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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知《新诗和现代诗刍议》

作者：寓言是一个笑话发布时间：2009年1月4日阅读数：576 查看评论

新诗和现代诗刍议
任知

1．新诗和现代诗

胡适在《谈新诗》一文将“新诗”一词对举于旧诗，泛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体诗作，它采用与现代口语相近的白话，并在形式、格律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旧诗发展到清末，由于对传统的沿袭进入了死角，诗体的束缚与文言的陈腐导致诗歌气象衰微，解放诗体、复苏语言功能迫在眉睫，新诗最初的意义在于诗歌精神的革新以及用鲜活的白话赋予时代新的思想内容。新诗发展了七十年也显得日暮途穷，这个阶段期间蕴含着复杂的过程。笼而统之可以说：就中国大陆而言肇始于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朦胧诗”诞生以前的诗歌统称为新诗，实际上新诗的传统美学趣味一直延伸到现在，在特定时期比如共和国“文革”时期主流诗歌带着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在1949年至时下弥漫在官刊和网络的“国刊体”诗歌是对体制屈从意识与发表欲望相媾和的产物，文学价值极低，这类奉行传统唯美的诗风，以弱化“个性”为特征。大部分诗歌沉浸在意象的繁复，贯于运用象征和隐喻，作茧自缚般将意识指向吟咏歌颂，高级些表达些二手古人情怀，全无新意。这期间唯有食指和“白洋淀派“的诗人具有一定诗歌自省意识，在暗夜中蛰伏，后来的主要诗人以北岛、、芒克、顾城为代表都成为“朦胧诗”主将。其后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运动”让诗人由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回到个体生命和自我意识，当时流行的“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置成“像正常人活着，在存活的时代思考”。 “第三代”中的“反文化”、“多元趋势中的意识形态解体”、“道德物化”、“商品化”、“自我中心的责任的脱节”、社会异化的“中空”意识。这批作者呈现异彩纷呈的作品，但没有成为诗歌的主流，也没形成独立诗人持久创作的态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诗歌进入低迷期。“第三代”的几十个流派烟消云散，几万诗歌群众不知所终，这当然与国内政治气候有关。世纪末盘峰论争将90年代的“麦地诗歌”和“知识分子”殖民写作进行清算，从此中国诗歌进入革故鼎新的新阶段。2000年网络时代的到来，诗歌传播方式便捷，“口语诗”已是明确语言指向，将诗歌引入更丰富更活跃的领域。这十年来“现代汉诗”进入新的阶段。目前由于社会原因新诗与现代诗仍处于混居时期，两者泾渭分明。两者最根本区别也就是“民间精英写作”与作协体（国刊体）的区别。前者一方面指向“个性”表达，着力于现实，对社会具有抗议意识和人文精神，对世俗社会具有智性判断，以现代意识追求原创文本的终极价值；后者则以暧昧和中庸为特征，抒发公共意识和“小我”情怀。将个人创作生命置于迎合者和讴歌者的被动地位，有的籍此改变社会身份成为时代的应声虫，有的则因为意识的滞后，在农业背景下裹足不前。前者的“民间”界定是基于社会客观环境下的“在野”状态，它同世界范围的诗人写作本质具有趋同性，第一：不断颠覆自我的独立创造性，第二：追求文本在特定时代的社会价值。后者也并未一概而论，在漫长的新诗演变过程错综复杂，由于文学内在的新陈代谢其也在不断裂变、变异。比如从五四后到建国前，“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等在不同时期其意义不可抹杀，建国后彼岸台岛的50年代—70年代别有一番风景。

我们现在指认的现代诗，指的是不是指现代主义诗歌，也不是后现代诗歌，而是“后现代之后”的现代诗。诗人徐江说得好，“新诗”跟“现代诗”诗人最大的区别表现在这几点上：1、有没有一个智性的审视世界的眼光；2、有没有明确的语言建设指向；3、有没有将抒情、抗辩、玄想、解构、反讽、幽默等个性指标置于诗歌合理性下的综合能力。

2．现代派与现代诗

中国现代派诗群的兴起是新月派和中国早期象征诗派诗歌发展的结果，中国现代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杂志在1932年的创刊。作为现代诗歌的平台，《现代》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现代派诗人群，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在风格上不受韵律和格律限制，手法上多用象征暗喻等表达方式，诗歌的内容以自我心灵的感受为主。现代派诗歌形成之后，其诗歌创作的理论，由孙作云于1935年正式提出。他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群的正式诞生。“现代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逐步形成，是一股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得名于施蛰存在上海创办的《现代》杂志。与此同时在北平卞之琳主编的《水星》与其遥相呼应，1936年戴望舒主编《新诗》将现代派诗潮推向顶峰。“现代派”是对二十年代李金发和后期创造社的穆木天、王独清等人为代表的象征诗派的继承。李金发的“怪诗“感伤颓靡晦涩难懂，穆木天、王独清的诗取法古意，追求形式上探索但内容苍白。象征派建立在古典诗歌（晚唐温庭筠、李商隐）与西方象征主义的嫁接。在象征派之前是一股写实主义风潮，当时郭沫若开风气之先写出《女神》并提倡“真正文艺是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所升华的一个象征世界”。他的诗远离古诗“言情”、“言志”，显得气势恢宏，语言上恣意妄为，大有惠特曼之风。旅法回国后的戴望舒作为开拓性诗人，他眼界不限于李金发、魏尔伦，而是瞄向法国象征派后期的瓦雷里、耶麦、艾吕亚等诗人。他的诗少有蹈空的情感，铺张而不虚矫，华美而有法度。他并不排斥直抒对事物的评价，通过形象的构成来体现。有时采取梦呓般的潜意识，呈现隐秘的内在。卞之琳是“现代派”另一个代表，他的诗不径情也不直接泄露情感，倾向于克制。废名在这群诗人里独开一面，致力于意象的呈现，运用隐喻展现心境，充满禅味，将释道与现代风潮结合。一方面将生活写的飘逸之致，一方面将学释道的隐逸孤寂注入诗里。

现代派的特征为：1、朦胧美。2、繁复意象与奇妙情绪融合。3、纯粹。4、浊世的哀歌、青春的病态。“现代派”诗人主要受西方意识形态意象，他们虽然生活在大城市，但所谓“现代生活”仍是半封建半殖民的背景，他们的诗充斥着悲伤、抑郁、迷乱、病态、神经过敏，幻灭虚无感。“现代派”与早期的“象征派”、“新月派”和后来的“九月派”都有着欧化背景主观移植的倾向，或陷于诗体形式的窠臼。当时的“隐意于象，象以寄意”的方式已被现今视如敝屐。直抵核心是现代诗的表征之一。现代诗强调句子的节制，其断行都是诗人审慎的目光之下。废名说的“新诗内容是诗，文字是散文的”，在现代语境下甚为滑稽。现代诗的纯粹通常指向涉及的题材，提纯后的生活底料，语言注重口语的质地，纯粹口语的特质为干脆、简练、硬朗、粗砺，而非方言、奇怪外来语、时尚网络语言的杂糅共泄。再有在新诗（含流派诗）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诗与歌混淆状态，当下的现代诗本质在于语言在自发意识下的创造，声调（平仄亚运）已退到末端，情绪被倚重，是发乎真情、弃绝说理、止于阐释的前提下。现代诗另一特质是尊崇直觉，有时诗创作来得紧张惊警，无暇顾及韵律，然而内在情绪则是从容淡定。杜甫的“红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无疑是神来之笔。这类诗仍具有现代性。诗歌是气质性的，偶发的心得，诗情与真意蕴藏在自由的状态。目前现代诗人的身份虽然处于现代化纷乱芜杂的进行时，诗人脱俗和正义尤为重要，此时的现代诗人有个双重身份，普通平民和精神贵族。

3．音乐性之于现代诗

诗歌的原生态——诗乐短语。词语被诗歌挑选的开始，就存在着先于诗歌的音乐结构，诗歌语音结构模式先于诗歌语言，乃至于先于具体诗歌和音乐而存在的音乐模式。诗和音乐最初都是以“歌”这一形式出现的：“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刘勰在其所著的《文心雕龙•声律》中指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也。”诗与乐共生，上古时代没有记乐谱的方法，也没有严格划分的音阶，在传播过程中，语言作为声音的载体，使得歌曲得以发生与传递。汉语诗歌的发生不是一音节一音节的堆砌，对于诗歌的具体发生状况，早期诗歌和音乐的基本形式是对于几个词语的反复吟咏：“口头诗歌的形式特征之一，便是诗歌语言由一些短语组合而成的，类似于马赛克结构。”

文人对于民歌的参与，诗歌的口头向案头转化，诗乐共生状态因此解体。“采诗”这一过程，便潜在地存在着文字和曲调的分离。据《汉书•食货志》载：“盂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采诗”的过程，由文人参与，诗歌语言从诗乐一体的口头传播中被分化出来的过程。

音乐之瞬间的消失是一种宿命，诗歌和音乐的分离也是一种宿命。乐府的采诗过程所造成的诗歌传播与存在方式的改变，为诗歌和音乐的分离作出准备：诗歌从口头向案头的转换为诗歌内在音乐系统——“文气”，以及外在声音系统“平仄”创造了条件，“文气”以及“平仄”系统的产生都是案头创作的结果，是对于声音和意义的精心构造，这使得诗歌成为一种缄默的歌唱。由寂静抵达永恒——诗歌文本的独立。对于永恒的追求，进一步成为诗歌摆脱音乐瞬间生灭这一宿命的契机，促使诗歌超越声音趋于永恒。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诗歌语言不足以表达歌唱主体的情感的时候，人们仅仅着眼于对语言音调进行再加工，也就是求助于外在的音乐以及乐器的配合，而不是挖掘文字本身的表达能力。“文气”的分析，对于诗歌内在音乐性的建立所起的划时代作用。“气”是“乐”的根本因素，乐之产因就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而“文气”的自觉，使得文字与文字之间不仅指语义简单的横向联系，而是一种特殊的体现个性的联系，这种个性化的横向联系就是我们诗歌的内在旋律。“文气”作为语义层面的音乐，为诗歌的独立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也仅仅是可能。诗歌的真正独立，还需要语音层面的自觉，毕竟，内在的文气是通过外在的声音形式显现出来的。“气”是诗之神，只有形神兼备，神才有所依附，而对于汉语声调的发现以及声音功能的探讨，为“文气”的显现和依附提供了物质条件。目前现代诗则需要词语像传球一样到位，诗向内走，即不断摆脱此在的吸附力，而不深陷其中。力求一词、一行、一段，蓄足意蕴。诗人按照内心的韵律自觉发声，才会大声唏嘘，天籁无声。即：内在情绪的流与诗歌的韵律是交响，自身个性和语言习惯融合，生活的脉动与直觉表达之间有着自如的节拍。

4．抒情性之于现代诗

诗歌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绝对无用的，如果说它有用就是它能“抒情”，也就是说：诗的本质就是抒情，从技法和功能来说它是母体。文字的有效性说的是它进入的意境，而不是简单的语言表述。最好的诗都该是神来之笔，这是机缘与巧合，往往可遇不可求，刻意的强调和拔高会适得其反，唯有天然的佳作为人惊叹。而在此“抒情”是置身于独特的时空语境，因为现代诗不仅仅是为“言志”、“载道”服务了，而是“知性”精神的自觉与自身顿悟意识相结合的方式，“抒情”犹如阳光之于雨露，空气之于植物，在诗中“抒情”唯有在“反抒情”的状态下行得通的。当诗没有凸现个人情感的“血质”，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诗需感染自己，这不简单靠“抒情”，还要有直抵核心的锐气。诗指向表达的内容，记录一代人共性的心迹。创造力若能持久，追求的“终极”开悟。诗最可怕的就是凌空蹈虚、言之无物。“抒情”在诗中就是弃绝过度浪漫主义和迂腐的文人化。抒情是自我（有时代言）主义的表现，叙事常有掌握世界的强烈要求。反抒情只是言论的注脚，不能独立在行文中。诗人处于边缘是重要的，同时写作也处于这个边缘上，诗歌概念也如此，与之联系的不在向度，是永远“靠近”，向这个极限逼近，接近“人性”以及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是先验的，勿需经验来证明，我们只是成为世界在场的冷眼旁观者，我们不是人类思想的主人，只能是内心的主人。传统直抒胸臆，在文字中抒怀滥情，这些与“非诗”无异。古诗讲究文字的凝练，现代诗的抒情建立的克制之上，有时不露声色。目前诸多诗作者有两类趋势，其一将肤浅的人生附加深厚的意义，这类是将情感寄托在题材的单调，通过某个浅得不能再浅的事件或感悟，在诗中进行自我感动式的个性塑造与矫饰，还有单纯模仿某些资深诗人的口吻，在诗中装大，有些人装可怜，这是一种形式的“滥情”。这类诗写者陷入“小我”抒发状态，真正的诗是展现大“悲悯”和“人文关怀”，而这与个人气质和内在底蕴相关。

拿边塞诗人唐祈为例，在西北联大读书工作期间他曾多次去甘肃、青海一带牧区旅行，他的《游牧人》利用十四行诗形式，顿错和格律依照汉诗规律，第二段说“游牧人爱草原、爱阳光、爱水，”写出游牧人逐草而居的开朗性格，最后的几句仿佛牧歌唱出内心的积郁，当时兵荒马乱，马步芳三马在此疯狂掠夺，牧人无安身之地。“牧歌里你唱，青春的头皮上/很快地会盖满秋霜/不欢乐的生活啊，人很早地夭亡/哪儿是游牧人安身的地方？/美丽的羌女唱得忧愁；/官府的命令留下羊，驱逐人走。”还有两首①《女犯监狱》和②《老妓女》①中将光与声音、画面构置在一起，监狱里临盆的女犯；带着孩子的女犯……监狱的灰暗、向可听到呻吟、哭泣、呼喊，这个恐怖的地方毛骨悚然。“可怜的女犯在流产/血泊中，世界是一个乞丐/向你伸手/婴胎三个黑夜没有下来/阴暗监狱的女犯们/没有一点别的声响，/铁窗漏下几缕冰冷的月光/她们在长久地注观/死亡——/还有比它更恐怖的地方”。第②首写生命在生活中的匍伏，比如“无端的笑，无端的痛哭/生命在生活前匍伏，残酷的买卖/竞分成两种饥饿的世界/你塌陷的鼻子腐烂成一个洞/却暴露了更多别人荒淫的语言/不幸的名字啊，你比他们庄严”。唐祈的诗破坏人对美好的幻觉及对事物虚伪模式化的定位思维，让人感到茫然，跌入沉默，无底的黑洞，无声吞噬喧哗，欲望和噪音，同时他的诗形象鲜明象幅版画，这样的诗同样直抵核心，力透纸背，这些诗是新诗背景的作品，这些诗能刺入肺腑，令你震动的原因是在乎生命的体验和诗人自发的人文关怀和情节表达的感染力。另外城市口语诗的先驱有首《纪念》（见《被遗忘的经典诗歌》）对“现代诗”的“叙述”和“抒情”依然有启示意义，这首诗看似波澜的不惊的叙述触发了读者无以名状的感动。在这里叙述是不及物的，它真正的目的是呈现叙述本身的精彩。诗人不只是琐事的记录者，对于“现代诗”而言词语的洗练（一首现实诗生成之前必须经过有效的提纯，将生活素材进行必要的提炼），其功能指向“记录”或“意念”的背后更深远的背景。“叙述”对于大多数诗写者成为托辞，如今“现代诗”追求的整体感不是简单对事件的“过程抒写”，而是带有独特发现与奇思妙想的“过程抒写”，细部的陌生感洋溢着充沛的创造力。所以抒情在现代诗的“自然发声”意义尤为重要，性情对于诗人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打造独特气质的诗风，另一方面会成为诗人塑造自身的工具，抒情的本真以及不断扩张疆域这与诗人自身气魄不无关系，诗人的情怀还是以贴近普通生命为准。

5．现代性与现代诗

“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是：1、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2、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艺术的特征就是专门为使感受摆脱机械性的无意识反应。所谓现代性，其实是一种追求。时间可以由无数区间组成，诗歌在其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诗歌本身是个历史性概念，随着历史变迁，诗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发生变化。每个时代都有先锋诗歌，经过时间的筛选，其中精粹（也有糟粕）遗留下来成为诗歌概念中新添的内涵与外延，历代优秀诗人忝列其中，成为一个时期卓越的代表（先锋人物）。当然不断淘洗剩下的诗歌注定是当时代最优秀的现代诗。从长远无限的观念来看，中国历代的天才诗人（含大师）都可以看作现代诗人，而他们的作品最卓越的部分依然具有普泛的“现代性”（比如李白、纳兰性德、苏轼、杜甫等人），如果剔除语言演变因素，其内核是“现代诗”，只是当时诗人的意识穿越时空的结果，当然这样的诗人和作品都极为有限，这样的诗具有精英意识形态下的“现代性”。目前的现代诗是定义于未来，与刚才回溯的概念正相对，我们提的 “现代诗”既不是指现代主义诗歌，也不是后现代诗歌，而是“后现代之后”的现代诗。

如何认识诗歌的现代性？《对现时的追寻》中说“现代性与现时是混在一起的，或者确切的说，现代性产生现时：现时是现代性顶端的最美的花朵”（奥•帕斯）。在这里“现时”可理解为现时表现为现实，但现时的涵义比现实更深邃广阔。现时呈现真正的现实，不仅包括诗人所能感知范围之内的东西（常态），还有某个区间段或某个瞬间所客观呈现的事物（微观）。所以说一名诗人能用自身独有方式准确传递出某个现时，这样的诗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

现代诗的创作通识为：诗的现时的思考并意味着排斥未来和忘却过去，现时是三种时间的回合点，也就是过去、现时、未来的交汇点。“现代性”所标志的社会文化事件（文化思潮和变革）必将引发前所未有的话语紧张，尤其是对当时的“权势话语”。在汉语语境中，话语性紧张呈现为纵和横的双重紧张：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是中西文化机体的冲突。一方面要接受现代化进程中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景观，确立中国新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又要吸纳异质性的精神因素（西方）和超验之维。中国的“现代意识”之于以前腐朽的思维定势清洗得更加决绝,致力创造更新更伟大的文明。一方面解构封建农业文明（包括封建奴性思维），一方面警惕洋奴买办诗歌，中国真正的“现代诗”，面对社会固有体制，独立面对时代,独立面对文本，孤绝地创造。一个诗人（作家）的主体意识，“民族性”是内核，吸收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是外因现代中国是五千年最丰富之时代，也是五千年未有之乱局，这对于创作者该是最好的时代，自身超脱了各种界限，所谓“目击道存”，现代诗人是跨时代的自身抒写者，对于极少数佼佼者所在的任何位置就是世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