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会芸
王夕平的我与襄阳大礼堂蓦然惊扰出一段儿时的回忆,沉淀在心底的一幕幕往事犹如一部发黄的黑白老片,把曾经的灰色年代连同童年的欢乐情景一起缓缓放映……
我的老家就在荆州街市委对面,也就是如今的荆州街小学右侧,从呀呀学语到参加工作的二十年时光都是在这条幽静的小街渡过的，襄阳大礼堂与我的家仅两百多米远的距离,这座浓缩了襄阳地区政治历史风云的礼堂给了我儿时太多太深的难忘记忆。
第一次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过襄阳大礼堂时,我只有六七岁的样子,她指着礼堂边的苏式建筑对我说:这里以前曾是我们黄家的祖屋,你姥姥、姥爷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母亲一边指着眼前掠过的新式建筑一边如数家珍地告诉我:那棵古桐树正好掩映着她的闺房窗户,树下还有一口磨得铮亮的古井,井后是一片后花园,园子里开满了各式鲜花,再往前就是一座圆形缕花的拱门,拱门过去就是她大伯家的堂屋……黄氏家族在解放前的襄阳城是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家族产业涉及钱庄,盐号,绸缎庄等多项领域,黄家的房产从大礼堂巷口一直延伸到大礼堂门口,整整二百多米的距离,在一个六七岁孩子的眼里感觉从未有过的遥远与庞大……只是解放后,这些房产大部分都接受了改造,五十年代初,又被拆迁分散到城内各处。
母亲那几分炫耀几分惆怅的眼神深深烙印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从此襄阳大礼堂成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建筑。
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看戏看电影,而襄阳城内的戏和电影一般都在大礼堂免费上演,当年的襄阳大礼堂可谓是襄阳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正如王夕平所描述,那时的戏和电影都是为当时的襄阳地委党政军领导们服务的,街道上的孩子们根本无法染指,记得无数次我和小伙伴们兴高采烈地跑到大礼堂门口,目睹着那些趾高气昂的官员们带着家属牵着他们的孩子走进大礼堂,心里充满羡慕又懊恨自己怎么没有生在能天天看到电影的家庭,电影放到一半时,门口已人渐稀少,只有我们这些进不了门的孩子们依旧恋恋不舍地固守在那里,多少次我把自己的脑袋深深埋进大门口的铁栅栏里,一直挤成一个细长的橄榄状,曾经幻想过变成一只蝴蝶或者一只苍蝇飞进门内,也有过和大孩子们一起偷偷翻墙的经历,更有过站在围墙外的板车轮子上远远地观看银幕背面的精彩过程……
上小学二年级时,和一个住在大礼堂内的同学要好,因此得以进门去采摘礼堂窗下的柿子树上结出的金黄柿子,那时的大礼堂周围种满了各种果树,有核桃,葡萄,柿子。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吃上几颗葡萄,几个柿子是一个孩子无比向往的事情,通常是书包里塞满葡萄踏着上课铃声慌慌张张地赶到学校,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偷吃藏在书包里的酸涩葡萄,直到牙齿酸得不能吃饭仍然无怨无悔,第二天照摘不误。有一天竟然意外地在葡萄架下捡到一只手表,金黄的表链,北京牌的,那可是一个白领十几年的积蓄啊,我和同学傻傻地站在葡萄架下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等到失主,最后只好把手表上交到学校工宣队,我因此成了学校的典型,本人画像和拾金不昧的事迹在全市广泛宣传,并当即加入少先队(那时应该叫红小兵组织),老师说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我的思想还是红的。
那只手表的失主是一位从省委下来办事的官员丢失的,听说地委后来专门派人把这只手表送到了省里,交给了失主。
大礼堂从此更是伴着我的童年成为一段辉煌的历史,那高大红色的柱子在儿时的眼里更加庄严威仪,甚至几十年后礼堂门口的铁栅栏还时常萦绕在成年的梦里……
岁月飞逝,时过境迁,而今大礼堂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沦为市政府的汽修厂,偶尔路过襄阳大礼堂,看到礼堂高大的格子天窗已经陈旧斑驳,青瓦生满绿苔,这座礼堂连同那个火红年代仿佛都已布满尘埃,成为市政府典藏的古董.也许某一天这座苏式建筑会骤然消失,但是它却将永远珍藏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抹不掉,挥不去,此生难以释怀……
二00九年九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