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上电视传媒，无疑将诸葛亮这一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独特人文现象更立体鲜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历史长廊里，诸葛亮不仅被誉为智慧的化身、做人的楷模，而且被视为忠臣贤相的典范和无所不能的全才。他那宁静淡泊的气质、忠勤廉洁的作风、博古通今的知识、达治知变的政治思想、鞠躬尽瘁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文明修养的组成部分。
　　任何人文现象的出现，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从诸葛亮彪炳勋业里和超群拔萃的才智中可寻出清晰的轨迹：汉末襄阳的政治、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等一系列历史背景为孕育诸葛亮这样的人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诸葛亮为了躲避战乱，十四岁随叔父投靠荆州牧刘表，十七至二十七岁隐居隆中。在这个时期里，风云变幻的社会大背景为他提供了广拓思维、要求进取的社会大背景，另一方面，毓灵俊秀的襄阳为他的成长提供了最佳条件。
　　汉末，群雄争战不休。当时刘表治下的荆州是一块政治相对安定的绿洲。这里经济发达，民富丰乐，文化教育事业也随之得到蓬勃发展。号称“八俊”之一的刘表抢救典籍，接纳天下俊杰之士，倡办学校，鼓励各个流派的学说自由发展。中原士人、豪族纷纷南下，云集襄阳周围，使荆州首府襄阳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和全国的文化学术中心。据史载，当时的襄阳“鸿生巨儒、士人从之如云”，形成了对当时及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要作用的“荆州学派”。加之，襄阳自西周建城以来，历来以“天下重镇”闻名遐迩，尤其是楚文化发祥地和南北文化交汇地的独特环境和位置，造就了自古人杰地灵的态势。正是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为诸葛亮的政治、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也为他政治思想的成熟才干的增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
　　诸葛亮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在齐鲁大地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他痛恨战乱，向往统一安定的社会。由此，诸葛亮在青少年时期就树立起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心。诸葛亮隐居隆中十年间，正是军阀割据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兼并战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时期。襄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由于隆中至襄阳很近，可以对各地瞬息万变的局势了如指掌。这不仅为诸葛亮外出拜师访友、交流士林、获取知识提供了方便，也为他对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便于作出政治上的抉择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条件。他在多位名师的指点和一批堪称俊杰之士的学友们相互砥砺下，在“明志”和“致远”的思想基调上确立了“匡复汉室”的政治目标，并为次发愤苦读，兼收并蓄诸子百家学说精华；躬身实践，掌握兵、农、医、艺诸种本领，洞察社会，潜心研究，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事。
　　诸葛亮在襄阳相当长的生活基础，造就了他一方面“比与管仲、乐毅”、“兼济天下”的将相气概，另一方面，养成了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独善其身”的气质。他这种儒道有机溶合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的典范，尽管“江山代有人才出”，但像诸葛亮这样“入世”和“出世”均达到理想化程度可谓凤毛麟角。因此，他作为传统文化心理潜意识中成功的楷模而万古流芳。
　　民族智慧是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永恒显现。然而，它又只能是一定历史时期这种本质力量显现的现实结果。诸葛亮被誉为智慧化身是传统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认同。当他二十七岁提出著名的《隆中对》，随刘备登上政治舞台，“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投身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数十年如一日，竭忠尽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觉地把他个人的聪明才智纳入那个时代社会群体要求的规范之中，以匡扶宇宙，兴复汉室的理想抱负作为施展才智的方向，以忠贞不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克己奉公、自我完善的崇高品德赋予才智以可贵的伦理价值。而在群体需求的瀚海里，他以飘逸潇洒的强烈个性独树一帜，展现出他以儒用世、以道守身，而又不拘守教条，广泛汲取，兼收并蓄，不以穷研究典为务，而锤炼大则“匡复宇宙”，小则“随机应变”的多方面实际才能，以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使自己的才智在才、德、性的和谐一体中得到实现。
　　诸葛亮这种规范性与开放性统一发展的理想形式，正是当时以庞德公为领袖的襄阳名士集团所追求的完美形式。像庞德公“非主不依”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给诸葛亮人生道路的选择提供了路标。也正是襄阳名士集团智囊策士们的赏识、品评、引荐和影响，才使诸葛亮在实现远大抱负的奋斗中体现了人格的独立与对群体需求服从的一致性。可以说，诸葛亮得以崭露头角，归功于襄阳名士集团；诸葛亮能够建功立业，其智能源于襄阳名士集团的集体智慧。翻开三国史册，襄阳的名流高士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才能出众。当时，诸葛亮与号称“水镜”的司马徽和“凤雏”的庞统齐名为襄阳三大智星，因司马徽终生授业和庞统英年早逝，便出现他“晖晖照长庚、孤出照一方”的现象。在他身上昭示出来的智慧，代表了“荆州学派”的水准和功力，凝聚着襄阳士林“智囊团’的才能和智能。
　　另外，诸葛亮才智的全面和突出，也体现在以心智为主体的实践性与心智性统一的能力结构上。这种统一表现为：一方面，诸葛亮具有把他的思维智慧付诸实践，外化为军事、政治、外交活动，外化为语言、制作、行为的各种能力；另一方面，他的思维智慧自身，又具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色。他不是传统儒学教育下以识记见长的“腐儒”，而是具有全面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全才。他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是他智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中华民族实践理想的智慧理想——实践的儒道之士，特别是正统儒生来实现，也不能通过缺少文化，单纯依靠世代相传积累的实际经验来就解决生产和生活中难题的生产者自身来实现，只有像诸葛亮这样敢于突破传统思想束缚，而又重视实际生活需要，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学士们，才能把这一理想化为现实。作为在各个领域无所不能的全才诸葛亮身上，不仅凝着具有实践品格的中华民族智慧发展的完美理想，而且同时显现出襄阳古文化的灿烂与汉末襄阳文化的辉煌。
　　襄阳在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土壤上韵语了诸葛亮这样伟大的人杰而引为骄傲。由于他的理想追求代表了传统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传统道德的追求；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因而，从文化心理上赢得了全民族的认同。在襄阳及中华大地上，可以说诸葛亮有着近似图腾的影响——
　　他的精神激励着襄阳人，尤其在国运不佳、累累战火洗礼中，襄阳坚如磐石、威武不屈的壮举都有其身影在闪动；
　　他的饰物和用品，或成为行业标志，或成为历朝历代的、人们沿用的物件；
　　他的发明创造，至今还系社会物质生活的一部分；
　　他的遗址，千百年来均为凭吊、供奉的圣地；
　　他的行为和史实已积淀成歇后语、俚语、成语、典故，作为汉民族的、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
　　甚至他涉足过的山川河流，接触过的草木，使用过的器物，都有动人的故事和美妙的传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三百六十行”有“三百六十行”的诸葛亮，寄托着“三百六十行”的审美理想，表达出“三百六十行”的崇敬之情。
　　透过诸葛亮现象可以看到，人们没有把全部美德集中到其它著名历史人物身上，更没有把智慧的化身的桂冠戴在历史上那些功成名就的才智之士的头上，却把全部的崇敬和热爱，饱和着惋惜和追念，呈献给这位从襄阳走出来的“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这种令人沉思的现象表现着发展和变革民族的哲理思考。这种现象揭示：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发扬和改造中不断汲取营养。诸葛亮现象既包含着民族智慧的真理底蕴，又启示着它的变革方向。因而，他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天下第一人”而名垂宇宙当之无愧！他作为襄阳人杰地灵的标志和精神图腾更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