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鼠年除夕前，我去二爷家串门。途经满目沧桑的老屋，顿生几分怜惜和感慨。老屋原来是一栋一厅一正两厢的四合大院，居泉水沟正东南。用青杠栗木作脊梁，青瓦铺盖，墙体青砖砌筑。大集体年代，小队会围绕老屋周围横七竖八地建起三栋土坯房，用于小队会办公场所和民居。我太爷太奶奶和幺爷就住在紧靠老屋东南角那栋土坯房内。
奶奶说，老屋是泉水沟杨姓家簇明清时期修建，历经三百多年。到民国后期杨三爷这一代，老屋还红极一时，此后便逐渐衰败。如今，老屋早已是人去屋空，残垣断壁，杂草丛生，野花点点，惹来不少老鼠在墙体夹缝间钻进钻出，忙忙碌碌。三栋土坯房中的两栋早已倒塌，我幺爷居住的那栋土坯房与破败的老屋相依为命，像饱经风霜的老人正在述说曾经的沧桑。
七岁那年，小队会设育红班，就是现在的学前班，我第一次踏进了老屋。育红班设老屋厅房内，厅房紧靠天井院，我们这帮孩子就在厅房上课，在天井院玩耍。
依稀记得，正房里住着杨恒爷夫妇，左厢房居住着他们的一双儿女大军和大英。右厢房居住的是杨恒爷的干儿子大葵夫妇。大葵本姓詹，是其母远芳奶奶改嫁杨家带来的，完婚后另立门户，不久便搬家到上沟老猪场居住。为买老猪场地盘，大葵多次请父亲出面螺旋。搬家后，大葵和大军进行了房屋买卖谈判，兄弟俩分歧太大，大葵拆毁了右厢房。那时我小，只记得杨恒爷夫妇是典型的农村人。他们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一样缺吃少穿，丝毫看不出杨家与普通农民有什么两样。
我去保南工作三年后的某天，老屋最后一轮守门人杨恒爷夫妇同时去世，享年七十多岁。后来听父亲讲，杨恒爷夫妇去世后，连口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白喳子棺材下葬。是父亲找一班子土乐队把二老送上了山。
大英出嫁到一个不知名的穷山沟没了消息。大军没找到老婆，说是到外面打工，结果有去无回。名噪一时的杨家，就这样在老屋彻底消失。
（二）
老屋门前有一条弯弯的小河，一座木杆小桥横跨河面，清清的河水不知疲倦地从小河流过，泉水沟因河而名。小河旁边，有一条能够行走车辆的土路，是老屋通向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路边长着一棵古怪的老杨树，喜鹊在上面搭了一个窝。早春时节，喜鹊就在窝里孵化孩子。每天清晨，叽叽喳的喜鹊，在枝头吵得春天似乎也无法睡觉。
前些年，我太爷太奶奶先后去世，享年九十多岁，已是高龄。早在太爷太奶奶还没过世前，奶奶就讲起过那时的艰难，讲起旧社会所受杨姓家簇的欺凌与剥削。杨姓家簇是泉水沟大户之一，我们家是小门小户，住杨家的房，种杨家的田，成为杨家佃户。劳动所得大部分上交杨家，极少部分自己享有。太爷太奶奶全家老少十几口，长年累月忙忙碌碌，还是依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
许是被苦难浸润得太久，奶奶的讲述平缓沉静，偶尔的一声叹息，也是悠长舒缓的。奶奶每次对往事回顾时总是让父亲很伤感。
父亲出生在国共两军大决战的那一年。为挽回败局，国军还在其统治区拉夫抓丁补充兵力。泉水沟杨姓家簇就是国统区地方统治集团爪牙之一，老百姓称他们狗腿子。这帮爪牙以杨三爷、杨六爷、杨斌爷为骨干，纠集任家正、葛天寿、葛天宏等几十人到处抓丁拉夫。此前，有小道消息说解放军要来了，全国要解放了，狗腿子是秋天蚂蚱蹦跳不了几天。奶奶不想让爷爷当炮灰，她要爷爷藏起来。为躲避这帮狗腿子的抓捕，爷爷东躲西藏几个月。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爷爷潜回家看望奶奶和父亲。看着憔悴的爷爷，奶奶伤心地哭了。奶奶让爷爷睡牛栏楼，以免被狗腿子发现。
下半夜，狗腿子们荷枪实弹地悄悄来到我家撞门，奶奶说爷爷没在家。狗腿子们不信，进屋搜查。狗腿子当中杨斌爷最狡猾，他悄悄来到牛栏门前观察动静。爷爷听到狗腿子们的叫嚷声，知道情况不妙，准备慢慢下牛栏楼逃跑。杨斌爷一听到动静，就放开公鸭嗓大声喊叫：“快来呀！壮丁在这儿……”
爷爷被五花大绑在老屋门前那棵老杨树上，狗腿子们却围坐在火笼屋烤火庆功。第二天，天刚朦朦亮，狗腿子们就押送爷爷到区公所。临走时，奶奶哭成泪人似的，拼命拉着爷爷手不放。杨斌爷拖着公鸭嗓喊叫到：“放开手，哭个球？你男人是去当兵吃粮，别人想去还没得份。” 说完一脚将奶奶揣倒，押起爷爷就走。奶奶打定主意，狗腿子们把爷爷押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奶奶就这样背着不满一岁的父亲，跟随在押送爷爷的队伍后面，在一尺多深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六十多里。开始，奶奶还能看到押送队伍，随着道路险滑和奶奶体力的不支，押送队伍渐渐从奶奶视线中消失。奶奶凭着雪地脚印，一路跟随至李家池塘一带时，奶奶意外地看到返回的爷爷。夫妻俩悲喜交加，抱头痛哭。爷爷说解放军在大决战中打败了国军，全国解放啦，壮丁没人接受了……。
（三）
解放军说来就来，一大批国统区地方极端反动分子、地主恶霸，被人民政府镇压。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一夜之间翻身当了主人。荆山南北，处处洋溢着穷苦人民得解放的幸福喜悦。
打土豪分田地那阵子，爷爷被推举为人民武装委员，成天扛着钢枪，背插大刀红缨，显得威风凛凛。从前那些狗腿子们见了爷爷，就像老鼠见了猫。最神气的莫过于我二爷，成天背着大刀红缨，跟在我爷爷身边，二五成十地耍威风。今天绑杨三爷，明天绑杨斌爷，后天又把杨六爷弄来修理。那帮狗腿子被我二爷折腾得鼻涕汗水、狼狈不堪。直到我爷爷训斥一番后，二爷才有所收敛。
按照人民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我太爷一家不仅分到了田地，还在老屋分到五间偏房。对于一穷二白的太爷一家来说，已经够奢侈了。解放前，我太爷一家在大荫坡、核桃树包种佃户田时，住过山洞和木杆垛草房，后来又在邓家包子住控屋叉子房。随着我爷爷姊妹六七个渐渐长大，五间偏房显得很是拥挤。身为人民武装委员，我爷爷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照顾，把距离老屋旁边不远的杨家佃户房分给了我爷爷。
这栋三间夯土瓦房虽说有些破旧，经爷爷一番打理，显得焕然一新。搬家那天，泉水沟人都前来庆贺，爷爷和奶奶还搞了个像样的忆苦思甜会，不少人为之动容。
我父亲四、五岁时，爷爷在三间夯土房前又盖了两间土房，地基下半截是土夯而成，上半截是土坯砖。土坯砖的做法很简单。只需把烂泥调得稀稠适宜，放在一个形状大小与砖仿佛的木框里，再把泥砸实、抹平，然后把木框轻轻脱出。做土坯砖要找一个宽阔平坦的场地，一个一个地脱，最后又横竖都排得整整齐齐一整场，像等待检阅的方队。土坯砖晒到七八成干时，起出，横横竖竖垒成空架子，继续接受日晒风吹，直到变得干燥硬实。我爷爷、奶奶和我父亲一家三口就在这栋瓦房内安营扎寨，过着简单朴实生活。
爷爷三十三岁那年，突患脑溢血，英年早逝。面对家庭重大变故，悲痛欲绝的奶奶擦干眼泪，挺起胸膛，与父亲相依为命，度过了她人生最低沉、最艰难的那段时光。
父亲从小就聪明，在泉水沟一带有小诸葛和小发明家之称。但他小学没读完，就不得不回家务农了。早在父亲八岁那年，他就跟我爷爷学吹喇叭，别人学两年，他只用半年便满师出徒，替人当吹鼓手。搞农业学大寨那阵子，刚满十六岁的父亲，已经是家中棒劳力了。就在这一年，一次意外事故，父亲失去了左手四个手指，面对父亲那血肉模糊的左手，我奶奶掉心头肉似的痛哭一场。为挽救我父亲生命，奶奶想尽了办法，操碎了心。
（四）
老屋西北面，是狭长的旱地梯田。门口对着一座高大的青山。山下是一弯梯田，梯田旁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从小路往西北走一里多路，穿过一片片并不规责的狭长梯田，就是我上过的小学。
那时孩子上学不用大人接送，排着队放学，但一出校门，撒开脚丫子便跑。若是秋冬，玉米收割尽，空旷荒凉的田野，哪儿都是路。我们就像一群散兵游勇，到处乱窜，也不管玉米茬子在脚踝划出一道道血痕，还不时捡起土块互相袭击。
田野是童年时期的游乐场。春天，随便拔一根黄花苗杆，都能当哨子吹——我没有足够的气力把它吹出音乐调来，只会嘟——嘟嘟——嘟，但那是最欢快的音乐。
一声唿哨，几只燕子从麦浪上掠过，穿堂入屋,飞至我家。几日后，梁间出现一泥窠。母亲说燕子孵出小燕子了，我就惦记着把燕窠捅下来看看。母亲又说燕子只在厚道干净人家作窠，这是喜事。我便作罢。于是，白天有燕子出入盘旋，晚上有梁间啾啾之语。
最兴奋的是农田劳作，门前的田野不种稻麦，而种“红花浪”——农民都这么叫，不知道学名叫什么，是一种用来沤肥的植物，会开出红色的小花朵来。这大片的花朵，就在我家门前翻着红浪。后来见书上描写开满野花的草原，我便想，我家门前也有过。
在老屋读完一年级后我才进入村小学。上了一年多育红班。暑假开学，老师通知育红班孩子去堰塘小学读二年级。
五年小学中，我和妹妹每学期各拿回一张奖状，母亲都要拿浆糊将它工工整整地贴在堂屋神龛上面的强壁上。强壁中央挂着领袖像，我们的奖状就贴在领袖像的四周，直到把整个照壁都贴满了，连屋子都被映得红堂堂的。每有人来，都会赞叹一番，母亲脸上便有一种满足。
在老屋，最让我高兴的事、莫过于镶在火笼屋墙壁里面的广播。那淡青色的木匣子能收听清楚的电台极少，但它仍让我触摸到了外面的世界。每到晚饭时，我们就听广播，听每周一歌，听广播里面讲故事，更重要的是我听到了评书。从此，《岳飞传》、《杨家将》、《隋唐演义》、《三侠五义》等等，在评书先生那铿锵有力的声调里，从木匣子里蹦出来，跌宕出一个个文臣武将、英雄侠士、金戈铁马的世界。
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度匮乏的年代，评书伴随着很多孩子成长，他们对培育六七十年代人当是厥功至伟。这在宋时已发展成熟的民间艺术，让众多的历史演义口口相传，使少有读书机会的平民阶层也能够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大餐。
（五）
毕业后，我动员父亲撤除了老屋。那已是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后几年。这回造的是土木砖三结合房，分好几个工期。开始只打地基，我们全家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内。隔了许久才建好，没有门窗，不能住。有两户人家同造，一字排开，都一个样式。我家在西北方位，邻居在东南方位。每次回家，我都会到家对门山坡，看一看新屋的芳姿，就像欣赏自己的精美作品一般。很小的时候，就听老师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景象。那时有电灯，虽然停电的时候多，然而毕竟看到了希望。
建新房前两年，父母就一点点积累各种建筑材料，传木棱条、红砖青瓦、建房经费等等。砖是我小爷从五十公里开外的沮水河畔运回家的，由于费用太大，二叔出主意说用红砖挂角、树柱，夯土上顶，既结实又好看，还节约一大笔经费。父亲采纳了二叔的主意，并把整个建房工程全部委托给二叔去打理。撤老屋那天，二叔带着一帮子人，三下五除二地就把老屋夷为平地。看着相濡以沫多年的老屋就这样在视野中消失，我禁不住一阵阵心酸。母亲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房建好了，就托媒人给你找老婆。”母亲说这话时，满脸都是金灿灿。
新房破土动工那天，父亲买了一串鞭炮噼里啪啦地燃放。父亲说是敬奉太上老君和张家老祖宗，祈祷他们保佑建新房时一帆风顺、圆满成功。中国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虽然许多人平时也磕头拜佛拜菩萨，然而大多数人真正信奉依托的还是自己的祖先。其实信的是血缘，是人情.
终于，新房开始封顶了。我这才认识到造屋是怎样一件隆重而庄严的大事。到上脊梁的那天，亲戚朋友们都来了。最直系的亲属送来大米、猪肉、烟酒、豆腐，一律着红色。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些在豆腐上面做的大喜字，用大红纸剪成的各种图腾一应俱全，或二龙戏珠，或双凤朝阳。父亲还购买了门神和对联粘贴在大门和檐柱上，造房恰似历史改朝换代般新鲜，需有文臣武将来轰轰烈烈热闹一番。
做正梁的大圆木早已用桐油刷得锃亮，中间贴着一张红纸，上书“吉星高照”四个大字，又用红绳系上松枝柏子。正屋放一张大方桌，上面供着猪头、活公鸡、活红鲤三牲。吉时一到，爆竹齐轰，鞭炮齐鸣。响毕，领头的工匠站在屋顶大喝一声：“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然后各种吉词颂语如串珠一般从口中崩出。众人皆肃穆静听。那些吉语全是四字句，当是一篇恣肆汪洋的上梁赋，可惜我那时听不懂，记不住。每说完一段，工匠便把早已搬到屋顶的大寿桃从上面抛下来，下面我父母张着一块大红色的绸缎被面迎接。此时，围观的众人齐声喊道：“亿金口！” 如此七八回，礼方毕。其他人把正梁系好，站在屋顶的人齐喊“一二三！”一起发力拉起。正梁左面称青龙先上，右面称白虎跟进。等正梁对准榫头稳稳地安好，又是一通爆竹。那时民间把这当着大事，便这般庄严，不敢大意。
这时，附近村里的人都已赶来，把新屋围得水泄不通。屋顶的工匠一声大喝，大把大把的糖果糕点馒头如雨点般落下来。下面的人四处争抢，有些落在烂泥里，也会捡起来，擦净藏好。那是对食物的爱惜与珍重。屋子四面八方都撒上五六回，每个人手中都有了成果，工匠才停止抛洒。如果有个别孩子没有抢着，哭丧着脸来找主人。主人则好言安抚，并掏出一大把糖果与他。这天，平时最节俭的主人也是慷慨的。于是小孩破涕为笑，乐颠颠地回家去了。路上大家都笑意盈盈，互相比较着收获。一家人的喜事，也让周围人家一并沾着了喜气。
随即大摆宴席。正席要请工匠师傅，亲朋好友则在一旁落座。这天工匠们都畅开了喝酒，下午一般不再干活。主人更是殷勤致意。大家吃喝至尽兴方散。
（六）
在这栋房里，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我由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转变成为多梦的青少年。
我体味到了父母持家的艰辛。父母常年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责任田里操劳。父亲从小就不会操持家务，家务事便=就全部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家里除了种六七亩责任田外，还有二三亩自留地种蔬菜。
每次放学回家，母亲大多不在，但我知道要做些什么。先拿弯刀上山砍柴，等砍回一大捆柴后，再看母亲有没准备好猪草，如果没有，再去自留地割一些红薯藤子、南瓜藤子，细细切碎，倒在一只大锅里煮熟作猪食。
最难切的就是老南瓜藤子，长长的，又老又硬，菜刀很难切下去，要用劲剁。有时用劲不对，菜刀便打滑，把握着南瓜藤子的手划出一个大伤口，鲜血直冒。我连忙紧摁伤口，等血稍止，用铁锅灰敷在上面，找来一块碎布，裹住伤口，用线胡乱一扎，噙着泪继续剁。天黑，母亲收工回家，把我裹的碎布扯掉，洗净伤口，涂上一层菜油，重新找一块干净的棉布，整整齐齐地包扎好。母亲这一番安抚，便把我的委屈抹平了。直到现在，我左手指几道疤痕还隐隐可见。
吃罢晚饭就开始做作业。那时家中没通电，便用煤油灯。我家有两盏，一盏是买的“美孚灯”，用玻璃罩罩着，灯芯可卷短卷长，灯光也就可明可暗。我把玻璃罩擦得干干净净，再用白纸做一个灯罩。这样，美孚灯的光就白亮白亮的。我特别爱看图书，可父亲说浪费煤油，也坏眼睛。我抵不住图书世界的诱惑，打山货买回一支电筒，躲在被子里看，最终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搜走了电筒，在奶奶协调下，电筒还是回到了我手中。此后，父亲不再那么严格限制我的看书行为。只是偶而说一句：“少看会儿，看多了会成近视眼！”
我经常趴在床上看书做作业。作业很多，做着做着就趴在床上睡着了。常常睡到第二天早晨，煤油灯还亮着。我揉揉眼睛，吹熄煤油灯，继续完成作业任务。
（七）
农忙时节，无论男女老幼，都要下田劳作。那时，全国都在大搞土地承包到户，全村都是各种各的田。为赶季节，家家户户都在换工干活。父亲老是不愿换工干活。父亲说换工干活快倒是快，就是糊糊胧胧质量差，就那么几亩地，质量差了产量起不来，慢就慢点，慢工出细活嘛！父亲是一家之主，全家人都听他的。每天清早，全家人便被父亲叫起，母亲做早饭，父亲带领我和妹妹还有奶奶一起下地干活。
春耕是播种希望的季节。父亲驾牛耕田，奶奶施肥我施种，妹妹照管牛仔。父亲左手执犁柄，右手执牛鞭，拉声拉调的吆喝一声：“走！” 这春耕就算开始了。调皮的小牛仔瞅准妹妹不注意，就跑到它妈妈身边磨磨蹭蹭。这时，父亲就会叫妹妹快点把小牛仔撵开，小牛仔老是跟妹妹作对，累得妹妹气喘吁吁。渐渐地，整个田野被父亲大手笔勾划出一层层黄黑两色图画，一群乌鸦和喜鹊飞到这幅图画里，叽叽喳喳地啄蚯蚓。
夏天是抢种抢收季节，成熟的小麦在微风吹拂下，翻滚着金灿灿的浪花。我们全家挥舞镰刀在这片浪花中间来回穿梭，一捆捆小麦堆满了我家门前的道场，汗水却湿透了全家人衣裳。那时，我们那儿还没脱粒机，父亲就用传统农具链盖拍打，然后再用风车把麦粒与麦糠进行分离。看着满仓金灿灿的麦粒，母亲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父亲却把注意力转向收割完毕的麦地说：“莫在那儿高兴啊，麦地的活儿还等着我们啦！” 接着，父亲驾牛开始套种晚熟玉米了。
秋天，地里又是一派金黄。成熟的玉米排兵布阵似的站在地里，好像正在接受检阅似的。每天清晨，我就和妹妹下地用镰刀把玉米杆子砍倒，笼成一堆一堆的，等吃罢早饭，全家人下地把玉米一个个拧下来，再用背笼背回家。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玉米堆周围，把玉米外衣一层层剥下来装框，再用背笼把剥去外衣的玉米背上干檐楼凉干。
收割玉米看似容易，其实不然。这季农活又复杂且劳累。往往一季玉米收割完毕，全家人都累得全身上下散架似的疼痛。收割玉米关键在于抢时间，半高山地带秋风秋雨多，玉米一旦成熟，不尽快收割，将会面临风吹雨淋长霉腐烂的危险。
秋末正是秋耕秋种时节。这时，父亲就会把犁铧农具准备好，把耕牛喂强壮。到了秋耕这天，我把耕牛赶到地里，父亲先把犁铧套整齐，我把耕牛拉过来驾好。这时，父亲就会说“是你耕呢还是我耕啊？” 我说还是让我试试吧！父亲说：“这耕田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有‘三稳’；就是要手稳、腿稳、犁稳。其中这犁稳尤为重要，否则，耕牛就会连人带犁全部拉跑，这田就没法耕了。” 我说没关系，不就是捉到犁尾巴一趟去一趟来吗？有撒子花儿嘛！父亲说我不相信长虫是冷的，试一把就晓得什么是冰。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当我捉到犁尾巴洋洋得意地一趟去一趟来时，不知耕牛哪根神经犯了病，猛然一家伙把我和犁拉倒在地。我急忙往起爬，耕牛却不管那些，拖起我就跑。我捉到犁尾巴拼命往回拽，尽管用尽了力气，却始终无法控制耕牛的脚步。父亲急忙喊叫说，快把牛鼻绳拽住撒！我急忙拽住牛鼻绳，这才抑制住耕牛飞跑的脚步。事后，父亲语重心长的说：“是艺好学，一窍难得！” 多年以后，父亲这句话始终记在我心头。
地耕好后就是坝田。坝田就是要把耕地大土块整碎，包包坑坑整平，这一环节马虎不得。因为它关系到小麦播种质量，播种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下一年小麦产量。坝是庄稼人不可缺少的重要农具之一，一般长2.5公尺，宽1.5公尺，厚度10公分，前后共有坝齿两排，每排坝齿共有10根，每根高20公分左右。使用时，先将坝扛到地里，套好耕牛，操作人有的站在坝上，有的扛一块重量适宜的石头放在坝上，这样耕牛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手执牛鼻绳驾驭。坝田比耕田快，一亩田转眼间就坝完了。父亲每次坝田我就要坐坝，开始还蛮好玩，时间长了就腰疼屁股痒，混身上下不舒服。父亲要我坚持住，他说上农业大学没有舒服事儿，不磨破几层皮，这农业大学就不能毕业。
记得在学校时老师就经常讲，不好好学习，就回家种地。可是，这地，也并不好种啊！
（八）
距离老屋五十米，有一口终年不干枯的池塘，塘水清澈。夏日，干完农活回家，去塘边洗涤。兴致上来，便脱了衣服，跳下池塘，嬉戏一番。面对清澈的塘水，父亲突发奇想要养鱼。我告诉父亲说寒冷地带养鱼怕是不行，冬天冰冻厉害，鱼有可能被冻死。父亲说不要紧，泉水沟那么些子石鱼咋没见冻死啊！
冬天是农闲时节，父亲和我着手兴建鱼塘。
鱼塘就建在老池塘左下方，说是建鱼塘，实际上就是开挖了一个一百乘五十米见方的土坑。用水管抽引塘水于土坑内，再购买鱼苗进行投放。这鱼塘就算是兴建完工，正式投入使用。喂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天我和父亲都是起早贪黑去投放鱼祠料，观看鱼苗成长情况。到了秋天，鱼苗已经成长为半斤左右，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看，父亲总是不厌其烦的讲解养鱼秘诀。
冬天说来就来。一夜之间，皑皑白雪覆盖了漫山遍野，也覆盖了整个鱼塘。
塘水也开始冰冻。起初，我们还能把冰冻扎破。随着冰冻的不断加剧，我们已经无法扎破冰冻层了，父亲急得像热锅上蚂蚁跑进跑出也毫无办法。无奈之下，父亲干脆放弃了对鱼塘的拯救。父亲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没办法的事。第二年春天，冰冻的鱼塘历经一个月之久才全部融化，五千多尾鱼全部冻死，无一幸免。面对如此结局，我和父亲除了叹息还能如何呢？
泉水沟的水是清澈的，泉水沟的夏天也是丰富多彩的。
每每这时，我们几个放牛娃就结伴到泉水沟大清潭游泳。所有游泳的姿式里，我最喜欢的是仰泳。游至水面开阔处，把整个身体都浸没在水中，只留口鼻眼在外，可见的唯是蓝天白云。人悬浮着，无一处着力，却又无处不着力，恰似凭虚凌空，人顺着水流自由漂荡。闭上眼睛，飘飘然欲仙。那一刻身心都是放松的，无一丝杂念。很多次我在梦里飞翔，地点就在那条小河上空，姿式是两臂张开，双腿绷直，这恰是我悬浮在水中的样子。
我游泳，没有击水三千，浪遏飞舟的豪情，只喜欢这样躺在水中，享受单纯、宁静和自由。
老屋门口有一竹园，一年四季青翠欲滴。竹为金竹，可编织各类竹制品日常用具。比如竹框子，竹背笼，竹凉席，竹篮子，竹筛子等等。门对一园翠竹，还吸引了不少南来北往的路人注目。尤其到了春天，满园春笋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春笋与翠竹相得益彰，构成一幅清水淡墨中国画。春笋是上好山珍食品，可爆炒瘦肉，可清炖山鸡。笋壳是端午节包粽子的必备材料。每到这时，母亲就会把笋壳收集起来用开水烫煮，待笋壳完全软化后用清水洗净备用。端午节前夕，母亲就张罗包粽子的事。母亲把糯米淘洗干净，然后我们全家人围坐一圈，开始包粽子。包粽子并不复杂，先把笋壳叠成三角盒，把糯米、绿豆融合放进盒内，用棕叶包扎，放入锅内煮熟后捞起，再放入清水中寖泡。端午节吃粽子，是一种传统，或者说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当年我太爷在世时，每当秋冬时节就到我们家打蔑货。于是，竹园响起了太爷叮叮当当地砍竹声；道场响起了太爷劈劈啪啪地破竹声。一根根长长的竹杆被太爷破解成千丝万缕的蔑条。千丝万缕的蔑条又被太爷编织成各类蔑货家什。虽然太爷手艺一般，但一些日常粗蔑货家什倒也不需出钱买。
如今，那一园翠竹依然青翠欲滴。春去春来，竹园重复讲述着发芽、出笋、换叶的老故事。母亲每年还是收集笋壳，端午节依然张罗着包粽子的事。只是再也听不到太爷那叮叮当当地砍竹声和劈劈啪啪地破竹声。
老屋左侧有一菜园，菜园田边种着几株桃树，迤逦相接。春天，则一串绯红。不像桃林那样，一大片，簇成一团，绚烂得让人无处躲藏。而我家菜园田边的桃树疏疏落落，不热闹，也不冷清。又不杂以其它颜色，所以不构成万紫千红的繁华。过了时节，花瓣无风自落，悠悠扬扬，入土化泥，正是“芳树无人花自落”。且桃花落地，不似菊花，花萎叶枯，一副破败之相。落地之时，依然洁净鲜亮，而枝头新叶簇新，又一派生机。桃花便有这般的好，没有霸气，像是未嫁的娟娟静女。花开，自是风景。花落，也清清爽爽。
老屋后面，有一座大山，山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混杂林。一条横贯东西的羊肠小路拦腰把大山一分为二。路上归港湖冲管辖，路下是我家责任山。春夏秋冬，我们一帮子放牛娃都在这座大山放牛。清晨东方破晓，我就被奶奶叫醒，赶着牛羊上山。到了山坡，牛羊们就悠然自得地啃食青草，我们一帮子放牛娃就在山上玩游戏，捉迷藏。太阳满山时，蚊虫叮咬厉害，牛羊们难以忍受。我们就赶着牛羊下山回家。
傍晚，我又提着长鞭，赶着牛羊到背阴的山坡。猛一抬头，向西望去。但见红日低垂，远近的群山高低错落，四散于阳光弥漫的天宇之间。泉水悠悠，向落日西去，长路漫漫，从落日余辉中来。这一切又全在斜晖的金色里。只觉乾坤朗朗，天地静穆。偶尔有放学孩童群结而过，也是满身金色，不一会儿，便没了踪影，似融进了这金色。天地依然辉煌肃穆。
我在这金色里，提着长鞭，在山坡放牧牛羊，抡圆了长鞭，将鞭抽拂。鞭绳成一条长长的弧线，哗啦啦落下。好敞亮的日子。
（九）
老屋，一直存在了近二十年。这段漫长岁月，生活不断变化。
我家首先买回了黑白电视机。记得那天，隔壁人家娶媳请客，借我家地方放席吃饭。电视机搬进来，几乎是夹道相迎。吃完酒宴，大家都拥在我家看电视。最得意是我，电视机是我家的，我最有权力摆弄它。在那么多人面前，我幼稚的可笑，却也可爱。
那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在泉水沟，除了我家，就是弯子的任叔家有。但他们家电视机接收不到信号，大家去过几次就不去了。每到夏天，我们就把桌子放到道场边，搬出电视机，用长长的拖线板通电。邻居乘凉时，便围过来看。记得那时最流行的电视剧是《西游记》。每到傍晚，便都候着。可停电时候居多，大家也只能望电视机兴叹。于是，一起摇着蒲扇，坐在道场边纳凉聊天，或独自仰望河汉星辰。那时，乡村虽然没有灯火辉煌，天上却是星光灿烂。现在，却是人间天上，皆成另一番模样了。
后来，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了，且都是彩色。有闭路信号传输，不再雪花满屏。然而却没有了纳凉聊天，也看不到牛郎织女、银河北斗。门前小河也渐渐混浊、干枯，终于，人再也不能下河了。
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种地。年青人都出门打工、做生意、挣大钱去了。只留下老人们还佝偻着身子在田地劳作。不少土地也慢慢荒芜了。
而我因偶然机会离开家乡，工作在他乡，逢年过节才回家几天。父母已经渐渐变老，母亲还是喜欢忙进忙出，每年喂养一头肥猪，种一些不起眼的菜。满山的混杂林和二亩旱田让父亲没有失业，每到寒九天。父亲就把混杂林里的花梨树砍倒，栽培香菇、木耳等，每年收入万元以上。
前些年，镇政府号召农民种烤烟，还确定我们村为烤烟示范区，不少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家种起了烤烟。面对大面积烟叶，父亲忧心忡忡的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政策要是一变，烟叶买不出去，这农民到底吃什么呢！”
父亲固执地种他的玉米，父亲说“古话说得好，手上有粮，心中不慌 。” 父亲似乎蛮有道理。然而，父亲的担忧是多余的。事实上，村里绝大多数农民依靠种烤烟走上了致富道路，不少村民盖起了小别墅。
针对村子里日益增长的经济形势，镇政府确定在我们村搞新农村建设。整个村庄要拆迁新建。镇政府要求村民新建漂亮楼房，国家给新建楼房的农民每户补贴两万元现金。
消息传来，年青人欢欣鼓舞，急急签字，盖上新楼房搬走了。我们家留到最后父亲还没签字。父亲说盖新楼房好是好，就是拆毁老屋他舍不得，再说，住在老屋踏实、舒服。父亲说这话时，母亲躲在一边抹眼泪。
我每年都回老屋过年，村子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木电线杆变成了水泥电线杆，一栋栋夯土瓦房变成了幢幢漂亮的小别墅。摩托车，小汽车来来往往、招摇过市。父亲说，村子里大部分老房屋都已拆掉，只剩下泉水沟这些农户还没拆。镇政府领导说了，明后两年泉水沟这些老房屋全部都要拆迁完毕。
脚踏这片故土，我想，再过若干年，地球上或许再也找不着老屋所在那个从前的村子了。那个村子叫堰塘冲，我就居住在堰塘冲一个叫泉水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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