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版《崇安县新志》简述武夷茶史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复兴于清”(刘超然、郑丰稔编：《崇安县新志》，1940年版)。
武夷岩茶独特的品质、风味、情趣等，为历代人们所钟爱，文人骚客题咏者颇多。
唐代诗人徐夤，是第一位以诗颂咏武夷茶的人。“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草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尚书惠腊面茶》）。诗人不但高度评价武夷茶之珍贵，在公元九世纪时就已作为“分赠恩深”的礼物；而且说明武夷茶的精工制作：从研膏转为蜡片，且印有飞鹊等装饰图案。
宋徽宗赵佶为使“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因而宋朝“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由于建（武夷）茶的这一特殊地位，出现了大量赞美武夷岩茶的诗词，其数量之多，名家之齐，史所罕见。
《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谓、刘子翚、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
王禹偁（954～1001），是宋代较早吟咏“龙凤团”茶的诗人。产于建溪、始制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的龙凤茶，是王禹偁时新制出的的名贵贡茶，除皇室外，只有近臣才获赠予。王禹偁获赐，万分感动，遂写下《龙风团》一诗：“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烹处岂其商岭水，碾时空想建溪春。香于九畹香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诗的开头两句写龙凤茶新出，自己获赐，十分感恩。接着的六句，写要用名水烹茶，想像建溪春天采茶的情景，写茶的香气和外形，极言其珍贵。惟其珍贵，所以自己舍不得品尝，留下来供养父母。后两句还是极言龙凤茶的珍贵，只不过换了个角度罢了。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善作诗，被后人尊为宋诗的“开山祖师”。他对武夷山麓的建溪龙凤茶极为珍视，曾作《建溪新茗》、《吴正仲遗新茶》、《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刘成伯遗建州小片的乳茶十枚因以为答》等诗咏赞。其《刘成伯遗建州小片的乳茶十枚因以为答》一诗，乃答谢友人刘成伯馈赠北宋名茶“的乳茶”：“玉斧裁云片，形如阿井胶。春溪丰新色，寒箨见重包。价劣黄金敌，名将紫笋抛。桓公不知味，空问楚人茅”。诗的前两联赞美茶的外形美——如云片、似阿胶、若寒箨，及色泽美——新色若春溪。第三联写的乳茶的名——将紫笋抛，和的乳茶的贵——价劣黄金敌。末联写品饮的乳茶时要十分讲究茶道，若是不知茶味者，即便向茶神陆羽请教也是白费劲。桓公，即东晋桓温；楚人，指陆羽；茅，原指道家的道，这里借指饮茶之道。
曾任福建转运使主办北苑贡茶的蔡襄，对茶事作了不少的记述，除其代表作《茶录》外，还有多件诗、书、尺牍等，如《北苑十咏》等。《北苑十咏》是一五言组诗，其内容对研究宋代建安茶的生产和品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第三首《茶垄》：“造化曾无私，亦有意所嘉。夜雨作春力，朝云护日华。千万碧云枝，戢戢抽灵芽。”第五首《造茶》：“糜玉寸阴间，抟金新范里。规呈月正圆，势动龙初起。出焙香花全，争夸火候是。”这首诗前面还有一注云：“其年改作新茶十斤，尤甚精好，被旨号为上品龙茶，仍岁贡之。”
年长蔡襄46岁的丁谓（966～1033），也是主办北苑贡茶的福建转运使。丁谓在其转运使任上，曾作《北苑焙新茶》一诗。该诗与蔡襄的《北苑十咏》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对照而读：
北苑龙茶著，甘鲜的是珍。四方惟数此，万物更无新。
才吐微茫绿，初沾少许春。散寻萦树遍，急采上山频。
宿叶寒犹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口焙，篮笼雨中民。
长疾勾萌拆，开齐分两均。带烟蒸雀舌，和露叠龙鳞。
作贡胜诸道，先尝只一人。缄封瞻阙下，邮传渡江滨。
特旨留丹禁，殊恩赐近臣。啜为灵药助，用与上尊亲。
头进英华尽，初烹气味醇。细香胜却麝，浅色过于筠。
顾渚惭投木，宜都愧积薪。年年号供御，天产壮瓯闽。
诗的头四句和末四句首尾呼应，极力称赞佳美的北苑龙茶远胜于其它名茶：“四方惟数此，万物更无新”，“顾渚惭投木，宜都愧积薪”。因为此茶是当时第一贡茶，所以采、制、贡各个环节都要倍加注意；采茶时间要早（见“才吐”以下六句和“长疾”两句）；制茶就在茶山的溪边，以保证茶质的鲜美（“茅茨”句和“带烟”两句）；进贡时间要赶在诸道之前。贡茶进京，皇帝特别重视，下旨留在丹禁内，自己先尝 ，然后赐予近臣。北苑茶的色香味究竟如何？诗人在叙述皇帝品茶、赐茶过程中略有描述：色——“浅色过于筠”；香——“细香胜却麝”；味——“初烹气味醇”。这是一首描绘北苑龙风茶采制贡等过程的优美诗篇，即便写帝王尝茶赐茶，也是为了礼赞。
欧阳修（1007～1072）曾任谏官二十余年，仅获帝王一赐小龙团，因此慨叹：“然金可有而茶不易得也”。在获赠建安太守送去的新茶时，激动得立即写下《尝新茶呈圣俞》：“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远来从天涯”。兴奋得“停起侧盏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对建茶的崇尚之情跃然纸上。
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以短短的一首七绝《尝新茶》：“麦粒收来品绝伦，葵花制出样争新。一杯永日醒双目，草木英华信有神”。写出了诗人品尝武夷新茶——“葵花”（龙凤团茶的一个品种）——的三个方面：（一）茶极细嫩，品格绝伦；（二）花色品种新颖；（三）功效神奇，饮一杯即“永日醒双目”。全诗概括力强，用词准确浅显。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在武夷山蛰居40多年，嗜茶而戒酒。其在武夷山隐居办学期间，曾作《武夷精舍杂咏》，其中《茶灶》是专门的咏茶诗：“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看。”“客来莫嫌茶当酒，山居偏与林为邻。”是他与茶与山结缘、清贫生活的写照。他的弟子、同道直至陈俊卿这样的名相巨公也作诗酬唱，其中以袁枢的杂咏十首最为引人注目，它以精细入微的笔触描述了朱熹这个武夷山中的夫子半圣半人半儒半仙的隐居生活。其九《茶灶》诗曰：“摘茗脱仙岩，汲水潜虬穴。旋然石上灶，轻泛瓯中雪。清风已生掖，芳味犹在舌。何时棹孤舟，来此分余啜。”爱国诗人杨万里也于淳熙十六年（1189）十月由江西筠州入都经武夷山与朱熹相会，复于次年正月寄赠朱熹和作《武夷精舍十二咏》，对朱熹七年蜷伏武夷山中讲学办学、著书立说的生活作了最好的总结。其十一《茶灶》唱道：“茶灶本笠泽，飞来摘茶园。随在武夷山，溪心化为石。”
元代茶文化总体上走向简约，却也不乏爱茶之人。金末元初，耶律楚材（1190～1244）写有《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中一首诗云：“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雪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劝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耶律楚材是契丹贵族后裔，由金入元，很受蒙古统治者器重，是元初的重要谋士。他得建茶时的欢欣，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时少数民族对茶和文化的渴求。
明未诗人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学者称之栎下先生，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崇祯间进士，官至御史。入清，累官至户部右侍郎。有《赖古常诗钞》。他曾视事建安，颇觉“闽（武夷山）茶实不让吴越”， (周亮工：《闽茶曲·之二·小序》)遂作《闽茶曲》七绝组诗十首。其《闽茶曲·之二》盛情描写武夷山九曲溪第四曲处御茶园的茶事活动，礼赞武夷岩茶的神奇功效：“御茶园里筑高台，惊蛰鸣金礼数该。那识好风生两腋，都从着力喊山来”。前两句写惊蛰日在御茶园里喊山台上鸣金击鼓喊山，末两句则说饮茶后两腋生风飘飘欲仙，是从卖力喊山得来。其《闽茶曲·之六》告诉我们：“雨前虽好但歉新，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家家卖弄隔年陈”。一般人认为茶越新越好，但建安人却认为隔年陈茶要比新茶强。这首诗就是写的这件事。“雨前”，即谷雨节前，此时可采鲜嫩好茶；“火气难除”，指制茶过程中留在茶叶上的火气难以消除；“藏得深红”，指收藏茶叶至深红色；“隔年”，即往年。
清朝嘉定（今上海市）人陆廷灿，生卒不详，曾任崇安（武夷山市）知县。著有《续茶经》等书。他的《咏武夷茶》一诗：“桑苎家传旧有经，弹琴喜傍武夷君。轻涛松下烹溪月，含露梅边煮冷云。醒睡功资霄判牒，清神雅助昼论文。春雷催茁仙岩笋，雀舌龙团取次分。”极力描绘了诗人一系列茶事活动的雅趣：（一）在武夷山麓，读《茶经》，写《续茶经》，弹琴取乐。（二）在淡云、月下、松林、溪边、梅旁、露中煮茶。（三）饮茶后，精神振奋，夜可判牒，昼可论文。（四）品评武夷山雀舌、龙团等茶中精品，排定等级。这一切，不亦乐乎！
清代文学家袁枚（1716～1797），素有“茶饕”之称，以“尝尽天下之茶”自居。他以七十一岁高龄游武夷山幔亭峰天游寺，尝到了僧人献奉的武夷岩茶，终于悟出其中三味，一饮而钟情。且在《试茶》诗中写道：“云此茶种石缝生，金蕾珠蘖殊其名。雨淋日炙俱不到，几茎仙草含露清。采之有时焙有诀，烹之有与饮有节。……我震其名愈加意，细咽欲寻味外味。杯中已竭香未消，舌上徐尝甘果至。”
当代文豪郭沫若（1892~1978），以其渊博的学识，超群的才华和丰富的阅历著称于世。这位饮酒海量的文豪，对饮茶也十分精通。1959年他陪外宾到访武夷山和黄山，在欣赏了两座名山及品尝其所产名茶后，写诗赞茶：“武夷黄山一片绿，采茶农妇如蝴蝶。岂惜辛勤慰远人，冬日增温夏解渴。”(郭沫若：《武夷黄山一片绿》)
1990年11月3日，84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书法大师赵朴初在武夷山御茶园饮茶后，写下《闽游杂咏》一诗：“云窝访茶洞，洞在仙人去。今来御茶园，树亡存茶艺。炭炉瓦罐烹清泉，茶壶中坐杯环旋。茶注杯杯周复始，三遍注满供群贤。饮茶之道亦宜会，闻香玩色后尝味。一杯两杯七八杯，百杯痛饮莫辞醉。我知醉酒不知茶，茶醉何如酒醉耶。只道茶能醒心目，哪知朱碧乱空花。饱看奇峰饱看水，饱领友情无穷已。祝我茶寿饱饮茶，半醒半醉回家里”。在饮茶中，赵老先生还兴致勃勃地向陪同者解释“茶寿”中的“茶”字代表高寿108岁的出典与内涵，由此看出朴初大师对茶道的研究也颇深。
据统计，历代吟咏建茶(武夷岩茶)的诗词达200余首，它是闽北武夷文学园地里开出的奇葩。它不仅丰富了我国的茶艺文学，也使武夷茶话显得更加丰赡。
二
在经历了千回百转的历史岁月后，武夷岩茶文学带着全部的文化密码，横陈在我们面前。漫长的历史积淀使武夷岩茶文化是那样的深沉和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丰富性面前，我们难以估量出那沉甸甸的份量。
研究武夷茶文学与茶文化的学人，将从累案的著述中发掘出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其要义正如丹纳所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 (丹纳：《〈英国文化史〉序言》。)丹纳说的是英国，说的是文学，但对于武夷茶文化、武夷茶文学，何尝又不是如此?作为一个负载着文化信息的“能指”(signifier) ――符号结构，武夷茶文化、茶文学典籍文献包蕴着丰饶广阔的“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捕获它的魂灵，追寻它的特征与价值，获悉它别开洞天的深邃。
一、武夷岩韵文学的哲理表征
羊大为美。鱼羊乃鲜。居家七件宝：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饮食用品。可见，国人的美学观念与饮食文化息息相关。
浸透在武夷茶文学与茶文化中的哲理观，主要表征无非两条：和为贵、适口为美。
武夷岩茶的烹煎与品饮过程，重在凸显“岩韵”。武夷岩茶，粗壮结实，色泽乌润，香气浓郁，滋味甘醇。烹煎武夷岩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对此，清人袁枚曾有一段精彩的描叙：“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品饮武夷岩茶，亦重品其所具岩骨花香之胜。武夷岩茶初啜微苦，继则回甘，性和不寒，具有独特的品质。其泡饮方法，别具一格：“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掾，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噱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开汤第二泡香气初露。茶汤的香气自口吸入，从咽喉经鼻孔呼出，连续三次，所谓“三口气”，更有上者“七泡有余香气”，即可鉴别岩茶上品的香气，有如袁枚一般感觉：“果然清香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解躁平矜，怡情悦性”。惟其如此，方能烹煎与品尝到诚如清朝两江总督梁章钜在其晚年作品《归田琐记》中所归纳的武夷岩茶的“香、清、甘、活”的“岩韵”品质。
烹则调和水、火、味，饮则品其苦、甘、和。武夷茶文学所彰显的武夷岩茶的烹煎之道，其核心乃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
陈香白教授认为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它意味着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请相信：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陈香白：《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第43页)。香港的叶惠民先生也同意此说，认为“和睦清心”是茶文化的本质，也就是茶道的核心(《茶艺报》19页，香港茶艺中心，1993年出版)。
笔者以为，“和”其实也是武夷岩韵文学和岩韵文化的哲理表征。
武夷岩茶的焙制目标，以适口为美。适口是辩证的，因时、因地、因材、因人而异。操作虽有规程，但又必须随品种、温度、湿度的变化而“看茶做茶”。加工做青时，采取两晒两凉，重轻结合，看青做青，双炒双揉、去沤提香、成条为主，初焙、复焙，熟化香气，色味俱全，是"岩韵"形成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岩韵”的有无取决于茶树的生长环境，“岩韵”的强弱还受到茶树品种、栽培管理和制作工艺的影响。同等条件下，不同的茶树品种，岩韵强弱不同；非岩茶制作工艺加工则体现不出岩韵；精制焙火是提升岩韵的重要工序。
适口为美首先要合乎时序。在造制岩茶的原料选择上，春茶一般在谷雨后立夏前开采，夏茶在夏至前采摘，秋茶在立秋后采摘。为了保证岩茶质量，对采摘嫩度也有严格要求：过嫩，则成茶香气偏低，味道苦涩；太老，则香粗味淡，成茶正品率低。钱塘人许次纾1597年撰《茶疏》，提出了“江南之茶，……惟有武夷雨前（茶）最胜”的看法。他认为：“清明谷雨，摘茶之候也。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若肯再迟一二日期，待其气力完足，香烈尤倍，易于收藏。梅时不蒸，虽稍长大，故是嫩枝柔叶也。”否则，岩茶入口，则无适口的“香、清、甘、活”之“岩韵”美。
二、武夷岩韵文学的诗性美学
“在中华民族的生活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精神联系。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总是要借助与政治的某种联系，才能刺激出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压抑和生命意志的冲动，从而使渺小而普遍的个体获得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这种联系一旦浓得化不开，个体的情感与审美需要则会成为牺牲品。只有谐调这两方面的矛盾，才能在这个民族中打开一种既现实又超越、既符合社会规律又满足精神利益的日常生活程序”(刘士林：《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0页)。这个在北方尚武崇酒的文化圈中愈演愈烈的矛盾，却在江南尚智嗜茶的文化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武夷山偏居一隅，交通阻塞，远离政治的中心，有一种由于政治伦理浓度相对较低因而过得十分滋润的日常生活。这种诗化的日常生活，可以看作是地处江南的武夷地区的主旋律。在传统的武夷山乡土社会，村民间的信息交流主要是在户外展开。百姓于劳作之余，同样需要一种情感交流和宣泄的休闲形式。于是在武夷山区，始于唐、盛于宋的饮茶风习渐次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么，宋代就是朝着更高阶段和艺术化迈进了，如被宋代茶人、著名文学家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所描写的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
这种把所有生命机能与精神需要都停留在最基本的衣食本能中的原生态里，一切政治伦理的异化及其所带来的生命苦痛，实际上被消解得一干二净。这就是众里寻她千里度而不得的与江南的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日常生活的诗性精神。
武夷岩韵文学，从两个方面阐释了这种诗性日常生活的要义：一是生活理念，二是生活实践。
从根本上讲，南北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义和实用主义生活方式的对立。北方文化的价值观的最高理念是“先质而后文”，其具体表现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这种建立在克勤克俭的基础上的生活观念和风尚一旦走向极端，也就等于一笔勾消了有限的生命个体在尘世间享受的可能。而武夷茶文学所透露出的武夷岩韵文化，其折射出的日常生活理念和艺术实践方式，不外乎二：一是勤于动脑动手。如何对待你的日常生活，即一个人到底愿意在不直接创造财富的消费和享受上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是在通常的物质条件下，要过一种更富有的人生所必须突破的一个心理瓶颈。二是赋予武夷岩茶以形式和韵味的高超技术，使之不仅实现它最直接的实用功能，更同时实现包含在它内部的更高的审美价值。这就涉及到关于武夷岩茶的工艺美术或技术美学理念的落实和表现。这不仅需要足够的知识，更要要一种审美的眼光。
宋代近30种茶书，记载了这一时代茶业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宋代斗茶；丁谓的《北苑茶录》，记载北苑园焙之数和图绘器具，以及叙述采制入贡法式；蔡襄的《茶录》记载斗茶时色香味的不同要求，提出斗茶胜负的评判标准，追求整合技巧和审美内涵的统一，都是当时有影响的茶书。这些关于武夷岩茶的散文典籍所记载的关于武夷茶事、茶艺的丰富的知识，以及苏轼、陆游、朱熹、范仲淹等文人雅士留存下来的诸多咏茶诗文，在在体现出武夷岩韵文学的诗性美学。这种超功利的日常生活的审美精神，是由于武夷山人肯在日常茶事上下工夫、创新，而随其审美感觉越来越精细和敏感，进而创造出来的把生活和艺术、实用与诗意融和到一种极致的境界。
发表于：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闽学与武夷山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 年
刊 号：CN 11-9251/G ISSN 1671-6787
网 址： http://c38.cnki.net/kns50/classical/singledbindex.aspx?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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