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家住了三间茅草房。说它是屋，其实是草棚。下雨时，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即使天晴，屋里也会“滴答”两三天。房上的茅草因风霜雨雪的侵蚀，渐渐腐烂，日子久了就长出一种白胖的虫子。那东西总在人不经意间从房上掉下来，叫人心里毛剌剌的。房上长了那玩意儿，可见这房顶腐败到什么程度了。过小年这天，父亲用竹竿绑了细竹枝使劲扫那屋顶，试图将那肥虫捣鼓下来。父亲说，过年了，总不能叫那虫子落到饭桌上吧！
贫困年代，农村过年都革命化了。正月初四这一天，父亲扛着一根超长的扁担，拎着大板镰，挽着犑绳上山了。因为他听说十里外的某座山上有一种“箭杆子”草盖屋好。父亲每天鸡叫三遍时上山，一直干到天黑。回到家时，因那草灰与汗水混在一起，除两只眨动的眼睛外，几乎看不清他的面目了。他的袖口、裤脚全因为山草的磨擦而变成了丝缕状的“流苏”了……父亲仅用了五六天的时间就割回了几千斤山草。一个月后，他请来几个帮手，一间一间地掀掉那烂如草粪的顶子，然后一层一层地铺草。整整忙碌了四五天，总算将那草房修葺一新了。其实，父亲割的这种草是没有进行科学论证的，因为那草的叶子不太多、秆子过长。即使挤压很紧，也比不上山茅草。那年春天雨不大，屋里倒也安静。可夏季暴雨来袭时，我家的“新房”就漏雨了：最南头的那间房子居然积了一尺多深的水，东面的一扇墙几乎垮掉。目睹此景，父亲长叹一声。
立秋之后，父亲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就不知到哪去了。连祖母都不知他的去向。直到有一天，那个河南的烧土窑的师傅给我们送来几板车瓦，才晓得父亲每晚都到他窑场上翻土方。挖出一方土可挣五角钱。父亲在那儿整整干了四个月，挣回了三间房子的瓦片。从此，父亲在收工之后就走进竹林，砍灌木、除竹根，一镐一镐刨那坚硬如石的沙土。这块地的坡度不小，要弄出几间房屋的地基绝非易事。我常看见父亲在夜里将一盏马灯挂在树上，扬起石镐，一边“嗨嗨”地吼，一边使劲往下挖，一干就到深夜。半年之后，新地基开辟出来了，白沙堆起两人多高。
父亲请来了村里的木匠。那老头儿听了父亲的规划就说，准备三十多根檩子，如果有几棵水桶粗的树，椽子就不愁了。父亲笑笑说，那棵树还没栽呢。那时虽能到山里买到三至五元一根的上好木檩，但林业部门却在原路设了几道卡子，是不易弄出来的。附近虽有人在倒卖，价格却高出山里两三倍。
日子在父亲嗟叹声中流转，一晃又过了一年。那个春天，我和一群小伙伴到一座山上去寻一种叫毛针的茅草。走到山下，就闻到一股油香，还能听见那间草房里传出“咚咚”的撞击声。我们便朝那地方奔去，却意外地见到了父亲。他穿着一身油晃晃的衣服，乱糟糟的头发跟满脸的络腮胡子连在一起。父亲已有好多天没回过家了。父子在这里相遇，都感到意外和惊喜……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这里“打榨”，用那五十斤重的铁锤砸那木楔子，抡一天或一夜可挣一块钱。父亲在这里整整干了十个月，为的是挣够买檩子的钱。
一些基本材料准备就绪，父亲不知又从哪儿弄来一些管子灰，收集了一些黄澄澄的尿液。他说这些东西掺了泥和沙会坚硬如铁。父亲就开始挖土和泥了，那情形跟电影《牧马人》所描写的一模一样。夏天早上，父亲天不亮就起来了，他在老屋南头将那麦壳糠、石灰头子撒在已经变得松软的泥土上，倒几筐白沙后就跳下去，像老牛拉磨一样绕着泥坑转悠。早晨，雾气很大。父亲光着上身，在那泥坑来回地踏。他的脸上、身上溅满了泥浆，汗水从发根里渗出来，顺着额头、颈脖、肩头、后背往下流……父亲用三个夏天，靠脚踏、手抹造出了几千口硬梆梆的土坯砖。
新屋造好后，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脸上除了苍老和疲惫外，还笼着一层朦朦的灰气，额头、眼角也出现了明显的皱纹。他的腰背明显地弯屈了。新的居室已经拥有的“气派”，却没有在他黝黑的脸上敷上一点欢欣的色彩。
这幢造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土坯房，承载了一个普通农家太多沉重的回忆。艰难岁月里的焦灼与痛楚，人生路上的艰辛与无奈，奋斗历程中的不屈与抗争……一并让流逝的岁月镌刻在瓦缝里、土坯上、门楣间、窗棂里，并用一种沉默的方式向人间讲述着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父亲的辛酸与浪漫！
本文载于2012年6月5日 襄阳晚报 文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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