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中有人这样表达对自己的不满意了：“作家似乎成了只擅长讲述恐怖故事的女巫。我们的喉咙越来越不适合歌咏，日渐粗粝的声带只会诅咒和嚎叫。”(2009年3月10日《文艺报》)在当下文坛，此言若是出自批评家，怕立马被定性为“酷评”或“骂派”，由作家自己说出，就很有感动人的力量了。因为这是一句真诚的自我批评，而自我批评已是当今文坛太珍稀的一种精神行为了。
成为“女巫”决不是作家们的初衷，人们原以为学步讲述恐怖故事，是可以在文学领地当“先锋”的。他们是在还没有真正弄懂“文学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就遇上了西方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走俏。听得人们大喊“中国要现代化，文学要现代派”，便欣欣然跟进了。现代主义文学里，本来也是有好东西的，比如加缪、卡夫卡们的有“感性哲学”之誉的作品，但这种现代主义显然是不容易学得的，因为它太需要头脑质量。而学步讲述恐怖故事则很容易上路，多用一点“坏想像”、坏心眼就可以摆弄得差不离。特别是社会转型期，到生活现场搜集各类丑恶、肮脏的坏故事，渠道多的是，随手拾得几件，加以删削补缀、添油加醋，越往极端写、坏里写，越能得到称赞，立马就有出版商或评论家跳着高脚大叫“真实和深刻”。
在文学这里，真实感是一种主观性感受。期待文学应该是一种“美好的意义世界”的人，决不会对“女巫”们给出的昏黑文学世界夸赞“真实”，对其盛赞“真实”的，只能是那种不愿对光明和温暖心驰情往的人。至于说“女巫”们的恐怖故事“深刻”，就更不靠谱了。深刻，是个关涉思想的概念，只有有意义的思想，才佩称为深刻。有意义的思想必须同时是关于未来的一种积极的和善意的理念。有哲学家说：“这是思想的一个秘密：思想只能往好处想，否则就不用想了，只有往好处想，世界才有希望。”(赵汀阳语)在这种意义上说，任何有思想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善意的理想主义者，真正有思想的文学家亦然。“女巫”所以成为“女巫”，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力不够用，所以才死命地绕着“性”和“罪”跳大神儿。连“女巫”们的“诅咒和嚎叫”都是深刻的，这世界上也就没有不深刻的文字了。
所以，作家要给出真正的文学“真实和深刻”，就必须从文学“女巫”转身才行。
从文学“女巫”转身的第一步有效文学行动，应该是着手塑造几个值得人们亲敬的文学好人形象来。“女巫”会写好人了，证明“女巫”真正卸神儿了。
这当然不是要作家从此不再讲述黑暗、罪恶、丑陋，或不再塑造坏人、恶人形象，而是劝请在黑暗、罪恶、丑陋及坏人、恶人堆里停留过久的作家，到光明、温暖里晒晒太阳、暖暖身子、换换空气和心情，和到文学好人堆里亮个相，交几个文学好人做朋友。等练达到为文学塑造好人形象不再力不从心，最好是上了瘾之后，也就懂得了在好文学必须给出的“美好的意义世界”里，应该怎样处置并不应该在文学里缺席的黑暗、罪恶、丑陋及坏人、恶人形象了。到了这种地步，就是放开手脚写黑暗、罪恶、丑陋及坏人、恶人形象，怕是再也做不成“女巫”了。
但是，让在文学里书写黑暗、罪恶、丑陋及坏人、恶人已经相当“得心应手”，甚至上了瘾，并因此成了“名家”、“大腕”的人物们，立马在文学里亲近阳光、温暖和好人，肯定是一种相当有难度的事情。
比如，写坏蛋和恶人，绝对不必作家把自己变成真的坏蛋或恶人；但在文学里把好人写得让人亲近和感动，作家则必须是真的好人，才能做得好、做得漂亮。好人是那种心中装得下“他人”的“非自我主义者”，是对一切美好、伟大的事物，怀有无条件的敬意和尊重的人。他们当然看得见人世间的黑暗、罪恶和丑陋，但他们对人类、对生活并不绝望，因为他们都是积极、善意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绝对相信人性的上旋力，并因此看得见人类生活中善、美的强大存在，因而总有美好的感情在心中。这种“美好的感情在心中”，绝非是对现实世界的黑暗和肮脏闭上眼睛，而是因为懂得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辩证法而获得的一种精神和情感清醒。由这种境界的作家来状写好人，就像是在状写他们自己：写他们自己的情怀和理想，写他们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中坚人群、脊梁人群的鼓舞和祝福，写他们自己对人间应然生活方式的憧憬、创意或设计等等，是绝对稀薄不了真诚、激情和深刻的感染力的。
再比如，往“恐怖故事”里写坏人、恶人，只要“女巫”们心眼里的“坏想像”够用，就可以“闭门造车”了。而做有好人在场，亦即有美、善在场的值得人们一读再读的好文学，只凭想像力是不行的，必须经心做好想像力之外的许多辛苦功课。别林斯基讲过这样的道理：“想像力仅仅是使诗人成为诗人的最主要的本领之一，可是仅靠这一点，还不足以成为诗人，他还须有从事实中发现观念、从局部现象发现普遍意义的深刻的智力。”(《外国理论家谈形象思维》第73页)别林斯基强调作家必须到生活事实中去“发现”观念、思想和意义。生活并没有现成的“思想句子”，作家到生活事实中去“发现”观念、思想和意义，不是去评论“什么是什么”，而是思考“能够把什么搞成什么”，不是旁观评论，而是局内插手，是去收获关于生活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的省人创意。有了这个，作家就会有话可说、有话要说，这既是创作冲动，也是文学想像力的精神主心骨。
别林斯基同时强调了另一项重要功课：到“事实”中去。用我们的习惯语言说，到“事实”中去，就是“到生活中去”。文学并不就是生活，但文学确是生活打造了出来的。文学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文学写作者和文学阅读者，也都为生活所打造。有人称赞马尔克斯能够把故事写得那么离奇，马尔克斯就觉得是过奖，他说：南美洲那里的事情本来就无比离奇，作家根本不需要想像力。若把这话里的“离奇”换成“丰富”或“神奇”，完全可以用来指称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广袤神州大地。只是沉潜到生活的深部去发掘文学矿藏，绝对不是一种没有艰辛的轻松事情，非有崇高文学追求的作家所不能为；文学“女巫”们的讨巧，躲避的就是为文学沉潜到生活深部的身心劳顿。
还有，不再“跳大神”的文学写作，就要精心往艺术品的方向认真打磨了，不可以放肆地粗制滥造。这也是必须付出巨大辛苦的事情。曹雪芹、托尔斯泰写出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披阅十载”。虽说现代作家改用了电脑不再手写，但写作“提速”得太离谱，就很难避免摆弄出来的东西不是“垃圾”。一位著名作家在自己的长篇新作研讨会上，这样张扬自己的“才气”：“你们大概想像不到，我笔下的这些人物全部是我‘编’出来的。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也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只不过是道听途说，比如跟几个朋友在酒吧里，听别人顺口说了一两句，我捕捉到，抓住一点，发酵出来。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敏感区，虽然没有原型，但是在亢奋、疯狂、梦幻的写作状态，他脑子什么都跳得出来的。我当时是‘疯魔’了，只是写，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多么地“得来全不费功夫”！凭借从酒吧间随意积攒起来的本是用以佐餐助酒的黄段子之类，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疯魔”出来一部与人类“精子危机”关联起来的长篇小说来，用没完没了的脏污“性”细节，居然演绎了事关人类前途的“大”主题，堪称是世界范围的“粪便和精液的艺术”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又一场“胜利”。其写作速度绝对是创纪录的，此前另有一位著名作家也有一部40天之内就封笔的长篇小说，他们都把慢速度的曹雪芹和托尔斯泰给比败了。
这位作家的自我炫耀，不只是报告了在中国当代文坛，作家蜕变成“女巫”的轻易和便捷，只要情愿，真的可以瞬间“心想事成”；同时也令人猜想得出从“女巫”脱身的难度。这种难度是从消极文学向积极文学、从“问题”文学向优质文学转变的难度。跨越这种难度，依靠的绝非只是技术，而必须是作家自身精神姿态和境界的转变和提升，这里边甚至包括文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大翻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