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烛照心灵的不朽丰碑
卡基布中山装，双手老茧，身边带着锄头，这是他的身影；走家串户，帮群众做活，掏自己的钱资助困难群众，这是他经常做的事。
他叫杨善洲，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
在他的事迹报告会上，聆听了他淡泊名利、感人肺腑、当官一场手空空的情怀人生。
杨善洲无疑是为官从政者的一座不朽丰碑。
我们在这里称他为官，是因为他曾是正厅级干部，位列高干。
可他干的事，很多却是连乡官、村官都不一定干的事: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顶个草帽，穿双草鞋，随身带着锄头、镰刀等各种农具，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割就收割，哪块地里的草长高了就锄两把……
这还不算,更为传奇的是：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总书记提前抵达，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通知他，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插秧，裤腿挽到了膝盖上，猫着腰只顾忙碌，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连总书记都感叹地说：“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
因之，人们称他为“草鞋书记”、“赤脚书记”。
考察一个为政者是否称职，我们通常用勤政和廉政两把尺子去量。一个地委书记能经常下到田地里帮老百姓干活儿，已不仅仅是勤政两个字能概括的了。
“我们不能占公家的一点便宜！”这是他一生廉政的写照。
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农业人口”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照顾也不给家人享受。杨善洲参加工作四十年，当地委领导二十多年。按照政策，他的爱人和孩子早就可以到省城生活，但直到今天，耄耋之年的妻子和女儿、孙子、重孙仍然住在农村。当电视上播放他耄耋之年的妻子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正厅级高干的“官太太”，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农妇。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在屋里居住。妻子张玉珍实在没办法，专程跑去找他，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听了，久久无语，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一下漏雨，暂时艰苦一下。”张玉珍接过30元钱，含着泪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他的钱都到哪儿去了？二女儿在他事迹报告会上揭开了谜底：几十年里，他不知为多少群众“散过钱财”，帮多少百姓解过忧困，他把自家当成了大家！
1986年，姚关乡的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伴和女儿们正在吃包谷饭，得知老书记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包谷掺在饭里时，这位副乡长流泪了，当即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里拉去了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了他：“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接济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将送来的粮食退了回去。
一个地委书记，根本不需要求人，只要按照政策行事就能把一家老小安顿好，让他们一辈子都吃上轻松饭，就是这样的便利，杨善洲也没有去做。
在家人的眼里，他显得有些“无情”和忘我。
但老伴和女儿最终都理解了他。在整理他的文稿时，女儿们读到这样一名话：我这一辈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妻子，她太不容易了！
几十年里，杨善洲自感愧对早年守寡的年迈母亲，愧对含辛茹苦勤俭持家的老伴，愧对每天上山种地、喂牛、打猪草的女儿女婿，愧对开着农用车跑运输的孙子们。为此他伤过心，流过泪，但在公私之间、家国之间，一辈子坚守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无情未必真豪杰。宁肯苦家人，也不占公家一点便宜。杨善洲用一生的努力回答了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身后给人民和后代留什么。
大公无私。杨善洲无愧于这四个沉甸甸的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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