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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决定举办“襄樊十大藏书家”评选活动时，就有朋友问我：“襄樊到底有几个人藏书？有没有藏书上万册的？上万册的能有几个？”我心中也没有谱。但我坚信，做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襄樊藏书上万册的应该大有人在。
     见到一些朋友藏书丰富，心想他应该在前10名之内了。可是随着采访的深入，藏书大户一个个浮出水面，先前的大户名次逐渐后移。一些朋友虽然尚未谋面，但足可以断定他们的藏书量异常丰富。最近常有人问我：“你已经采访了30多人。在襄樊谁的书最多？”我越来越不敢下结论谁的书最多了。我宁愿相信：书最多的那个人隐藏在民间。
    比如，1月15日上午我到了段明贵先生家中，眼界就突然拓宽到一个新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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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熟悉地方，平易近人的段先生亲自下楼来接我，让人感动不已。
    进门后我问：“能坐书房谈吗？
    段先生一边把我带进书房一边说：“我的书房很小。”
    当我走进书房，才发觉书房并不小，与一般人家的一间卧室面积差不多。之所以显得小是因为除了开有门窗的地方之外，所有的墙壁基本上都被做成了顶天立地的大书柜，整体空间就显得窄。中间放了一张长条案子和一张方桌。桌上也堆满了书。
     房间开有两扇门和一扇窗户。与窗相连的门通往阳台，另一扇通往室内过道。两扇门之间的这面墙做了一个整体书柜，均分为三组，每组宽80厘米，上下分十层。书柜两端为开门方便而留了一些位置，这些位置虽然不能做成书柜，却也被充分利用起来：分别码了二摞书和一摞大小相等的纸箱。这些平躺着摞起来的书和纸箱从地板一直码到天花板，与墙角、书柜之间挤得密不透风。如果不挤紧一点儿，不互相卡死，这些细高细高的“书柱”和“箱柱”随时都会倒下来。四条“书柱”和摞起来的二条“箱柱”里的书加起来并不比它们紧紧夹住的书柜里的书少。
     另外垂直相交的两面墙全部被做成顶天立地的整体书柜，均分为七组，每组宽80厘米，上下10层。一排排书码得整整齐齐，书与柜门之间的那一点儿空隙也被利用了，往往立放着许多图书。我经过一番认真核算，仅这间书房里的图书就有一万多册。
     在另一间卧室内还有一整面墙的书柜。书柜全是木板门，没安透明的玻璃门，里面除了书之外还存放有大量的光碟、磁带。这些光碟及磁带的内容以寓言为主。
     还有一间小卧室紧贴着两面垂直相交的墙壁也做了一个拐弯的整体书柜，也没有安装玻璃门。因为地方较窄、书柜太庞大，照相机的广角镜头也无法将整体书柜拍摄下来。随便打开了几个柜门，里面收藏的全是连环画。连环画一般为64开本，段先生还收藏了许多32开本的连环画。他说：“在襄樊，我收藏的连环画不是最多，但我收藏的大开本应该是最多的。”一般书柜里存放多少册书，我都能估算个九成准。对连环画，我就没办法估算了，便问段先生。他笑了笑，说：“我从来都没统计过，大概有一万多册吧。”我知道他一贯谦虚，心想连环画不占地方，这么大的书柜装，数量恐怕接近二万册。
     在客厅与几间卧室之间做了一个隔断，上面还存放有一千多册图书，其中有许多襄樊作者的赠书。从书房走向阳台，左侧有十几盆花草，右侧用旧被单蒙了二大堆东西，原来还是书，有三千多册。除此之外，段先生的办公室里还有二只书柜和几只箱子的图书，数量在三千册左右。
十几年以来，段先生捐赠了大量图书给襄樊市档案馆和朋友们。报刊和一些朋友的著作中屡有记载。现在他到底有多少藏书呢？往高估，有四万多册，往低算至少有三万多册。
     书房里的书柜是2002年比着房间的尺寸做的。其他房间里的书柜之所以没有用玻璃门，是因为根据以前的老书柜改造过来的。虽然老书柜只有轻微的差别，追求完美的段先生还是决定统一外表风格。他将所有的书柜外表都做成了纯白色。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纯白色，十几年前订做的几个书柜就是这种颜色，并且在《买不到好书柜》一文中写道：“家具市场上的书柜千篇一律是深红色，给人以压抑、古板、死气沉沉的感觉。我不想冒充深沉。白色能使房间变得宽敞、明亮。我怕身处那种深红色中，写出来的文字也染上陈腐气味，而缺乏灵性及亮色。”自从我把旧书柜处理以后，十多年来再没见到纯白色的书柜。当天一见，心里感到格外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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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明贵先生1947年出生于襄阳太平店，笔名凡夫，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襄樊市作家协会主席。他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已发表寓言、随笔等作品近3000篇，有100多篇寓言作品入选50多家出版社出版的100多种选集中。主要作品集有《凡夫当代寓言》、《100个动物寓言故事》、《狐狸的神药》、《黄鼠狼的名声》、《知识寓言故事》、《古利特和罗西》等十多种，多次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寓言大奖，多篇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作家们相聚时经常有人议论：“段主席不仅创作丰收，而且人品服众。他是省作协主席团中惟一的一位在地市级工作的副主席。某一天他年龄大了，恐怕很难找出能接任襄樊作协主席的人来。”
书友们相聚时更有人议论：“段部长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要骑着自行车，从襄城赶十几里路到樊城，不管酷暑还是严冬，从不坐公车。他在旧书市场与大家一块儿淘书，有时一边翻书一边啃烧饼。而且他买书从不还价。” 段先生说：一还价，别人就不会留好书给你了。
位于卧龙镇的老作家黄朝忠说：“段部长每年还到我这里来坐一坐。在他的辅导下，我才加入了省作协。”
    位于襄城北街的书商张哲说：“段部长是个‘平民部长’，特别关心人。我的旧书店开业之初经营比较困难，他经常来为我出谋划策，把许多旧书无偿送给我，为我写文章宣传，给我介绍来很多顾客，还在我这里举办了襄樊市首届连环画展览。”
    段先生的寓言创作，无论是质量、数量，还是影响，目前在全国可以说独步一时。2001年、2005年他作为全国寓言界的惟一代表连续参加了二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2005年曾作为中国寓言界的代表赴汉城参加世界寓言研讨会。有人评价他是中国的伊索、中国的拉•封丹、中国的克雷洛夫。
     段先生是襄樊文学界寓言的拓荒者、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襄樊已形成了一支人才济济的寓言创作队伍，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寓言创作群体。他还主编了《中国寓言网》，为中国寓言的繁荣而摇旗呐喊。
     在担任襄樊市作家协会主席以来，为营建文学生态、打造文学襄军而呕心沥血。他克服种种困难先后组织了“黄集改稿笔会”、“五山改稿笔会”等活动，注重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北京一家杂志的总编感慨地说：没想到襄樊的文学氛围这么浓，没想到作协在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情况下能举办笔会……2006年底，湖北省作协在《湖北作家》上以大篇幅报道了《文学襄军大扫描》。
在段先生家中，除了几排书柜之外，再也见不到什么高档家具。他把精力与财力都倾注在了买书、读书、写书上。在我印象中他当了二十多年宣传部副部长，中间还在宜城市委、襄樊日报社兼职，却没有一丝半点官僚主义。一个人品德不过硬是很难服众的。
    我知道段先生还收藏有大量的字画，光襄樊的书画家就向他赠送了不少墨迹。我恨自己手拙，如果能写会画，一定会送上一幅墨竹图，上题“高风亮节”，然后配上一副对联，上联“一身正气”、下联“两袖清风”。
    俗话说“文如其人”。岂止是文，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习性、气质及胸怀。从段先生为书柜所选的颜色到书房的整洁，从他藏书的丰富到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从朋友们的评价到他人格的魅力，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心底无私、胸襟开阔、博学多才、硕果累累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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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段先生谈读书、谈藏书、谈写书、谈文学现象，不知不觉二个多小时已经过去。
     段先生平时社会活动频繁，无论是文学界，还是书法界、美术界、戏曲界、教育界等领域的朋友数不胜数。特别是新旧年之交，各种会议、应酬很多，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应邀参加，从不轻易拒绝他人。而且每次参加私人宴会他都自己乘坐公交车。平时，他只能抽晚上的时间去读书、写作。当天，他难得抽出这么长时间陪我交谈。
    “以前我买书、读书较杂，现在逐渐淘汰一些旧书，正在更新换代，主要买一些与自己创作有关的图书，比如寓言类图书。”他指了指书柜，说：“这一部分全是寓言类图书。除了书，我还搜集寓言连环画、磁带、光碟、歌曲等。在寓言作品的搜集上，我在国内还是领先的。”
我在心里想：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后，会建一个凡夫寓言博物馆，甚至会在全国设立一个权威的凡夫寓言奖了。
     在他书柜里我没有见到一册珍本、善本之类的图书，连豪华精装本的图书也很少见。他说：“我留下来的书大部分是文学艺术类，以实用为准，从没有刻意地去收藏古籍。”
     我向段先生详细讲了“襄樊十大藏书家”评选的目的及进展情况，计划在200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举办颁奖大会，同时举办襄樊市首届古籍鉴赏会，开展古籍鉴赏知识讲座。段先生对这些活动给予积极评价，并明确表示：“我可以参加活动，但不参加评比。”他还对活动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并为我介绍了几位襄樊的藏书家。他说：“星期天早晨，你可以到松鹤路书市去认识更多的读书人。”
    临别，我说：“坐拥书城，真有乐不思蜀，流连忘返的感觉。”他说：“欢迎你经常来。”
与其他人交谈，我都做了笔记。惟独与段先生交谈，因为投入，忘了记录。我只记下了他推荐的几位朋友姓名。与其他人交谈，我往往会在当天一挥而就地写出文字，惟独与段先生交谈之后我不知从哪里下笔。因为他可写的地方太多，而我与他接触又太少。暂且凭肤浅的印象写下这些浅白的文字吧，待日后了解更深之后重新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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