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
探秘火山口上的温州
1.谜雾重重——中国资本之都遭遇黑色9月
当今中国的城市谁最富有？既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香港、深圳，而是温州。
温州人是商人的典范，温州城是财富的象征。在外国人眼里，温州人是比犹太人更会赚钱的“东方犹太人”，而中国总理则赞称温州人是中国式的“威尼斯商人”。
温州经济崛起之路成为全国效仿的典范，“温州模式”一直被奉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经典教科书。
温州人凭借雄厚的资本取得决定商品价值的话语权。从房价到资源，除了国家垄断以外的所有领域，温州资本的腾挪转移一直都成为市场的风向标。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民营经济成长的摇篮，温州一举一动都是国内外媒体的焦点，其关注热度远远超越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和90年代的上海浦东。描写温州人如何领先创业、如何会赚钱的书藉市面上都很畅销，在金钱的话语权越来越重的时代，温州人在中国成为最受关注的族群。
然而以财富和产业著称的温州在2011年的仲秋季节却爆出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另类新闻——
“温州缺钱，由个人、钱庄、企业、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所构筑的资金链条，正在逐环断裂。由民间高利贷支撑的温州中小企业正遭遇空前危机！”
此消息一经披露，国内外媒体蜂涌赶往温州。报刊、网站关于温州的报道顿时铺天盖地。一个个标题触目惊心——
“温州中小企业现倒闭潮！”
“江南皮革老板黄鹤欠下数亿赌债逃跑！”
“ 温州女老板"跑路"效应扩散 10天7企业老板失踪……”
“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欠债4亿从22楼跳下……”
而随着9月21日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神秘失踪引发了温州企业界、金融界的全面恐慌。
9月23日凌晨，一名叫张秀慧的高利贷中介人，从27楼跳楼身亡将恐慌气氛推上了巅峰。媒体报道进一步升温——
“跳楼女揭开温州高利贷断裂链倒之秘，官商银全城套牢！”
“温州10天三老板跳楼自杀……”
9月原本是海滨城市温州最好的季节，然而2011年9月的温州却弥漫着恐怖的气氛。温州工商企业界、金融界人人心头乌云密布。这个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一时间风声鹤唳，经过媒体轰炸式报道，效应正在放大，并向全国漫延。温州商人在各大城市都有投资，触角遍及全国。各地与温州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和商家更是如同惊弓之鸟，纷纷赶往温州收账探听消息……
温州危机猝不及防的爆发让全国为之震惊，世界为之侧目！
这种消息对于深陷金融危机的西方世界特别敏感，香港和大洋彼岸的欧美媒体对温州的报道更是连篇累牍，铺天盖地。
以财富著称的温州一下子被架在了火山口上。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是独善其身的国家。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一直都把拯救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而温州正是中国最富有、最具活力的城市。温州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温州出现企业集中倒闭、老板纷纷跳楼、跑路这一特有的“温州现象”，令国内外一片恐慌。
跳楼、逃亡事件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9月下旬，国务院派出多个调查组分赴浙江省和温州市密集调研。
10月4日，在中国例行的黄金周长假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前往温州救火，与温州市政府、温州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们面对面研讨，探讨危机的形成原因，寻找化解温州危机的策略。
温州既然能引起国家领导人如此重视，并受到世界如此的关注，说明温州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重要。因此，研究温州、解析温州就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引领中国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到企业集中倒闭的“温州现象”，这背后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摇篮怎么会突然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潮？亿万富翁聚集之地，怎么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
毕竟温州人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巨额的财富，温商也由此成为全国商界的偶象。那么温州到底是怎样一座城市？温州崛起走过怎样曲折的道路？温州人有着怎样的创造精神？温州商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崛起中积淀了怎样一种文化？从中国民营经济的引擎到引发世界经济恐慌的引爆器，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并给予我们怎样的警示？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温州模式”被全国各地大量复制的经济环境中，温州现象似乎应引起全社会的深思。关于温州危机，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报道已经够多，但新闻的功能是在第一时间将消息披露给读者，而作为报告文学，我希望能从社会文化的层面更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解析“温州现象”的成因。
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帮助读者从较宽泛的社会层面解读一个立体的温州。
2． 温州经济快速崛起之秘
——温州人性格形成缘于特殊地理环境和宽松的政治气候
要写出一个让温州人认可的温州，较贴切地解读“温州现象”、就得解析温商群体，就得对温州人的性格特征和商业精神形成、以及温州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全面研究。就这个问题，我与温州藉的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和文化名人进行了探讨。
通过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介绍，我最先接触的是当代著名作家戈悟觉先生，戈先生的文名很早就令我敬仰，他是文革结束后中国作家协会发展的第一批会员。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多年，退休前夕叶落归根调回温州担任文化教育界领导。戈先生不仅是“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也是温州人公认的文化领袖，现在仍兼任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道德文化学会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戈先生也是温州民营企业成长的见证人，因为他还兼任着温州最大民营企业中国正泰集团的高级顾问。对温州民营经济的痛痒了如指掌。由于戈老的热心支持，使我能接触到温州经济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
另一位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德文先生，周先生有许多身份，主要的有：世界经济贸易联合促进会副会长、全球商会联盟副主席、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投资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兼职教授以及各地政府顾问、经济组织顾问等几十种兼职。这次温州危机，他是最先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2011年元旦刚过，他就对温州发出两个预警：一是中小企业将面临比2008年更严峻的危机，二是民间借贷风险将集中爆发。当时地方政府很不高兴，说他是“乌鸦嘴”。然而他的预言在半年后得到应验。这次中央调查组来温州，周德文是钦点的发言人。在国务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对“温州现象”发生的根源作了透彻的分析，他提出关于为中小企业减税、松绑，以及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让民间资本市场合法规范等若干意见都切中要害，受到总理高度重视。因此被温总理称作“温州最权威的发言人。”
还有著名经济学家马津龙先生，曾任温州市政府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大学教授，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现在仍是温州电视台科教频道经济节目主持人。
经过老家宜城市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郭自友先生的介绍，我还找到了著名社会活动家、《温州商人》杂志社长兼总编辑潘建才先生和《温州商人》杂志执行总编辑周桂美先生，《温州商人》与国内200多个大中城市和国外70多个城市的温州商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海内外数百位温商都是他们的好朋友。通过他们能获得世界最权威、最前卫的工商业资讯。他们对外边的作家关注温州并用文学的眼光解析温州都很支持，尽管之前已有作家写过关于温州发展的书，但他们还是尽自己所能热心为我提供资料。正是他们的支持才使我增加了写这篇文章的信心。
不仅如此，我还专门到温州市图书馆做了几天功课，借阅温州地方志、温州近20年来的年鉴、大事记，以及正在编撰中的《温州通史》的有关史料。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有关温州和温商群体的印象逐渐在我眼前清晰起来。
温州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超前的创业精神和出众的商业头脑。而周德文先生说，温州人的精神是逼出来的。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角的海边，东西南三面被连绵的大山包围，境内洞宫山、括苍山、雁荡山等山脉都相当有名。层峦叠嶂的大山阻隔了温州与内陆的联系。只有C型的东南一面是大海。在没有公路和铁路之前的漫长岁月，一切都靠肩挑驴驮，从温州挑一担米到金华，价钱要翻好几倍。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滨海山区地瘠民贫，人们只有把求生的冀望转向大海。温州南与福建相交，东南沿海一带向来有“以海为田”的观念。从宋元以来，闽浙沿海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聊以维持生计。然而明代一纸禁海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最严厉时连捕捞渔业也被禁止。海上出路被堵死，靠山生存的人们为了谋生只得铤而走险偷着与海外交易，千方百计突破官军封堵。甚至不少人串通“倭寇”谋利维系生计。这就是戚继光时代为何朝庭屡出重兵，倭患却延绵不绝越剿越多的重要原因。明庭派往琉球的使节谢杰（万历二年进士）无奈地说：“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嘉靖进士、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愤然感叹：“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在最近的温州通史编纂研究中，有温州学者也再次提出当时所谓的“倭寇”中当地人占多数这个观点。
三面被大山阻隔，大海作为唯一的谋生出路又被堵死，为了生存只能铤而走险。正是生存的本能造就了温州人既务实又敢于冒险的性情。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里，温州仍然无法摆脱地理环境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温州状元岙港区至台湾基隆距离148海里。除了福建漳厦，温州是距台湾最近的滨海城市。解放后很长时间一直被视为“前线”。温州方志大事记上有以下记录可以佐证：
1962年9月9日，解放军空军某部击落台湾美制U2型飞机就是在温州上空；
1963年月台湾武装特务12人在温州龙虎岩登陆，被解放军驻温部队歼灭。
直到1965年1月30日，我边防军还从温州平阳海面俘获了台湾国民党特务船两艘。正是这种地理和政治的双重制约，使温州发展长期滞后，解放30多年，国家在温州地区的总投资仅区区6亿元。所以温州的基础设施发展与全国相比一直滞后，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外地人要想去温州也只能绕道上海走水路坐上一整天的海船。即使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温州模式”名扬天下之时，温州仍是一直不通铁路，去温州只有坐长途汽车走崎岖的盘山公路。现有的金华至温州的铁路还是温州藉学者南怀瑾先生倡议用民间筹资形式修建的，直到1998年才正式通车。在9万多公里的中国铁路网中，长度251公里的金温铁路是唯一的民营股份制铁路。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也是唯一独立于大垄断之外的一家民营铁路营运公司。按照温州人的说法，温州人是爹不疼，娘不爱，出路自己找，一切都靠自己干。不仅是铁路，温州的机场也是用民间集资修建的。正是贫困和封闭激发了温州人的斗志，造就了温州人这个特殊族群。
从大陆交通的视角，层层大山隔断了温州与内地的交通联系。在闭关锁国的农耕经济时代，身处绝境的温州人饱尝了贫困的痛苦。然而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对于温州人也并不全是劣势。从商业贸易的视角，这种地理环境称得上是得天独厚。蔚蓝色的海洋通向世界各地，它让温州人较早接触外部世界的精彩。
早在公元843年（唐会昌三年），中国著名的航海大商李处人就开辟了温州至日本嘉值岛的直达航线，温州一带与海外的民间贸易往来逐渐开展。
到北宋时期温州海外贸易已经十分活跃，据温州志称：当时的温州“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市行遍地”。苏东坡的好友、温州知州杨蟠曾作诗赞曰“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到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温州正式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官府设立了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务，开设“待贤驿”、“来远驿”从文字上就知道这是专门接待外商和使者的机构。到元代后市舶务改为市舶司，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温州第二次对外开放。《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后，温州成为英国在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
英国人设立了驻温领事馆，建起了基督教堂和教会医院。到1894年，温州街上已有英、美、德、日等国洋行20多家。
1963年8月11日，国务院批准温州港对日本轮船开放。
1964年4月，温州成立外轮公司，专门接待港澳及外国来温轮船，5月，浙江省人委（省政府）批准温州市区对外开放。可以说，温州的对外开放比深圳特区早了近20年。
较早的开放使温州人较早地接触到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和观念，较早的树立起商品经济意识，对财富的向往和追逐成为激励温州人创业的强大动力。
温州人能率先走上富裕之路，除上述外部环境影响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温州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开明的地方领导人以求真唯实的精神为温州营造了一个发展私营经济的小气候。
在中国，无论多好的事情、多好的想法，没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你是很难成功的。党的书记是一个地方最高决策者，也是风险最大承受人。一个地方的发展速度与地方党政领导人的作为密不可分。如果地方当政官员只维护自己乌纱帽，亦步亦趋跟风，那就决定了这个地方毫无悬念的平庸和贫穷。
温州人思想活跃，敢拼敢闯，富于创新精神，这首先得益于温州的领导人敢于逆向思维。在这片充满刺激与传奇的土地上，一些敢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人为温州精神的形成作出了可贵的牺牲。
我们现在都把安徽凤阳视为农村改革的先行者，认为是小岗村最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大包干。而实际上中国最早实行大包干的地方是温州，因而温州也是最早与“资本主义”结缘的地区。
1956年，在全国合作化高潮时期，许多地方正在由高级合作社向公社化道路迈进时，温州永嘉县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社员们在合作社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的弊端。 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燎原合作社试点创造了大包干的经营管理模式。在生产上“三包到队，责任到人，定额到田，统一管理”，在粮食分配上“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一举措深得农民拥护，当年粮食产量和集体收入都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中共永嘉县委认为试点经验符合现阶段农村的实际，决定以县委正式文件形式在全县推广，并在温州城区召开高级社长以上的千人大会推广燎原社的大包干经验，结果大包干在温州地区大面积推广。1957年，温州地区1000多个高级社实行了燎原社的大包干模式。结果此事传到中央，在当时环境下被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称永嘉县的大包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浙江日报》、《浙南大众报》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1958年2月4日，县委在压力下将《李云河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报告》上报浙江省委，21日省委批复将李云河划为右派份子，开除党藉、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铁工厂劳动，由县委副书记变成了铁工厂工人。县委书记李桂茂也受牵连被撤消职务，由正县级变成了正股级，下放到区下面一个叫塘下的小公社当了副主任。1979年三中全会后李云河才被平反，1981年6月《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文章，称“温州永嘉县是全国试行包产到户最早的县。”
《永嘉县志》用很大的篇幅记录了这个影响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温州人的性情。为了求生存图发展，为了追求真理敢于冒任何风险。在比文革更恐怖的反右年代敢于以县委文件形式推行与全国集体化高潮背道而驰的道路，既代表了温州人的求实精神。也反映出温州地方党的干部求真唯实敢担风险的优秀精神品格。
另一位让温州人怀念的市委书记董朝才也具有同样的品格，至今网上还有不少怀念他的文章。
1985年董朝才从金华地区调任温州市委书记。不多久温州乐清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抬会”事件，造成60多人自杀，200多人潜逃，8万多户家庭受牵连。事发时他正在省里开会，连夜赶回温州处理事故。这件事让董朝才很被动。但他并未因噎废食，在事件过后也没有简单一禁了之，而是进行深入思考。他知道温州一带一直有民间借贷传统，但是传统来源于社会本身的需求。简单禁止并不是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引导它走向法律制约下的规范。1984年9月25日，温州苍南钱库镇支边回城青年方培林在钱库镇委书记黄得余的支持下，办起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专事民间借贷的私人钱庄。在计划经济的思想意识还非常浓厚、政府对金融体系管制十分严格的大环境下，这成了一件爆炸性新闻事件。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鼓励新鲜事物，但这件事却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遭到温州地方县以上各级银行的干预，但是从钱库镇委到温州县委市委都给予明确的支持。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明传电报形式通知温州市分行：“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但是当时董朝才从抬会事件中看到，正是因为民间资金没有正常的调剂渠道才给了非法抬会的可乘之机。于是明确要求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给予支持。并明确批示：
“温州市人民银行，根据试验方案，方培林应继续办下去，具体工作希你们联系”。而方兴钱庄所在的苍南县领导态度同样坚定。温州市苍南县县长刘晓桦听说县有关部门不同意方培林办钱庄，同样明确批示：“请工商局抓紧办理。私人钱庄应允许试办，不必再请示有关部门，出问题由县委县府负责！”
这个私人钱庄就这样存活下来，这在外地是不可想象的。这正是温州与众不同之处。
方培林走出了第一步，在民间资本合理流动上吃了第一只螃蟹，市委的态度也给有意从事金融服务业的企业家们增添了勇气。过了2年，温州5个老板共同出资40万元要求成立鹿城城市信用社。为私人个体企业提供小额信贷服务。这明显是对高度垄断的国有银行的挑战。人民银行温州分行不准许开业。事情反映到董朝才那里，董朝才给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反复做工作行长不听。董朝才只好拿出杀手锏，对行长说：“你们银行是一条边管理，可是别忘了，你这个人行党组书记还是我批的呢！”人行行长只好向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反映。省分行行长打电话找董朝才说：“老董啊，你们那个城市信用社，人行没有发执照你怎么就让他们开业了？”
董朝才却回答说：“一个小信用社，不会跟你们竞争的，你就让他试试吧！”
鹿城城市信用社就这样在没有执照的情况试着开始营业了。
敢于突破僵化而严格的金融管理体制是一种象征，这正是温州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全国都还在极左路线控制下热心空头政治之时，温州人就悄然开始了隐晦而艰难的个体私营经济的探索。这个时期的温州许多小企业都是挂着集体的名义，顶多给集体上交一点管理费。实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小作坊。开明的温州地方党政领导人顺应潮流，眼睛半睁半闭。前文提到的市委书记董朝才成为温州私营经济成长的重要推手。董朝才是温州人的福星。他到任时私营企业已有相当规模。省里派他去的目的是要他把温州的做法全面改变过来，要他下力气搞活国有企业。但这个开明的书记没有按上级要求去限制私营企业发展。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发现当时温州的私营经济已经占有整个工业的40%、整个商业的50%和交通服务业的80%！结果他索性用土政策让这种小工厂、小企业逐步合法化。整整3个月，他跑了几十个乡镇，上百家国营企业和家庭作坊工厂。作出了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
董朝才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制定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发展。主持相继出台了8个地方性政策法规，其中，有关“个体挂户经营”、“私人企业”、“股份合作”等三项地方法规，给温州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激发了温州发展民营经济的热情。
市委的支持使温州的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当改革开放大潮到来，政策稍有宽松，已经积累了丰富市场经验的温州人便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家家户户比着干，没有厂房，把自家住的房子先腾出来，前院是厅堂，后院是工厂。许多报纸都报道过温州“家家办工厂”的盛况。温州人务实，他们用商品经济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干，好多人起步都是从弹棉花，擦皮鞋、修锁、卖卤菜、踩三轮车这样的小生意做起，包括拾荒拣破烂。这些营生让内地人看来很没面子，然而温州人认为没钱才最没面子。他们不要面子，他们在收破烂中把一些工厂淘汰掉的废机器弄回去，修修补补就干起了加工。把农村育秧温室废弃的塑料布收回去加工回炉，渐渐就成了气候。温州的工业实际上起点并不高，不需要多少投资，也并无科技含量。但他们有强烈的市场意识，瞄准市场需求，瞄准人们生活需要。工厂机关门口的标牌、工艺简单的打火机、钮扣、松紧带、电木插座、开关、眼镜、锁具……
正是这些内地人看不上眼的小打小闹，温州人却能滚雪球一般渐渐做大做强。擦皮鞋的成了制造皮鞋的鞋王，修锁匠成了生产锁具的锁王，小裁缝成了上市服装公司的董事长…… 正是温州领导人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品格保护了温州人的创新意识，鼓舞了温州人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使温州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先锋。董朝才创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许多新经济模式。如“个体挂户经营”、“私人企业”、“股份合作”、中国第一个由地方集资完成的民航机场等等。中国最早的“机场建设费”也是诞生于温州。于是温州便拥有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如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第一个利率浮动的信用社、第一家私人钱庄、第一条股份制铁路、第一个地方集资建的飞机场、第一个实行出租车牌照拍卖、第一个实行小轿车吉祥号拍卖、第一个电器城、第一个鞋都、锁都、第一个民营经济产业园区…… 据温州人说，温州的历任领导思想都是超前的，不然就不能适应温州经济发展的形势。董朝才不过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个。他唯实务实，不拿官帽子当回事，所以他也是温州市历届一把手里唯一没有享受到副省级待遇的领导人。董朝才后来的结局是调到浙江省体改委当了主任。90年代的体改委与后来握有重权的发改委不是一回事。当时就只是个为省委省政府提供体制改革决策参谋的智囊性质机构，只管着14个人。但董朝才在温州人心中的评价是很高的，口碑也是最好的，这对于已经仙逝的董朝才是最好的安慰。 正是温州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人唯实求真，敢于吃螃蟹、敢于担风险，让温州民间巨大的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出来，温州才有了这许多的全国第一，并且温州人一直还在不断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第一。
3．温州资本快速积累之秘
——独特性格让温州人成为比犹太人更会赚钱的族群
正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宽松的政治气候使温州人形成了善于思考、敢于竞争、敢于冒险、谁都不甘居人下的共同特点。
温州中小企业数目庞大，据中小企业研究专家周德文提供的较可靠数据，温州每天都有新公司开张，也有公司关闭。常态保持在40万家左右。这样大的企业群体与温州人性格有关。据在温州打拼17年的湖北青年企业家何国威的了解，温州本地人每个人都想当老板，并且十分务实，从小本经营起步，擦皮鞋也要自己开店，谁也不愿久居人下给人打工。
既使开始既没技术又没本钱不得不给亲戚朋友帮忙打理厂子，也会在半年内掌握技术和市场规律，所以本地人的性格决定了一般不超过半年就会跳出去另起炉灶办起自己的厂子，并参与到与原来的老板竞争的行列中。奇怪的是原先的老板并不嫉妒，还会把自己加工能力无法完成的工序发包给昔日的打工崽，顺其自然的与原来的打工崽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关系。何国威说，温州人创业与内地人的区别在于不讲面子，因陋就简说干就干。在内地，人们办企业的习惯流程是先考察、再贷款征地建厂房、买设备、培训工人，结果一晃几年过去，资金利用率极低，原本可以赚钱的项目等工厂建起后就遭到市场淘汰。而温州人不一样，起步时很简陋，大部分都是先在自家堂屋里支了机器先干起来。家家办工厂、户户响叮当，人人当老板，村村赚钱忙。这就是温州小企业能够快速衍生繁殖的“孵化”模式。
身兼20多种社会职务的经济学家周德文对温州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程研究十分透彻。在他名片上中，最具实际意义的还是中小企业促进会长。他在国外常听到外国人拿温州人与与犹太人比较，认为中国的温州人已经超越了当年的犹太人。
虽然写温州人创业的文章已经不少，但周德文常讲的温州人怎样当上老板的经典案例仍是让人感佩不已。这些老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人生传奇，他们普遍没有高学历，也没有读过MBI之类，但却一个个都做成了名扬全球的世界级品牌。
最具戏剧传奇色彩的是创造了世界知名休闲服品牌的周成建。周成建原来是个小裁缝，在温州街上有一个很小的裁缝铺。看到很多伙伴创业办公司越做越大，他就想自己怎么办，心想靠这样一个缝衣铺子，一辈子就只能是个温饱。他也要找一条发财的路。于是冥思苦想，什么行业都想过，但想了一年什么都没有做，最后思路还是回到缝衣上。一旦回到熟悉的行业他很快就开了窍，温州人讲究穿着喜欢赶时髦，“穿在温州”的说法给了他灵感。他琢磨出了一个模式。他把不多的积蓄拿出来先在温州繁华地段租了个门面精心装修了一番。然后找到一家服装加工厂，说他是一个知名品牌代理商，手上有10万套国外品牌加工业务，愿不愿承接加工？服装厂正为业务不饱和着急呢，自然一口答应下来。但周成建说，只有一个附加条件，三个月后结算加工费。厂方想想这么大的订单还付不起加工费？悄悄按他提供的公司地址去探了虚实，见公司门面果然很气派，便也答应下来。有了加工厂周成建就找到服装坯布生产商，说想一次进10万套服装的面料，也只有一个条件，三个月结清面料款，如果同意以后可以长期合作。服装面料商家一见这样大的订单，就悄悄派人跑到周成建的公司侦察，见公司很气派，心想你这么大公司就在温州还跑得了？很快把面料送到周成建谈好的加工厂。待加工厂满负荷开动起来之后，周成建就到温州的地方报纸去谈广告。提出每天包一整版广告，连续一年不间断。但是三个月付一次广告费。报社见这么大的业务，心想你本地人还能骗了强势的官方媒体？只让周成建付了少量订金就爽快地签下了合同。从此以后，温州人每天都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整版的休闲服广告——“美特斯·邦威”。
新鲜而洋气的品牌名字和整版广告接连不断的狂轰滥炸，让温州人都开始关注起这个闻所未闻的洋品牌，休闲服的第一浪潮在温州兴起，他的休闲服装店每天都被年青人挤得满满的，加工厂的服装刚一到货就抢购一空。三个月不到第一批休闲服全部脱销，他按约定支付了加工、面料、广告一应费用。并且有了一笔丰厚的利润。于是在温州又开了几个专卖店，并开始向周边城市进军，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分公司和专卖店。时隔不久，“美特斯·邦威” 休闲服装品牌在大小城市四处可见。就连周成建自己至今也不知他怎么想到这样一个名字。没有任何特定寓意，就是听着洋气，或者说与众不同。也许创意的动因就是切中了爱穿休闲服装的人们追求时尚的心理。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没有任何寓意的名字，周成建却在很短的时间把它做成了拥有2000多家分公司、6000多家门店、带动10多万人就业、年销售超过50亿的著名服装企业。按照“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的级别划分，“美特斯·邦威”已经成了不需要工厂、只卖品牌和标准的企业。按照ERP系统信息管理模式，总部只须给加盟商提供样品标准，各地加盟商只须按总部标准生产出“美特斯·邦威”，就地销售后就可以分享到25％的利润。加盟商省去了品牌宣传费用，总部省去了管理庞大工厂群的烦恼。企业发展神速。2008年在中小板成功上市，至今总市值已达到280多亿。服装也是温州民营企业主打产业，在温州，服装品牌很多。与“美邦服饰”齐名的还有“报喜鸟”、森马”、“庄吉”、“法派”、“夏蒙”、“乔顿”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电视上经常看到周华健、梁家辉、张柏芝、周杰伦、巩俐、郭富城、等影视名星为这些服装做形象代言。
而温州最大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的老板南存辉的成功之路更像是一个神话。《温州商人》杂志执行总编辑周桂美在介绍南存辉的创业史时充满感叹。
“全世界现在都说温州人早已超越了犹太人，这话一点不假。南存辉就是温州商人的杰出代表。” 南存辉初中毕业后不想守着几亩薄田受穷，便弄了个补鞋机、给人擦鞋、修鞋。这种营生顶多比农活轻松一点，永远不可能发财。他边干边想出路。受日本松下幸之助的启发，他在1984年也创办了一个电器开关厂，从做最简单的电器开关开始，1991年成立中美合资温州正泰电器有限公司。经过30年打拼，不仅把正泰从一个小手工作坊做成了国内一流电气企业。还通过资本运作，涉足房地产、新能源及多个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将正泰经营成了拥有280亿资产的跨国集团企业。属下的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还有好几家进入新型产业的全资子公司在证券会发审委排队等待I P O。南存辉创办的正泰集团已经成为温州工业模式的缩影。
2004年4月21日，出席博鳌论坛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就在北京专门会见了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南存辉受到如此礼遇并不是因为他兼任的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而是老布什对温州企业发展模式的欣赏。
至于奥康集团的王振滔的发家，更像是电视剧的情节。这位拉板车出身生的老板，竟把皮鞋做成了世界级品牌，不仅有30多个省级分公司、2000多家专卖店，还在广州和意大利建有研发中心，每年开发出3000多种新款皮鞋，使奥康始终领导着皮鞋消费新潮流。成为全国百强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由此获得“鞋王”的美誉。2011年6月，拉板车出身的王振滔当选为温州市工商联主席。在温州，皮鞋产业的成功者数不胜数，温州一市共有各类制鞋厂1300多家。像奥康、吉尔达、红蜻蜓、康奈、等都是国际上市场份额很高的品牌，纽约、巴黎、罗马、米兰、巴塞罗那，在国外任何一个城市都有温州产的皮鞋。在国内市场，温州皮鞋更是第一品牌，经济学家周德文说，100个国人中，至少有30人穿着温州产的皮鞋。还有刀剪、锁具，剃须刀等等，看似不起眼，却同样创造着滚滚财富，而且都有着行业老大的地位。中国刀剪十大知名品牌中有四个产自温州。锁具更是占据着全行业65％的份额。
温州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他们的思维与众不同，爱动脑筋。当打火机在国内还没有人生产之前，利润是很高的，出国的人就用不多的外汇买这样的小玩意带回国送亲朋。可以说，得到打火机赠品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广东深圳这些地方，但却没有人想到会复制生产。而温州人就不同，他们拿到从日本带回的一次性打火机礼品，看到使用特别方便，再不用棉纱灌汽油了。就动了仿造的心思，他们把打火机拆开，几个人一商量，你做外壳，我做风罩，他做滤芯，一连串的小作坊雨后蘑菇似的一夜就冒了出来。最高峰时达到4000多家，最终占据了全球80％、国内98％的市场。
还有一个叫徐宪云的人也是非同凡响。当时温州最先买回一千多辆菲菲亚特小汽车，并很快发展到4000多辆，各地也争相跟风，没几年全国就购进了几万辆。随着汽车的损耗，配件变得十分奇缺。这个叫徐宪云的年轻人看准了商机，就凑钱买了辆新菲亚特，悄悄把它全部肢解，拆成一个个零件，反复测量，把每种尺寸记下，制图存档。很快办起了菲亚特汽车配件工厂，没几年就成了汽车配件集团总经理。这应该是中国大陆最早的民营汽车配件厂。
在温州，类似像打火机和菲亚特汽车配件这样起家的创业者举不胜举。温州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合作，善于抱团，一个人进了一个行业打开了局面，他的亲朋好友们都会跟进，成为他产品链条的下线，甚至完全原样复制。但是他们并不介意，各做各的，公平竞争，只要有利就合作。一个出厂只有几角钱的打火机上有十好几个配件。长长的产业链条很快由沾亲带故的人际关系链条带动起来，几年就发展到几千家，价廉物美的温州打火机很快将日本韩国的同类产品挤出了欧洲，一度惹起了欧盟的反倾销起诉。最终温州产品牢牢占据着美欧市场，温州由此成为世界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
其他产业大抵也是这样，鞋都、电器城、锁都、服装城之类各种产业基地连成一片。在温州，除了山区沿海城乡到处都是工厂，你无法区分出农村和城市的界限。走进温州你会发现这里不仅是资本之都，也是产业之都，制造业之都。家家办工厂，人人忙经商是对温州模式最好的写照。周德文讲了一个故事，说温家宝总理访问意大利威尼斯时，威尼斯市长引用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威尼斯商人》向温总理炫耀，说：“总理阁下，我们威尼斯是以经商在世界著称的，在威尼斯，十个人里面就有三个是商人。”温家宝总理风趣地说：“市长先生，我也告诉你，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叫温州的城市，十个人里面有九个在经商办工厂，还剩下一个也在考虑转行。”而温总理在罗马接见当地华侨时，则把温州人称作“中国的威尼斯商人”。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温州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骄傲。
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曾于1986、1995、1998三次考察温州，并连续在《瞭望》周刊发表了《小商品，大市场——温州行》、《家底实，创新业——再访温州》）、《筑码头，闯天下——三访温州》的三部曲，满腔热忱地推介温州模式。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大报更是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充分肯定温州的探索。
温州创造了世界瞩目的奇迹，温州成为具有财富象征意义的资本之都。温州改变了中国。这种改变包括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积累财富的方式。
就是靠着这种比犹太人更强烈的财富欲望，温州人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族群。这种超越犹太人的精神使温州聚积了巨额的财富。据粗略估计，温州亿万级富翁已经超过4000人。有了资本的温州人纷纷走了出去，在中国各个大中城市、在世界各地经商办实业。据《温州商人》杂志提供的数据，在世界五大洲创业经商的温州人约有100万，中国本土各城市经商的接近200万人，国内外相加超过了温州人口总数的30％以上。中国每个中等以上城市都有温州人的商会组织。这些商人领导着当地的经济潮流，他们有的是带着资本直接投资成为了当地的商界领袖，有的则是徒手打拼在当地成长起来的商界精英。现任的内蒙古商会会长就是挑着剃头挑子起家的。他挑着剃头挑子跟随牧民的蒙古包迁徒，在为牧民理发中发现商机最后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老板。据经济学家马津龙估计，温州资本在国内外固定资产的投资可能达到1.5万亿。温州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财富之都。
“温州模式”和财富实力使温州的城市形象大幅提升。至今仍只是地级市级别的温州，却是全国第一个获准电话号码升至8位的中等城市。
温州这个城市开始以惊人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其关注热度甚至高于北、上、广、深这四个公认的一线城市。
2002年联合国评选全球最具活力的20个城市，温州和上海、深圳、苏州高票入围，2003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再次全球评选10座最具活力的城市中，中国唯一榜上有名的城市便是温州。
20世纪的最后一次世界市长大会，中国受到邀请出席的只有两位市长——北京市长与温州市长。
2003年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等5名温州企业家跟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埃塞俄比亚。从那以后，在每次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中，温州商界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2009年温州商人叶茂西以北京温州商会会长身份跟随温家宝总理访问英国，其间看准商机竟然买下了英国一家卫星电视台（PROPELLER译为螺旋桨)，而另一位温州商人王伟胜在此之前刚买下阿联酋的一家国有电视台。在资本为王的现代商业社会，温州商人在世界各国的资产收购频频出手，在国内则开始大举进军矿产资源和房地产行业。
“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范本，温州城市成为财富的象征，温州也是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最好典范。“如果说中国近30年的成长是一个奇迹，那么温州就是奇迹中的奇迹之一”。这是进入21世纪后，国外经济学家提到温州时常用的评语。
总之，温州从世人眼里抢走了深圳的风头，温州产业界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中国经济的神经。
4．温州金融风暴孕育之秘
——追求快速赚钱使温州资本大量抽离实业转投房地产，国家紧缩政策致民营企业失血从而孳生出高利贷行业
客观地说，温州金融危机的出现与温州企业家们将资本抽离实业转投暴利行业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温州商人在国内外商圈异军突起，温州人也被世界公认为超越犹太人的杰出商群。这种评价使温州人变得更加自信。温州人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商人的血液，温州人骨子里充满对金钱的渴望。对于温州商人来说，赚钱的意义已经超出了金钱本身。在温州商人的观念里，赚钱是能力的展示，财富多少是地位高低的象征。对于他们，赚钱是一种生活和存在的方式。如果不赚钱，生活便没有了意义。
在温州人看来，人存在的理由和动力都是赚钱，而赚钱的动力来自欲望。欲望与胆量一般成为正比。欲望有多大，胆量也就有多大。为了赚到更多的钱，部分温州人已经不满足于打理创业起家时的产业，也不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经营实业，不希望被称作“富二代”的子女再像自己创业时那样辛苦。他们希望有更轻松的赚钱方式，并且希望比做实业赚的钱更多。有了资本，就对资本的本质理解得更透彻。他们认为已经进入了资本为王的时代，要靠资本投资来轻松快速赢利。于是这些老板们纷纷从实业中抽离资金，不再投入扩大生产，不再投入设备改造和技术研发。将长期从实业中积下的资本拿出去进行资本运作。加上内地络绎不绝的招商团都把温州当作目标，温州人便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投资热潮。
稍加研究可以发现温州人的投资路线图。
稳健型的投向了固定资产，一部分是山西、内蒙古的煤矿。买矿山肯定是对的，因为谁都知道地球上的资源总是越来越少，现在货币膨胀时代是资本为王，到时候就是资源为王。另一部分在各地圈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可供开发的建设用地越来越少，用项目投资的的形式拿下各地的黄金地块——土地同样是宝贵的资源。最热的投资是上海、北京的房地产。
十年前的世纪之初，国际化大都会上海的房价低得让人咋舌，每平米竟然才值3000多元！比比东京和伦敦，这简直是在卖白菜！温州人在价值发现上再次捷足先登。先知先觉的温商出手了，他们知道上海在国际上的地位，上海的目标是打造世界级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并且已经在紧锣密鼓申办世博会。未来的上海房地产升值空间巨大。
温州人怀揣大量现金杀进了上海。上海人虽然自视甚高，可是因为政策放开太晚那时手中都没有钱。大上海房地产一直低迷。在徐家汇这样的次中心地区房价也上不了4000元，闸北以外的才3000元左右。温州资本的进入给上海房地产注入了强心剂。精明的开发商马上动用一切宣传机器到温州去推介促销，甚至包下豪华大巴请温州人到上海去旅游兼看房。有钱的温州人这时都蠢蠢欲动，温州再有钱也只是小城市。有钱了便不甘心窝在温州，到上海置业享受成为许多温州有钱人的共同心愿。
喜欢攀比跟风和抱团是温州人的性格特点，一旦有人开了头，大批有钱人立马一窝蜂跟进。温州人手里钱太多了，躺在地板价上的上海楼盘被温州人不问价钱的悉数吃进，而且是整单元、整栋甚至整片拿下。买房的动机也逐渐转化，由最初的自住或保值增值变成了囤积后转手倒卖。并开始相约组团以集群方式进军上海地产。这就是“温州炒房团”这个称谓的由来。房价快速攀升显现出巨大的羊群效应，珠三角和内地的精明人携带着更多的资金蜂涌跟进。上海整个房地产行业像注射了鸡血一般兴奋起来。房价节节攀升每天一变，房地产开发商眉开眼笑。温州人由上海起步，逐渐向北京、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拓展。在温州资本引导下，中国内地各大城市的房价一个劲的往上窜，并且驴打滚一般接连翻番。财经专家们关于人民币升值房地产受益的分析启发、开发商编造的“美国老太贷款买房超前享受”之类引导透支消费的寓言故事也让全国人民醒悟过来。况且20万首付撬动价值100多万的房产，无论自住还是投资升值都很合算。银行业也将房地产视为稳健无风险的高回报行业，敞开信贷闸门大规模放贷。老百姓贷款买房，开发商贷款拿地。全国性的房地产投资风潮吸引大量实业资本和境外热钱涌入房地产业。国内外资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钱往一处砸，十年涨了十倍，终于把中国的房价从地板炒上了天花板。
买房人的投资收益、银行的房屋贷款、政府的土地收入、开发商的利润在资本循环中都得到高额回报。中国的房价实现了“超英赶美”。然而物极必反的原理引发了民众对高房价的不满，房地产开发商获得暴利引发收入差距悬殊，引发人人喊打喊杀的极端情绪。但是整个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业绑架，政府不得不祭出一系列杀手锏打压房地产平息民怨。这种多极利益的博弈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高房价的始作佣者是温州商人，温州商人也从人们心目中敬重的偶象变成无道的逐利者，一时间被千夫所指。
然而《温州商人》杂志总编潘建才却为温州人叫屈。并对此有一种新的说法。
笔者在温州调查中与潘建才先生就温州炒房团这个话题进行过深入探讨。潘总编与我们常人认识很有些不一样，他认为“温州人是被房地产开发商利用甚至绑架了！”
潘建才分析说：“温州人是有钱，但再多的钱也不可能撬动全国的房价呀！温州人组团去上海买房确有其事。所谓“温州炒房团”也让人炒作的。最初是上海的开发商包了豪华大巴来接温州人去上海看房，吃住玩全免费。温州人把行情抬起来之后就一直被开发商所利用。温州人一到哪里买房，开发商就借机造势拉高房价。“温州炒房团来了！再不买明年就翻番了！”“温州人都看好的楼盘，升值潜力大着呢！”温州人实际成了开发商们的促销广告。
潘先生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不过中国的高房价温州人确实脱不了干系。有文字为证：温州市2003年的方志年鉴（大事记）就以欣赏的口气这样描述：“温州大量房地投资者战场转移，巨额资金出击全国各地。目前有10万人携1000亿资金在全国各地跨区域购房。温州购房团已成为全国各地举足轻重的群体。他们进退、转移往往都是媒体的热点。成为各大网站的热门话题。也成为“浙江快线”回眸2003浙江经济的十大焦点之一。”
周德文先生对温州人炒房毫不讳言。他在演讲中承认温州人投资固定资产资金中大部分是房地产。据他了解有位温州商人手中房产竟达到178套！有人问他手里还有多少房拿在手上？这位温商答不上来，说“等我回去查了电脑才知道。”
一再被炒高的房地产已经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只是一个方面。应该说炒房的商家基本上还是属于稳健型的。有更胆大的索性就直接做起了直接炒钱的生意，温州人俗称的“钱生钱”生意，实质上就是放高利贷。温州一带民间金融资本活跃，对钱生钱的生意特别在行，早在严格的计划经济年代，温州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就在全国率先突破中央银行规定利率，在全国第一个实行浮动利率。前文已经提到1985年那次震惊全国的“抬会”事件。当年由于数额较小在政府的干预下得以平缓化解。而在这个钱多得发愁的年代，不再是当年的小打小闹，一发生就是几千万甚至以亿计算，玩起这个来就特刺激。
当然这个行业的兴起也有它的特殊背景。善于冒险的温州人的历史传统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为了减轻出口减少对经济放缓的影响，大手笔投放4万亿刺激经济，掀起一轮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高潮。当然也包括一批重点工业项目。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央企流向了房地产。在西方世界一片萧条的情况下，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GDP每年9％以上的持续增长，并在2010年重上两位数，达到10.3％！重要的是中央投放的4万亿产生了几何级拉动效应，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GDP更是大笔举债，大兴土木搞基建、大干快上铺摊子。各地招商引资热潮有增无减，大小项目开工连续不断。内地有的城市甚至提出“每天要有项目开工，每天要有外资进入”的大跃进口号。然而这种靠纯粹投入性建设项目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蕴含着巨大风险。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中国过热的经济和过量投放的货币开始担忧。中央开始降调，要求各地认真学习理解“科学发展观”，试图把热度降下来，希望经济增长保持平稳温和上升的速度。然而中央的4万亿加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4万亿基数已经翻了几番。整个经济形势如同一列高速行驶刹车失灵的列车。经济界和国家决策高层都看到可能的危险，从2010年起接连不断发出降速刹车令。货币政策由过度宽松改为紧缩，央行从2010年1月起，接连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高时21.5％，达到历史最高点。
钱库的总闸门突然闸死了，流通渠道开始干涸。各行各业一片喊渴。严控之下，大型国有企业尚有贷款指标，而民营中小企业原本就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这下有了“指导性”政策，银行把对民营中小企业仅有的门缝也彻底关死了。经济学家郎咸平说：2008年，在政府推动下民营中小企业能够获得政府信贷支持的比率达到30%以上，到了2010年仅剩下极少部分，在连续十二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后，民企基本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即使那些与银行关系较好，贷款方案获批的企业，因为银行没有贷款额度，企业要拿到贷款还须找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介绍相应数额的资金到指定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再由银行放贷给贷款企业。而担保公司介绍的资金，其实也是相关企业从民间借贷渠道高息借来。企业实际上成了两头付息的冤大头。如此恶性循环使企业资金链更加困难，也客观上对高利贷的滋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温州的中小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企业，产品集中在布料、服装、鞋类电器等普通日用品，过去一直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出口欧美市场。由于西方陷入严重金融危机导致消费信心降低，习惯于高消费的人们捂紧了不断减少的钱袋子，造成生活日用消费品订单锐减。而劳动法的出台规定了最低工资底线，低劳力成本优势不再，同业相互竞争激烈，许多规模偏小的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势逐渐显露出来。
对于温州这些技术和产品都处于低端的民企，实质上遭遇了两头被卡脖子的艰难。来自国外的订单大幅减少等于卡住了产品销售那头的出口；而国家不断收紧的宏观调控政策让银行不再对民营中小企业贷款，等于扎死了血管、卡死了脖子。这使原本就缺少抗风险能力的民企在两头挤压下生存更加艰难。
流动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材料储备、工资、水电消耗、税收都需要流动资金。一旦资金供应血管结扎，企业就难以为继。有不少小企业靠自有流动资金甚至独立支撑不了一天。可是每一个企业都着强大的运行惯性，停产或转产甚至破产都需要很高的成本。
为了维持企业的运转，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却又急需资金的企业老板们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于是深谙资本杠杆原理的人们抓住时机，一个个民间融资机构应运而生。这些“类金融机构”都不直接叫融资公司，原来注过册的自然公开称作“钱庄”，大多是带些暧昧的称作“典当行”、“投资公司”，或者叫“担保公司”。一时间这些大大小小的“类金融机构”遍布温州街头。名称虽然各异，但经营的都是同一种营生——这就是“钱生钱”生意兴起的背景。
“钱生钱”生意是对这种民间借贷行为的直观描述，也是对金钱衍生本质的直露揭示。钱直接生出钱对人的诱惑是很大的。国家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保护的底线是央行规定利率的4倍。但这些半地下状态的融资机构借出的利率都比国家规定高出十倍甚至数十倍。据周德文先生在宁波的演讲中透露，借给企业的利率最高的一年达到180％！其实不止是民间，一些半公有性质的金融机构贷款刊率同样惊人。我在内地邮政所办业务时就曾看到邮政银行公开的宣传广告“小额贷款，好借好还”。月息为12.75％，这应该是国家允许的利率。在温州炒钱最热之时，据说月息4分、5分普遍现象，甚至有比年息100％更高的，并且事先把利息扣下。就是说你借100万，实际拿到的是70万。一月一结息，借100到一个月就得还150万元，这是名符其实的高利贷。可是对于资金断裂、因停产延迟合同可能遭受巨额罚款的小企业主们，已经顾不上害怕。只要能捱过今天，明天再说明天的话。再高的利息咬着牙也借！
在这样的环境下，温州出现了可怕的两极现象。一是放贷人获得惊人的暴利，有能力筹到资金的人，一夜暴富不是神话。与放贷相比，炒楼就的利润成了小儿科！暴利的刺激，使整个温州陷入了人人忙着筹钱又人人忙着借钱的炒钱狂热。有钱的人都把钱从银行取出来放给民间钱庄，钱庄并不直接把钱给企业，怕不能按期收回，就由相关担保公司出面担保。其中担保公司再扣除担保手续费用，因为风险大，这费用自然高得吓人。几头盘剥构成了离谱的利息，做实业的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高利率。但缺钱的企业为了活命，明知是饮鸩止渴也得强咽毒酒。企业界普遍承受着巨大压力，
另外，温州人的性格弱点也是这次危机中的重要成因。敢拼、好赌是温州人的典型特征，为了追逐暴利，甚至有人把钱直接提供给地下赌场。这次断裂的资金链条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入了地下赌场。进入赌场的这部分资金利息更是吓人，一般以天计算。银行——担保公司——高利贷——地下赌场，是最可怕的高利贷资金链条之一。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网上传闻的温州赌风之盛我很难相信。而这次温州采访中我正好亲眼目击了一场赌博引发的自杀悲剧。
在采访结束将要离开温州的那天，我看看离傍晚去上海的动车还有七个小时，就想去看望一个在龙湾港打工的同村叔叔，这叔叔名叫郑桂木，在温州给人开大货车已经有十多年了，我很想知道他的生活状态，便约好去看他。这天正好是星期天，他没出车，听说我到温州了要去看他，既意外又欣喜，就告诉我路线，到龙湾码头附近一个叫“白楼下”的村子下车。到了“白楼下”，我正在四处张望，却见一队穿孝衣、扎纸人纸马的送丧队伍在大路上游行。我见到郑桂木，顺口问了句“今天村子里老了人了？”桂木叔笑笑说，“是死了人，但不是老死的，也不是病死的，是喝药闹死的。”我问为什么，他说，“还不是为赌博？温州这边人都好赌。” 他描述说，死者的儿子跟人来赌，一夜把村里卖地分的20多万块钱输得精光，温州并不是人人富有，这家人并不是富裕人家，这钱没了日子就没法过了。老母亲既心疼钱又恨儿子，一气之下，喝了农药……
在温州龙湾港口一个叫“白楼下”的村子，桂木叔的妻子余婶在他们租住的简易楼房里，热情招待我。可是这顿饭我吃得索然无味，不是饭菜不好，是因为我被刚才看到的一幕震惊得没有回过神来。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赌博致死人命的场景，心中十分复杂。在对温州人佩服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他们性格中的弱点。当然赌博这个古老的恶习并非温州独有。然而在有钱人聚集的温州却更为普遍，更为无度，甚至称得上迷恋，跟高利贷相生相伴一样的疯狂。我想起这次金融危机中最先跑路的老板黄鹤就是因为奢赌成性致企业倒闭的，而在这次温州跑路潮中有好几个老板都是因为嗜赌欠下巨额赌债不得已选择了逃亡。
温州人性情的另一面是复杂的。他们一面做着刀口舔血的营生，一面把来得太容易的钱用于奢侈消费。有人买豪车、有人买豪宅，穿名牌，也有人在赌场比拼看谁的钱多。
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几个关于温州人的节目，其间不无渲染地说到温州的富有和奢华，但这种文学手法的渲染与现实中温州的奢华相比仍有不小的距离。比及创业初期，现在温州人经过炒房、炒钱、赚钱来得更快，花起来就更为阔绰。央视的报道中说温州是豪车最多的城市，世界上的名车温州都有，而且相当普遍。每天豪华酒店门前都停满了各种豪车。宝马、大奔在温州只不过是大众消费水平。与出租车司机闲聊时，来自安徽的出租车司机对温州人的富有奢华抱有明显的愤怒。当我他的车路过双屿鞋都附近时，他指着一栋别墅说，这里不知住的什么人，不知做什么生意，上个月办婚事排场极了，清一色刚出厂的新“大奔”排了几里长！我在温州时买了一份《温州商报》（2011年11月4日）有一则报道车祸的消息，称昨天发生一起车祸，四辆轿车连环相撞其中三辆是宝马，另一辆好像是劳斯莱斯。
在温州，办宴席一定是有燕鲍翅，用酒非茅台五粮液不成席，香烟清一色3字头软包装大中华（83元/盒）桌上放几包是公用，另外每个客人派一整包。一般人家结个婚下来，花费不上千万就算是小户人家。《温州商人》执行副总编周桂美是安徽人，他在温州工作有十多年了。在他的评论中，其实有不少是关于温州人性情的。这种性情不好说就是弱点，但另类是肯定的。他说温州人赚钱时不要面子，只要能赚到钱什么都肯干，什么手段都用上。但是赚钱后的消费却也是世上最讲面子的。说到面子，我想起在出租车上聊天时司机对温州人的评价。他说：“温州人是死要面子的，没有钱也从不叫穷。非要摆出有钱的谱。他身上哪怕只剩100元钱，也要买一包硬盒大中华烟装门面。”周桂木听了说这个司机很了解温州人了，温州人确实把面子看得很重。但凡老板出门在外面，住宾馆一定要带会客室的套间，似乎不如此就显不出身份。他自己就有亲身的体会，有次在北京，一个老板约他见面，看到老板住在天安门附近的一个星级宾馆的大套间里，一下把周桂美镇住了，以为晚上吃饭会在大酒楼里，没想到事谈完了，却把他引到一个很小的餐馆里吃了顿便饭。他猜测住得高档一方面是虚荣心的表现，当然也有谈生意装门面的需要。周桂美说，温州人的虚荣心无处不在，而且攀比心理特别强。苹果手机iPhone 4 刚一上市温州立马疯抢。有一次他们杂志社召集了一个联谊会上，他发现100个老板至少有80多个用的是iPhone 4。一款新车流行， 哪怕他座驾还是新的，立马再换。所以内地许多人都知道温州老板性情，常常来温州淘二手豪车。温州人不仅把全国的房子炒高了，也捎带把本地的房子炒成了天价。我在温州期间专门看了温州的房价，似乎比上海杭州更吓人，满街的中介公司挂出的房价最低17500元/米，而且是旧房，我租车专门去刚开盘的橡树湾售楼处，看到的价码是公寓房最低户型238万，好地段楼面每平米在3万至4万之间，而“绿城”、“曼哈顿”等高档富人区，最高曾经卖到9万，进入11月后因金融风暴大跌，也仍还在6万元/米左右徘徊。
水涨船高的奢华消费刺激着温州人的赚钱欲望。在温州，钱就是一切，再大的身份没有钱也没面子。而欲望是温州人敢于冒险的最大动力，也是高利贷行业迅猛孳生的土壤。
明知是高风险的营生，可是人们却很难抵御那一夜暴富的诱惑。谁都知道这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可是都希望自己接的不是最后一棒。于是参与者越来越多。胆大的炒家，不仅把自己的钱悉数投进，还从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手上以高额的利息把钱借过来交给钱庄，自己当二老板从中吃差价。当然其中也有权力寻租者的影子。这部分资金因为来路不明所以最隐秘，一般都是通过第三者出面经营。据说有的权势人物都是帮企业从银行贷出款来，由企业借给钱庄放贷，自己隐在背后坐收渔人之利。有些银行也参与其中，银行工作人员与有贷款配额的大型企业勾起手来，有财经记者调查发现，银行是温州高利贷资金的重要供应渠道。银行受央行利率制约不敢公开提高利率，而且正常利率贷款额度也限得很死。但银行毕竟是企业，最终以赢利为目的，明着不能做就暗中把钱贷给这些有关系的企业，再由这些企业以短期高息拆借方式借给急需流动资金的中小企业。自己隐在幕后直接分红。在炒钱高峰时期，温州很大一部分人都成为资金链条上的一环。据《财经国家周刊》披露，人民银行温州分行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甚至还有老板倒腾承兑汇票从中牟取暴利。凡此种种，各种炒钱妙招花样百出，不一而足，并且愈演愈烈。这个时期的温州表面平静，内里却云谲波诡，险象环生。人人都在兴奋之中，人人都在恐惧之中。每个人都在计算自己放出去的钱要生出多少利息，并为自己获得的意外财富激动不已。但是人人又都为自己放出去的钱提心吊胆。这是贪婪者之间发自灵魂深处的痛苦博弈。然而泡沫没有破灭之前，人们都心存侥幸。眼看着高位运行的资金链越绷越紧。已经有许多人预见到灾难总有一天降临，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在心里祈求这根链条能够多维持一些时日，以便让自己全身而退。然而退出也不是容易的，资金一旦加入这种高速运转的游戏，每一个环节的利益链条紧紧绞缠在一起，谁也无法轻松地撤离。
温州人——数钱数得发晕的温州人，实际每个人的心都提在了嗓子眼上。
温州，这座表面繁华平静的资本之都，参与资本游戏的每个人都感到坐在火山口上，而这火山口是用一根长长的无形链条牵着的，任何一个环节断裂，就会引发灭顶之灾。
5．财富之都崩塌之秘
——击鼓传花游戏中昏了头的人们都忘了一个简单道理：鼓声终有停止的时刻，一旦资金链断裂就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地震发生之前是有征兆的，温州事件也是有征兆的。炒钱狂热到了顶点，几乎是全民参与，早已经积蓄了惊人的能量，一旦引爆，杀伤力无法估量。只不过沉缅于其间的人都在疯狂中昏了头，谁都不愿去想像这可怕的后果。就像2007年的股市一气冲上了6000点，人人亢奋不已，谁也没想到要跌下来，谁也不希望跌下来，都巴望继续往上涨，甚至不少人直接叫喊迎接中国A股的万点大关。
然而该来的终归要来。股票市场在2007年10月19日攀上6124点之后就开始一泻千里的下跌，直到1664点方才止住。四年后的今天仍在2100多点低迷震荡，这已退回到10年的水平。贪婪使不少人将原来从股市快速赚得的钱还给了市场，许多人把多年积蓄砸了进去，并致不少人倾家荡产，痛不欲生。今日温州疯狂炒钱热颇有些类似2007年的中国股市，在狂欢和担忧中走到了末路。然而置身事中的人们都在狂热中迷失了方向，似乎都忘了“有涨必有跌”的简单规律——这种击鼓传花游戏是不可长久的，鼓声终有一刻会停下来。也许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每个人都希望不要在自己手里停下来。
清醒者也大有人在，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本土著名经济学家周德文较早发现端倪。他看到中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看见高利贷现象愈演愈烈，一直忧心忡忡。他多次以各种方式向社会发出预警。预测中小企业即将到来的倒闭潮，警示温州民间金融业堆积了的巨大风险。并警告说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然而亢奋中的人们没把他的话当事，并且当地部门还说他危言耸听——“周德文就是乌鸦嘴”。
其实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特别是高利贷放贷人心里都明白周德文讲的是真话，只是谁都不愿这一天的到来。泡沫吹大了总有破灭的时候。链条绷紧了也总有断裂的时候。不管人们愿不愿意，该来的总是要来，人们一直担心的、也是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连串老板跑路事件虽然没有声响，在人们心中却胜似六月暴雷，却让身陷其中的人感到天崩地裂。
温州城市虽不算太大，老板却太多太多，跑路的老板似乎天天都有。如果把温州跑路老板比作多米诺骨牌，那么现在已经无法确认究竟是谁第一个倒下。犹如那次汶川的大地震，你很难确认是哪个地块最先开始塌陷。
2011年4月初，温州龙湾区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突然失踪。江南皮革是江南控股集团旗下的公司，江南控股是龙湾开发区较有实力的企业，具体债务是否与江南控股有关？外人无法知晓。媒体公开的原因是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参与赌博欠下巨额赌资，无奈出逃。有要债的人作打油诗称其是“黄鹤一去无消息，留得工厂空悠悠。”
江南皮革黄鹤跑路事件人们并没有引起警觉，因为公开的原因是参赌，所以人们只把它看作个案。然而没想到黄鹤出逃却引发了真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随后企业老板失踪的消息接连不断——
4月，温州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企业主向民间借下高息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老板严勤为夫妇被迫出逃，旗下华昌大厦店、杏花路店、冰心文化中心店、松台大厦共四处连锁店全部关门；
4月，温州乐清市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为资金链出现断裂，企业互保出现危机，不得已出逃；
6月初，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范乐乐突然出走，知情人估计涉及民间借贷资金千万以上；
6月中旬，温州乐清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建乐失踪，据传叶某欠下7000万巨债无力偿还只好选择出逃；
7月，温州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出逃；
7月底，温州龙湾区海滨街道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和霞出逃，据传这个女老板欠债金额高达1亿元；
8月1日，龙湾区鞋业行业协会就此事向各会员企业发出《内部通报》，称王某逃离企业，主要原因是“涉足一家担保公司”，因担保公司老板出逃而受牵累。
8月24日，温州瓯海区锦潮电器有限公司老板戴列竣失踪，知情人说同样是涉及担保公司债务牵连；
8月29日，温州鹿城区耐当劳鞋材有限公司突然关门，老板戴志雄悄然出逃；
8月31日，温州部落之神鞋业有限公司老板吴伟华失踪；
9月1日，温州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失踪；
9月10日至12日，是传统的中秋小长假。往年这个时节，正是温州消费最旺的季节，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餐馆酒楼觥筹交错，资本之都处处笙歌。然而2011年的中秋，却被企业老板们当作了躲债出逃的天赐良机，一大批企业主趁着中秋节上演了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
中秋节期间，温州欧霸标准件有限公司老板失踪；
中秋节期间，温州金竹工业区星际鞋业老板跑路；唐风制鞋老板黄伯鹤跑路；
中秋节期间，龙湾新耐宝鞋业老板失踪，仅是工人工资一项就达100多万元；
中秋节期间，温州瓯北浙江阿斯泰阀门有限公司老板跑路，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债主上门搬空公司里的机床设备，据统计，该公司欠贷款2000万以上无法偿还!
而中秋节期间最具创意的出逃方式要数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老板孙福财。据知情人讲，以往每年过中秋节，孙老板都只象征性的发点方便面之类略作表示。没想到今年孙老板突然大方起来。中秋节前夕，管理部传出让全厂300多名员工兴奋不已的消息，说今年中秋要送全体员工去雁荡山旅游度假，而且厂里不留人看门，连 5名保安也全部跟去。费用由公司全包。员工们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去了雁荡山。等两天游玩回来却发现，厂院空空荡荡，公司内外鸦雀无声。40多台总价值上千万的精密加工设备不翼而飞，董事长、总经理及高管们全部在中秋节期间撤离，谁也不知去向。公司员工们聚集在空厂院里全傻了眼。
中秋节期间，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法人代表郑珠菊欠债2.8亿外逃，不过她没有跑脱，半月后被警方抓回。
9月19日，信河街上开业刚两年的温州福燕（经营燕窝）兄弟实业有限公司倒闭，资金连断了，老板欠下几亿高利贷跑了，仅存的房产被银行转卖。
9月21日，温州浙江东特不锈钢有限公司老板姜国元跑路，一名在门口揽客的出租车驾驶员看到不少债主陆续来要债，其是两个当地人，一个手持欠条1800万，一个1600万，听到老板跑掉，两人腿一软，瘫倒在地；
9月24日，位于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正德鞋业老板突然失踪。以往早上来来往往的都是上班或联系业务的人，而这天早上门口围着上百人，这些人都是来要货款或欠债的。这家鞋厂规模中等，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600平方米， 现有职工800多人，属于以外贸为主的企业。皮鞋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洲和非洲。具体涉案资金多少尚不清楚。
9月25日，综艺鞋业的老板突然不知去向。
9月26日，国强鞋业老板人间蒸发。
中秋节后老板大撤退事件仍是层出不穷。对温州中小企业了如指掌的学者周德文有一个统计，老板跑路最多的一天达到22人！
……
历史注定了要让温州人记住这个黑色的9月。整个9月温州人每天听到的都是老板跑路的消息。人们由开始的侥幸到后来的紧张、直至惶惶不可终日。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最终让胆大的温州人懂得了害怕，并引发了这座财富之都的全城恐慌。
9月23日凌晨一点左右，位于温州学院中路的人才大厦D单元门口发出一声闷响，因为是深夜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直到次日清早，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发现了地上趴着一个人，她身着红色衬衣和牛仔裤，周边一大摊血，才赶紧报警。经警方查明，死者是这幢大楼27楼的住户阿慧。阿慧名叫张秀慧，50岁，住在人才大厦E单元27楼。看到别人都在放贷做炒钱的生意，阿慧也动了心。她想要是趁势挣上一笔养老钱，后半生就不愁了。于是她开始留心这类信息。这时她的一个远房亲戚陈繁蓉对她说，只在能筹到钱交给她，她保证每月付2分的利息，另外阿慧可以有5厘的息差。阿慧很信任陈繁蓉，两人认识20多年，两人不仅很要好，还沾亲带故，在阿慧眼里，陈繁蓉是开印刷厂的老板，很有实力，值得信赖。她本人并没有多少钱，便调动一切人脉资源，以2分的利息到处揽钱。亲戚朋友的、加上自己用住房抵押借的，一共筹到2000万元。阿慧算了笔账，如果这些资金能平稳运转一年，付给借钱主家的高息后自己还可从中获利100万元。不过，钱交给陈繁蓉之后每一天阿慧都心神不定。特别当她陆续听到老板们跑路的传闻之后便开始经常做恶梦。好在住在一幢楼上，两人几乎每天可以相互看到。只有看到陈繁蓉阿慧才感到踏实。可是从中秋节前好几天她突然没见到陈繁蓉了，阿慧心里有些发慌。而且她一连几天给陈繁蓉打电话都没有接。阿慧几次去陈繁蓉门前敲门都没有敲开。她开始担心，天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22日一整天她呆在家里不吃不喝魂不守舍。一直熬到23日凌晨，阿慧再次来到陈繁蓉住的D单元2610室敲门，固执地一直敲。在确认无人答应后，她恐惧到了极点。不知哪来的力气，使劲把门撬开冲了进去。房内空无一人。她这才相信陈繁蓉一定是跑了。她的钱，她借给陈繁蓉的2000万元，那是好多人家的血汗养命钱啊，她怎么给这些人交待呀！绝望和惊恐交织，一时万念俱灰，脑子一片空白，阿慧感到浑身被掏空了，灵魂离她而去。显然活路是没有了，不如彻底解脱，一了百了。阿慧恍恍惚惚飘了起来，打开窗户，从26楼朝窗外纵身一跳。楼下的水泥地面随后发出一声怪异的闷响。次日清晨，清扫工人发现了平躺在地上的阿慧，她的红裙子与溅在地上的一滩鲜血融为了一体。这个事件在温州很快传播出去，阿慧的死让所有参与高利贷牟利的人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
9月27日下午，温州双屿鞋都再次上演惊心动魄地一跳。拥有多家制鞋企业的老板沈奎正因高利贷被逼上绝路。初步查明他共欠债4.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2亿元，民间借贷2.3亿元，到期无力偿还。一咬牙从5楼纵身一跳气绝身亡……
在麻木和狂欢中只有生命和鲜血才能使人清醒。 阿慧和沈奎正惊心动魄的一跳，终于让温州从沉默和幻想中惊醒。他们用两条生命，用惊世骇俗的鲜血向世人揭开了温州高利贷地下运行的轨迹和神秘诱人的面纱。
根据阿慧留下的简短遗书，证明她的跳楼是由于高利贷资金链的意外断裂。她的上家陈繁蓉手中握有好几条下线的资金2亿多元。而陈繁蓉在温州瓯海区仰义乡开印刷厂。我看了这则报道专门包出租车去仰义街上看过，那个印刷厂规模不大，面积也就是一个较大的农家院落。大门能供货车出入。院子里停着一辆小货车，院内堆着些印刷材料。里面的机器看上去也不是很值钱。我试图走进去看看，但电动闸门紧闭，一个打瞌睡的保安跑出来警觉地诘问我是做什么的？我立马说是来追账的。他不耐烦地说，前几天政府让登记你咋不来？然后朝我摆摆手让我离开。我看见院子里一片狼藉，外面院墙上写满血样的大字——“欠账还钱”的标语。也许油漆太稀或是太多，也许是写字的人带着情绪。每一笔画都看得出愤怒，红漆顺着墙往下流淌，像是一道道往下淌的斑斑血迹。
从外表看，你根本无法把这家小印刷厂与2亿债务联系起来。但是陈繁蓉的确是欠了2个多亿，这些债务一部分是通过各种渠道、以许多人名义、许多种的名目从银行贷出来的。一部分是许以高利息从亲朋或熟人处借来的，其中就有阿慧从亲朋好友手里借得的2000万元。
阿慧与陈繁蓉这个资金链条关系形象的解读了温州市民间高利贷链条的运转线路图。陈繁蓉借钱根本不是用于自身业务，一个小印收刷厂也不需要这么大的周转金。陈繁蓉的印刷企业只是个融资的平台。她赚钱主要是做炒钱的生意，也就是高利贷。她以高息从别的放贷中介人手中把资金借过来，再以更高的利息借给沙城街办事处副主任董宇驰。董副主任又把钱借给在杭州市做房地产生意的姐姐，董副主任的姐姐在杭州的地产项目原本应是无风险的暴利投资。然而今非昔比，国家从宏观政策对房地产实行严格调控，董姐的合作伙伴生意上出了问题，她通过弟弟从温州高息借来的这些钱无法回笼。高利贷的特点就是高风险，大大小小牵着无数食利者。庄家每放一笔钱都提心吊胆。任何一个环节断掉就等于把无数人推下了深渊。而董宇驰这些资金都是从陈繁蓉处高息借来的，到期还不上意味什么董宇驰很清楚。无奈之下董宇驰只得逃亡。陈繁蓉的钱则是从许多个阿慧似的下线从他们各自的亲戚朋友熟人圈子里借来的，董宇驰跑了，陈繁蓉慌了，只好连夜逃走，至今不知去向。而陈繁蓉的下线阿慧发现陈繁蓉跑了，这些钱都是阿慧从好多亲朋好友那里以承诺高利息回报借来的，无法给众人交待，只好以死寻求解脱。至于以后还有多少人会选择像阿慧这样了结，无法预测。 而另一个跳楼的沈奎正则是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银行收紧银信贷卡脖子被逼陷入了高利贷旋涡。沈奎正拥有正得利鞋业、青春秀鞋业、左右鞋业等多家企业。他的流动资金主要靠银行融通。近年来，沈奎正通过企业厂房、个人房产抵押和其他企业的互保等方式，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广发银行、瓯海农村合作银行等多家银行融资2亿多元。按照温州银行业游戏规则，得先存上一笔款，才能给你贷款。一旦到期必须按时先还上这笔贷款，然后再重新申请贷款。这一还一贷申请指标到资金到位中间有一段不小的空档。为了按时还款，企业就得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温州民间借贷历来十分活跃，其实说白了就是高利贷。银行还款与放贷之间的时间差一般最快也得一两个月，这就使得高利贷大行其道。企业断了资金就如同人断了血管，为了争取到下一笔贷款，到了银行还款时间就只有求助于高利贷。不管利息多么吓人也得咬牙借来。这在往年是很正常的，虽然拆借资金利息吓人，但时间短尚能承受，无非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而已。然而今年以来，央行接连提高各大银行的准备金率，并同时对各银行信贷指标一压再压。资金链条如同绞索步步收紧。并且据说有内部精神，要防范民营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对中小民营企业停止发放贷款。这下可就要了这些企业的命。沈奎正就是让银行给逼上了绝路。在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通过担保公司转借高利贷搭桥还贷过关，虽然高利贷利息以天计算高得吓人，但只要能得到银行续贷就可以把企业支撑下去。然而惯例在紧缩政策下改变了。沈正奎在借了高利贷还给银行后却没能得到预期的续贷。这下沈奎正没了退路，担保公司开始天天找他追债。高利贷逼债都是请的玩命的主。据知情人说，在沈奎正跳楼前每天被人跟踪威逼恐吓，精神几近崩溃。亿万量级的资金哪里去筹？与其痛苦万分度日如年，不如以死解脱。9月27日下午，沈奎正在公司闷坐良久，忽然对人说他要回家去洗澡便离开了厂区。他的住处在位于望江东路顺锦商厦A幢2203室。不一会有人看到他爬上了窗台，留恋地看了一眼周围，毫不犹豫地纵身往下一跳，从此一了百了。
而正在这时，又传出更为可怕的消息——国内外闻名的眼镜大王、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已经不辞而别跑到了美国。他走的消息别人一点不知道。原定在9月20前后要与一家香港公司签约的，他的下属却在21日接到他从美国打回来的电话。他打电话给他的心腹，直言不讳地说了他的难处。表示由于投资规模过大、产业面过广，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他的信泰集团名下已欠下银行和相关企业的债务20亿元。银行今年突然收紧银根不再续贷，企业已经无法运转，一大堆逼债的成天围追堵截找他要账。他已无片刻安宁，被逼无奈只好出走。胡福林明确地表示自己不会再回温州了，让下属给员工发工资并遣散工人。这种信息十分敏感，当天就有上百人得到消息，从四面八方赶来围住信泰集团要求还债，部分债主甚至睡在信泰公司的办公室，表示讨不回钱坚决不回家。而当晚11时左右，信泰集团执行总裁胡明芬致电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称董事长胡福林的电话已打不通，说“老板可能跑了，局面难以控制。”希望政府紧急介入信泰老板出走事件的处理。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紧急成立应急专班进驻信泰集团，分为财物调查组、维稳组、接待组。主要负责接待供应商和债权人，登记债务，结算员工工资，防止有人哄抢公司财产，以防事件进一步发酵扩大。胡福林的信泰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眼镜生产商， 在温州也是数得着的企业，他名下有20多家企业。他的出走成为温州又一枚杀伤力巨大的爆炸物。
胡福林的出走和接连发生的血腥惨烈跳楼震撼了温州社会。也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仅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网上还爆出了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并且《看好你的老板》之类的文字也在被网民频频转载。整个温州终于陷入了全面恐慌之中。在利息越来越高的沸腾氛围中，老百姓们都通过各种渠道把钱借出去，明知火中取栗也想捞一把。而一旦风险显现，又都急着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这时候想全身而退无疑是洞中拔蛇。随着老板跑路越来越多，社会恐慌氛围越来越浓。那些被卷入的老百姓开始上访闹事、聚众堵塞交通。昔日称作资本之都的温州，整个城市被架在了火山口上 ……
6．温州之危解救之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放弃休假赶赴温州救火，然而温总能否救得了温州？
就在国内媒体接连报道温州事件的同时，温州危机也迅速波及海外。进入10月之后，“温州资金链断裂”、“温州危机”这样的字眼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地媒体中。英国广播公司从10月初连续报道，“温州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晴雨表，但最近那里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浪潮，员工欠薪、老板外逃或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美国《大西洋月刊》等西方媒体还有意夸大渲染温州危机的程度，并延伸说“中国城市的居民都谴责温州人推高房价，助长通货膨胀”。德国《商报》以“温州危机”为题报道说，温州是中国私营经济的“灯塔”，也是中国私营企业的最大“试验基地”，但试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温州经济过快发展，过度依赖走捷径，产业缺少坚实的基础，遇到因境是必然的。德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金融崩溃绊倒温州”的报道中说，如果“温州危机”在中国带来“滚雪球效应”，其规模之大会让希腊债务危机相比之下成为“小事一桩”。这些媒体更担心的是，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温州恐慌只是冰山一角”。此外“温州之痛将把整个中国的经济拖进深渊”的议论更是此起彼伏。温州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资本主义之都”，但温州的GDP只不过占全国总量的1%多一点。因此也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很大，一些局部地区泡沫破灭尚不至于拖累整个国家”，只是不能任其这样发展下去。
加拿大《环球邮报》10日刊登的文章评论说，“温州之痛”的根源不在于资金缺乏，事实上温州民间融资始终兴旺、活跃，症结在于大量资金不再投入实体经济，而是根据资本逐利本质被投放到房地产、矿产资源等暴利领域。因为民间信贷利息很高，投入实体经济根本无法获得满意的回报率。也有一些国外专家认为“温州模式”在于对外部依赖的比重较大，而在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抵御风险方面，不仅温州人准备不足，中国各级政府也缺乏应有的准备。各方舆论都认为，中国政府需要保护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经济，因为温州是一个反映经济指数的特殊“风向标”，不应该让其“倒下”。当年的“温州模式”激活了整个中国的民营经济。那么“温州危机”如果处置不当，其 “亚马逊蝴蝶效应”同样会很快波及到全国。从另一个角度看，接连发生的跑路跳楼事件也会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导致整个社会商业诚信体系崩塌。温州是商业信誉意识最强的城市，温州人在国内外商业信誉也是最好的。拯救温州的信誉就是拯救中国的信誉，温州危机能否成功化解对于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巨大。
其实中国政府自然更知道温州的份量。温州地方政府不再犹豫和掩饰，赶紧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由政府出面直接介入一些影响较大的企业化解危机，登记债务、安置员工，安抚关联企业、稳定社会秩序。并将实情报告省政府和国务院。
中央高层对温州经济动荡早已高度关注，国务院智囊团的专家已经着手对温州现象进行解析。9月22日，温家宝总理急派国务院调查组赶赴温州深入调研。作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本地经济学家，周德文自然首当其冲受到特别邀请。国务院调查组的主要目的就是调研温州老板纷纷出走的真实原因，了解温州企业困难程度和高利贷对温州社会经济的影响。在与地方政府、企业界、金融界以及部分学者广泛接触后，调查组很快回京复命。而周德文在几天之后得到政府通知，要他最近不要离开温州，出门要向政府打招呼，也不要关手机，以便随时保持联系。周德文从这种特别招呼的方式中预感可能会有中央领导在近期要找他参与座谈。
没过几天就到了一年一度的国庆黄金周。周德文的预感很准，就在黄金周期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来到温州调研。
在国家领导人眼里，温州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当年温州曾经成为姓资姓社的争论焦点，后来又成为带动中国民营经济的引擎和旗帜。根据《温州年鉴》的记录，近20年来，党中央和国务所有领导人都曾来温州调研考察过。温家宝总理对温州更是高看，之前两次来温州作过调研，而且几次出国访问带的随团企业家成员都少不了温州商人。而这次的调研，实际上就是为温州解决难题。选在黄金周期间来温州本身就说明了温州事态的紧急和严重程度，温州事件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情绪。温家宝总理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总理与企业界、金融界、经济学家及温州地方政府官员面对面对话。温总理秉承了他一贯的务实作风，要求大家畅所欲言，他说：“我知道座谈会上发言事先有安排，被指定的要发言，但是没有被指定的也可以发言。”他要求大家讲真话，讲实话，为解决温州危机献计献策。
温州企业家纷纷发言，向总理倾倒苦水。将中央宏观调控紧缩政策以来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和劳动工资成本增加、税收负担过重、以及欧美经济危机造成订单关减少等困难向总理提了出来。而周德文则以对中小民企深刻的了解，尖锐提出了许多以前政府不愿面对的问题。深入解剖倒闭企业的内忧外患。比如劳动法对中小企业的束缚，在用工荒和劳动法的双重作用下，今年用工成本涨了20%~30%、再就是银行对中小企业授信上的岐视、中小企业税赋负担过重等等。他明确指出目前出现的融资难和民间借贷危机有其必然性。原因在于国家在金融发展与体制创新方面过于滞后，国有大银行对金融业的垄断阻塞了民间资本的合理有效流通。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格局不能很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在早已对外资银行业开放的前提下，却对国内民间资本限制甚多。他向总理呼吁，银行业垄断的局面必须打破，国家应给予民间金融机构的合法身份，让民营金融机构取得国民待遇。他针对国家发布的几个推进金融改革的文件发表看法，认为文件一直停在纸面上没有落实，形同一纸空文。如2005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金融改革的意见太虚，而2008年出台的“30条”（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却至今没有相应配套的具体措施，以致于几年无法落实。因此他希望国家能制定实施细则，以打破行业垄断的坚冰。银行业监管当局应当公正对待所有合法金融机构，承认民间借贷的身份，为其量身定制监管方式，使民间借贷最终可通过成立中小银行，风险投资联保基金等手段，合法为中小企业融资，让民间资金支持中小企业规范化、阳光化。
作为全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深切认识到民营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贡献。中小企业在国家GDP中占70％的比重，在整个国家税收中的贡献率达55％，吸纳的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占70％！所以他感到中小企业地位与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很不相符。他大胆向总理建言，要求为中小企业减税。据他对各个企业的调查，我国中小企业实际税负超过了产值的30%，温总理认真听取每一位发言人的意见。在周德文提出为中小企业减税时，温总理颌首频频，并插话说：“不仅要减税，同时还要减费。”当周德文讲完之后，温总理称周德文是“温州最权威的发言人！”总理针对周德文提出的金融体制问题十分重视，当场要求随行的相关部门回去后立即着手制定出相关具体实施办法，把国务院的文件落到实处，引导民间资本规范进入金融流通领域。
对于国有银行对金融领域里的垄断，温州经济学家马津龙先生也有同样看法，他认为温州目前出现的危机与国家政策有一定关联。马津龙是戈悟觉老师介绍给我的重要采访对象，作为本地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既有曾经做过政府官员的背景，又有在温州大学从事经济研究的理论功底，并且长期在温州电视台主持财经节目，他的信息来源会更全面。经过戈老师从中说项，他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但是他实在太忙，进入10月以来他也和周德文一样每天被各地媒体追逐着，无法为我一个人专门安排时间。他让我和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一起采访。我在温州新世纪商务大厦找到了他，这时他正在配合深圳电视人录制一部财经节目专题片。等他们关了机，他才接待我们采访。北京《三联生活周刊》派出的是专门采写金融行业的主任记者，名叫贾冬婷，她也是来温州好几天才等到这个安排。她以记者的敏捷尖锐切入主题，频频追问温州金融危机形成的根源。我暗自庆幸，因为她的提问全是我想知道的。
马津龙和周德文一样快人快语，虽然是政府方面人士，观点表达难免稍微曲折，但也很是深刻。他说，“目前中国的民间借贷热，确实值得中国央行和监管机构反思。民营中小企业都是靠贷款运行的，但是国有银行现在根本不对民营中小企业授信放贷。原来的贷款都要收回，为了还上原来的贷款，为了企业能够运行，企业主只好转求民间借贷，再高的利息他也得咬牙接受。最苛刻的是按天计息，一天3厘，并且把利息事先扣下，合同是借100万，你拿到手的只有91万。一年计算就超过100％了。另一方面政府对民营资本监管也不到位。因为你不让他合法运行，不承认它你就无法监管它。为什么这么多人从事民间借贷，甚至发展到击鼓传花，风险高度聚集却还乐此不疲？究其根本，正门不开，走左道旁门成为必然。马津龙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某些领域里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倒退。比如金融领域这一块，国务院发了发展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一直没有落实。央行和监管机构基本对民间资本是封堵的。有些股份制金融企业，没有公有成份参与，批不了，但只要有公有成份参与，哪怕只有1％，那你这民间机构就荡然无存。他认为当前应该要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上做文章，将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开放，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包括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马津龙以信泰集团胡福林为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信泰集团遇到的资金困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外面看起来信泰集团的眼镜业轰轰烈烈，但是这种低技术含量的低端产品已经走到了尽头。盲目扩张使整个集团摊子越来越大、管理费用越来越高，难以为继。实际上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扣除税收和工资原材料成本，净利润已经只剩下不足2％！ 在一片产业升级的舆论引导下，胡福林选择了国家鼓励倡导的新能源行业，与他的挚友徐士淮掌控的瑞新集团合资成立了“中硅科技”，投资炙手可热的太阳能电池，各自出资额都是1亿元。而太阳能恰恰也是近几年过度进入的行业。在十一五期间，各地在低碳、环保的政策引导下，太阳能项目蜂涌而上，但是由于热量收集、转换、贮存等关键技术无法突破，许多企业只能在民用太阳能行热水器等低端领域进行激烈竞争，只有部分技术实力较强的企业进入了光伏领域，做太阳能硅片电池板组件、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特别是光伏发电因为成本远远高于水电和火电而不得不依靠国家制定的特殊电价补贴生存。盲目进入光伏行业的企业大多处于亏损状态。而半路进入的胡福林和徐士淮显然在人才和技术上都不具备竞争力。据马津龙称，胡福林最要命的是把短期借贷融资投入了太阳能电池这种投资周期长，效益回报缓慢的产业。而所有投入资金全部来自银行。这些项目都是只看得见钱进去却看不到生出钱来的吃钱“老虎机”。 按胡福林的说法，虽然负债20亿，但信泰也并非资不抵债，只是没有自有流动资金，资产都是厂房设备，流动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按照惯例，银行资金到期必须收回，然后方可申请续贷。这次击垮信泰集团的是一笔到期的5000万元贷款。为了能让银行继续提供下一笔贷款，他必须如期还上这5000万，而为了凑上这笔5000万，胡福林不得已求助于民间高利贷。这种借贷利息高得吓人，一般企业都只拆借来周转一两个月，还上银行的老账后，如果关系很好，银行新的续贷资金很快批下来危机就过去了。然而在国家紧缩政策的大背景下，银行为了防范自身风险，对中小民营企业基本停止了贷款。胡福林找多家担保公司从钱庄拆借的5000万高利贷还给了银行，可当他再像以往一样申请续贷时，银行却把钱袋子扎紧了。明白告诉他国家大政策收紧，再贷款没有了指标。于是这5000万就成了无法填补的巨大窟窿。民间担保公司经办的借款都是短期的，借款到期，各路债主纷纷登门催债。信泰集团旗下各企业积欠的债务已经高达20亿，每月仅利息就得700多万，胡福林拿什么还上高利贷？而民间借贷的资本金都是与跳楼的阿慧用同样的方式高息集资来的。一旦某一环断裂，就必然引发一连串的事件。所以在各方威逼之下，他只有选择了逃离，在犹豫与彷徨中跑到了美国。胡福林事件在温州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这个典型案例形象地反映出了温州企业老板跑路的深层次原因。经过调研和座谈，国务院调查组清楚地掌握了温州危机的方方面面。温家宝总理回到北京后就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并于10月12号当天出台了加快金融改革、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国九条”，在金融、财税方面给予小型和微型企业政策支持。“小微企业”是这次温总理在温州调研后首次提出的新概念。在之前有报道说温总理为救温州危机，批给了温州600个亿用以化解资金困境。但这消息很快被浙江省和温州市官方否认。真实情况是，温州市政府向上级提交了一份《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由省政府出面，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贷款600亿元，期限1年，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其实，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引发的金融危机，只涉及一部分陷入高利贷圈子里的公司和个人。温州并不缺钱，温州民间资本仍然雄厚，自然也不需要中央银行支持。因为就在我采访结束离开温州之后几天，又得到一个消息，温州商人林春平用6000万美元买下了将要破产的美国大西洋银行。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温州人对进入金融资本领域里的迫切愿望，也说明温州人敢于冒险的精神并未因这次危机而改变。总理和国务院的支持主要是政策层面的。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支持远远超过600亿资金的救市效果，因为温州人并不缺钱。缺的是战胜危机的信心。 “信心比金子更重要”是温总理的名言，总理在这次调研中希望温州重树信心，相信温州政府和企业界有智慧和能力化解危机、走出困境。
有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温州从政府到企业都对化解温州危机充满信心。温州市企业界及各种社会团体在政府引导下展开了重树信心的大讨论，各种经济组织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开展自我拯救，群策群力共度难关。
在中央和省政府支持下，温州获得了不少地方性金融改革创新的探索试验政策，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已经得到国家层面领导首肯，并且已经有了实质进展。温州市政府也很快制定出金融体制改革创新战略的“1+8”方案。“1”，是指围绕“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一总方案。“8”则是落实这个方案的8项具体措施。随后政府和民间一起行动起来，各种救市措施接连推出。
第一个举措就是设立“温州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牌子就挂在市信访局的顶层6楼。同时成立各级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将在温州中心城区鹿城区展开，借贷双方可以在服务中心直接一对一的对接，有助于杜绝高利贷，规范民间借贷利率操作。新成立的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主要负责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的监督和管理；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专项检查。市政府在11月8日发布了《温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金融强市”的目标，决心努力把温州打造成地方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民间金融规范发展先行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示范区，着力打造民间资本集散的“资本之都”。 未来的温州有望成为继上海之后的又一个金融资本中心。
温州担保行业开始自我反省，纷纷表示要加强自律，和企业共渡难关，积极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同时适当降低保费。市内48家融资性担保公司联合发布倡议，携手规范行业的发展，一致承诺绝不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
温州市政府筹措了20亿元的中小企业救助基金，专门为发展中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服务；
温州鹿城工商联专门成立了“中小企业转贷临时周转金”，筹措资金6亿元，专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链上的燃眉之急；
温州市区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也同时成立，已经筹得资金5亿元；
温州银监分局也向央行申报追加信贷增量指标，各大银行增加信贷指标合计已达180亿元，同时，在允许范围内采取降低贷款利率，让利中小企业。还有消息说，在征得浙江省银监局同意后，温州各银行放宽了银行的票贷比标准(票据占贷款总额的比例)，票贷比从30%增加到50%，相当于增加了1000亿的信贷规模。
新成立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刚一挂牌就开始了积极行动，筹集出2亿元的资金，成立了“企业重组救市基金”，计划以资金注入、股权投资、收购重组等方式，帮助身陷困境的优质企业渡过难关，协助政府化解债务风险……
随着舆论的引导和一项项有效措施接连出台，社会恐慌气氛得到缓解，温州企业界情绪也逐渐稳定下来。温州企业家们重又恢复了当年抱团闯天下的精气神。他们重新振作，纷纷发表言论，表示温州商界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化解危机、化危为机，尽快走出困境。温州工商联主席、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的话最令人鼓舞——“春天已经不远，如果没有棉袄，大家共用一条毛毯抱团过冬。”他相信经历了这次危机洗礼后的温州商界定能浴火重生。
工商联主席王振滔这句话很有深意，也很人文化，改变了人们对温州商人有钱没文化的看法。在化解温州危机中，王振滔这句话成为最有感染力的名言，被官方各种媒体反复引用。
不过他做的最有意义的事还是动员远走美国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国。王振滔多次通过电话与胡福林沟通，把温总理来温调研过程和政府一系列救市措施以及温州企业界的情绪和希望一一转告胡福林。同时直言不讳的指出了胡福林的出走对整个温州商业信誉和全球温商形象的伤害。温州官方也通过各种渠道向胡福林传递政府将扶持信泰、帮助信泰集团重组的信息。
胡福林出走后虽然对他的下属说过他不会再回来，但他心里其实是一直充满了矛盾，按时髦的说法就是很纠结。巨额的高利贷债务堵住了他回国的路，然而多年打拼创造出来的事业却让他难以割舍。经过激烈斗争之后他最终在各方劝说下于10月10日乘坐HO1141航班在下午14时40分许降落上海，并在政府周密安排下回到温州。
关于胡福林的回归，我在出租车上也听到了另一个说法。说是胡福林欠的担保公司的钱不是一个人的，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当地重要人物帮忙从银行贷出来交给担保公司经营的。胡福林如果不回来，倒下的决不是一两个人。所以希望他能认识到后果严重性。并称他如果能回来继续经营企业保证他没事，不然他在美国也不能安身——地球这么小，在那里都可以找到他！谁都听得出这话的份量。所以有人说胡福林是在巨大压力下回来的。在采访马津龙时，我插空向他询问这种说法真实性有多大？马津龙思考了片刻之后否定了这个说法。马津龙对我说，“作家从出租车司机口里听到的是社会上的传闻，应该相信是政府的救市态度和王振滔的电话感动了他。但无论怎样，他能够回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对于化解温州危机，稳定社会情绪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告诉我们，他专门为胡福林做了一期访谈节目，“6日晚上9时的财经频道播出，如果你们不急着走可以收看，这样可以直观地了解真相，澄清一些传言。”其实探求真相已经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真相。真正的真相只有胡福林自己知道。
为了能够看到这个访谈节目，我把离开温州时间改在了11月7日。
6日晚我早早打开了宾馆房间的电视机一直守着财经频道。21时，马津龙先生与胡福林的访谈开始了，化了妆的马津龙与我们采访时判若两人，镜头前他精神十足，神采飞扬。半小时的节目他调度得体，张驰有度，通过提问、沟通、讨论分析把公众关心的若干问题解答得清晰透彻。而电视屏幕上的胡福林精神状态良好，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整，身处风暴中心的胡福林的神情已显得淡定。这是他从美国回温州后第一次公开亮相。但多少还是可以看出身陷困境的忧郁。他着重讲述了滞留美国期间的复杂心情。他说他出去后的心情从未平静过，他自己分析出走是迷茫中的无奈之举。因为他并没有做好在美国生活的准备。正当他痛苦不堪的时候，工商联主席王振滔的电话促使他作出了抉择。王振滔转达了政府的愿望，特别指出他的出走影响了温州的信誉，并给全世界的温商形象带来了伤害。这些话引起了他的深思，于是终于下决心回来清理债务，并愿在政府和各界支持重组企业，重整山河，至少对各方面有个交待。
节目最后，胡福林为自己出走给温州造成的不良影响向温州各界表达了歉意。他也同时表示，有政府和整个温州商界的支持，信泰集团一定能够走出困境。
不管怎样，胡福林毕竟回来了。政府和舆论并没有给他施加压力，并且各方面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政府主导下，信泰集团欠银行的钱以协议形式先挂了起来，其他企业关联债务一律由政府主持登记暂且搁置。在公安部门的保护下，暴力追债的威胁已经消除。信泰集团秩序井然，胡福林已经能够安心打理企业，重组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后来得知，由于政府的引导，加之信泰集团土地厂房、太阳能、眼镜等都还属于优良资产，多家债权人和合伙人争相参与信泰的重组。虽然花落谁家尚未最后敲定，但在眼镜这一块的生产已经恢复，媒体报道称信泰集团眼镜订单已经排到2012年4月以后。
胡福林回归和信泰集团恢复生产成为了温州危机的转折点，由于政府处置及时、引导得力，一度弥漫全城的恐慌渐渐消除，社会紧张情绪得到缓解。澳米流体公司的孙福财也在各方规劝下回到了温州，他向员工们作了公开致歉，并且也恢复了生产。在舆论的引导和政府的努力下，温州跑路的一些老板正在陆续回到温州。温州社会已经趋向稳定。
处在火山口上的温州终于没有爆发。
7．不是尾声：危机仍未过去，但温州不会衰落
虽然火山没有爆发，但风暴并未就此过去。在我采访温州后的一个多月里，温州金融危机仍在发酵。而且温州的“亚马逊蝴蝶效应”正在向外漫延，其他城市的老板跑路事件也时有耳闻。就在这篇文章快要脱稿时，从网络上又暴出温商跑路的新消息。在苏州经营的温州商人池万明因35亿债务压身已经跑过一次被苏州政府劝回又再次玩起了失踪，最近已经被江苏警方抓获拘压。而就在2011年即将过的12月中旬，温州市龙湾区旅游局副局长又涉嫌高利贷走投无路再次上演跳楼身亡惨剧。
这说明温州风暴并未过去，并且仍在持续发酵。
正如周德文先生说，温州的危机只是中国中小企业的冰山一角，温州形势暂时趋稳，但火山仍在酝酿中。他预测，随着国家产业调控和转型升级，特别欧美经济危机的幅射，中国中小企业2012年会更加艰难。不过因为温州走在前面，也为政府正确认识和防范金融风险敲响了警钟。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在前面的温州率先踩响了地雷。温州人以鲜血和生命为全国中小民营企业打开了曾经关死的资金闸门，也为内地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昂贵的经验教训，为同样陷入困境的内地中小企业趟开了一条血路。连续12次提高的存准率终于开始下调说明了政策的转向。宏观调控的放松和信贷上的松绑会减缓危机，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放贷等扶持政策也在陆续出台。在12月12日至14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传递出的消息令人振奋。不仅明确提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思想，而且对民间资本进入国家传统垄断行业打开了期待已久的绿灯。“支持民间投资进入铁路、市政、能源、社会事业等领域”——看似只一句话，内涵却极其丰富，释放出国家高层迎接民营资本进入传统垄断行业参与竞争的强烈信号。随着放宽民间资本战略性投资新政的实施，温州巨量民间资本从此将有了广宽的投资领域，而国家金融领域的开禁，温州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也将摆脱资金困境，在国家减免税费等一系列政策扶持下轻装前行。对于温州来说，虽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这座世界关注的资本之都并不会因此而衰落。大部分企业营运状态良好。在我离开温州的时候原想去向戈悟觉老师告别，可是戈老却以正泰集团高级顾问身份在接待一个日本的企业财团。他告诉我，南存辉旗下企业运营一直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正泰电日器上市之后、另几家企业正在排队等待上市。南存辉又悄然拉开了产业务转型升级的大幕。正泰集团与日本合资200亿元的高端新能源项目征地已经完成，即将进入厂房设备基础建设阶段，该项目投产后可新增税收10亿元以上。这消息让我感到震奋，心中升腾起春天的激情和浓浓暖意。虽然民营企业置身严冬，虽然整个世界都被萧条气氛所笼罩，仍有一批优秀企业安然无恙。戈老师告诉我，温州危机影响深远，但是在温州仍有不少像正泰集团一样的优质企业立足传统实业、坚持做好主业、积极谋求转型升级的企业家。尽管温州金融风暴震惊了世界，但像正泰集团这样的企业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正泰集团的企业发展理念也许值得那些因急功近利而深陷泥潭的浮躁企业家们思考和借鉴。
这篇文章已经无法再往下写，但这并不是结尾，温州的阶段性危机正在过去，但温州的事件远没有结束，温州的故事也不会有终结。今日温州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悠远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漩涡，是市场经济发育和资本演义中无法避免的一段插曲。尽管时下的温州深陷危机之中，甚至被一度架在了火山口之上，但我相信有着东方犹太人性格的温州企业家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坚韧度过寒冬。我相信，全国中小企业和所有的创业者都会从王振滔的话中汲取力量增强信心——“虽然身处严冬，但春天毕竟已经不远” 。
温州，你这背负着盛名的资本之都啊，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你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但愿你永远充满活力与魅力。
（本文采写中得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温州藉作家戈悟觉先生和温州经济学家周德文先生、马津龙先生、《温州商人》杂志潘建才总编、周桂美副总编、邵晓敏主任及温州市图书馆文献部等朋友和单位的支持，谨在此一并表达诚挚谢意！）
2011年10月30日—12月31成稿于温州—上海顾村
原载《北京文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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