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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为，高削的额头，薄薄的耳轮直溜溜地竖立在瘦削的脸颊上，两颗不规则的门牙象钉耙一样驻守在厚厚的嘴唇边上。每每见了小孩，他就呲牙、咧嘴、弓腰、手像鹰爪一样伸出去；口中或学狗叫或仿虎啸，当小孩子们被吓得扭转身尖叫着边跑边哭时，他却手舞足蹈声情并茂地来一段京剧小调。最后，以“哈……哈……哈……”爽朗而略带嘶哑的笑声收场。吓哭的孩子最终又被他逗得破涕为笑了。但在辛家坪村人们早就忘了他叫何有为。大人小孩都管他叫“何有味儿”。
一九五九年闹饥荒，第二年还不景气。“何有味儿”被派到工地上去修水利。工地上粮食紧缺。一天，人们完工后起哄说：“何有味儿”，露一手给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弟兄们瞅瞅。你别到时候四肢一伸，一口气不来了，平生白练了浑身的硬功夫，不要说闻名天下，在我们辛家坪村都还默默无闻。”
“好啊！我的功夫也不是白练的。谁给我五斤粮票，我给你来个倒僵尸，力气大的用肩膀扛着，走七百五十步，我要是软一下，粮票我一两不要，票还是你们的。行不行？”
“好……好……好……”人们你二两，他三两地凑齐了五斤粮票。
“何有味儿”的表演开始了。只见他拿了个架势，选好了地形。他不能因表演而跌破了头。然后，直挺挺地倒下去，他被两人直挺挺地抬起，放到一个力气大的肩膀上，像扛木头一样扛了，放步走去。人们前呼后拥，如观怪物。
约行一华里，最后，大汉汗流满面地将“何有味儿”扔之于地：“我操你大姨妈耶！”只见“何有味儿”一个漂亮的鲤鱼打挺，一跃而起。给在场的哥兄老弟们打一个躬，作了一个揖，顺手将五斤粮票从一个粗燥的手掌里抓了，麻利地塞进了他那打了几个补丁的裤腰里。
“何有味儿”会炸油条，还会做蔑器活儿。
中国有一段时间时兴“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辛家坪村第八生产队队长万盛才安排他炸油条、卖油条挣工分。你别看炸油条、卖油条是个脏兮兮的麻烦事。可是，对于他来说却是个好行当呢！油条白吃，只要肚子装得下；工分按最高的比靠。生产队一级劳力每天十分。你可别小看这十分。这十分上面什么都巴的有。队长家里劳动力多，队里分什么都按工分分。比如：红薯、萝卜、南瓜、白菜，还有工分粮，所谓工分粮，就是每人每年360斤粮食按三七的比例进行分配，工分多的多吃，工分少的少吃。没有挣到工分的就将他的30%的粮食奉送给有力气的贫下中农了。在农村，那年月年终还进行经济决算。一个勤扒苦做的农民一年到头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往往会超支几百块钱。
“何有味儿”随着工种、环境的变化，他的招数就出来了。清早起来，他早早地把油条炸了，收拾好了油条担子。一路走，一路摇，一路唱：京腔、黄梅、男欢女爱的山歌……上学去的小学生像尾巴一样地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嘻嘻哈哈，春风满面，走走停停。只见“何有味儿”肩挑一担油条，站稳了桩子，摆开了架势，筛着屁股，他的屁又响又脆，要多少有多少。他偶尔还卖卖关子：即唱一段山歌，放几个响屁之后，故意吊一吊娃子们的胃口。他的油条出手快得很。
“何有味儿”就凭放屁，他还赢过人家两块钱呢!那天，他的屁股筛得倍儿圆。有一个嫩头青和他赌上了：“何有味儿！你有本事放五百个响屁，我给你两块钱。”
只见他无奈地摆了摆手。“对不起，我最多只能放两百个，多放一个就会伤了我的元气。以后，我的功夫就全废了。”
嫩头青不知是计，死缠着何有味儿非要放五百个响屁不可。“何有味儿” 见他不依不饶的样子，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装出极不情愿的表情。他们看准了一个憨厚老实的看客作为中人先收了两块钱。然后，他不紧不慢地摆开了架势，一连气放了五百个响屁。最后，还奉送这个嫩头青十个响屁。
“何有味儿”自从干上炸油条、卖油条这营生之后就再也没有龇牙咧嘴地吓唬小孩了。于是，孩子们每天就借故买本子、买铅笔、买橡皮擦，三天两头地找父母要零花钱，要来的零花钱都买了何有味儿的油条了。与其说买了何有味儿的油条，还不如说听了何有味儿的几句笑话；看了何有味儿的一些武丑；闻了何有味儿的几个响屁。那些零花钱都落到何有味儿的钱袋袋里去了。
然而，好景不长。“听说何有味儿曾经在国民党的高级特务连干过，而且是个派头不小的头头。”人们在茶余饭后议论着，甚至在“何有味儿”的背后捣着他的脊梁骨。
自从“何有味儿”荷包里有了几个闲钱儿，他就和生产队队长万盛才的老婆“胖妞”有一腿了。据说，有一次，他和队长万盛才的老婆“胖妞”正在幽会，被开会提前回来的万队长抓了个正着。万队长用棒子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这事，“何有味儿”他自己也不否认。事后，万队长为此很觉得丢了面子。辛家坪村的人们也就都知道了。“何有味儿”因此也吃尽了人间的酸、咸、苦、辣。
“何有味儿”尽给孩子们灌输“封、资、修”的东西。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自然，“现行反革命”是不能炸油条、卖油条的。好在贫下中农的觉悟高，没有被他下毒药死什么人。
有一次，辛家坪村第八生产队派他出公差，谁在工地旁的草林里拉了一堆屎，但又不知道其具体位置之所在。有人说：“好臭！好像是从下边臭上来的。”
“何有味儿”接口说：“不是！是从上面臭下来的。”那口气既强硬又固执，他的鼻子似乎也在国民党的特务连里受过特殊训练，他一点也不示弱。
当然，那人也是吃干饭长大的，也不怕他“何有味儿”：“不是的。是从下边臭上来的。”他们脸红脖子粗地叫上了劲。
然而，说着无心，听者有意。“从上面臭下来的”这不是一句含沙射影的反动透顶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吗？”当天下午，“何有味儿”就被民兵五花大绑地捆了，在工地现场被批斗了半天。批斗的方法很简单。首先， “何有味儿”被民兵押上主席台，他站直了腰。很快他就被民兵连长将他的头一按，成近似于90度的角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于是，贫下中农代表轮番上台口诛笔伐他。他的罪行被无限地上纲上线，他的罪行也就愈来愈大。当然，有几条罪行是硬梆梆的。第一，他是国民党派遣在大陆长期潜伏的特务；第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第三，有生活作风问题；第四，教唆“祖国的花朵”唱淫秽歌曲……因此，只要工地上有间隙，他就被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被揪上主席台亮相，被斗来斗去。有时候，他还被借到相邻生产队去接受批斗。好在“何有味儿”很淡定，不管人们怎么丑化他，给他画像，他都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有时甚至能在批斗大会上酣然小睡一会儿。他因祸而得福，因挨批斗而减轻了他的体力上的透支。身子骨相反地由黑转白，由瘦转胖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何有味儿”已经记不清是啥时候，一觉醒来，全国的“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全部摘得干干净净了。他的那几条硬罪行也没有人考究到底是真是假。据说，他和队长万盛才的老婆“胖妞”幽会的事儿也是有人跟他闹着玩儿给捏造的。“何有味儿”也没有闲工夫找上级闹着要平反。
人们始终没有从他的脸上找到一点儿沉重，也没有什么喜色。当然，在他的脸上始终也没有见到过一点点儿愁容。相反，他始终是那么淡定，那么轻松。他依然天天炸油条、放响屁，做蔑器活儿；在路上，他依然一路走，一路摇，一路唱：京腔、黄梅、男欢女爱的山歌……上学去的小学生依然像尾巴一样地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嘻嘻哈哈地笑弯了腰……他依然见人就打拱、作揖；学虎啸、牛喊、马嘶、鸡鸣、狗叫，哄骗孩子，吓唬大人。
相传“何有味儿”活到一百零二岁，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