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水漂》到《找小姐》
——崔新建印象记
好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是九十年代初，读过一篇小小说叫作《打水漂》，写的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在江边相遇，那女孩儿正在打水漂，男孩便过去让那女孩儿教他，后来，他们便相约每个周末来打水漂，再后来，他们相恋了。一年后，因种种原因，他们分手了，分手时相约再打一次水漂。一大堆石块打完了，两人分手时，女孩儿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卖力地打水漂，原来是想让石块浮在水的上面，可它为什么终究还是沉下去了呢？男孩儿想了想说，我们从打出去的那一瞬间，就注定了会沉下去的。两人抱头痛哭。
小说写得很精致，尤其结尾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十多年间，读过很多小小说，唯有这篇记得最清楚，尤其是最后男女孩儿的对话，中有无奈，有伤感，有意味，有哲理，反正五味杂陈，韵味十足。是的，很多小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这篇小小说讲究的是一个味道，就更为难得了。那时，青春年少，事事讲究唯美，爱情也好，文字也好，在我的眼里和心里都讲究一个“唯美”，美到极致，美到奢华，这便是我最理想的境界。而这篇小小说刚好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境界，爱情唯美，美丽的相遇，美丽的载体——水漂，美好的感情，虽然这场爱情最终的结局是分手，但分手也许是所有美丽爱情的最好结局，私下认为，相扶终老的往往不是爱情，是亲情，是爱情的进化物，而所有美丽的爱情无一不以分手告终，也正因为分手，才让爱情美丽得永恒，越是伤痛，越是让爱情焕发出一种惊艳的美丽。文字也唯美，优美的文字，诗样的意境，特别是后面的结尾，简直让人觉得语言艺术的最大魅力也莫过于此。
后来，我便记住了作者柳岗，再后来，我也认识那个笔名叫柳岗的人——崔新建。后来，交往多了，便叫他崔哥。
第一次见面在鱼梁洲，他和谢德瑛、陈文道先生在打麻将。见我去，他便邀我一起打，虽然过去也常打麻将，但我一般地遵守“二不”原则，即不和不熟悉的人打，不为了打麻将而打麻将。所以，我当时谢谢了他的好意，就坐在一旁当个观众。崔哥打麻将技术还可以，就是出牌很慢，坐在下首的陈文道先生便频频地催他让他出快点儿。我便走过去看崔哥打牌，慢慢地，我才知道崔哥打麻将出的慢不是因为谨慎，而是因为犹豫，正如有一句话说的好，“最好的牌就是你已经打出去的那张牌”。或许真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崔哥出牌慢到了极致，几乎每起到了一张，他都要先把起到的牌好好看一遍，然后再把手里的牌，逐个看一遍，摸一遍，然后再确认一遍，再打出去。我看了一个多小时，崔哥牌和得极为有限。后来，和崔哥在一起聚的机会多了，当然也少不了打牌，从打“晃晃”，到打“卡五星”，从“逮”到“不逮”，反正就这样一路打过去。这样一路打来，崔哥所赢也极为有限，如我一样，不过不一样的是，我输无关技术，也无关火气，而如一位朋友所言“没有赌博的心态”。他说，打牌要想赢最重要的在于“赌博的心态”，其次才是技术和运气。他怕我不明白，进一步解释到，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打牌的时候常常会这样想，一是玩玩而已，输赢无所谓；二是不想赢，或是不想赢他的；三是只要不输得太多就可以了；四是小富即安。有“赌博的心态”的就会这样想，一定要赢，不管是谁的赢了就好，赢得越多越好。呵呵，这和武林中的“侠路相逢勇者胜”有些相似，谁的心态不够，或者谁的心态不准，谁就会成为最终的输家。再说，我也没有“钱的概念”（一朋友语，是研究心理学的，主攻的是人的心理与性格），最典型的就是从来不知道自己口袋里钱是多少，我呢，如果能准确到千就不错了。所以，我打牌常常不知道是输还是赢，后来，我怕牌友说我装傻，或都报水花，就想了一个办法，每次拿一个二百五出来，呵呵，这倒是个吉利数，赢了，是赢二百五们的；输了，也不吃亏，输给二百五们了。反正，崔哥和我一样，心态很差，心理素质不够。但崔哥玩性大，尤其好赌，用他的话说，男儿当自强，不在沙将，就在麻场。因而，每次聚会，提出打牌的是他，常输的也是他。因而，我便形容他是“逢聚必赌，逢赌必输，偶有小赢，皆喜形于色”。人们常说，输牌不输技术，而崔哥是输牌不输气势，尽管每一次输得一塌糊涂，但在群里叫得最响的是他，在群里屡屡发起挑战的也还是他。输的次数多了，我便常劝崔哥金盆洗手，不要屡战屡败，一塌糊涂，但他偏不，说自己是“屡败屡战，要做笑到最后的赢家”。
人们常说，牌场失意，情场得意，倒也是事实。崔哥是写言情小说起家的，你看《飘逝的菊花裙》、《擦桌子》、《女人发动的战争》等，莫不与女人有关。就连他的“香车宝马”爱丽舍，也被车亲切地唤作“小媳妇”。有次，他的停车挡了别人的道儿，我和春哥就大叫，“崔哥，崔哥，你的小媳妇上了别人的床了。”崔哥极其温柔状，“爱丽舍，回自己的床吧。”呵呵，崔哥真走桃花运，找个小媳妇，还打了个“洋媳妇”。有很多人常把美文比作美女，在我看来，崔哥也是深谙其道，常常在美女和美文之间游刃有余，电视台本来是美女之乡，他又干着“做思想工作”（政工干部）的活儿，自然得心应手。每每聚会，就能看见崔哥带一二个衣着光鲜的美女进来。众人皆大呼小叫，崔哥是一脸的得意之色。就这样，常常因为崔哥，一桌菜算是全了，正如有人所说，“美食加美女，给你视觉和味觉的好感受！”一时，就满桌的好气氛。有美女助阵，崔哥喝酒格外带劲儿，常常端起杯子一口喝干，“谁不喝就不够哥们儿！”我们别人倒也罢了，只是春哥在一旁大叫其苦，“交友不慎，交友不慎！”但也只得哭着眉把酒一口吞了。酒过三巡，歌到五味，美女在侧，江山（歌曲《江山无限》）在胸，崔哥就摆开了架势。每逢此时，我们都鼓掌大叫，“五花马！五花马！”果然，不久，崔哥就亮出了他的拿手好戏—— “五花马，青锋剑，江山无限……”崔哥唱歌和别人唱歌不同，别人几乎是张口就来，他需要提气，还需要打拍，找找节奏和韵律，可见，崔哥还是有一定的功底和专业架式。有一次从西安回来，也是晚上高兴，崔哥给我们唱了一首陕北民歌《兰花花》，我从小喜欢听民歌，那晚崔哥的味儿也压得特别准，让我觉得阿宝来唱也只不过如此。崔哥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善于做“思想工作”，而且段子也讲得好，有一天，他讲了一个“卖猪娃儿”的段子，“大姐，大姐，外面好冷，让我到屋里来吧。”“你到屋里也可以，得一头猪。”“大姐，大姐，地上好冷，你让我到床上睡一下嘛。”“可以是可以啊，不过，那还得一头猪。”“大姐，大姐，我想动一下。”“动一下可以啊，不过，那还得两头猪。”男声女声对话和腔调，逼真得没法，如临其境。就这样，二十头猪很快地“卖”完了，不过，崔哥还是把握得住火候，等第二天天亮时，二十头又很快增长到了四十头……崔哥讲得绘声绘色，语言生动，唯妙唯肖，在场的“四大美女”，一个笑得直不起腰，一个笑得赶忙跑出屋外，一个笑得捂着肚子直喊妈……简直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时宴会场景的再现。还有一次吃饭时，崔哥喝了两杯酒模仿起，襄阳文人圈里一个知名人士醉后状态，模仿得惟妙惟肖，如见其人，一语落了，逗起了满桌的笑声。
唱完了，闹完了，崔哥大声说：“饭前窝子打好了，饭后要赢钱的。”不过，在我看来，崔哥常常是窝子打好了，鱼也喂饱了。不过，酒壮男人胆，大抵是没错的，崔哥酒饭打牌，气吞山河，起牌利索，出牌利索，三撞两撞就听，一听就亮，一亮就点，一点了，崔哥便把他那双迷人的小眼瞪得溜圆，直到找不出什么茬了，才垂头丧气地去掏钱，嘴里咕叨着，“搞这样的事儿，搞这样的事儿，完全是把兄弟们往死里整嘛，以后不跟你们玩了！”然后，“啪”地一声把数张百元大钞“哗啦啦”地在手里甩一下，然后抽出一张来扔过去，待人家找了，再拿回来数数，塞进下面的抽屉里。不过，每每三把过后，崔哥余勇可贾，十块，二十地外漂，有了催化剂，白花花的银子倒也真的像打水漂一样的一块块地漂出去了。直到最后，崔哥拿起所剩无几的钞票，数数，放在包，说声，“明晚再战！”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一幅“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架式。常听人说，“女人要有味儿，男人要有劲儿”，女人的“味儿”我不知道是不是指的是“韵味儿”，但男人的“劲儿”在崔哥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敢打敢拼，比如血性阳刚，比如敢于孤注一掷，反正在酒桌上也好，在麻将桌上也好，崔哥像个斗士，勇往直前，冲锋陷阵，不掉链子，不泄劲儿……记得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当然很少有民族大义，而崔哥就在这些平凡的“战场”上，依然把“男儿”演绎得丰富无比，甚至气壮山河。当然最终，无论输也好，赢也好，醉也罢，醒也罢，反正我们都不记得这些，唯一记得的是，崔哥酒桌上，牌桌上的风采，记得他“像男人一样去战斗”。
第二天，照例是“战果发布会”。在“小说沙龙”里，崔哥把战果发布一下，然后写上几句打油诗，“华哥手艺实在高，两手就像两把刀，左一刀来右一刀，一把一把往外掏。”有时，也写“武哥手艺实在高……”这样一阵子闹完了，崔哥就会私下里对我说，“武哥，武哥，把姨妹给我两个。”呵呵，我出台了“两个凡是”（凡是媳妇的老乡妹妹都是我的姨妹子”，凡是姓何的妹妹都是我的姨妹子），“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姨妹子也自然多起来了，我说：“好的，反正，看得到吃不到，你看上哪个了，拿去吧！”阔绰得没法。又过一会儿，崔哥又说：“武哥，武哥，把你的美女同学给我一二个吧。”我说：“好的，那么多年的亲同学，人熟了，不好下手，你拿去吧。”因为崔哥像哥，所以他的女人缘很好，除了电视台外，他还时不时地搞些类似于选美评委之类的勾当，美女见过自然不少，身边当然也不缺乏美女，故意说说，聊以笑笑而已，谁也不会作真。要工作了，我们就发过一个笑脸，然后不闹了，就各人干各人的活儿了。
崔哥过去发过小说很多，在天南地北的刊物上，也被转载不少，但后来出手很少了，几乎一年到头少见过他写的任何东西，常听他说的，就是在写总结、讲话，起草文件等官样文章。直到去年搞“会春杯文学”，他出人意料地贴了一篇短篇小说《找小姐》，这篇小说的故事极为简单，写一个农民工国子在与别人打赌中，“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而找了一次小姐，此后便陷于深深的自责中不能自拔，最终走向自杀身亡。故事取材于发生在四川的一个新闻故事，经崔哥一改，便变成了小说，小说构思很好，叙述节奏很好，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尤其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我想，作为这个小说，它很可能着力的不在于故事，而在于社会层面的思索，每一个读者读了后，很自然地就会想起社会、人性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这篇小说发于《人间》时，老冒先生写了一篇题目为《死亡，抑或新生》的评论（也发于“文学襄军网”），文中对小说和作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作者恰恰是用思想在写作”。再回过头来看崔哥几年前的短篇小说集《飘逝的菊花裙》，那时的崔哥是用青春的文字来写作，用一种审美的情怀来看男女之爱，社会及家庭生活，写得是一花一木，风花雪月。其实，文学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文学最打动人的力量，不在于审美，而是审丑，审苦，审悲，审难；文学最大的魅力不在于他的美感，而在于苍桑感，和能触摸到但又言不明的痛楚感、伤痛感，甚至是绝望感。从这个角度来讲，崔哥的文字和思想更上一层楼，他抛开了繁琐和琐屑，抛却了个人的小我，转而更关注的是当下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人物的命运，因为关注，所以思考，因为思考，所以深刻，这也让崔哥的文字也由一家一院的“庭院式文字”，拥有了大气的社会之象、人生之理，当然这个理，除了道理的意思外，还有理性、哲理，也涵盖了人生之理、社会之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