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举，1952年生，湖北省宜城市人。1967年初中毕业后一直务农为业。1974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1983年从湖北省文学讲习所毕业后调县文化馆工作，曾任县文化馆副馆长、县政协常委等职。1987年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襄樊市文联工作迄今。1979年以来，曾在《长江文艺》、《芳草》、《报告文学》等刊物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和报告文学。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别了，“巴城公社”》曾获得1981—1982年度《长江文艺》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花地》，报告文学集《飞旋的世界》。现为湖北作家协会会员、襄樊市文联秘书长。
一、小说：从写实到写意
王伟举长期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从《老支书过新年》到《别了，“巴城公社”》以及以《花地》为代表的后期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不断前进的足迹。从偏重写实、编造故事，以认识价值取胜到写实与写意兼容又偏重于写意，以塑造人物为中心，以作品的美学价值取胜；从纯粹写实到在写实中加入抒情的成分；从由正面反映时代面貌到侧面揭示生活的真谛；从艺术形式带有斧凿痕迹到驾驭艺术形式的得心应手，逐步成为一位别具风格的小说家。
王伟举早期的小说创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变革初期的农村现实生活，它对于了解这个时期中国农民的心理状态，行为特征和农村的各种关系的深刻变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弯弯的豆角》写了从十年动乱到新时期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两个农村干部不同的思想作用，在对比中显示了农村经济变革中党风、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所出现的新变化。与这种变化相映成趣的是，当某种陈旧的、过时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候，由这种作风所造成的心理和行为的畸形，却无法同时也得到矫正和修复。《咱村有个“警惕叔”》就写了这样一个心理和行为畸形的范例。凡此种种， 象“警惕叔”这类人以旧的方式对待新的已经变化了的生活现实，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比较典型的一种畸形心态。同样的矛盾也表现出实行新的农村经济政策之后农民群众的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等等方面。《春汛到来的时候》中的鱼仓叔就因为慑于当年的“批判”而不敢同大家一起去赶春汛。较之前者，这也许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因而也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社会心态，它频繁地出现于这一时期众多作家的创作中，大约正因为它具有这样的典型性。
“写实”，作为这类小说的基本特点，说明作家的创作一起步就迈入了现实主义的坦途，使作品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但王伟举这个时期的创作也明显地暴露出不足，那就是急于明白无误地表达一个确定的意义，因而意蕴清浅，一览无余，没有给人留下回味的余韵。
改变这种状况是《长江文艺》的获奖作品《别了，“巴城公社”》。这篇作品可以看作是王伟举的小说从纯粹写实到在写实中加入抒情成分的一个过渡。知识青年韩小朝眷恋乡村，回归田园，要回到那个生养他的小山村去寻找他的生存领地和生命的根本，找回一度失落了的自我和创造人生的价值。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情感的典型表现，颇有点类似于知青文学中一度流行的回归倾向，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和孔捷生的《南方的岸》中所表现的情绪。这篇小说就是因为有这种情感因素的渗入，因而小说所涉笔的一个社会问题——居民返城——作为情节结构的硬件才得以软化。甚至退而成为背景而让韩小朝的情感波动变化突出于叙事的前景之上。这意味着王伟举的创作将要从寓言式——故事和意义的对应相加——的叙事模式中走出，转而追求在写实中融入诗意成分。其结果自然是大大强化了王伟举小说的表现倾向，使之在抒情化的方向上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养蜂人作品系列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养蜂人系列”作品包括《西去的运蜂车》、《长发妹》《待到荆花流蜜时》、《放蜂的女人》和《花地》等五个各自独立的短篇故事。这组系列作品的整体特征是浪漫的、抒情的：浪漫的是养蜂人的爱情故事，抒情的是它那带着淡淡的惆怅的叙事笔调。王伟举有过相当长的养蜂生活的经历。这种生活是流动的，在某个追逐花期的短暂停留中，或两情邂逅，或有所钟意，过后却又萍踪浪迹，天各一方，留下无尽的遗憾和歉疚。也许正是这种流浪生涯刺激了作者的艺术想象力，在孤独和寂寞中生发出无穷的诗意的想象，而“遗憾”作为艺术情感发生的酵母，又使这种想象蒙上了一层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除了《西去的运蜂车》在强烈的对比中鞭挞了一个见利忘义的堕落了的爱情灵魂之外，其余各篇都是以“遗憾”为心理情节结构的爱情故事：《长发妹》写了“我”对“长发妹”的感情由排遣无聊时的调笑到逐渐接近和深入了解，进而产生了朦胧的爱恋，但等到“我”向“长发妹”表达爱慕之情的时候，却遭到她的婉拒，留下的只是深深的眷恋和永远的遗憾。《待到荆花流蜜时》同样写的是养蜂人与邂逅相遇的农家女的爱情，虽然作者暗示了成功的希望，但作品的结尾处同样也安排了一个“遗憾”的结局：那位养蜂人“象他匆匆忙忙不知从哪儿来一样，又匆匆忙忙地不知往哪里去了”，留给兰子姑娘的，是满腔的期待和希望。《放蜂的女人》写了一对在艰难困窘中相濡以沫的夫妇，他们在短暂的相聚中享受了爱情的欢乐之后又各自去追逐自己的事业和理想生活。这种由“遗憾”所造成的效果，比直写温柔之乡和恩爱夫妻在艺术上无疑是高出一筹的。总之，在这些作品中，王伟举有效地把养蜂人的生活习性和心理特征融进了自己的艺术创造，他以流动的诗情取代了早期小说的事件的完满结局，诗化和抒情化的倾向软化了粘说结构的硬榫，抹去了刀斧相加的痕迹，整个小说仿佛一条诗意的河流，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的水流都是流畅的、柔美的。这在总体上构成了王伟举晚近期的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色，同时也是他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日趋成熟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花地》是养蜂人系列作品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王伟举晚近期小说的代表作。这篇小说是以丢失了的温柔之乡的梦——寻找丢失了的梦和重访梦境——梦境的最后破灭为经络组织起来的一个回环往复的抒情系统。从失落到永远的幻灭，从寻找到寻找不得，这同样是一个以“遗憾”为主体情结的艺术构筑。叶桉从抗拒肉欲的侵害到不得不勉为肉体的结合，从为感恩而结合的婚姻中挣脱出来又不得不屈从道德和良心的束缚，从失落了追求真正的爱情的梦想到在追求真正的爱情的过程中，梦想的再次失落，凡此种种，在被寻的一方，也是一系列的“遗憾”结成情感的纽结。小说布满了欲解不得、欲理还乱的情感的纽结，尽管作者时刻都存有解开这些情结，理清这些情结的头绪的企图，甚至整个小说就是求解这些情结的过程，但在读者方面，却永远得不着一个完满的解决和因此而得到的情感的完全陶醉和满足，具有一种“残缺”的美。《花地》的淡淡的惆怅和撩人心旌的抒情魅力即源于此，它因此也使这篇小说专注于情绪的波动而将它的情节和故事完全溶解于这种情绪的波折之内。
需要指出的是，《花地》除了这种内在的抒情化的倾向之外，在外在的表现技巧方面为寻找诗与叙事的结合也作了可贵的努力。题记和作品借泰戈尔的诗曲折地表达了男主人公的情绪，已为小说奠定了抒情的基调和涂抹了一层幽默的色彩，而贯穿整个小说始终的女主人公所唱的山歌，更使诗与叙事的结合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也使作品浸润了一种地域文化的独特风韵。所有这一切，对王伟举来说也许是可遇不可求的，然而《花地》却因为这一回的偶然得之而在作家的全部创作中独放异彩。
二、报告文学：特色与价值
正当人们期待着他的小说创作的进一步拓展的时候，自八十年代末开始，王伟举将自己的创作指向了报告文学这一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艺术门类，发表了数十篇报告文学作品，先后结集出版了《飞旋的世界》（1991）、《东方底特律之梦》（1998）两本报告文学集，成为九十年代襄樊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伟举的报告文学大致可分为三种主题：一是对大型企业与重点工程的散点透视，如《东方底特律之梦》、《汉江在呼唤》等；二是对农村前景与农民超势的展望，如《凝聚的群山》、《圣火，燃烧在希望的田野》、《超越神话》等。三是对改革闯将与开拓勇士的热情礼赞，如《金三角奠基者群像》、《黄土的脊梁》、《夏新梅还债》等，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襄樊地区在变革时代的风采。以高迈的理想主义精神、充沛的激情和诗一般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社会各阶层读者的心灵。
王伟举的报告文学，大致呈现出以下三个特色：
特色一，自觉的党性意识与强烈的使命意识。
王伟举坦言促使他“转行写报告文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工作需要，组织安排；二是火热的改革生活激励和社会责任驱使下的自觉参与”。他在《东方底特律之梦》的“跋”中，对他报告文学的创作过程一一历数，态度鲜明地告诉读者哪些作品是受哪位领导或哪一级组织的推荐、委派去完成的，表现出鲜明的自觉的党性意识。当然，这种自觉的党性意识与王伟举作为一个具有多血质气质和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党员作家在火热生活的感召下所迸发出来的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与参与意识，是密不可分的。自觉的党性意识和强烈的
使命意识在王伟举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是合而为一、水乳交溶的。
特色二：从封闭式结构向“史诗性”开放式结构转型。
王伟举报告文学的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时期，其前期创作大多沿袭徐迟等前行代报告文学作家表现一人一事的封闭式结构。而王伟举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已呈现出气势恢宏的“史诗性”特征，其艺术特点主要体现于它们在时空延展中交织起阔大而多色的生活画卷，显示出多种审美价值的浑然聚合，让读者接受到丰富密集的生活信息的同时，又能领略到雄浑沉厚、淋漓酣畅的艺术氛围。其主要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时间轴线的大跨度延伸。王伟举报告文学的“史诗性”结构的初步显露，显明的特点是在时间纵向的大跨度延伸中，展示多为群体人物形象的集体性活动与集结着多社会因素的重大生活事件的全面推移，从而具有写尽历史风云的宏大气概。如《东方底特律之梦》就较详尽地描述了襄樊汽车产业开发区从建立到中兴的风风雨雨，正因为时间跨度的舒展，才使襄樊汽车产业工发区的风雨历程得以从容呈现，可谓一卷汽车产业开发区的历史画卷。第二，空间的阔大拓展。围绕时间轴线的纵向伸展，王伟举史诗结构的报告文学对材料的选择，往往在空间向上作阔大的拓展。这种为对象化人物事件尽量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的审美意识，自然不是虚构意味上的拓展，而是客体对象真实存在前提下的作者审美视野的扩大。这种不囿于某个固定狭小的空间范围（即人物活动的环境）而在广阔的场景中表现人物活动情形的空间意识，在王伟举史诗性结构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多有呈现。如《汉江激情》中，作家采用“辐射结构”，描述了襄樊辖区内各地域各阶层人物以1998年抗击长江流域特大洪灾事业的积极援助，有力地突出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主题。如此，作家空间意识的恢宏也就显而易见。当然，如果王伟举的报告文学能在“全景”观照的描绘中深入到报告对象的内在组织结构与彼此联系中予以层层剖析，条分缕析地梳理审美对象的复杂关系，使艺术表现做到泛而不空、大而有当方面做得更好一些，那么，他
报告文学的史诗性结构也将会呈现出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充沛的激情与凝炼、精简的诗意语言，是王伟举报告文学的第三个特色。
王伟举的报告文学中常有诗一般的语言和火一样的激情。如《汉江在呼唤》的结尾，作者写道：“滔滔东流的汉江啊，你经历了多少朝代更替、王室兴衰，如今到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你那白白流淌了千万年的黄金航道终于可以显示自己的价值了，你那呼唤了多少个世纪的涛声终于有了惊人的回响，蛰伏的巨龙终于获得新生！”
尤其在语言上，作者继承创新，刻意求工，形成典雅、华美而雄放的行文风格，透露出作者潜隐于作品后面的小说创作功底和文学功力。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经济不断渗透到各个社会文化领域，社会经济体制也随之转轨，统治了中国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种情形下，传统意识形态的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渐渐失落，向社会文化空间的边缘滑行。九十年代的文学，开始由中心走向边缘，那种一篇作品问世就能引起社会瞩目的文学轰动效应已经消失，文学及其创作主体被挤到一个不被人注意的逼窄的环境里，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许多作家纷纷出国、转行甚至下海，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多元化的现象，新时期文学在八十年代所包容的启蒙理想、社会使命感、英雄主义等文学精神日渐衰退。王伟举的报告文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尽管其创作由于作家的生存环境与创作目的等诸方面因素的限制而呈示出地域性特征与创作主体意识的有限度渗透而显示出某些缺失，但他的报告文学以其与时代社会的紧密联系而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性功能与审美功能。拓展了九十年代文学及其创作主体的生存空间，以高迈的理想主义写作姿态，实现了九十年代文学英勇的突围，这也许就是王伟举报告文学的价值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