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八年冬月十九，父亲出生。是时，天降大雪，飞扬跋扈而又心安理得。茅草小屋被埋住了，冻住了，茅草小屋外的石头，枯草，大树都被埋住了，冻住了。整个村子一穷二白，空旷寂寥，没有狗叫，鸡叫，甚至鸟叫也没有，也都被埋住了，冻住了。没埋住冻住的是父亲出生的道路。据说，祖母只是轻描淡写地疼了一小阵儿，他就很利索地出来了，轻车熟路似的。然后是哭，高吭，尖锐，长江后浪推前浪地打窗洞涌出，遍巡村子角角落落，又回到小屋。这当儿，小屋只有母子两人。祖父正当差在外，成为祖母望眼中的风雪夜归人。虽是大白天，小屋却黑得如当时的社会，不得不点灯。灯是桐油灯，用一只豁了角的粗瓷大碗做的，灯苗儿如线似缕，摇摇曳曳，却始终不灭，抖擞精神恪尽职守地亮。祖母便乘那亮里直起身，顺着脐带摸着父亲，触手所及，吃了一惊，以为是抓着了只老鼠。定了睛细看，分明是人，不缺任何零部件的人。于是祖母苦笑，摇头，又苦笑，用指甲掐断脐带，顺手拿起祖父的一条破裤衩包了，草草拾缀一番，下床，找来那杆老得直冒金星的老秤，把父亲放在斗里称。尽管秤系子一再滑动，老秤尾巴一直低着，几经微调，启发，秤杆总算平了。就着桐油灯一看，不多不少两斤七两。这和一只小猫重不了多少。为此，祖母后来反复强调说，这是毛重，包括祖父裤衩的重量，也包括满身血污的重量。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也是父亲最初也是一生最确切的重量了。
二
父亲出生那年，故乡山村而外，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正如火如荼开张营业，死亡大量批发，供不应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已出生的生命以潦草方式终结，无数正盘算着出生的生命胎死腹中。而父亲却因了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得以顺利出生，存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幸运。再，打一开始，父亲的微不足道的重量几乎注定了他的生命的脆弱。山中传统经验，刚出生的小孩，起码都在四斤以上，最低也低不过三斤半。过了这个极限，是存不住的，注定要夭折的。可父亲活了，在我无法抵达的遥远的日子里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并茁壮成长，蒸蒸日上。等到我如出一辙地出生，生长，以儿子名义仰望时，他已是一个十分标本的大人，祖先的大块头形象在他身上得到了滴水不漏的继成和发扬，成为种大苗粗的最鲜活论据。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有两点一直让我望尘莫及。一是他的个头。海拨174，过厨房门时总要弯腰，否则会碰额头。更兼膀大腰圆，胸宽体壮，如巍峨壮观的一座山。二是他的力气。能背得动三百多斤，三五里路不歇，歇了也不喘粗气。当年，集体打蒿，以斤数计工分，别的壮小伙子一天顶多挣十五分，他却独挣二十分。我曾经有一次亲眼目睹他与别人摔跤，四个小伙子一起上，抱腿的抱腿，抱腰的抱腰，已经把他腾空架起了，就是摔不倒，而他却在那无可奈何的当儿里猛发一声喊，伸胳膊动腿三五除二地就把那四个小伙子做一堆儿压在身下了。也正是因了这两点，我一生充满了好奇。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只有两斤七两的肉体，是如何得以成活并成长为此壮实的父亲，就如无法想象一棵弱苗是如何得以成为一棵参天大树。然而事实确实如此的时侯，我唯有敬畏。我敬畏种子的偶然与必然。我敬畏生命的顽强与茂盛。我敬畏土地和阳光的额外赐予。我敬畏一切值得敬畏的。
三
仔细整理父亲生命过程，我一直未能发现有关于他再次秤量体重的记录。我常常设想，一个出生时只有两斤七两的人，最终居然成长为鹤立鸡群扎扎实实的壮汉，如果再秤量一下，有一个确切的体重，这该是一个多么生动鲜明的映衬，一个多么意味深长的说明啊。然而因为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那个虚位以待的空格一直空着。据二伯说，他也曾有过一次秤量的机会的。那是1956年，西南边境上一场战事一触即发，许多人踊跃报名参军，父亲也在其列，并且过关崭将，顺利通过一系列例行检查。然而正当他刚要踏上磅秤称体重时，未婚的母亲哭哭啼啼赶到了。之后情形便变得非常简单明了，父亲为了当新郎没有去当兵。那时候，只要有点文化，在部队里是极容易混出名堂的。当时和他一同体检的叔伯大哥，只有初小文化，后来竟当上营长。而父亲是初中生，要是去成了，至少混个团长是不成问题的。这又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正是遗憾决定了遗憾本身。于是，和这世上绝大多数过客一样，父亲一生，也就从来没有在我及世人心目中正儿八经地有过多大份量。有限却也不短的六十四个岁月中，草木枯了又荣，荣了又枯，他一直规规矩矩地平民着，平平淡淡地来，又平淡淡地走，几乎没给这世界划上任何可观的记号，来的时候世界是什么样，走的时候依然如故，没有因为他改变许多。这便让我打心眼儿瞧不起他，或许正因为这点，我从没有和他在一起好好交流过。父亲生来不爱说话，脸上写满了周吴郑王。为此，我童年少年时代就怕他，和他生份，见了就老远躲着，经年累月的就成了习惯。长大成人了虽然不怕他，可生份已经根深蒂固。我参加工作后很少和他在一起，有时侯也还真想着和好好交流交流，但偶尔回家，或是他偶尔到城里，一见面了又觉得没有必要交流，或许是所有的父亲说话总不大漂亮罢，或许是本身生活不顺没有好的心情吧，总而言之，每每他想要和我说些什么的时候，我不是错故走开，就是有意打断了。就这么他做他的父亲，我做我的儿子，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地相安无事，恍恍忽忽着许多年，直到他远行而去。
四
父亲一生的辉煌，是做了三十多年的大队干部，先是会计，后是村支书，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就不是农民了。相反地，正是因了这些所谓的辉煌，使他不得不更象一个农民。如果硬要对他这一生做一个客观公正的鉴定的话，那就是：他自始至终地用辛勤劳作把农民的含义禅释得完全彻底，淋漓尽致。在他辉煌地做着干部的那些年月里，故乡农村正坚定不移地走着集体主义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干部或是党员就是带头劳动的代名词。年复一年，他带头春耕秋收，挑堰改田，带头做那些农民永远也做不完的农事。那年冬天，他带领村里人到公社所在的村修河堤，北风怒吼，滴水成冰，一排人都袖着手，谁也不敢下河，父亲急了，打着赤脚带头跳进水里。他为此落下支气管炎病根，一遇冷天气就咳嗽，多方医治无效，且越来越狠，以至后来不冷也咳嗽，晚上尤其厉害，一声赶一声地，一咳嗽就是半夜。这时的父亲，腰已弯到最低，个头缩到最小，同时也瘦到极限，浑身上下找不出最基本的肉，特别是那双曾在剌骨河水里冻过的腿，细得干得如他握了一辈子的锄把。即便这样，父亲也从未以此为由中断劳作。进入新世纪的那一年的秋天，父亲基本上已经病入膏肓了，动辄喘气、咳，不咳不喘了就哼。我们坚持要送也住院，他不，他说自己晓得自己病，不要花冤枉钱。几次三番，都没有结果。我们只好作罢，叮嘱他不要往死里做，好好休息。可父亲不听话，一转眼又不知去向，或是提了竹篮打猪草，或是拿了镰刀割稻谷。记得他远行前的那年夏天，我回了一趟老家，亲眼看到了父亲最后劳作的情形。那天，二妹、妹夫都不在家，我寻到地里的时候，看到他正一个人隐在苞谷林里薅草。可能是病得太狠太长罢，父亲已没了起码的力气，举不起薅锄了，只好借助膝盖，将薅锄慢慢顶，顶起， 薅一锄，再顶，再顶，再薅。每完成这一套动作时他都要哼一声，或是更多。几套动作后，便是喘，咳，喘过咳过后，便又是用膝盖顶薅锄。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没有惊动他，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凭谁问，作为农民，为什么至死都要把劳动的权利牢牢抓住不放？！
五
父亲走于二00三年阴历二月，一个冷得没了温度的日子。那天晚上，我正在一个装有空调的屋里专心致志地做赌徒，远在省城郊区的大妹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的支气管炎发了，恐怕不行了，让我赶快过去。我以为是一向好危言耸听的大妹故伎重演，恶狠狠地说了她几句后，继续打牌。直到第二天清晨，妹妹再次打来电话，说父亲已经走了，我才觉得事情有些严重，于是当天借钱赶去料理后事。
我到的时候天已黑透。冷风破门，烛光摇弋，父亲按照当地的习俗被放在辅了凉席的地上，脸上盖了块火纸，一如他夏天躺着乘凉时盖着的蒲扇。我蹲在旁边静静地看着，等他突然醒来，一如既往地说一句：来了？然他终未醒来，终未能说出这样一句哪怕是冷淡到极点的话来。
忙碌一夜又一整天，第三天早晨，我们将他送到到火葬厂。因为之前已来了两个人，迟到的父亲便被放在一个手术台样的灵床上等候。父亲戴一顶黑帽，穿一身黑衣，挎一个出家人样的布包儿，脸上颜色一点都没变，似乎还有点微笑。一忽而，听得有人喊道：下一个！接着有人来将父亲推到炉口，电动滑轮的嗡嗡声里，看见父亲的灵床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脱离了手推车，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进入了炉膛，终于只能看见一双黑色的布鞋了，终于什么都看不见了，咣当一声巨响，炉门关上，父亲从此到了另一个世界。
大约过了半小时样子，我们被带进了里面一间房子。一年轻的工人正忙着收拾一堆骨头，用一把刷子样的扫帚小心地扫着，然后用红布包好，装进我们买好的骨灰盒里。亲眼看着五尺好多高的父亲一会儿的功夫被归纳总结为这么一个比升子大不了许多的木盒儿，真是感慨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