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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东莞进行时
作者:王伟举  发布时间:2014年8月5日  阅读数:15941  查看评论  
·报告文学·
 
 
           转型中国——东莞进行时
                —— 一份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调查报告
                
                  序
  ——深陷舆论漩涡的东莞
  
   在当今中国的城市群中,可能再没有比东莞更具新闻效应的城市了。同样一件事,发果发生在其他城市根本不会有人关注,但是发生在东莞就成了抢眼的新闻。
 一提到东莞,人们很容易想起它的不雅别称——
“性都”、“黄都”、“血汗工厂”、“文化沙漠”……
然而,东莞同时也还有许多美誉——
“鞋都”、“家具之都”、“服装之都”、“世界工厂”、“创意之城” ……
失意者对东莞充满恨意——“这是个最无情的地方,它只承认成功者,你是弱者就赶紧走开,没有人肯伸手拉你……”
成功者对东莞充满感激——“这是个真正公平的城市,关系在这儿没有用,一切由市场说了算,只要站稳了脚你就永远不会离开。”
东莞的一位副市长这样评价这座城市——“东莞不会让你一见钟情,但却能让你日久生情。”
众说纷纭,东莞似乎隐在云里雾中。那么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东莞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社会变革和经济开放的角度审视,特别是它具有中国特色的崛起之路,其示范价值应在深圳特区之上。只是因为深圳是国家打造的特区,所以东莞的光芒一直被深圳所遮蔽。作者并非故作惊人语,而是以真实史料为凭据。
先说深圳。
深圳的历史世人皆知——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已经被深圳人称为深圳城市的生日。
再看东莞——
东莞改革开放起步早于深圳,这是真实的历史,却很少有人关注。
东莞县地方志记载:
1978年9月,东莞县第一间对外来料加工厂——太平手袋厂在虎门镇正式开工生产。
东莞市的展览馆用雕塑腊像故事生动的表现了这一段历史—— 一个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腋下挟着皮包的香港商人在生产队土屋简陋的记账桌前,与衣服打着补丁的生产队干部正在洽谈来料加工业务。
1978年12月21日,东莞县革委会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主管“三来一补”和对外合资合作企业洽谈业务。在当时因为没有政策,只能采取“三来一补”的变通方式与港台资本合作。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性贸易。其实这就是后来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三资企业”的前身。
而被称作新时期“遵义会议”的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召开时间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东莞县第一家对外加工的太平手袋厂开工生产和县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成立的时候,党的三中全会还没闭幕呢!由此可见,东莞人的思想观念是超前的,他们对社会变革的趋势,对春天的气息有着天生的敏感。
深圳因为有国家给予的名头和身份,享受着特区的特别政策,所以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样本。而真正的先行者东莞,却因为没有名头和身份只能“隐姓埋名”为深圳充当着加工厂的角色。
深圳的发展是用内地的钱堆起来的,是国家政策强力扶持的结果。而东莞的崛起则是靠自己的内生力量,即东莞人自己的奋发图强。深圳虽然被视为对接香港开放窗口,但赚的多是内地的钱,而东莞的加工出口则挣的是欧美甚至全世界的钱。从社会民生的意义看,东莞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关联密切。与深圳不同的是,东莞没有“特区”的政策和名头,更没有副省级的行政级别和计划单列市的政策优势。作为中国开放的发祥地,东莞的市场化特征更为鲜明。
这个被称作“制造业之都”的城市,为内地数以千万的农村劳力提供了工作岗位,也为我们提供着各种生活日用品。我们穿的衣服和鞋、我们房里摆放的家具、我们使用的手机、平板电脑或其他电子产品,孩子们的玩具、甚至包括我们购买的某种“世界名牌”奢侈品没准就产自东莞。而欧美国家(也包括东南亚和非洲)对价廉物美的东莞产品更是情有独钟,所以东莞产品出口数量远超在国内销量,因此东莞也有了“世界工厂”的美誉。
东莞以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直通世界的外贸条件造就了许多富人,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也成就了许多人的创业梦想。
东莞也以铁的市场法则淘汰了许多不合时宜的英雄豪杰,打碎了许多人的淘金美梦。
论人口,小小东莞承载着超过1000万的常住人口,仅次于一线城市的“北上广”。
论经济总量,东莞以一县之域创造了5100多亿的GDP,超过了不少省会级城市甚至超过了不少西部省份。
论进出口贸易额,东莞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5位,仅次于上海、深圳、北京和苏州。
论人均可支配收入,东莞早在2010年就超过了深圳和上海。2012年,深圳、上海、广州三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为40742元、40188元、38054元,而东莞城市却已是42944元,按2013年上半年的增幅预测,今年人均可支配收将达46672元,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在2013年网上公布的“中国最富20城市排名”中,北、上、广、深榜上无名,排名第一的克拉玛依实际上是石油小城不具备参考价值,而靠产业兴市的东莞市虽然排名第二,实力上已是公认的第一。
   论繁华程度,分布在东莞市区和各个镇街的五星级酒店近30家,与上海和北京旗鼓相当。然而它的地位却有些尴尬。无论在行政级别和人们印象中,它都没有获得大都市的身份认同。虽然从1985年1月就升为地州一级的城市,却仍只管着原来属于“东莞县”的30多个镇街,并且中间不置区、县,成为我国政体中地级市直接管镇的一个特例。
然而在中国的城市群中,东莞实在太过富有,犹如一个穷人突然跻身富人的行列,这让它太过显眼了,所以在人们眼里便多了些另类的色彩。因而来自东莞的信息也便格外令人关注。 
在内地其他城市,很大的事也难掀起一点波澜。而在东莞,一个普通事件也会引发国内外媒体的热炒,近些年来,围绕着东莞的是是非非传闻不断。在“鞋都”、“家具之都”、“服装之都”、“世界工厂”美誉之外,又被冠以“血汗工厂”、“色情之都”“性都”、“文化沙漠”等不雅贬称。
众口烁金,积毁销骨。东莞这座为中国经济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名城经过媒体舆论的一次次描抹,一时曾沦为大众嘲弄和娱乐的对象,整个形象被彻底扭曲。
面对一次次被妖魔化的舆论困境,一贯主张低调务实的东莞市委不得不着手应对。2013年新年伊始,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主要城市高铁大站开始播出东莞的城市形象广告电视片。这正是东莞宣传部应对负面舆论采取的措施之一。
15秒的电视片通过精美画面介绍东莞人文风情和发展成就,通过海内外各色人物对东莞的评价彰显其“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的城市精神,希望藉此为城市形象加分。然而正是因为东莞关注程度太高,血拼点击率或收视率的媒体们似乎吃定了东莞。除了继续炒作民工讨工钱杀死老板、东莞警方扫黄让“小姐”游街等事件之外,东莞的产业危机也成为媒体关注的新焦点。不断有东莞工厂破产、厂房空置、村干部借贷分红等方面的新闻曝出。就在作者着手采写本篇文章之际,凤凰网上再次以“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菲利普斯(Tom Phillips)暗访的名义刊载了一组真假难辩的“地下妓院”的图片,称拍自东莞市中心,再次把“性都”的帽子扣在了东莞头上。5月30日,凤凰网又贴出《东莞酒吧火爆夜生活》的组图。这使东莞市政府为形象宣传所作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也许正是东莞过于引人关注,所以总是有人想要给东莞涂上些暧昧的色彩。 
在这个媒体多元的时代,主流媒体的声音或者表现为缺失,或者被淹没。东莞的辩解、东莞形象宣传片的播放在一片负面的喧哗中显得苍白无力。
东莞市长袁贵成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谈中谈到这个话题时只好说:黄赌毒现象在城市发展中确实有过,每个城市都有,东莞就是东莞,不需要为自己正名。
袁贵成讲的其实是大实话,但听起来多少有些缺少底气甚至有些无可奈何。在网络暴力倾向愈来愈让人恐惧的时代,任何官媒和机构想改变舆情都感到力不从心。这种对舆论导向的放弃或曰妥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我们的官媒上每天讲着“正能量”的官话,却缺少以理服人维护正义的文章,其根源在于整个时代的浮躁。虽然市长讲了“东莞就是东莞”,那么东莞究竟是怎样的东莞?
众说纷纭,扑朔迷离,迷雾笼罩中的东莞,给人们造成越来越多的疑惑。
作为反映时代脉动的报告文学,有责任向世人解读重大社会悬疑。笔者于2013年的仲春时节走进东莞,以个人探访的方式,从市区到村镇,从产业到文化,从传统制造业到创意新型产业进行了深入调查,接触的人员既有东莞藉原住民,也有外地来莞人士,既有企业高管,也有普通打工者,既有村干部,也有政府公务员,包括自由职业者。笔者以一个平民百姓的视角和体验,感受了东莞的方方面面。最终写成这篇调查报告,希望向世人解读一个真实的东莞。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 一家手袋厂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星星之火
 
 东莞为岭南古邑,三国时期为吴地,东晋置县,初名宝安。唐至德二年更名为东莞县。这个古老的县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英帝国主义借林则徐在东莞虎门海滩销毁英商鸦片事件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实质上由东莞开启。
然而在海禁未开之前的漫长年岁月里,东莞一直被视为边地。直到文革结束之时,东莞仍仍是一个农业大县。境西北濒临珠江口,著名的东江干流在境内达74公里,河涌交错,水资源丰富,南亚热带气候适宜各类作物生长。因此东莞除了盛产优质稻米,水果亦闻名于世。香蕉、番荔枝、龙眼、黄皮、波萝、甘蔗、橙柑、甜柚等水果等多达30余种。就连河涌沼泽的草也与众不同,这种草质地柔韧,编织出来的草席不仅柔软且有光泽,史上久负盛名。这种草名曰莞草。东莞县名亦由此而来。 
现在的东莞称为“制造业之都”,而在改革开放以前,除了一些民间的莞香、莞草、爆竹烟花等手工作坊,东莞工业是一张白纸。
由传统农业大县成为“世界工厂”,实在是一个奇迹。
众所周知,上海、广州的繁荣是因为较早成为通商口岸,深圳的崛起,则是仰仗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而东莞却没有任何优势。虽然位于珠三角,但广州在它的西北面,阻隔了来自内地的人气,深圳特区在它的东南面,又截住了香港涌向内地的资本。广州、深圳这两个重量级大城市正好形成一个蟹钳,从东北和西南将东莞夹在了中间。
无论政策、资本、人气,知名度各方面,东莞都与广深两大城市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广深城铁开通后东莞在交通上也显出尴尬。广深城际铁路中间有一个冠名“东莞”的车站,但是这只是一个站名,这个站真实的地名是东莞市的常平镇。不熟悉的人若从这个站下车去东莞市区,等于绕了冤路,还要乘坐40多公里的汽车。离东莞城区最近的站应该是石龙。东莞城区实际上偏近境西水乡一带,正是广深两大繁华都市遗弃的边角。无论天时地利,东莞都不具有任何优势。
然而,正如楚国诗人宋玉《风赋》中描述的那样“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东莞崛起最初的动力竟是源于一家不起眼的小小手袋作坊。今天的东莞,只要回顾起改革开放的历程,人们都会首先从这个小小手袋工厂说起。
当年的东莞只有三个镇,东莞城关镇、石龙镇、太平镇。太平镇即是现在的服装名城虎门镇。如今近百万人口的虎门镇,当年只有两条街道,镇上有一家归属于县二轻工业局的小服装厂。1978年7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小港商在东莞县二轻局领导干部陪同下来到这个小小服装加工厂。这个小港商老板名叫张子弥。
  张子弥并未在意加工厂的条件简陋,他看中的是内地便宜的劳动力,低廉的加工费。他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手袋,并拿出了带过来的毛料,让太平服装加工厂的工人帮他复制手袋。当时的老厂长便叫了几个技术骨干根据张子弥拿来的手袋样子照葫芦画瓢设计、绘图,因为他们经历过剪裁服装的专业训练,在熬了一个通宵后第二天他们就设计出了一个和港商的样品一模一样的手袋。那张子弥一看很是满意,一个月后便签订了合同。不过当时的企业属于“大集体”性质,东莞县二轻工业局是太平服装厂长的主管,与张子弥的合同只能由轻工局签。
  这实际是传递了一个重要的经济信息。当时的香港已因各种成本不断上涨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这使得许多聪明厂商将企业外转以降低成本。而太平镇因南临香港北靠广州,境内当时就有宝太公路直达深圳罗湖关口,公路等级不高。但水陆交通相接抵达香港也就三五小时,在当时这已经很便捷了。
  据当年在手袋厂工作过的老工人们回忆,太平手袋厂刚建时,所有的原材料和设备都是张子弥从香港运过来,在太平镇加工成各式各样的手袋,再将这些手袋运回香港发往世界各国。手袋厂只赚取其中的加工费,并且要将加工费的20%返还给港商张子弥作为使用设备的费用。
  最早进入这家工厂后来都当过厂长的两个人现在都成了老板,他们是当年太平镇上两个吃城市商品粮的年轻人,男的叫唐志平,女的叫苏秀仪。因为这段珍贵的经历,他们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据他们回忆说,当时集体工厂采用计件的方法,那个时候的工人,不像现在的人,为赶货做几天几夜也不会有抱怨,大家都想要在规定时间前做完,不然要被扣钱。以件计酬手脚快的一个月能拿到100多元,在当时算是非常高的工资了。 手袋厂的高收入让他们成为东莞城里第一批用上洗衣机、冰箱的人。
经过3年合伙,手袋厂用挣来的劳务工时费将港商提供的设备费用全部偿清,工厂也就变成东莞人的了。在没有任何工业的东莞,这家虎门街上的小工厂十分招眼,许多想进厂的人拎着鸡鸭等当时认为拿得出手的礼物,找到县轻工局和手袋厂负责人,千方百计托人“走后门”进这个工厂上班。
在当今这样一个手袋动辄上万元的消费时尚年代,与今天大卖场的香奈儿、爱马仕这类名包相比,当时太平手袋厂生产的手袋显得未免有些寒酸和土气。但是在那个大多数人都还背着军绿色帆布挎包的时代,手袋刚从境外流行进来还是很时髦新鲜的物件,青年男女像当年追捧军绿色挎包一样喜爱手袋。太平手袋厂印有各种漂亮图案的包一出厂便被一抢而空。
曾经当过第三任厂长的唐志平说,当年即使在上海这样见过世面、比较挑剔的大城市,他们的手袋也供不应求。一批货拉过去,到百货大楼,当地一堆人就手拿着钱,抢手袋。这使太平手袋厂迎来了最繁盛的时期。厂里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800余人,但生产仍是紧张,各地要货量巨大,一直供不应求。当时全国二十多家大城市的最好的百货公司,都有太平手袋厂出产的“金虎”手袋。后来随着民营经济兴起,厂里的业务骨干不断流失,加之体制和市场竞争多方面的原因,红火多年的太平手袋厂终于开始了衰落。1996年,这家东莞最具改革象征意义的工厂正式关门倒闭了。
现在东莞市展览馆把这段历史作为东莞改革开放的象征,将真实的人和事塑制成腊像,辅之于相关图片的实物,生动而形象——
香港商人穿着土气的西装、打着刺眼的红色领带,夹着皮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而东莞农民打着赤脚挽着袖子戴着草帽,眼里流露着真诚。双方在生产队的小方桌前拨拉着算盘珠子讨价还价……
我看了展览馆之后便乘车去虎门寻找这家工厂的旧址,想为这大风起源的地方拍点图片。然而我在虎门到处打听却难寻踪迹。在人们所指的方向只看到一片高耸入云的现代化住宅楼盘。后来得知2010年太平手袋厂被拆迁,原址上建起了新的商品住宅楼,这家东莞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彻底在虎门消失。
虽然感到有些惆怅,但细想想太平手袋厂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城市的发展不可能让这个陈旧的院落在城市中心保留下来。太平手袋厂点起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星火,它不仅是今天“制造业之都”的奠基石,也曾是培养东莞本土创业者的摇篮。开始进太平手袋厂的那批人,后来先后出去开办了自己的工厂。唐志平、苏秀仪成为这镇上最早的民营经济创业者,现在都经营着自己不错的企业。
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太平手袋厂这起于微末的小风,引发了各路资本竞相进入东莞的经济大潮。
 
在夹缝中悄然崛起
——东莞创造了黄金30年的奇迹
 
虽然当时东莞太平手袋厂已经实实在在迈开了利用外资的开放步伐。但是却未得到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这期间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大计,批准成立了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经济特区,批准上海、广州、天津、宁波、温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
随着深圳特区的成立和广州成为沿海开放城市,夹在两城中间地带的东莞显得很是尴尬。明智的东莞人只能另辟蹊径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既然没有特区名份,那就不求名份。既然没有招商引资的特殊政策,那就自己寻找出路。建于虎门镇的太平手袋厂为东莞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样本。看到给别人加工、代工挣加工费也很可观,许多乡镇企业纷纷效仿。通过各种渠道与境外商人联系,积极承揽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业务。东莞没有政策优势,但却有独特的人脉优势。与东莞有亲缘地缘关系的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接近百万,这是东莞最大的优势。
东莞在国家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他们抓住了机遇,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很快,各种加工企业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东莞虎门镇这家小得不起眼的“太平手袋厂”在虎门镇几十年的巨大变迁中早已无踪可寻,然而它的意义却是历史性的。正是这种 “三来一补”变通灵活的方式使没有特区政策的东莞抢得了吸引外来资本的先机。资本逐利的本质引发了境外来莞加工办厂的热潮。随着国家《中外合资企业法》的颁布,一股海外资本的飓风越过香港河、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太平洋席卷而来。
东莞人不仅善于审时度势,更以坚韧性和务实著称。这有点像当地生命力极强的莞草。东莞这座城市就凭着这种莞草一般生命力,在广州和深圳两大城市的缝隙中悄然生长起来,最终收获了使自己脱胎换骨的黄金30年。 
至今仍有人说,东莞的成功凭借的是地利的优势。细究起来这说法未免不符合客观事实。广东省除了广州和深圳,另外还有珠海和汕头两个最早授权的国家级经济特区,但珠海、汕头享受了30多年特区政策却少有作为,而今国家赋予的特区光环也基本消失,而东莞却能从挤压和包围中脱颖而出。
如果说东莞利用港资多少还占了点地利优势的话,那么众多台湾资本云集东莞就值得思考了。因为无论从地理还是文化,福建利用台资无疑比挤压在夹缝里的东莞更有优势。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是,包括最早划为国家经济特区的厦门在内,福建这个近水楼台却未见显山露水,而原本在珠三角并不显眼的东莞却成了台商投资办厂最多的城市。可以说,无论是最初的“三来一补”加工业还是后来发展为制造业之都,台湾资本都是最重要的推手。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局势?如果要找原因,那么从人文素养方面分析,东莞人的专一与守恒才是成就他们的重要因素。  
这里可以将东莞与其他城市作些直观的比较。
要论聪明和勤劳,东莞人与温州人无法相比。温州人最先靠前店后厂模式的民营制造业迅速暴发,并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地。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很快都有了温州商人办的工厂。并且温州资本的触角已经伸向了海外。欧美各大城市都有活跃的温州资本,五大洲200多个城市都有温州人的商会组织。然而在积聚了巨额的财富之后,温州人却不再安于熟悉而辛苦的传统制造业。许多先富起来的温州人在制造业面临困境时对赖于起家的传统制造业渐渐丧失兴趣并最终丢弃,转而把积聚的资本投向了投资兼投机的资本游戏中。
伴随着中国经济资产泡沫的不断膨胀,他们左冲右突追逐着各种新兴的资产四处出击,从“温州炒房团”见诸报端开始,温州人投在房产地的资本超过2000亿。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市场日趋火爆,浩浩荡荡的温州资本涌入山西炒煤。据估计,山西60%左右煤矿被温州人收购。尽管2005年后煤炭政策已经对温州资本不利,但温州人发现如果投资规模足够大仍有利可图,依然顶风冒险抱团杀入。
2003年,全国棉价上涨,温州30亿元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棉花随之一路飙升。
同是2003年,全国电力紧张,各大区域普遍电荒,几十亿温州资本立时涌入重庆、四川西部等水电资源丰富地带投资电站。
2005年后,贵金属价格猛涨,大宗商品期货走牛。温州资本开始伸向有色金属矿产。
2007年,全球能源危机显现,石油价格大幅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目的只有一个——盈利,随着一轮轮倒手,巨量的财富更轻松地在聚集。比起又脏又累、利润日薄的制造业来,资本游戏无疑更具吸引力。温州人日益沉迷这个投资游戏,在一轮轮资本追逐之中,失去了本该让温州腾飞的十年逐利本性加上低端企业转型艰难。在炒过了房产、矿产、煤和油井之后,温州人最后直接炒起钱来——做起了利滚利的高利贷生意。结果最终导致了温商群体的困境和温州经济的衰落。
与温州人不同的是,务实的东莞人始终坚持做实体经济,坚守着赖以起家的制造业。尽管制造业利润越来越微薄甚至亏损,但他们始终不弃不离。于是,在温州制造业日渐衰落时,东莞的工业园区却将太平手袋厂式的模式发扬光大,将星星之火越烧越旺,逐步形成燎原之势。
除了守恒专一的文化背景使东莞人能一直坚持做实体经济之外,坚持以集体经济形式发展,走集约化经营道路也是东莞快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在全国全面推广小岗村大包干经验的情势下,东莞人却走了与小岗村规截然相反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从理论界到媒体都把敢于单家独户大包干的小岗村当作了改革的先锋。小岗村在极左路线造成的极端贫困逼迫下选择了分田单干,这就等于选择了小农经济。而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只能是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社会极度贫困阶段一种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农村发展的最好方式。曾经给朱镕基写信批评农村政策的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早就指出小农经济不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分田到户30多年后的今天,小岗村贫穷如故的现状已经验证了李昌平的观点。 
而务实的东莞人却绕开了这段弯路。
就在全国农村紧步小岗村后尘“分田分地正忙”之际,已经从“三来一补”加工业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的东莞人却已经意识到只有工业园区才有利于产业聚集和产业链条形成。而土地由农民单家独户经营无法形成产业集约的园区。于是,整个东莞拒绝了个体经营,并且把原来联产承包分到户的土地重新收归集体。以村、组为单位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由集体筹资建设道路、水电、厂房等基础设施。形成一个又一个、一片又一片功能齐全的现代工业园区。
不管是误打误撞,还是有先见之明。总之东莞赶上了一个绝佳的机遇,赶上了西方传统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节点。
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当时全球的经济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霸主,同时也成为最大对外投资国。而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的对外投资大国在二战中受到重创,但经过战后休养生息,在上世纪60年代重新恢复对外投资能力。而日本、新加坡、韩国、我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此时正好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在美国的羽翼下经济迅速重新崛起,同时也催生了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这亚洲四小龙。 
美国硅谷掀起的新技术革命催生了整个欧美的产业转型浪潮。各国开始把重点转向电子IT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这种背景下,资金和劳动密集性的传统产业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空间不断缩小,这导致西方传统制造业纷纷外迁。与此同时亚洲“四小龙”聚集的资本也要寻找出路。这种赶潮式的产业迁徒选择的自然是成本低廉的价值洼地。而建国后一直忙于政治运动的中国此时尚处在依赖原始农业模式维持简单生存阶段。随着文革结束和社会投资坏境的变化,既有大量闲置劳动力资源又有辽阔土地资源的中国内地自然成了这些外迁资本的首选。在中国大陆尚未对外开放之时,这些资本便多经由香港转往毗邻内地。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确立,各种资本开始涌进入中国大陆。其中最活跃的当数海峡对岸的台湾资本。 
台湾传统产业和新型电子产业此时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因为岛内空间的狭小,庞大的资本的急于寻找新的市场和产业基地。于是,东莞的这种筑巢引凤式的现成产业园区模式正好生逢其时。
深圳特区建立之后,东莞优势进一步显现。进入东莞的企业越来越多,许多产业链条在企业发展扩张中自然形成。许多老板把公司注册在深圳,却把生产基地放在了产业群集中的东莞。 
  这些外来资本最喜欢东莞这种拎包入住的模式。不用自己费力去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不用自己去跑征地手续,更不用直接面对单家独户的拆迁。无论是要单独建厂还是直接入驻工业园区,投资方都是直接与村集体打交道。东莞所有的镇村都有自己的工业区或产业园。每个园区都敞开着大门,以最优惠的政策和最快捷的速度使投资人很快投入生产并产生效益。
有了“三来一补”加工业的经验,东莞各个工业园区设计都熟悉现代工业生产的流程和理念,一般都符合工厂主的要求。这就形成了双方都欢迎的共赢效应——建工厂的人不用自己经营,经营工厂的人不用劳神费力地建工厂。老板拎着包带着设备进来,一旦签定合同,立马就可以招收工人,在短暂培训后就可以投入生产。承租方只须按合同交租金和水电费,厂房外面的一切都有出租方(也称工业园区)代为打理。连进厂的外来务工人员暂住证也都由出租方代为办理。承租厂主只管张榜招工和生产销售,其他一应社会事务一律由出租方负责。这实际上是一种厂房出租模式,可以概括为地租经济。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经济模式对于出租方和承租方都相得宜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农村仍处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阶段。当“深圳速度”成为热门词语之时,东莞就已提出了“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奋斗目标。1985年,东莞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成为东莞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并由此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
1985年东莞县被撤消,从1986年1月24日,启用“中国共产党东莞市委员会”和“东莞市人民政府”印章。1988年1月7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东莞市升格为地级市,时隔仅仅二年。
而这期间正是东莞工业化大见成效的上升时期,从1985年到1988年4年间,东莞工业以年平均50%以上的规模高速增长。其中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2.3%,这标志着东莞初步进入了工业化时代。
1994年9月,中共东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东莞基本实现农村工业化。外界经常援引这样一句话来表述东莞农村工业化发展速度——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东莞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了100多年、亚洲“四小龙”用了4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
东莞模式由此名声远播。越来越多的资本蜂涌进入东莞,资金来源地已经不只是香港和台湾。日、韩、东南亚、大洋彼岸的欧美,各路资本纷至沓来。东莞全市30多个镇80%以上的村庄都成了工业园区。  
数以万计的工厂自然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东莞制造业的崛起为内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制鞋业为例,东莞仅制鞋业工人就有200万,其中集中了来自台湾、日本、韩国、巴西等地区和国家的制鞋技术人才近10万人。并有来自传统制鞋强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设计师、打版师等制鞋专业人才5000多人。这些人才的汇聚,使东莞真正成为世界制鞋人才的高地。此外,东莞汇聚了全球1500多家鞋类产品采购商、贸易商,包括世界最大的贸易公司如利威、派诺蒙、世界最大的采购商如沃尔玛等。东莞拥有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运动鞋生产企业——裕元集团、全球最知名的休闲鞋生产企业——兴昂集团、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企业——华坚集团。除此之外,东莞还汇聚了如大力卜集团(绿洲鞋业、绿阳鞋业)、顺天集团(力凯鞋业、力祥鞋业、力展鞋业)、功盛集团(永信鞋业、永宝鞋业、永晋鞋业、永盛鞋业、永义鞋业)、华风集团(瑞恩鞋业、瑞星鞋业、瑞邦鞋业、汉诣鞋业)等数十家风靡全球的制鞋集团。厚街已集中制鞋企业1150家,年生产量6亿多双。东莞高埠镇有全球最大的制鞋基地,台商投资的裕园工业园。耐克就产自这里,世界第二大品牌的运动鞋新百伦(NEW BALANCE)也产自这里。此外还有阿迪达斯、锐步等国际知名品牌。有人估算过,世界上每5双运动鞋中就有1双产自东莞。 
     巨大的劳动承接能力吸引了内地各省区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潮水般涌向东莞,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拖儿带女举家南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是东莞吸纳劳动力最旺盛的时期。这个时候随便走进内地某省某县的某个村庄,随意走进一户人家他们就会告诉你,儿子媳妇或女儿女婿在广东打工,再问广东哪个地方,听到最多的回答是“在东莞”。
在东莞发展的鼎盛时期,常规就业吞吐量保持在八百万人左右,而且其中四分之一的家庭会带来子女。这使东莞的城市人口爆炸性剧增,加上有本地户籍的170万居民以及临时过往没办证的人员,东莞实际人口至少应在1200万以上。东莞实际上进入了中国特大城市的行列。
巨大的流动人口自然少不了简单的衣食住行消费。这不仅带起了东莞农民个体建房的高潮,也带活了商业、旅馆、餐饮、交通运输物流和其他社会服务业。包括为打工子女办的私家幼儿园和民办学校也火了起来。东莞不仅成为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同时也成为潜力惊人的消费城市。
于是,制造出口与内需消费成为东莞经济腾飞的两翼。
东莞城市由此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并且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出自东莞的产品以制衣、制鞋、家具制造、电玩制造等生活日用品为主,这些因成本低廉大量出口欧美市场。围绕着这些产品的上下游形成一条条产业链、又孳生出许多专业化市场,如鞋材、纺织物材料、纺织机械、家具材料、家具机械、装饰材料、建筑材料等等。各行业的繁荣又刺激了餐饮、物流和酒店业等三产服务业的兴盛,遍布全市各镇村的星级酒店和餐馆同时也成为大量吸纳就业人口的又一重要产业。 
村与村之间的工业园已经联连一片,农村与城市界限已经消失。30个多个镇区分别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却又相互连贯的繁华城市。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东莞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8.5%,仅次于上海市的89.3% 。东莞除了河滨水乡地带少数乡镇保留部分农业和林果业,绝大部分镇基本上没有了农业。这时期,东莞正式注册的大小工商企业已经有55万家。在中国经济百强镇排行榜上,仅东莞市就占据了11席(虎门、长安、塘厦、常平、厚街、凤岗、清溪、寮步、石碣、石龙、樟木头),并且百强镇前5位中东莞市就占了3席,而东莞市的虎门镇更是一直在百强镇中稳稳占据着头名状元的地位。
据《东莞经济》杂志主编李智勇介绍,东莞经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即使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突袭的情况下,东莞仍然凭惯性保持了这种增长势头。
  东莞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无论你在哪里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甚至有人不无夸张的说,“某一天东莞塞车停产,就可能导致全球缺货。”
 了解东莞电子产业的深圳媒体人秋实说得更具体。如果东莞一天停止供货,全世界的苹果公司就得停产。
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东莞成为最大赢家。庞大的外来工群体让东莞人坐享可观的人口红利。凭着地租和房租,东莞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遥遥领先于全国。据2012年的全国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排名:深圳40742元,上海40188元,广州38054元,而东莞市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42944元,位居全国第一!东莞也因此以富甲天下而闻名海内外。
这个阶段就是东莞人最为怀念并引为自豪的“黄金30年”。
 
         成长中的烦恼与隐忧
——社会乱象与危机考验东莞模式
 
东莞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区的农村劳动力,外来人口的爆炸式剧增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盛极而衰是世间一切事物的规律,东莞也无法绕开这个定律。当历史进入21世纪时,东莞的地租经济模式和人口红利都已经到达极限。在地租经济走到尽头之时,被高速增长掩蔽着的各种矛盾也开始逐步显现出来。
170万本地人口与1000万外来人口之间的融合之困,庞大人口的公共服务负荷之重、人员结构复杂的社会管理之艰,这一切都让由县城成长为大城市的东莞有些措手不及。对庞大外来人口管理的力不从心一度使社会陷入失序,人口成份的复杂导致沉渣泛起、东莞给人的印象曾经是乱象丛生。
 
●交通混乱导致安全隐患剧增 
东莞本身就是很私家车保有率最高的城市,而且活跃的工业和外贸造成巨大的客流和物流,加上相当于本地人口5倍的外来人口,大小道路不堪重负。而数百万外来人口有相当数量的人购置车辆,或为生意需要,或者是为谋生开黑车拉客运货。而更多的打工者为生活和上班方便选择了便宜的摩托车。这使摩托车数量剧增,高峰时超过200万辆。这一阶段,到处可见各种无执照的黑出租车,随处横冲直撞的摩托车。在本世纪初的东莞,堵车塞道是家常便饭。车祸相伴而生,每天都有多起撞车事故,车祸伤亡数字触目惊心。无以数计的摩托车是制造车祸的罪魁祸首,关于车祸的消息充斥每天的电视和各种报纸。与摩托车相伴而生的的抢劫案剧增,外来流动人口管理量大难度也大,摩托车开始成为犯罪工具,摩托车飞车抢夺是常见形式。据东莞警方统计,31%的刑事案件都与摩托车有关。于是东莞市政府不得不开展摩托车整治行动,先是从2006年9月起对摩托车行驶线路进行限制。自2006年9月1日起,严禁无牌无证、假牌假证摩托车上路行驶。禁止异地牌证摩托车在本市除国道、省道以外的所有道路上行驶。自2007年9月1日起,禁止本地牌证摩托车在本市环城路以内的禁行道路上行驶。于是东莞政府决心彻底解决摩托车问题,限摩令不久,政府再次出手,从2007年开始在市区禁止摩托车销售。2009年1月1日起在主要市区全面禁止摩托车通行,远期目标是到2013年全市全面禁止摩托车上路。
色情行业泛滥成灾
治安压力的另一方面正是东莞市长说的“各个城市都有”的黄、赌、毒乱象。七八百万外来人口成分何其复杂,城市常见的色情交易在东莞一度十分猖獗。网上曾流行“十万小姐赴岭南,百万嫖客下东莞”的段子,虽然是文字上的调侃,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色情行业的泛滥的现实。
在这个时期,打开网络只须输入一两个关联词语,东莞各个镇街有关“桑拿”、“会所”、豪华“KTV”五星、六星酒店的广告便铺天盖地而出——
“东莞市区最安全的桑拿酒店”
“常平富豪金涛宫会所”
专业的“东莞桑拿论坛”
“千万巨资打造常平桑拿王国”
“长安超级桑拿零距离真空透视任你选”
……
在“桑拿”的名义掩饰下,那些几乎半公开的暧昧广告语明白地告诉你许多信息。笔者无法到逐个镇街去探访,也没勇气去这些地方“深入体验”,更不可能到公安机关去调阅这类治安档案。而且也没必要耗去笔墨去具体描绘那些现场。仅从一些广告上就可看出端倪,露骨到令人震惊。
看下东莞虎门镇一家“桑拿金字号”的广告和标价——
甜心密桃:450元;
蓝姬公主:550元;
红色才女:550元;
舞动艳娘:600元;
气质模特:700元;
东莞长安镇一家自称桑拿航母的价格却是如此表述——
纯情实习工厂妹与学校清纯校花电话预定价398元
  白衣医学真情奉献电话预定价600元
  高点击率超级红牌电话预定价900元
含苞待放青春靓丽小公主与麻辣格格 电话预定价550元
功夫女郎风情万种配备道具服务 电话预定价800元
美艳绝伦车模特T台模特电话预定价700元
两岸三地魅力之星、空姐 电话预定价1500元
……
这里不妨借助一位女作家的散文片断来看看东莞这种暧昧行业的情状。
“她们都耸胸,露着大腿和肚脐,涂着银蓝的、银粉的眼影,她们吸着烟,雾气缭绕,一个个霸道的样子。叽叽喳喳的,那样的热闹。啊,在我看来她们只是一群小姑娘。”“隔着临窗的大玻璃,香港人在日本寿司店或者韩国烤肉店跟美貌的大陆女孩聊着天。她们的领口开得很低,都涂着很深的眼影,它垂着,似乎要掀起一场大风,时间被一种慢轻轻抽打,夜晚的常平,像一条腥香的脏裙子,隐秘的华丽,锐利的性感,颓废的旺盛。”
“左边那个坐在一个男孩的腿上,他很帅,是那种有点坏的帅。那小妓女坐在他腿上,手里拿着串鱼蛋吃着。她穿着极短的牛仔裙,两只脚悬着荡来荡去,大腿白得晃眼……她穿着T形的内裤,她的地狱之门。丁字内裤陷进那个缝……” (引自作家塞壬散文集《在镇里飞》)
作家曾长期在东莞工作生活,她以女性的细腻观察生活,以直面现实的非凡勇气大胆摩写,她以文学的笔法刻画了一个镇街上夜店里的世象,但却让我们感受到整个东莞色情泛滥的严重程度。
另外我们从官方媒体的正面报道中也可感受到东莞色情行业的火爆。下面是一则摘自2009年11月12日《广州日报》的报道:
 从11月9日晚上开始,东莞警方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涉黄、涉赌问题的全市统一清查行动。记者昨日从警方获悉,本轮扫黄、禁赌行动的第一次全市统一行动将延续到今天24时整,除了突击检查各种娱乐场所之外,警方还将一直对有涉黄、涉赌嫌疑的场所持续进行暗访摸查。
记者昨日致电东莞多家桑拿场所,大部分桑拿场所的工作人员均称近期他们已经“暂停营业”。在清查行动中警方也查获了一批涉黄、涉赌案件,其中凤岗一出租屋老板因为出租屋成为“淫窝”受到警方的处罚。
部分桑拿场所仍在“非正常营业”
昨日下午,东莞警方透露,本轮打击行动的第一次全市统一行动将于今天24时结束。“但是我们仍将对涉黄、涉赌的嫌疑场所进行暗访摸查,下一次突击检查的时间还未定。”
在警方连日打击下,东莞的桑拿场所近日基本都已“关门歇业”。记者昨日致电多家桑拿场所的经理,他们均表示近期“暂停营业”,但也有部分桑拿场所称仍在“非正常营业”。
昨日下午,记者致电东莞某镇街名叫某水会的娱乐场所,工作人员称:“已经没有正常营业了,但是你还是可以过来。”
出租屋成“淫窝”房东被罚1.75万元
11月9日晚,凤岗警方在清查行动中捣毁了一卖淫窝点。据悉,11月5日上午,凤岗分局接群众举报称,位于凤岗镇三联路“漂亮宝贝”发廊以经营发廊生意为名实为卖淫窝点,从事卖淫活动。
9日当晚,凤岗公安分局进行突击检查,在该发廊当场抓获1名组织卖淫人员、4名涉嫌卖淫女子、2名嫖娼男子、缴获避孕套85个。
镇街扫黄速递
麻涌:地毯式清查一间不漏
11月9日晚,麻涌镇对辖区内的酒店、旅馆、沐足等场所进行突击清查,抓获涉赌违法人员16人,其中治安罚款8人,治安警告8人。
寮步:查处涉黄涉赌案件425宗
截至目前,寮步镇破获“黄、赌”案件425宗,其中涉黄案26宗、涉赌案499宗,销毁老虎机2220台。
常平:查封两家桑拿场所
常平公安分局抓获涉嫌招嫖人员和站街女41人,涉赌违法人员19人。天鹅湖酒店和中环酒店因经营色情桑拿被查封。
长安“人肉市场”被警方查封
长安镇上沙第四工业区有个“新一族”市场,整个市场五六十间店铺成为卖淫的集中场所。11月9日晚,在东莞扫黄打非的态势下,这里被查封。
然而,11月10日晚,记者再度暗访时,店铺老板仍热情招呼“要不要妹仔?”同时强调,“过几天就会重新开,到时候小妹更多”。
昨日长安警方表示,只要“新一族”的不法情势有抬头的迹象,就会予以严厉打击。
……
东莞政府扫黄的态度是坚决的,无论政府层面还是民间,都决不接受外面对东莞“温柔之乡”的暧昧称谓。东莞的经济活跃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决不能靠色情来刺激。
就在作者正在修改这篇文字时,东莞方面又传来打击黄赌毒的新信息——7月12日,东莞警方再次整治娱乐场所,一次抓获吸毒人员233人。清扫黄赌毒不能靠突击,为保持东莞经济的繁荣,东莞的城市综合治理已经实现常态化。经济要保持高速发展的良性循环,社会环境必须更加和谐文明。
社会分化中的隔漠与对立
20多年来,东莞以自己独特的模式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同时东莞的崛起也惠及千百万内地农村劳动力。
一茬又一茬农民工在这里靠着吃苦耐劳挣到了数目可观的劳务费。外地打工人究竟在东莞挣了多少钱?这是一个庞大到无法统计的数字。每年年底,内地各个村镇的许多家庭都眼巴巴地盼着从东莞来的汇款通知单。一户户农家用这些钱摆脱了最初的贫困,一个个村庄靠这些钱改变了面貌,相继盖起了楼房。客观地说,没有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挣来的巨额劳务资金,就没有眼下新农村的基础。依笔者浅见,这应视为东莞发展给中国新农村建设带来的贡献。然而数以千万计的打工人在东莞挣到了血汗工钱,也饱尝了辛酸和屈辱。他们除了通过艰苦的劳动挣到浸满汗水的工钱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公民权力方面的尊重。他们在挣钱养家或摆脱贫困的同时,其实也为东莞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人正视他们的贡献,没有人关注到他们的存在,更没有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除了年底在中央政府干预下由当地政府帮助讨要被拖欠的工钱之外,这个庞大的群体一直处在被社会忽略的状态。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只有当地派出所开出的“暂住证”。在2007年以前,他们没有名份。“农民工”、“外来人员”、“流动人口”是社会对他们共有的称谓。这为数庞大的群体实际上成了“边缘人”。在户籍所在老家,他们因长期在外已经被主流社会遗忘。在东莞,他们是外来流动人口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政治权力、个人愿望等诉求全被社会忽视。孩子上学、婴幼入托都只能从微薄的打工收入挤出点钱来求人“通路”。虽然每个人都持有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身份证,但他们却没有真正的身份。自然也无缘分享他们参与创造的东莞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在当地人眼里,他们永远是“外来工”,哪怕你在东莞工作二十年,也只是“暂住人口”。岐视与屈辱像无形的巨石压在每个外来人心上。在他们眼里,有户籍的东莞本地人是高于他们之上的。本地人才是主人,本地人实际上扮演了地主的角色。他们出租房屋让他们住,出租耕地让他们耕种,出租厂房让外来人中的老板投资办厂,而他们负责对招来的打工人员进行管理。区别外来人与本地人的不仅只是浓重南粤味道的东莞方言,还有眼神。外来人员时时小心翼翼,眼里流露着不安和惶恐。而本地人很自然就有一种“主人”的傲气。他们与外来人员的交往就是体现在生意上,交租与收租的关系。除了利益,本地人几乎不与外地人来往。冷淡与隔漠逐渐将本土人和外来人分化开来。外来人中又有工厂主和打工人的分化。在本土与外来之间又夹杂着租住之间、劳资之间、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等等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逐渐将东莞社会撕裂,形成多个不同的族群,而本地人无处不在的优越感和族群之间的对立趋向日渐严重。外地人心理脆弱心理对岐视的过度敏感以及劳资关系纠纷等因素成为加剧社会族群分化的催化剂。
于是悲剧性的事件不断发生。
2009年7月21日东莞市厚街镇陈屋村上得鞋材有限公司一个姓廖的员工跳楼死亡,警方经过鉴定认定为自杀。据同室阮姓工友说,当日14时许,他接到同事廖世锴的电话称,请他将廖世锴宿舍内的笔记本和钱包交给家属。他接电话后马上致电给另一金姓同事,告知廖有自杀想法,金姓同事急急赶回公司二厂宿舍时,廖世锴趴在宿舍四楼的围栏上,姓金的同事打算到四楼拦住廖世锴,但跑到二楼的时候廖世锴已经从四楼跳下,脸朝天躺在地上。被送往医院作了人道上的抢救。17时20分,抢救无效死亡。经当地公安分局现场勘查,在廖世锴宿舍发现其留下的一本笔记本,笔记本上写有一份“遗书”,内容大致为:因在工厂长时间上班,身心受累,想解脱就选择跳楼自杀。
2009年12月,东莞寮步镇一家名叫伟易达的电子工厂一名工人跳楼自杀。知情人说是由于厂方管理人员和主管对员工过分辱骂导致员工心理失衡含怨跳楼。
2010年3月4日下午,东莞市长安镇发生两宗跳楼事件。造成一死一重伤。事情发生在东莞长安镇新民社区,因为都是外来租住户,互相都不认识。一位姓李的目击者说,当时他看到一女子站在出租屋8楼楼顶,他便立即报了警。警员和消防队也赶到了现场,在楼下紧急铺设气垫。然而那女子去意坚决,气垫正在打开,她便纵身从出租房8楼楼顶跳下,经医生抢救无效死亡。这女子求死的念头为什么这样坚决无人知晓。据死者的家人介绍,女子姓熊,在附近一间电子厂工作,事发前两天她一直没有去上班。她的家人估计,可能是死者生前工作生活压力过大活得太累才想寻求解脱。
也是在同一天,也是在东莞长安镇。一名20岁打工仔小陈从4楼宿舍跳下,在送往东莞医院抢救后,暂时保住了性命。工厂相关负责人和保安都表示,小陈性格孤僻,跳楼是为情所困,与女友分手后痛苦不堪所以才想求得永远解脱。
2012年8月6日傍晚,东莞宝丰工艺厂一名叫黄发忠的湖北籍员工因为欠薪讨要不得,一气之下跳楼身亡。但是据工厂老板说工厂并未拖欠工资,6月工资已发给他,7月份的工资只是需要统计之后再发,纯粹是他心路窄想不开。这中间就存在一个误解与被误解的问题,如果中间没有隔膜,工厂主与工人能够融洽相处通畅沟通,这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2012年2月,在虎门南栅社区,一家文具厂因为管理粗暴,员工们感到压力大,丧失生活信念,4天之内接连出现两次跳楼事件。一男一女先后死亡。死者男的姓范,女的叫李唐霞。他们自己咬牙一跳,彻底解脱了,但留给他们亲人的是永远的伤痛。这件事在东莞打工群体中影响很大,400多员工受到震撼离开了这家工厂。然而离开是短暂的,他们很快会去找一家新的工厂上班。而这家工厂空出来的400多岗位也很快会被新招的工人顶替。毕竟工厂生产要继续,工人也需要工作岗位。生活是严酷的,人们需要打工挣钱使生活得以继续,生活就是这样残酷。
2012年10月网上疯传一段“东莞富港电子员工跳楼”的视频,起因是东坑镇富港电子工厂iPhone5上市需加班生产,每天超负荷加班引发工人不满。有个叫贺城的年轻人想与家人在中秋团聚,要求请三天假,但厂方因生产紧张拒绝其请假要求。几番周折后,贺城最终获批一天假,但他三天后才返工,厂方决定以他自动离职处理。按工厂规定,自动离职不会获发当月工资。贺城在获悉自己被当作自动离职后,与主管理论,要求被发工资,但被拒绝,他一气之下从工厂大厦五楼跳下,当场身亡。
死者家属和亲戚20多人找到厂里闹起来,在厂门前拉一长长白布横幅,上写“血汗富港逼我儿子跳楼”,并在现场放鞭炮、撒冥纸,由此引发群体事件。富港电子门前人声鼎沸,上千围观者中不断与保安与警方发生冲突,秩序十分混乱。富港电子是萍果的代工厂,事发之后引起多方关注。
2009年6月,东莞大朗镇发生一起因讨薪引发的血案震惊全国。事发东莞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厂,事件源头是 2008年9月28日。这天厂里出了工伤事故,刚进厂一周的贵州农民工刘汉黄在工作台上右手被机床轧伤,在医院救治时整只手掌被切除,一个小伙子一下子成了独手人。劳动仲裁判厂方赔偿刘汉黄5万多元,显然太少。于是向法院申告。法院一审判决工厂主除前期医疗费用外,还应另赔刘汉黄16.9万元作为补偿和日后生活费。没想到这个判决刘汉黄和厂方均表示不服,双方同时提起上诉。
在等待二审开庭前的一段时间,双方产生矛盾并很快升级。厂方驱赶刘汉黄出厂,刘汉黄无处可去,经求情和旁人调解厂方同意他继续在厂宿舍住宿。但是在他进出厂区时遭到厂方保安限制。最终引发肢体冲突,刘汉黄在冲动中情绪激化,用弹簧刀连捅三名高管。造成一人重伤、二人死亡的恶性事件。
这是个不幸的事件,其中有许多令人深思之处。从工厂主的角度想,刚进厂不到一周就出事花了不少医疗费还要赔偿17万元钱,心里着实有些冤。而从刘汉黄的角度想,他这样一个残废人回乡种地已经不现实,在东莞继续找工作也极为困难。即使工厂主给了他17万元赔偿,那么这笔钱对这个年仅26岁的青年的漫长的下半生而言也是杯水车薪。更让他伤心的是,就是这点钱工厂主也不肯给。走投无路的工人刘汉黄在捅杀资本家之前两天曾经试图用自杀逼迫资本家履行赔偿的义务。但老板却不把这个工人的生死当一回事。在跳楼没人理会的情况下,绝望的刘汉黄彻底失去了生活的信念,最终失去理智选择了极端,与老板同归于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厂方责任自然更大些。虽然这个人只在厂里工作了一周就成伤残赔钱有点冤。但是人生世故谁能料?而且换个角度,相对于已经成为残疾的刘汉黄,工厂主当然是恃强者。往更简单处说,17万元与三条人命孰轻孰重?
 在东莞,这类因矛盾激化导致的命案太多。当然这些案例都有各自的诱因。然而这些案例最终都增加了社会的分化和族群的对立。至少说明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缺少了对人的关注。可以回顾一下,在那些生活极端艰困的饥馑年代为什么很少有人想到轻生?那是人们心中仍然存有希望。在社会生产力发达、人们生活相对富裕的今天却出现这样多的轻生者,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存在某种缺陷。
试想,那些接连出现的跳楼轻生者如果不是彻底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深感人生痛苦产生极度厌世情绪,绝不会轻易产生这种念头。蚁蝼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即使有了这种极端的念头,如果有人及时疏导、如果有机构及时干预,他们决不会抛下亲人和家庭,不顾一切的绝命一跳。
再想想那个连杀三人的刘汉黄,他并非是一个暴徒,而是一个极其卑微的弱者。在他身陷绝境时哪怕稍微有人关注一下,社会劳动部门或当地社区组织及时介入给厂方做些工作,给他个人些微关心,让他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结局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在东莞采访期间,我在许多工厂都看到过“以人为本”的标语口号。然而许多企业老板对这标语并未认真理解,只是被当作了一种时髦的标签。企业员工最需要的人文关怀却严重缺失。正是这种缺失导致了一种对立性质的公众情绪。
很少有人关注这种情绪,然而这种情绪却在社会的底层滋生蔓延。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位打工诗人的诗来感受这种情绪的对立。
“一个人在街头彷徨/多少人在街头彷徨/最饥饿的时候。透过精美的橱窗,餐馆的生意正旺/最疼痛的时候,置身于熙攘的人群,听不到一声扶慰/立交桥下,火车站广场,或者任意任意一个角落/都是栖身的地方,也是常是被驱赶的地方。”
“……进厂就是用厂规的绳索把青春梦想/肉体和尊严一起缚牢,在长长的流水线上站成设备/在不停的运转中,任一种恶性的无形之水无情地漂洗,腐蚀/被村庄交出的我们授人予柄,除了一次次交出自己/还有何可说?如果你不能适应,不能容忍,还想体现/一点个性,你可以离开,但很多时候并不容易,除非你/放弃一笔浸满汗水、泪水、血水的工资和那点寒酸的行李。”(引自诗人刘大程《南方行吟》)
诗人以高度抽象而又十分形象的亲身体验反映了处于外来人群底层的孤苦无援,一种从精神到肉体的切肤之痛,同时也形象地反映出了东莞在获得巨大财富之后产生的社会阶层隔膜和族群的对立。
 
● 人口红利消失 “希腊式”危机阴影笼罩
从80年代初起步开始,东莞一直沿用以出租工厂为主要赢利手段的模式,这个模式为东莞积累了巨大的财富,GDP总量相当于西部一个大省。这就是东莞人引为自豪的“黄金三十年”。30年间东莞完成了从农业大县到现代制造业之都的身份转换,也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进程。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欧美经济江河日下,来自海外订单不断减少。经过同业竞相杀价的恶性循环,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基本无利可图甚至亏损。而国内中西部省区招商引资政策越来越优惠,为了吸引投资,各地竞相降低办厂成本,甚至承诺白送土地、包建园区、免税多少年……,为了挖走投资几乎达到血拼的程度。在这种形势下,东莞的土地厂房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而劳动力成本与西部相比更显劣势。一些低端劳动密集性微利产业从2005年以后开始不断迁往内地甚至西部省区。   
这种变化是细微的,东莞人已经习惯了的坐吃厂房租金的地租经济模式面临窘境,不断有低端制造业工厂迁出东莞空出厂房。没有搬走的工厂因为生产不景气租金收交也越来越困难。甚至出现一些企业拖欠了一堆厂房租金和工人工资后在某一天忽然消失。拎包入住的模式进来时容易,走得也干脆利落。包一拎人一抽腿就无迹可寻。许多村镇的工业园区不断出现老板跑路事件。东莞老板跑路与温州老板不一样,温州老板跑路是为高利贷所逼,而东莞老板跑路却是为了逃掉厂房租金并赖掉工人工资。
形势变得严峻。面对工业园区不断空出的厂房,使得东莞的村组一级经济措手不及。一面是20多年不变的租金,一面是习惯了吃租金分红利的村民对收入不断增长的期望值。大规模建设投入基础设施已经老化,路面破损,厂房破旧,每个村组的打工外来人口都是本地居民的数倍甚至十倍。这些外来人口的管理服务本身也是一项巨大的开支。厂房不断空置使租金不断下降,公共支出却因物价因素年年增加,原本捉襟见肘的村组集体经济日益艰难。而习惯了坐吃租金的村民们仍然无忧无虑。因为有村委或社区干部们操心扛着。他们不担心分红减少是因为他们手里握有村组干部的选票。农村村委会、社区居委会自治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领导成员由村民和居民直选票决,一届任期只有三年,每到三年换届就是一次大考。要想继续当选村委或居委主任,就必须保证村组集体经济分红只能增不能减。谁手里减少了分红或不能按时分钱,村民或居民就不会把票投给他。虽然村组经济不景气,但当村组干部还是有不少好处。所以现有村组或社区干部为了能继续当选,千方百计设法筹钱按时兑现村民分红。“千方百计筹钱”包括了从银行或其他民间金融机构借贷。西方金融危机袭来之际,东莞的许多村组就已经开始举债分红。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东莞调研中已经发现了这个现象,他感到问题严重。在2011年春天的全国两会上,汪洋以东莞许多村组借债分红现象公开提出防止出现“希腊式债务危机”的警示。 
“东莞原来靠出租房子,但是现在房子没有租了。因为很多厂子办不下去了,企业用工也在减少。这样一来就影响了村组和村民的收入。分红分不了,村民有意见,吃了这么多年糖,尝到了甜头,现在不派糖了,党支部书记就可能落选,所以每个村都借债,少的几百万,多的几千万,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老是靠负债保证村民原有的福利,处理不好,这样的村就会成为东莞的希腊。”
以横沥镇隔坑村上车岗村民组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地企业家大量涌入东莞的时候,上车岗和其他村一样自己筹资建起了一片厂房,欠下了几千万元的债务。厂房建好出租后村组里的集体收入提高了,村民每年都能分得可观的租金红利。只是这建厂房的钱却一直没有还上,累积至今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村民组长刘镇华算了笔账,说如果不给村民分红,有10年就可以还清这笔债务。但是谁敢不给村民分红?惹恼村民你还想不想继续当干部? 每年的收入除去集体公共开支和福利,村民分红这一大块又占了大头,最后剩余的还不够还利息。这债就越累越多。无奈之下村民组长去年与一家开发商签了协议,打算卖掉一块农田还上这笔钱,可是不知谁向国土资源局举报了此事,国土局出面干预,这笔交易中止了,债务也就只好往下累积,偿还遥遥无期。
比欠债更可怕的是厂房空置,随着一些企业陆续迁出东莞,原本红红火火的厂房出租经济越来越艰难了。东莞的工业重镇常平镇原来的厂房和民居都十分紧俏,但是2007年以后风光不再。
该镇塘角村村民梁海平1999年承包了塘角村村北的三片空置地,建起了四间厂房,以前一家人每年仅靠收租金一项就可以收入上百万,梁海平也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为村里首屈一指的富裕户。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梁海平就已感受到了危机:先是承租其厂房的一家电子厂搬去了房租和人工更便宜的越南。这让他收入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其后不久,另一家承租了他两间厂房的工厂一夜之间宣布倒闭,老板在留下了一张11万元的租金欠条后携款蒸发。自2008年9月起,梁海平重新打出厂房招租的公告,但仍鲜有人问津。后来选择了降价,每平方米的租金从以前的12块降至10块,最后降到8块,但还是没有租出去。至今,空置的厂房成为压在他心头的石头,现在每当有陌生电话打进来,他都会事先祈祷是有人前来寻租厂房。但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在整个经济下滑和产业转型的形势下,梁海平可能再也无法期望那种坐收百万租金红利的日子了。没有这块稳定收入,他感到生活质量正在下降。为此,他在辞掉保姆的同时,也将家里小轿车卖掉一辆。而此前只用于招待亲朋好友而从不对外营业的鱼塘,也挂出了对外转包的告示。 
与塘角村一样,东坑镇黄屋工业园也同样遭遇到厂房出租困局。工业园负责人透露,辖区内的一片面积为7000平方米的独院厂房在对外招租半年后,终于在4月底迎来一个承租者,只是租价便宜得“让人心疼”,从以前的11元/平方米降至6.5元/平方米。
东莞本土最大的地产中介中原地产发布的数据显示,伴随着2008年东莞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迁走,东莞成了厂房经济的“重灾区”。从2008年,东莞厂房类物业指数不断走低,工业物业均价从往年的每平方米10元~12元跌至每平方米7元~9元,空置量也达到历史新高。
笔者正是看到汪洋在两会上谈到东莞村组经济面临“希腊式债务危机”的报道才动了采写这篇文章的念头。为了得到东莞村级经济的第一手资料,笔者请东莞市委宣传部新闻宣传科的肖隆福科长帮我联系一个媒体没有报道过的农村,想通过一个村的经济状况解剖了解整个东莞经济转型之困。
肖隆福是厦门大学新闻系的硕士,他理解我希望尽可能多的接触方方面面人物,便想法为我联系了全市经济十强村之首的长安镇乌沙村。
乌沙村党政办副主任房智平接待了我,房主任下午要开会,给了一些资料让我先看。会议室里用合金做的长长的荣誉展示台十分抢眼,我逐个欣赏着这个村的荣誉。牌匾包罗万象,从党建到计划生育到社会综合治理门门俱有。乌沙村不仅是全国、省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而且连续保持着全市十强村的地位,村级收入3亿元,排名全市第一名的牌匾已经有好几块。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长春、张德江等都考察过乌沙村。
房智平开完会开着他的车带我看了乌沙村的全貌。乌沙村的集体经济实力让人惊叹。除了村级工业园区外,每个居民组都有自己独立核算的工业园区。本村居民加外来投资商和务工人员及家属一起,乌沙村社区的总人口超过10万人。乌沙以组为单位的房地产开发层次也较高,陈屋、蔡屋、李屋、江贝等社区与上海或深圳的高层建筑社区并无区别。听到我的赞叹,房智平委婉地对我说,“王作家,我是看了宣传部肖科长的面子才接待你的。我们村两委都低调,这几年对外来采访一律谢绝。因为现在整个东莞经济形势都不好。”
我说“实地看了乌沙,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村村借债发分红嘛。”
房智平摆摆头,“你采访肯定是想得到真实的情况对吧?我把你当朋友,我说的你可别写进文章,不然人家看了不高兴。说实话,整个长安镇30多个村(社区)现在各个村入不敷出,已经是村村欠债,最严重的沙头村,银行都停贷了,基本陷入瘫痪了。村级经济也就只有我们乌沙还扛着,可以说我们是唯一不欠债的村。眼下没有欠债,但是压力也很大。”房智平说,村里收入基数比较高,开支也很惊人。村里养着1000多人的管理服务人员,其中治安员500多,清洁环卫工370多人,每年正常开支需要3000多万元。全村户籍人口3800多人,每个村民人均1股,独生子女每人2股,每年村级经济给村民分红的钱超过1亿元。
房智平说,现在经济形势确实在不断恶化,租金越来越难收了。我们乌沙不欠债也跟管理严格有关。200多家企业在乌沙,村两委干部每个人都有任务,每家企业都有人盯着,责任到人,租金情况与责任人的工资奖金挂钩。一旦发现某家工厂拖欠水费电费厂租,就高度警惕,马上采取措施追缴。
我在参观村容村貌时看到情况确如房智平所说,乌沙形势也严峻,村里道路陈旧,早年十分红火的星级酒店已经歇业三年了,远远看去破败不堪。
从乌沙的情况可以想见整个东莞的形势。根据官方的数据,2010年东莞全市收不抵支的村超过60%以上。有些村(比如长安镇的沙头村)已经出现极度危险的信号。
著名经济学家易宪容认为,上世纪80年代,数量庞大的外资、港资、台资企业蜂拥而入东莞,政府一时间根本没有力量去提供足够多的厂房。作为珠三角改革开放独特产物,厂房经济模式曾在很大程度上繁荣了东莞经济。然而没有一种模式可以一劳永逸,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应该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随着厂房租金模式的江河日下,东莞全市集体经济整体上出现了收不抵支的现象。有人认为“超额分红”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据东莞有关方面统计,近几年来东莞的集体经济收入增速持续走低,1989—1998十年间年增长27.5%,1999—2005年间增速降为8.6%,2005以后降到1.1%,2009年跌至谷底,3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一年成为东莞黄金30年的终结的分水岭。
随着工厂外迁,外来打工人口也开始逐年下降。这宣告了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经济下滑也使一直被高增长掩盖着的各种社会矛盾矛盾日益凸显出来。东莞人能否跳出原有思维定势?能否摆脱原有模式的窠臼?这对东莞人又是一次大考,同时也引发了东莞社会各阶层的深层思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东莞能否再度扮演风向标的角色?
    在这特殊的时期,国内外目光再次聚焦东莞。
 
转型与升级是东莞再度繁荣的不二选择
  ——产业多棱镜:东莞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全景扫描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经济学界最常引用的“蝴蝶效应”。欧洲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成为这个理论的形象诠注。而欧美经济衰退最先波及到的正是严重依赖加工出口类产业的东莞模式。随着工厂订单的减少和成本的不断上涨,处于微利或者亏损状态的企业越来越多,关门或内迁的工厂每天都有,工厂大量迁走也带走了大量的外来打工人群。厂房空置率不断上升的同时,人口红利也面临终结。严重依赖出口和租金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东莞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
蝴蝶震翅时人们毫无察觉,酝酿成风暴时才显示出巨大的冲击力。当许多村组开始借债分红时,普通的村民们才感到了危机的来临。
西方经济危机2008年在金融领域集中引爆,对外加工出口型经济首当其冲。风暴来临是突然的,但是东莞市委市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了贴牌加工和厂租经济模式潜在的危机,也早就开始着手改变这种对外依赖性经济结构。
“世界工厂”、“制造业之都”都是东莞的美誉,听起来很动人,但要细算起来利润,算算投入与收获的比例却是一把辛酸泪。随着成本增加和欧美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出口订单锐减,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出口加工型产业利润空间越来越薄。
以手袋为例,为知名品牌加工一只手袋,80%的利润都被外国厂商拿走了,而委托加工方除了一个品牌,实际什么都没投入,而加工方不仅投入原材料、设备、厂房,还招来成千上万的工人辛辛苦苦地做,扣除纳税部分,还要承受同业争相杀价的恶性竞争。结果开掉工人工资算下来只剩下不到3%的盈利,管理上稍有差池还得亏本。
最初赖以起家的“三来一补”加工业之路越走越窄。 
东莞市战略决策层从这些疲态现象意识到东莞几十年的经济模式必须改变。从广东省委到东莞市委开始思谋转型这个大课题。2007年1月9日,中共东莞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经济社会双转型”作为东莞经济发展战略出现在市委书记刘志庚的报告里。  主要包括观念转型、产业转型、人的转型和体制转型。突出产业和城市同步升级,促进经济全面转型。
   东莞决策层认识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东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核心任务。根据这个思路,市委市政府制定了(2008—2017)《东莞市产业结构调整规划》。这个《规划》就是东莞产业转型的指导思想。核心是以科技为先导,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以创新和品牌培育帮助企业全面升级。《规划》圈定了七大产业作为升级转型的重点——
包括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太阳能光伏产业、LED产业、电动汽车产业、生物医药产业、高端装配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
值得肯定的是,在整个转型战略中,东莞始终对传统制造业保持着一如既往的重视。现在一些地方一提转型就是淘汰传统产业,鼓吹新型产业,殊不知所有产品都是以人的需要为依托诞生发展而来,新与旧是相对而言。
原外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首席专家龙永图就认为加工贸易将永远是全球贸易的主流。
世界经济贸易联合促进会副会长、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研究员周德文认为转型应该立足于传统产业升级的基础。在周德文看来,传统产业为什么叫传统?就是与生俱来的,与人的生活需求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穿的衣服、鞋、袜、帽,出行的乘用车、生活必须的家具、家电产品。所以这些产业只能是往更好、更精、更时尚的档次上去做,而且永不会消亡。 
东莞的一项重举措就是对传统产业实施名牌带动战略。加快名牌产品和驰名、著名商标的培育,推进区域品牌、行业名牌和产品名牌的创建,设立区域性纺织服装、制鞋、玩具、家具等设计研究中心、行业技术创新中心和产品生态质量检测中心,建设专业化市场物流体系,以政策激励的方式加强品牌创造、产品设计和市场开拓,鼓励企业建立和扩大国际营销渠道,提高优势传统产业自有品牌产品的出口比重。
一场企业与政府目标一致的品牌创造攻坚战在东莞全市拉开序幕。上有政府实实在在的政策资金扶持,下有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共识之下,企业积极性充分发挥,创新潜能充分释放。各个产业、各家企业、各个镇区一齐发力,努力打造各自品牌。 气势上波澜壮阔,个性上精彩纷呈。
下面是一组各镇街产业转型的速写——
 
  ● 厚街——全力打造国际名家具之都
走进厚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座可与北京奥运会馆和上海世博会场馆媲美的建筑——厚街名家具会展中心。
街口是不断滚动的彩色电子屏幕——
“欢迎来到会展名镇厚街”
“国际名家具进入中国的窗口,各国名家具展示风采的世博园”
这些十分抢眼的建筑和广告语,让人一进入厚街就感受到一种令人震奋的气势。第一感觉是质疑:这只是一个镇吗?
厚街,是距东莞市区最近的镇街。因为珠三角城际轨道线路在厚街留有大站,街上几块地方用“地铁施工”的隔板圈起来了。原本的缺乏规划的街区显得有些杂乱。但是你一旦走进去,这种杂乱感觉就会被过滤掉。在这个被称作“小台北”的城区里,有着5家五星级以上的酒店,而五星以下的中档商务酒店更是星罗棋布,由此可见厚街镇繁华的程度。如果算上流动人口,厚街镇常住人口在100万人以上,超过内地一个地市级的中等城市。
厚街有两大主要产业,一是家具,二是制鞋。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厚街家具行业逐渐形成的世界名家具之都的品牌和与之紧密相连的完美产业链条。
厚街上的家具工厂和上下游相关产业有好几百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都已具有相当规模。随着品牌意识的树立,政府和家具制造商们在研发、设计和展销上大手笔投入,使厚街一大批家具企业走出了外商委托加工贴牌生产型企业的旧模式,凭借过硬的质量和独创的样式,先后创出各自的品牌。
为了解厚街产业转型和家具行业的全面情况,我采访了厚街镇政府经济贸易局的副局长张杰先生。
张杰显然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介绍起情况来条分缕析。他说,你采访产业转型选择厚街是有道理的,厚街是东莞经济的主要支点之一。你弄清了厚街的产业转型升级,就可以了解整个东莞市的转型升级情况。  
我问及政府在转型升级中扮演的角色,张杰说政府只是顺势应时,因势利导。以家具产业为例,企业在经营中感到低端家具越来越没有市场,给外商贴牌加工永远无法做大做强,升级就成了企业自主的选择。原来厚街做家具的工厂有500多家,经过几年的自然淘汰,现在只剩200多家。工厂减少了,规模却增大了几倍。厚街的家具产业链越来越完善,从上游家具材料采购、研发、制造、到下游展销,在市场化调节下经过优胜劣汰,培育出一大批代表中国家具中高端的时尚品牌。并且自然形成了五大专业市场。销售额也从原来的20多亿元增长到90多亿元。
政府做的工作就是用政策导向鼓励个企业树立品牌意识,鼓励企业创立有知识产权的品牌并帮助确认。企业在打造各自的产品品牌,厚街镇政府则着眼于打造“中国名家具之都”的城市品牌。厚街的这个产业发展思路得到了从东莞市政府到广东省政府以及各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今天的厚街已经拥有了1000多个具有知识产权的家具品牌,其中得到国内外市场的公认的一线品牌就有100多个。有不少已经成为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优质厂商。
“楷模、大公馆、天一美家、城市之窗、恒丰……”张杰顺口就说出了十多家大公司的名字。
张杰说,除家具之外,制鞋在厚街也形成了一大批名牌,如琪胜、龙运等国际认可的名牌。他告诉我,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礼宾鞋,全是厚街生产的。 
不过,鞋业在东莞各镇区都有,只有名家具才是厚街的名片。厚街的家具主要是外向型,国际视野。“中国东莞制造”逐渐取代了洋品牌,厚街的家具品牌真正走向了世界。不仅是东南亚,美国、非洲,连老欧洲的核心法国、经典家具发祥地意大利都接纳了产自中国东莞厚街镇的家具。国内市场定位高端化、个性化,国务院办公厅、部委、中国几大主要银行的办公家具全是委托东莞厚街兆生家具公司设计制造。 
 张杰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许多工厂扛不住垮掉了,唯有厚街的家具制造商安然度过,靠的就是知名品牌的支撑。为了把厚街打造成国际名家具之都,使厚街家具永远保持领先地位,东莞市和厚街镇共同投资,创立了“东莞国际名家具设计研发院”。政府搭台投资1200万元创立,聘请了一批国内知名家具设计专家负责经营。张杰建议我去采访一下设计研发院陈芳院长。
去国际名家具研发设计院的路,是笔直而宽阔的家具大道。这条家具大道长达5公里。这让我想起原来听惯了的上海“十里洋场”,这条街带给人的感觉并不逊于“十里洋场”。一家家的高端家具公司让人目不暇接,“古欧”、“皇室”、“乔顿”、“艾博登”、“唐意”、“兆生”、“城市之窗”…… 
一家家店面装修豪华,店内布置考究,既有欧洲古典,又有现代时尚,极尽精美华贵。
随便走进一家店铺看看,那些家具的新颖与豪华,会让你感到惊讶和意外,在眼花缭乱的同时产生一分震撼。你会感叹现代人居竟会有这样的奢华。
东莞名家具国际设计研发院院长陈芳是从东北林业大学招聘来的,这是一个40岁左右的骨感美女。我找到她时她正在与一群年轻人讨论国内一个大机场航站楼的家具设计方案。陈芳曾经是个文学青年,对文学有分感情,接待就很热情。 
陈芳说她应聘来东莞做这个院长,是看中了东莞人做事的作风和效率。对于东莞人来说,只要认准了的事,孤注一掷地往前走,从不左顾右盼。她说东莞能有今天的成功,正是这种务实作风成就了他们。就说这个设计研发院吧,厚街的家具早就成了气候,但是设计研发一直是短板。要引领世界潮流,必须在设计思想和理念上与国际最新潮流保持同步。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政府和企业都感觉到了设计研发的重要。设计就是创意,而创意才是制造业的龙头。所以由市政府作主要投资人,由东莞名家具协会、东莞市科技局、厚街镇政府共同创办了这个设计研发院。1200万元很快落实到账,说话间就成立起来了,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陈芳说,设计研发院采用的是市场化方式。合作团队都是国内外家具行业有名的专家,看看这个团队的阵容就会感受到这个研发院的底气——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东北林业大学材料学与工程学院
广州大学工业设计研究所
华南农林大学林学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广州工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国外设计专家36人来自12个国家。陈芳随口叫出一串名字:卡罗·尼古拉(意大利)、卡罗·科恩廷(意大利)、保拉(意大利)、奴卡(意大利)、安东尼奥(法国)、安娜(俄罗斯)、阿密(以色列)、拉梅·金(韩国)、温森特(西班牙)、凯林(瑞典)……
研发院长期聘用的国内专家有73人,他们都是业内话语权很重的资深设计研究人员,如柳冠中、许美琪、唐开军、林作新、洪达江、唐子石等。
设计研发院设有一个博士后工作站,一个实验室,为从事家具研究的博士提供科研平台。
设计研发院把高校等科研机构与生产厂商衔接起来。形成优势联合,强强联手。除了接手委托设计,更多的是为厚街的家具产业提供市场咨询信息服务。研发院经常把世界最前卫的家具思潮和动态编印成调研报告,给厂商提供最前沿的信息。研发院还经常组织家具生产企业家与欧美的专家交流、组织他们与国内专家一起赴国外考察。同时组织全球传播名家具的50多家重要媒体来厚街举行高峰论坛,使东莞厚街的高端名家具一直处于引领国际时尚的地位。
 为了提升厚街名家具的地位,每年由政府支持举办“国际名家具展览会”,由东莞市政府主办,香港家私协会、东莞名家具俱乐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联合承办。迄今为止已经连续举办29届。时间为每年3月16日至20日。这是一次全球性的名家具展览盛会。每年新年伊始,厚街所有的五星级酒店就被世界各地的名家具生产销售商巨头们提前订满。厚街为此建起了堪比奥运场馆的展览中心,参展的国内外材料供应商、名牌家具生产商多达数千家,将13个展馆布置得琳朗满目。每到3月中旬,全球150多个国家、数十万专业买家云集厚街,盛况堪比奥运会。
我这才明白厚街镇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五星级酒店。陈芳院长说,就这还远远不够。一进3月,厚街大小酒店全是满员,一房难求已是常态。到时候谁手上有星级酒店的房卡就十分令人羡慕。大部分客商在厚街订不到宾馆,只好分住东莞市区甚至深圳广州。因为厚街国际名家具展览会的成功和厚街会展场馆建设的规模的宏大,国家商务部也在厚街主办每年一届的“中国出口加工企业产品博览会”,参展企业和参观人数不亚于国际名家具展览会。展销形成的会展经济也由此成为了厚街和东莞转型升级的一个新的支点。
 看着繁荣的厚街我不由心生感叹。而又生出几分疑惑—— 听起来街名土得掉渣的小镇,却为什么成功的吸引了全世界的客商?另一个现象也让我有些不解——厚街几百家家具制造商绝大多数是外地人,厚街靠什么留住了他们?
 我托全国中小企业促进会副会长周德文先生联系上了温州人经营的城市之窗家具公司。城市之窗家具公司是厚街南五村的经济支柱。几条街全是城市之窗的工厂。每个工厂门口都有载重卡车在装车或卸材料,一派繁忙景象。
接待我的是城市之窗旗下高弟公司总经理胡胜乐先生。我问他:“不是欧美的订单减少了吗?你们公司为什么生意这么红火?”
胡胜乐说,过去两年是有些下滑,但厚街的家具因为在全世界都有很好的口碑,所以对他们影响不大,城市之窗公司产品主要出口,80%产品外销,主要市场在法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的利亚得、库巴、吉达都有城市之窗的专卖店。今年开春来自欧洲的订单也在缓慢上升之中,这是经济复苏的好兆头。
我问他“温州是全国有名的经济活跃地区,外人都往温州投资,你们温州人怎么到东莞来投资? ”
胡胜乐笑笑:“有些事不好讲出口的,只能说,我们只能说是东莞的环境比温州好。”
我希望得到具体的理由。胡总说,“我们不好批评自己的政府呀,只能说东莞各级政府的服务意识强,扶持产业意识强。在这里你不用费心思去搞什么公关,你只要按时纳税,什么麻烦都没有。”
正在这时进来了一个年轻女老板,她是为高弟公司提供沙发海绵原材的供应商,顺路来看望刚患过感冒的胡胜乐。胡总介绍说她是武汉人,女老板递给我一张名片:尹晓霞,东莞湖北商会家具协会副会长,耀星海绵公司总经理。 听胡总介绍,便称我老乡。我问她,武汉近几年变化很大,为什么不回家乡创业却在东莞投资?
尹晓霞直率地说,环境呗,东莞这边是努力把服务环境搞好,让企业留下来,把鸡养大了好下蛋。武汉那边是杀鸡取卵。包括整个湖北投资环境都不行。在我们老家,你做什么事都得有点“背景”,针尖大点事都得找关系,工商、税务、消防部门轮着上门找麻烦,让你不得安宁。在东莞这里,只要你按时纳税了,什么关系都不用操心。工商、税务从不上门,我们想请人家吃顿饭人家都不来,说你们管只把精力用在经营上,有困难了再找我们……
她还举例说在汉阳沌口原有一家世界有名的丽花丝宝公司,几万工人,经不起这些部门频繁光顾,最后给逼走了……
胡胜乐先生为让我了解更多信息,与城市之窗总裁赵家尧先生联系,请他给我安排一小时介绍情况。
这位赵总裁60多岁了,却精神矍铄,十分干练。他简要介绍了东莞的环境,用他的话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东莞都具备了。最开始是因为离香港近,内地的家具产业是港人带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前,内地人都是把工匠请到家里做一些简单家具,是香港人把家具带进了流通领域并且发展成一个大产业。
东莞的环境不仅是各部门服务好,更重要的是政府明白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厚街家具产业之所以在世界上都有影响,与东莞政府的名牌打造意识有直接关系。政府在转型升级中将家具列入“传统优势产业”,鼓励企业树品牌,创名牌,政府也帮助企业创名牌。广东省专门设立有“名牌推介委员会”,负责评价广东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每年两届的国际名家具展览会,东莞的企业都有金牌入账,今年刚结束的第29届展览会,城市之窗家具就获得两个金牌。对企业任何创新举措东莞政府都给予鼓励。我们城市之窗为了保证家具的原材料,自己内部组建了“来料检测试验室”,东莞市和广东省两级质监部门都认为是传统产业创名牌的创新之举。省市质监局的局长都来看过,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赵家尧说,因为东莞厚街具备了家具产业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条,形成了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工艺制造、展览、营销一条龙的格局,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名家具之都。所以国内外许多大公司都纷纷来厚街设厂,这就是我们来东莞创业的原因。2002年3月,赵家尧从温州带来150人的队伍,当时建了7000平米厂房,11年过去了,他的工厂已发展到18万平米,员工超过2000人,产能和产值增长了60多倍,更重要的是创立了“城市之窗”这个品牌。不仅在国内开有800多家“城市之窗”专卖店,还在欧洲、中东、非洲、东南亚开了15家。赵家尧说,整个东莞家具最大的变化是有了自主知识产权。过去厚街的企业多是OEM(贴牌,设计是人家的)或ODM(设计是自己的,品牌是人家的)。现在东莞市产业升级品牌打造中都创造出了自己的品牌,并且这些品牌在国际上都有很好的形象。很多企业开始向外输出品牌,这意味着东莞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现在的厚街家具,在国际上不仅有影响力,并且在行业内有了较重的话语权。厚街的家具产业或许是东莞经济成功转型的一个标志。
 
虎门——升级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服装城
 
虎门镇的地位非一般城镇可比,它不仅是东莞的经济重镇,也是中国人民抵抗外族侵略的地理标志。虎门销烟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可以说,中国现代史第一页是由虎门掀开的。
虎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启蒙发祥地。中国最早的外资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就诞生在虎门。虽然这家手袋现在已无踪可寻,但它对启迪虎门人市场意识却有着无法评估的价值。虎门只是个建制镇,但无论从城市规模气势还是繁华的程度上都超过内地地市州一级的中等城市。走在大厦林立的虎门大街上笔者感觉不到与东莞市区有什么差异。虎门公交十分发达,几十条公交线路、数百辆公交车给人感觉十分方便。雄伟的虎门大桥跨越3.5公里的宽阔江面,将珠江出海口西岸的中山、江门、珠海、澳门与东岸的香港深圳连结起来,高速铁路的开通使虎门与广州深圳联系更为紧密。从虎门开车,一小时可到达珠三角的所有城市。更重要的是虎门内生的经济实力。工业、商贸、金融、物流和服务业齐头并进,共同造就了虎门的繁荣。2012年虎门GDP达到348亿元,无论中国“百强镇”还是“千强镇”,虎门都一直稳居全国状元之位。不过虎门最有特点的还是纺织服装产业。这得益于东莞市政府产业升级一镇一品主打产业的布局思想。以引导和扶持的方式逐步将虎门打造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纺织服装之都。
这个服装之都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七届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和十三届“虎门杯”国际青年设计(女装)大赛,大大推动了服装产业的发展,获评“最具行业影响力专业展会”、“最具行业影响力纺织纺之都”、“最具影响力专业市场”。交易会期间盛况空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服装采购商云集虎门,29个分场向客商们展示各种类型的新潮时装和面料辅料,全国顶极服装名模的服装展示表演收费高达33000元,仍是一票难求。“国际青年设计(女装)大赛” 引领着世界服装的潮流,也奠定了虎门在中国服装业的旗镇地位。
笔者请市委宣传部肖隆福科长疏通,采访了著名的“以纯”制衣公司。负责宣传接待的王枝香(主管)因为刚办完“以纯”冬季服装订货会,嗓门嘶哑,说不能和我谈很多。她告诉我,以纯公司老板十分年轻低调,对媒体宣传从不热心,很少有人能够采访到他。她能够接待我也是看了宣传部肖科长的私人交情。这话听着让所有做媒体和写作的人士都会不爽,然而在资本为王的时代这却是现实。王枝香给我了一些她主办的《以纯集团通讯》,一种对开的大报,内容主要是报道企业内部动态,典型的企业文化内刊,辟有很多反映员工心声的栏目,也刊发内部员工写的短小诗文,听说印数超过3万份。然后她让一个叫阿贤的湘西小伙子领我直接去看总部大楼的工厂。
“以纯”制衣大楼宏大气派,从生产到物流是一条完整的流水线。楼下停着一排排正在装货的重型卡车。上写“以纯物流”字样。我利用上楼的机会抓紧机会与阿贤交流,从阿贤口里听到“以纯”的一些基本情况。 
“以纯”这个品牌听起来并没有特点,但却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而“以纯”企业成长的经历在东莞也堪称传奇。“以纯”制衣的老板郭东林今年刚35岁,1996年他刚满18岁就开始创业,起步时只是个仅有20台机器、40多个员工的小作坊。这个独具慧眼的青年看准了虎门镇服装产业聚集地的特色,果断将自己的小作坊搬迁到虎门。最开始他也是做订单加工生意,靠到交易会上接订单加工然后批发出去。几年下来倒也做出了规模,每年有上千件服装批发出去。但是他不满足于靠别人的品牌赚取蝇头小利。他看到了品牌的价值,决心创立自己的品牌,走特许专卖之路。他巧妙避开那些实力雄厚、品牌稳固的老牌厂商,将市场定位瞄准15至30岁的年轻人,价廉物美、更新换代较快的青春休闲服饰。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以纯”。“以纯”服装的市场定位简洁直观:“年轻、时尚、都市”引领时代潮流。 
跟着阿贤走进制衣工厂,那规模和气势真的让我开了眼界。真的这才知道什么叫劳动密集性产业。每层楼面格局大致一样,区别在于产品。每层楼都有十几条生产线,每条线上整齐地坐着几十个工人,每个人手里都做着同样的工作。“以纯”是青春休闲服饰,工人也清一色的年轻。和以往看到的大工业不同的是,这里车间环境优美,中央空调调节着温度,洁净而舒适。机器声音也没有常见的嘈杂,隐隐听见轻盈的嗡嗡共鸣,像是蜜蜂酿蜜的声音。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检测车间。整个一层楼都是各式检测试备。车间负责人介绍说光是检测这个环节就有100多人。为了保证质量,“以纯”在检测上投入很大,从2002年开始引进世界先进的检测设备。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中的第一家检测中心,列入检测的项目十分精细。从布料的强度、韧性、缩水性、耐洗、耐磨损、洗涤和阳光对色泽的影响、布料中含有的影响人体皮肤的各种成份等等几十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有详尽的检测报告,琐细的具体指标参数。布料不一样,检测指标也不一样,比如棉布和牛仔布、丝织品各不一样。因为“以纯”的检测十分严格,很多指标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许多标准甚至超过了最严格的欧洲。所以在出口上“以纯”一直是免检待遇。我心中暗自叹服,中国竟有这样的企业!企业做到了这个份上,谁能与之竞争!
阿贤见我这样赞叹,便说自己十分喜欢“以纯”,在大学念书时穿的都是“以纯”品牌,对“以纯”的文化和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才应召来到这家工厂。像这样的工厂“以纯”集团有好几处分厂,按品种分工不一样。在郭东林老家河源市的工厂规模也不比这里小。然后阿贤领我去看“以纯”的服装展示厅。整个一层楼面全是今年的秋冬季休闲服的新款样式。阿贤说这展厅都是还没上市的,保密要求高,一般情况是不让人看的。我去参观的时候正是仲春,可服装行业已经准备好了秋冬服装,提前了两个季节。展厅上千种各式服装全部按年龄段布置,中学生、大学生、成熟少妇、帅气小伙都用造型各异的模特展示。模特虽然是塑胶,但是一穿上“以纯”的休闲服就仿佛注入了生命。青少年朝气蓬勃,成熟少妇风姿绰约,年轻小伙阳光健美,各种样式琳朗满目十分新潮,总之每件衣服穿在模特身上都充满青春活力。
在来访接待厅,阿贤让我观看了反映“以纯”企业集团成长历程的专题片。得知“以纯”服装连续多年被行业评为“最受欢迎的休闲品牌”,成为唯一以休闲服入选“十大服装品牌”的企业。2006年,“以纯”制衣集团入选广东省十大经济名片企业,并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现在“以纯”专卖路线十分成功,已经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开了3000多家专卖店。遍及包括香港在内的30多个省市,国外俄罗斯、越南等新兴国家也十分畅销。销售额年年激增。2012年,“以纯”集团向国家纳税4亿元,2013年,“以纯”集团的纳税计划是超过5亿元。
其实,像“以纯”制衣这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企业虎门不知有多少。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虎门服装业在不断创新升级中,走过了由无牌到外来贴牌,由贴牌到自创品牌,最后成就一批名牌的历程。
现在虎门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创服装品牌已有5000多个,其中国内外公认的名牌已有30多个。狐仙服装、龙的传说、松鹰、时艺、小虎憨尼等都是时下服装业人气很高的品牌。虎门对服装有着天生的敏感,对新潮流反映十分快捷。一般来说,巴黎的时装,在东京的反应期是15天,东京时装,在香港反应周期需10天,而香港最新时装,虎门的反应只需要3至5天。而裁剪制作出货只需一天,甚至当天工厂出货,当夜或次日一早就可运抵香港,三天就可进入国际市场。“以纯”十分注重设计,公司在伦敦、巴黎重金聘请研发设计专家,在这些世界重量级的城市里都有“以纯”的设计工作室。这就保证“以纯”始终站在休闲服装的最前沿。
一大批批像“以纯”一样的制衣企业成长起来。今天的虎门已经形成了服装企业集群、销售市场集群、品牌集群、从业者集群、配套服务业等若干产业集群。号称时尚之都的上海和广州,大小卖场的新款中高档服装产地多出自东莞虎门。虎门,这个全国第一经济强镇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服装第一城。
服装业本是最普通的传统产业,由于政府和业界共同发力,致力于创品牌、创名牌,每次金融危机对于服装业都是一次升级的洗牌,一场品牌的市场大考。虎门服装业不仅安然度过了一次次危机,并且像“以纯”企业一样的企业越来越多,抗风险能力和应对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始终保持着服装业的旗舰地位,始终立于不败。研究下虎门服装业这样的传统产业为什么兴盛不衰?也许能给我们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松山湖——生态与科技融合的最美产业园
     
自从美国创立了硅谷概念之后,各地跟着创办了一个又一个科技产业园。不过,看过东莞的松山湖之后,你一定会感叹,世界上估计再没有比这更美丽的科技产业园区了。
我在好几个地方采访时,受采访都建议我一定要去看看松山湖。说看了松山湖,你会知道东莞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示范标本。宣传部的肖科长也主张我去看看,说东莞的镇区经济都很发达,产业各有特色,发展方向都很明确。不过,松山湖才是东莞的高地。
肖科长帮我联系了松山湖管委会宣传办公室。我打车赶到松山湖时,一个叫阿芳的女干部已等在一座像悉尼歌剧院一样的建筑物前。阿芳名叫洪厦芳,是汕头市人,她说松山湖太大了,景区很多,没有车代步车一天也走不完的。说着打电话召来一个叫雪梅的同事,说要用下她的私家车。雪梅是个漂亮的四川妹子,爽快地把自己的爱车开了来供我们乘坐参观。开私车接待来访的公事,这让我心生感动。此时正值仲春,整个松山湖苍青翠绿。水鸟不时从湖中惊起,花与树的香气让人心醉。这天正下着似有若无的雾雨,朦胧烟雨中,坐在两个靓妹的车上,穿行在花草绿树之间,更觉松山湖美不胜收。
阿芳一路介绍着松山湖的由来,也穿插介绍沿途经过的景区和工业园区。
松山湖产业园区是一片狭长的山水园林,西面是大岭山镇,东面是大朗镇,北面是寮步镇,狭长版图的最南端与深圳特区交界。这里山水秀美,风光旖旎。绵延起伏的小山海拔都只在三四百米之间,山上草青林茂,山下湖水翠蓝,林子里、草地上,公路边,建筑旁,处处有各色花枝与青藤相生相伴,松山湖长达数公里,水域宽阔,碧波荡漾,水面映着蓝天白云,也映着座座秀峰的倒影。
松山湖2010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核心区包括8平方公里水面的生态湖区、14平方公里的森林绿地。另有可作为旅游景区的自然山水,控制总面积72平方公里。
“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与产业齐飞”,阿芳念出一句仿王勃体的诗词,说这是东莞市对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定位。
的确,从管委会的办公楼到园区的所有工厂,每一座建筑方位都经过精心选择。在布局上首先考虑的是建筑与山水生态环境的关系。 入驻的每一座厂房建筑看起来都像是精心设计的景点。
经过一处开阔地时,看到草坪上停了一百多辆漂亮的旅游大巴。我问:这都是来参观的吗?阿芳说,不是,松山湖平时只有零散的游人,只有节假日才有从市区和深圳过来的旅游团。她说这些大巴都是华为工业园的交通车。因为很多员工是家住在深圳,早来晚归的。
华为是中国IT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是令欧美西方国家恐惧的强手。因为东莞是深圳的紧邻,华为在松山湖的投入自然是大手笔,产业园堪称一绝。目光隔着花树望过去,一大片蓝色的工房依稀可见。仅在这个园区上班的华为员工就有2万多人, 如果不是草坪上停的那一排排交通车,谁也想不到这里会有这么多人在里面工作。名为华为机器厂,却没有噪声,没有任何废弃排放,真正的绿色产业。
在一条路边看到一座天域半导体的建筑,陈芳特别加以介绍,说天域原是由房地产开发商,后来转型进入电子信息产业的。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强势进入数字领域。已与国内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生产的产品用于航空航天工程。我国载人神州飞船上许多元器件都出自天域半导体。天域半导体公司,既是企业产业转型的成功范例,也是东莞产业转型的一个典型。  
松山湖作为国家级的高新产业园区,对入驻园区项目环境审查十分严格,可以说是千挑万选。主要面向高端电子元器件、高端电子装备、新型通信材料、集成电路设计、生物工程、动漫创意、移动互相网、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意在使松山湖成为国内外龙头企业研发中心聚集和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创平台聚集的高端服务产业区。目前已有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上海大学纳米研究院、华中科大制造研究院、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中山大学东莞研究院、中大海洋生物科技研发基地、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等数十家高校和科研院机构落户松山湖,省级和国家级研发机构50余家,共同打造珠三角产业支援联盟。除华为、天域之外,还有生益科技、正大、胜华科技、宇龙通信、CEC、TDK、清园创投、水木动画等一大批优质企业的500多个优质项目在松山湖落地。
“有些项目入园区时还很小,但是符合我们的产业导向,就放在我们的创投孵化园区培养,给予优惠的政策扶持,让它很快成长起来。”阿芳指着一个门前树着几杆彩旗,草坪巨石上刻有“泛亚太生物科技公司”的企业说,这个公司就是一个台湾老板,刚进来时就在孵化园租了几间房,现在你看这企业名称:泛亚太生物科技公司,从租用孵化园到自建这样漂亮的产业园区。这才几年呀!
东莞市为培植松山湖这个科技产业高地,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最重要是“2+3+1”科技创新和科技金融政策体系,“2”是《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把松山湖高新区建设成为国家创新产业园区的若干意见》和《东莞松山湖高新区关于争创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的实施意见》,另几条都是推进鼓励创新的相应金融配套政策。政府为松山湖每年设立5000万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对支持园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创投机构进行阶段性参股,以扶持创新型小微企业成长。只要项目符合产业园的方向,就会受到资金政策各方面扶持。
园区很大,除了产业园之外,还有在自然山水基础上开发的许多景区。诸如月荷湖公园、状元笔公园桃花源谷、岁寒三友公园、新月湾沟谷公园、梦幻百花洲、湿地公园等,从北到南遍布整个开发区管控区域。
到处是工厂、到处是湖水、森林、草地和花园。花红树茂、荷香水榭与美丽的厂房互为风景。比我们挂历上印的北欧国家的风景更为美丽。我想,世上恐再没有比松山湖更漂亮的产业园区了。
将产业和生态融合得如此完美,这样的科技产业园世所罕见。据阿芳介绍,松山湖地处“广深港黄金走廊”腹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拥有政策和地利双重优势,松山湖每年工业产值以60%的速率增长。成为东莞经济新的增长极。
不仅是速度,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生态、绿色产业园的既定目标。据2010、2011年的统计,松山湖工业企业平均每度电创产值超过100元,远高于全国每度电创产值22元的水平;平均每万元产值耗水不到8吨,同样低于全国每万元平均15吨。作为国家级高新区,松山湖的定位不仅是要做东莞科技创新的旗帜和转型升级的先锋,而且最终要成为整个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松山湖的科技引领效应已经显现,据《东莞经济》提供的数据,东莞市2013年第一季度的外贸出口1934亿美元,其中高科技产品占比近40%,增长率为20.3%,这是一个让东莞振奋的数字。说明东莞已经基本摆脱了依靠“人口红利”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十八大之后,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及时遏止了靠基建投入拉动和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积极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以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按照这个标准,东莞的松山湖生态科技园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典范。
 
 
无数“新莞人”在转型融合中实现人生梦想
    ——“新莞人”谱写在创业热土上的传奇故事
 
东莞的人口结构很是特别,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本地户籍仅170万,外来人口占了80%,这80%的人口并不是固定的群体,正像刘大程诗里写的那样,“一个月招工三百二十人,离开二百八十五人,铁打的厂门流水的工人。”由于东莞巨大吸产业附力,来东莞打工的人总是生生不息。可以说,东莞经济崛起,外来人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没有无以数计的内地打工人,就没有东莞的“黄金三十年”。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巨大的流动性,这个群体的贡献没有得到承认。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在工厂车间里,他们是工厂的主体。离开了机床,出了厂门他们就是边缘人。他们有许多笼统的称呼——
“打工崽”、“打工妹”、“外来工”、“外来人员”、“流动人口”、“暂住人口”……
政府和媒体提到他们时,也是这般引用。
没有名份,自然也无法享受自己创造的发展成果。中国的一切公共福利都是与户籍联系在一起的。
“无数打工者就这样以流水的方式,在不断循环中用劳动成就了谁的欢笑?谁的享乐?”刘大程的诗折射出了长期被忽略的外来工们心底的悲愤。
  东莞决策者们终于关注到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从2006年开始,东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始为优秀外来工留出位置。我采访过的长安镇乌沙村两委办主任房智平有幸在第一批当选东莞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这个有思想的年轻人提出了牵动整个东莞社会神经的提案:要求给予外来工公平国民待遇,希望能让长期住在东莞的外来工一个有尊严的名份。
 “这个群体人数最多,各个经济区、各大城市都有。在东莞更是一个超过当地人口5倍的群体。但是很少有人关心他们, 他们的户口在原籍,工作、消费都在东莞,有的孩子在东莞出生、长大,却没有合法身份。甚至连称呼都是带岐视性的。”房智平说出了千百万外来务工者的共同心声。
房智平是湖南永州人,1998年来东莞,在长安镇乌沙村做秘书工作,15年没挪窝。凭自己写作才能和忠厚正直的人品,深得村两委和村民们信任。当了市政协委员后,他的第一份提案中就是为800多万外来打工人争取权益。他写道,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外来劳工为东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享受公民待遇,政府和东莞社会要正视几百万东莞建设者的存在。他建议采用上海的作法。上海对后来落户上海的人才一律称作“新上海人”,东莞也可以“新莞人”取代“农民工”、“外来妹”这些岐视性称谓。
房智平的提案切住了东莞社会的脉搏。无论是外来人还是本地人都关注着“新莞人”提案的结果。
没想到市委市政府采纳了房智平的建议,并且由东莞市委和政府正式发文,用“新莞人”这个称号作为在东莞投资兴业和打工族群的统一称谓。
这一年的春节,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请了留在东莞过年的800外来工吃团年饭。提出“新莞人”提案的房智平被邀请坐在了刘志庚身边,市委书记给房智平敬了酒,这既是对房智平提案的赞赏,也是对整个“新莞人”群体的尊重。市委书记请800位打工族吃的这顿年饭本身已经让800万“新莞人”感到了温暖。
2007年11月6日,东莞市政府新增设了一个机构—— “东莞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 在这天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专为外地务工创业人设立的政府机构。服务局一挂牌便着手探索为外来人口服务的方式。包括为新莞人培训技能、提供维权,计生、社保、入籍、子女入学等多方面的服务。 
   市委市政府将“新莞人”这个称谓以文件形式公布,这是东莞社会的一大进步。首先是东莞市委市政府决策者的进步。从这件事上看出了东莞市委与内地城市官员的区别。内地许多市州级城市的决策者是很少有人去听取老百姓建议的。他们的通病是急功近利,好容易得到主政一方的机会,便不计代价的拼凑表面化的“政绩”,他们以为造新城、建新区动静最大,最能立竿见影。因此不管他主政的城市何等偏远,也不管这城市总人口有多少,便急急规划出“国际化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 说白了, 就是花钱请人吹气泡,忽悠造势一二年便上下活动升官拍屁股走人,给继任者和当地百姓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他们决不肯稍微放慢一点吹牛的节奏,更不会静下心来听听老百姓怎么说,研究些事关百姓痛痒的实际问题。现在媒体曝光的“空城”、“鬼城”越来越多,说明时下为了升迁而做表面文章的官员越来越多。这些市州的当政者们真该好好学学东莞市领导们的务实作风。
东莞市委市政府对“新莞人”提案如此重视,它意味着东莞彻底走出了外来与本土之间的融合之困,消除了族群之间的隔漠。也以具体的行为诠注了东莞“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的城市精神,为外来投资创业和各类人才成长营造了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
   一群群优秀人才在这块土地上展露才华并成长为东莞社会的中坚,一家家企业在这片土地上由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一个个产业、一件件产品在这片土地上创立并成为中国驰名商标或国际知名品牌。
“新莞人”是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它逐步消除了外来人口心理上的障碍,让很多外来人才在东莞实现了身份认证。
“只要工作生活在东莞,大家就都是东莞人”—— 一个全新的概念正在被东莞社会接受,本土与外来族群的融合将东莞的社会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现在东莞从市政府到各镇、村管理机构中的公务员已经有很多“新莞人”。传媒、文化等事业单位的外地人更多。在我短暂而匆忙的几天里接触到的各个行业的人物,除了凤岗镇的村委书记郑俊康,其余全都是外地来的“新莞人”。这也符合东莞的社会结构比例的现状。在1000多万东莞常住人口里面,本土的东莞人只有170多万。而像凤岗这样的山区镇,本地人只占总人口的1/20 。
按郑俊康的说法,“客家人其实也是外来人口,只不过来得更早些。客家人的祖先,从中原、甚至更遥远的北方不断拓荒、不断迁徙,最后落脚在这里。当年客家先祖拓荒比现在从内地来东莞打工可是艰难多了。”
我以为郑俊康的观点很值得我们思考。城与乡、本地与外地、早与晚都是相对的。社会发展带来人口迁徒是规律性的。相互融合需要客主双方共同调整思想、改变思维定势。
我接触的这些外地来莞工作的人都已经本土化了,这不仅是指户籍,而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东莞融为一体。
比如帮我联系采访对象的市委宣传部干部肖隆福就是安徽芜湖人,他从厦门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后,最初应聘在东莞日报,很快凭能力成为业务骨干,几年前调到市委宣传部新闻宣传科任副科长,按我们的体制惯例,只要进入了主航道,获得升职只是时间问题。 
再比如《东莞经济》杂志李智勇主编是湖南常德人,他还有一个职务是东莞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
李智勇主持的《东莞经济》立足于经济最活跃的珠三角,以全球的视野去观察事物,杂志办得很有特点。不仅成为政府指导东莞经济转型的重要参考,也成为东莞企业界调整产业的风向标。他本人通过活动、组稿,接触的都是全国顶极的经济界学人。李智勇说,他是2006年来东莞的,那正是东莞盛极而衰的时候。这些年正赶上经济模式转型和产业升级。这也是他研究的重要方向。李智勇来东莞不过七八年就融入了主流社会。他的感悟或许能为千百万在东莞打拼的人提供参照。
李智勇说,市委和市政府虚心纳谏当然是好事。“新莞人”也只是阶段性的举措,或者说还是一种形式大于实质的标签。关键还是要个人靠能力的展示与诚信的积累才能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东莞的新市民。东莞这个城市是真正市场化的,而市场是残酷的,也是公平的。在这里你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可以托付或者依赖,也就没有了取巧的途径。你只有实打实的打拼,付出你所能的一切,靠做事能力积累你的诚信。当你的诚信积累到足够多时,你就是这里的主人。简而言之,所谓主、客都是外化的,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那位接受我采访的乌沙村党委、村委办公室主任房智平也是这样的感受。房智平是湖南永州人氏,上世纪90年代来东莞后一直就在乌沙村委做文秘工作。不仅有了户籍,还和本地人一样拥有乌沙村集体财产的股权。并且参与村两委重大决策的全过程。从村民们找他办事时的尊敬态度,可以看出早把他当作乌沙村人了。
想想厚街国际名家具设计研发院的院长陈芳、松山湖宣传办公室的阿芳、开私车办公事的川妹子雪梅,“以纯”公司的王枝香等等,他们无一不是靠能力融入本土的“新莞人”。
这种外来人才与本土的融合更多是体现在经济战线,并逐渐形成了东莞的创业文化。许多外省人由创业开始融入东莞,不仅成了东莞的主人,而且进入主流社会成为领袖级人物。比如福建古田的郑耀南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1975年出生的年轻人,初入商海只有500元本金。为了生存他还在沃尔玛干过保安。是东莞的创业文化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在东莞由卖化妆品转向卖内衣,最后看准市场,创立了风靡全国的内衣品牌“都市丽人”。“都市丽人” 总部设在东莞市最偏远的山区凤岗镇,形象代言却是香港大牌影星林志玲。“都市丽人”的品牌加盟店在全国已经有5000多家,员工队伍超过2万人,年销售额超过40亿元。 
2011年,郑耀南荣获“2010年度东莞市优秀民营企业家” 称号;2012年,由东莞市青联推荐,郑耀南荣获“第八届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
2013年4月6日,郑耀南受邀成为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的嘉宾……
2010年11月1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出了一只新股,在市道低迷的行情中竟以77元的高价开盘,最高冲至106元。这就是服装业新上市的股票“搜于特”。这是一家由广东揭阳马少贤氏兄妹创办的服装企业。2005年才成立公司,2006年开始赢利,每年以70%的速率复合增长,经营5年就进入了资本市场,堪称创业的奇迹。
这奇迹源自于东莞创业文化的熏陶。马氏兄妹在东莞道滘镇从做女装连销店开始,后与服装批发商马鸿联手,创新经营模式,打破“先建工厂后建市场”的传统主流路线,先从前端设计和终端零售渠道直接切入,以剥离生产的方式,创立了“潮流前线”青春品牌,并谋划建立起与众不同的营销模式。
“搜于特”的战略是避开与“七匹狼”“美邦”等高价品牌的竞争,把对象锁定在农村青年和打工青年这个群体,打起“时尚下乡”的旗帜,聘请韩国影星宋慧乔和香港艺人谢霆锋作形象代言人,电视广告在全国地县电视台全面铺开。“保鲜”是“搜于特”的市场成功秘笈,追求时尚是青春期群体的特点。“搜于特”以“潮流前线”为旗帜,不断开发出新的款型。2013年,“搜于特”的春季产品就多达1700多款!
“搜于特”将目标锁定“三四线”城市,网络覆盖了333个地级城市,2859个县城及中心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消费对象定位在15——29岁的青春族群,而青春族群人口有2.81亿,这是个服装消费最活跃的群体。
2012年,搜于特的销售额达到16亿元,净利润突破2个亿。今天的搜于特已经是东莞市排名第四的纳税大户,也是服装行业叫得响的知名品牌。
在东莞这片创业的热土上,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潮中,每天都有新的创意,每天都有创新产品诞生,每天都有新的成功者不断更新着令人感叹的打拼故事。
制鞋本是最早兴起也是最难出新的一个行业,在制鞋工业集中的东莞,早期崛起的许多制鞋工厂纷纷在激烈的竞争中倒闭,然而也有人中途挤入这个夕阳产业,通过创新自主品牌寻找到了出路。
这是一个叫谭皓月的女人,她来东莞创业原本也是“三来一补”型企业,主要替人加工鞋底。随着原材和人工成本的大幅上涨。谭皓月一边挣扎一面在个传统行业寻找升级的突破口。这时谭皓月遇到了一件特殊订单。这订单竟然是给一只名叫“吉娃娃”的小狗做狗鞋。谭皓月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感到一道灵光闪过。在一个下雨天,她看到怀孕的表妹趿拉着一双拖鞋在雨中艰难行走,那道灵光再次闪现。她发现天下这么多老板在制鞋这个行业血拼,却没有人关注到孕妇这个最常见的消费群体。每个女性都要经过孕期,而长达十个月的孕期竟没有竟没有一双穿着舒适的鞋。那个时段的女性几乎都为穿鞋苦恼过,因为怀孕后身体发生变化,平时的鞋多是高跟鞋或运动鞋,成了孕妇就没法穿了。有的孕妇只好趿拉着一双拖鞋,上班或乘车出门都感到尴尬。
谭皓月思路清绪了:人家连宠物狗狗都有鞋了,孕妇这样大的群体却没有人为她们生产专门的鞋!她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谭皓月投资成立了研究设计院,专门针对孕妇各个不同月份的身体变化规律设计专供孕妇穿的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孕期保健越来越受重视。不断不同年龄的人怀孕对鞋的要求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季节对鞋的要求也不一样。据统计,全国每年有孕妇1600多万,并且每年还在以10%—15%的速率增长。每个孕妇至少需要两双以上的鞋——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就这样,一个念头催生出一个巨大的产业,迎宝鞋业很快在竞争激烈的鞋业中脱颖而出。
正是这样一批批的“新莞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并且成为这座城市的中坚,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与这座城市一起营造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创业文化,实现着各自的人生梦想。而千万创业者的追梦过程,千百万新莞人素质的整体提升,才是东莞社会转型成功的最好标识。
 
文化软实力成为东莞再度繁荣的强大后劲<, /DIV>
&nb, sp;——厚待文化人成为东莞社会转型中最亮的色彩
 
在东莞发展得最快的日子里,总听到一些 “东莞只有钱,没有文化”的评价,甚至贬斥东莞为“文化沙漠”。 客观地说,那种认为东莞没有文化的说法是一种偏见,或是一种对东莞快速富裕的一种复杂心态,或许就像网络上常用语“羡慕妒忌恨”。
从历史角度解读,莞人读书之风早兴,至清代,东莞全县有书院35处,自开科取士以来,东莞一县曾出进士240人,举人1740人,居全国之冠。在经济繁荣的今天,莞人对教育仍很重视。历年的高考中,东莞考生被重点高校录取比率都在广东领先。以读名校为荣耀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东莞市麻涌镇漳澎村农民刘浩贤育有两女一男,学习成绩都十分优秀。在近几年的高考中,刘家姐弟连中三元。2009年,大姐刘淑娴考入了北大中文系;2011年,二姐刘楚欣考入北大西班牙语系;2013年7月23日,弟弟刘伟锋又拿到了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的录取通知。刘氏姐弟的故事在整个东莞城乡传为美谈,其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文化的尊崇可见一斑。
莞城区著名的私家园林“可园”也是东莞人重视文化的标志之一。“可园”设计十分精致,面积虽很小,却将岭南特色的亭台楼阁、山水桥榭尽行展示,将住宅、客厅、庭院、花圃、别墅、书斋巧妙揉合在一起。将岭南花草尽植其中。布局错落有致,堪称园林中的精品。“可园”的主人是清代官吏张敬修。如果这个园子仅供他个人享乐,也许这园子早就毁了。“可园”之所以出名并以能够传至后世,皆是因为园主张敬修尊贤爱才的缘故。 
张敬修是个文人,工书善画,喜欢结交诗画名家。他在外做官时认识了居巢居廉堂兄弟二人,便将他们留在自己幕府供奉,闲来与二人研讨技艺。后来辞官归乡仍将“二居”带回东莞,并且专门修了这个园子,让二居住在里面生活,绘画。还常邀来天下文人雅士游历小居,共同切磋技艺。“二居”兄弟衣食无忧,专工绘画。居巢居廉在可园生活十多年,传世精品多是在可园完成。除了继承前人“没骨法”,还独创了撞水、撞粉绘画法,成为岭南画派的开先河者。 今天的“可园”,已经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敬修尊贤爱才、重视文化艺术的心性已经成为“可园”文化的精神内核。“可园”文化又成为东莞政府发展文化事业、促进文艺繁荣中极力弘扬的一种精神。客观地说,无论什么时候,东莞对文学艺术都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
在新中国成立后,东莞县是最早接受作家挂职深入生活的地方,著名作家陈残云于1958年和1964年两次到东莞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长篇小说《香飘四季》、电影《南海潮》都是他在东莞深入生活的结晶。
即使在东莞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东莞也从未对文化有过偏废。政府甚至像重视投资办厂的老板一样重视文化人。此次采访中有幸见到东莞的作家詹谷丰先生,他就是慕东莞重视文学之名迁来岭南的。现在他已是东莞作家协会主席,在文艺界有很重的话语权。
在东莞图书馆我看到一本编印精美的《2011年东莞文学报告》,细读书中许多文章,感到是中国作家协会或中国社科院的水平,决非一般省市作协或高校所能达到的高度。一位叫柳冬妩的评论家文笔尤其好。在拜访詹谷丰先生时我提到这个评论家,想讨要这本书了解东莞的文学状况。詹主席说,柳冬妩是那部书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主要作者,他就在这座楼里上班。说着便打电话请他找一本《2011年东莞文学报告》,说有外地朋友很喜欢这本书。
柳冬妩很快就来了。与他老辣的文章相比,让我感到超出想象的年轻。柳冬妩也是江西来的。闲谈中我问他们为什么都喜欢来东莞?他们说,现在文学在哪都不受重视,只有东莞,还是实实在在的重视。政府创立了许多鼓励创作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比如签约作家制度就是东莞的首创。只要你有好的想法,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人,都可以到东莞文学院签约,经过申请都可以获得东莞市政府的资金扶持。地级城市的东莞文学院,常年驻有签约作家20多位。我熟知的湖南著名作家作家陈启文就一直以签约的方式由东莞文学院支持着,写出了《南方冰雪报告》、《中国粮食报告》、《中国水利报告》等一部又一部厚重的力作,现在已是东莞作家协会副主席。而在东莞打工走上文学写作道路的湖北青年王十月,也一直是东莞文学院的签约作家。他的小说在文学界引起反响后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最后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特批,越过公考等体制的障碍,直接调进了广东省作家协会。王十月的幸运与成功固然凭的是自身的才气,但与东莞营造的文化氛围的激励、与东莞尊崇文人的风气浸润也不无关系。 
在东莞,推进产业转型与推进社会转型和城市的升级是一体化战略,文化建设和人才战略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有力推手。
比王十月调入广东省作家协会更具传奇色彩的是东莞市政府在樟木头镇着力打造的“作家村”。
樟木头是广州、深圳两大都市之间一座风景优美的小镇。乘动车到广州36分钟、到深圳只有19分钟。我以前去深圳多次经过这个小镇。每次都看到车窗外的山岭上开满鲜花,一直对这个岭南风情十足的小镇充满向往。对樟木头的“作家村”早有耳闻,在网上和文学报上都看到过相关报道。这次东莞之行,我有意把樟木头镇作为最后一站,为的是一睹“作家村”的风采。
在市委宣传部肖隆福科长的帮助下我与樟木头镇文化局长刘东风取得了联系。刘东风是樟木头镇文化局长,他还有一个兼职是东莞“作家村”常务副村长。我与他取得联系时已是下班时分,要是内地的机关此时人早就走光了。这位刘局长却开了车去公交车站接我。晚上由文化局在一个农家菜馆定了酒饭为我接风,请来了“作家村”在家的几位作家们作陪。我熟识的陈启文刚在全国采访水利工程回来也赶来助兴,席间了解了不少“作家村”的情况。饭后去陈启文住的帝豪花园喝茶叙旧至深夜。告辞时陈启文夫妇盛情诚邀,说好次日中午请我再去他家中吃从贵州山中带回的熏腊肉。
从陈启文家中出来,刘局长让“作家村”办公室主任刘芬带我去一家专门接待作家的酒店登记房间,我拿出钱和身份证,王芬挡住了,说是“由我们作家村买单”,随即与经理联系,以“作家村”办公室的名义签了单。
我有些惴惴不安。想自己一匆匆过客,一个普通作家,对东莞文学未有尺寸之功,让人家管吃管住,如何承受得了这份厚待?
“真的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我对王芬说。
刘芬说,“王老师,您不要感到不安,这是您应该享有的待遇。我们樟木头镇作家村规定,只要来东莞樟木头镇小住或写作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律由樟木头作家村办公室负责吃住。”
这让我联想到战国时代孟尝君供养门客的故事,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市场经济极度繁荣并被人指为“文化沙漠”的东莞,竟然能给予一个过路作家如此礼遇,这不能不让人感动。一股对东莞市、对樟木头镇两级政府的敬意油然而生。   
据刘东风局长介绍,“作家村”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是樟木头镇的一张名片,也是东莞市文化工程组成部分。并不是所有作家都住在某一个花园。而是根据作家们的喜好,自主决定在哪个花园定居。次日上午,天下着中雨,王芬开着“作家村”办公室的车带我在樟木头转了一圈。先后看了住有作家的御景花园、翠湖花园和帝豪花园。在御景花园,刘芬指给我看了“作家村村长”雷达住的楼。在翠湖花园的湖边我还看了作家葛水平、王松等作家各自购置的临湖公寓。最后看了老朋友陈启文等几位作家住的帝豪花园。帝豪花园依山就势而建,整个花园实际就是一座森林公园。山上林木茂盛,山下花树妖娆,一栋栋别墅式的小楼掩映在绿竹与松柏之间,十分幽静。我赞叹说,这真是个写作养生的好地方!王芬向我介绍说,“很多著名作家都来作家村考察过,王蒙、莫言也曾来看过,莫言很喜欢这里的风景,如果不是家里人意见不一,他也许就在樟木头定居了,现在成了诺奖得主,不知还会不会再来。不过,打算在这里置业购房写作的一线作家仍很多,我相信这个中国作家第一村一定会成气候的!”   
说话间到了陈启文家门时,因为花树枝叶的遮挡,雨天的光线有些幽暗,一楼的灯光依稀可见。王芬说,陈启文老师刚从外地采访水利工程回来,开着灯就说明他在写作中。王芬想起先天晚上陈启文请我去他家中吃腊肉的邀约,便向我征询意见,“王老师,现在就去陈老师家喝茶?还是上街上转转中午再来?”说着走上陈启文花园的台阶,做出要敲门的姿势。
我太了解陈启文了,这是个勤奋得让我惭愧的作家,时间对于他比金子更贵重。想起鲁迅先生关于“浪费别人时间等于谋财害命”的警句,我忙制止了王芬,请她直接把我送到樟木头火车站直接走人,然后打电话向熟识的诸友告别。陈启文很生气地要找车赶来留我,我真诚地说:“看到你在东莞和樟木头有这样好的写作环境,朋友们都会很羡慕的,腊肉留着下次吃,只要有樟木头作家村存在,我总会再来,早些读到你的《中国水利报告》比吃腊肉更有味儿。”  
东莞是要借樟木头“作家村”来彰显政府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樟木头镇则是将“作家村”作为提升城市品位的一项文化创新举措。政府为打造这天下唯一的“作家村”做了不少功课,制定了不少惠及文学繁荣的礼遇政策。比如作家在樟木头购房可获得一定的优惠,“作家村”注册村民的水电、物业费由政府补贴、作家作品在外获奖政府再给予同等奖励等等。只不过时下一线著名作家的入住率还不是很多,有待采取更具优惠的政策以吸引国内外著名作家入住。
即使这样,“作家村”已经产生了很好的广告效应。樟木头镇紧邻广州深圳的优越区位、山青水秀四季鲜花盛开的自然风光,加上东莞厚待作家的人文资源,使得小镇投资价值与日俱增,已经引起了海内外投资大佬们的兴趣。国内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保利集团已决定投资200亿元,在樟木头镇规划出26平方公里的山水园林,倾力打造集居住、度假、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国际旅游城。这个项目一旦建成,樟木头的“中国作家第一村”一定会吸引全世界作家的目光。
东莞对文化基础设施更为重视,投入上也舍得花钱。为了建设“东莞文化工程”,财政投资20多亿元。这些工程包括东莞市文化广场、展览馆、图书馆、玉兰大剧院、群众文化馆、文联、岭南画院。
东莞的文化广场空间辽阔,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但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图书馆、文化中心和大剧院。 
东莞的图书馆让内地许多号称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汗颜。一些地区一级城市动辄就要致力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甚至国际化大都市,对文化却极不重视。我所在的那座“历史文化名城”,当政者醉心于“省域副中心”、“现代大都市”的憧憬,新城新区规划大饼摊得让人膛目,却至今没有一座博物馆,仅有的图书馆与东莞相比小得像小孩搭的积木。
东莞图书馆的大气与现代自不必说,关键是充分考虑了人在里面阅读时的舒适程度。整个建筑摒弃了传统的砖瓦木石,外墙和房顶全是钢构与半透明新材料的结合,防潮防火,透明而坚固。楼梯是旋转式的,多部电梯同时运行。从一楼到五楼各个楼层的藏书布局都是一道风景。采光显然进行了新科技处理,明亮而不耀眼。坐在任何一个阅览室任何角落都感到柔和而舒适。既使不开灯书上的字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每个藏书馆既在统一的格局中,却又相对独立。周围广场和绿地面积很大,把市声的嘈杂与喧哗远远隔离开来。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看书,精神会很舒爽,心也会很静。
图书馆功能厅很多,除了将各式书刊分门别类之外,还有市民学校、文化讲坛等等。光顾图书馆的人比内地城市要多得多。既有本地市民,也有学校教师和学生,更多的却是在东莞创业或打工族中的精英。      
为全面了解东莞历史,我去图书馆做了几天功课。其中有一天是周六,是市民学校定期举办每周一课的讲座日。这天我看到预告的主讲人是在香港凤凰卫视做策划的文化学者胡秋野先生。他讲的主题就是“我读故我在”,虽然是借势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但他以自己的人生经验讲出了读书对于人成长的重要。且语言幽默诙谐,在平实的人生经历故事中暗喻人生哲理,集知识、趣味与教化为一体,深受听众的欢迎。我随便问了一个在课堂上提问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做鞋类加工的小老板,专门开车从长安镇赶来听讲,并且是长年坚持。我很有些意外,真没有想到富裕的东莞竟会有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
2006年以来,东莞市财政连续5年,每年安排10亿元用于文化名城建设。除图书馆和剧院等市区重点文化基础设施,村镇文化设施投入也超过40亿元;已经建有村镇文化中心80多个,图书馆(室)390多个,文化广场447个。 
除大手笔投入基础文化设施外,东莞市政府还着力把文化当作产业来扶持,以此突出自己的特色。音乐剧是一个高雅的剧种,属于阳春白雪。但东莞却作为重点扶持,着力打造“音乐剧之都”。在政府扶持下,最近几年连续推出了好几部音乐剧:《蝶》、《爱上邓丽君》、《三毛流浪剧》,“政府扶持、企业投资、院线营销”新模式。不仅收到了较好市场效果,也对社会文化风尚引导起了良好的作用。其中《爱上邓丽君》荣获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最高奖项DIMF奖。
更重要的是,优秀的剧种和剧目正在成为一个产业。2012年,东莞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200多亿元。
政府这只有形有力的手,将各类文化资源加以整合,大力扶持大众传媒、印刷复制、影视制作、动漫游戏、文化旅游等文化产业,依托制造业基础,以研发设计、咨询策划、文化传媒、时尚消费为重点,构筑创意产业链,鼓励其拓展延伸使之形成规模,刻意培养一批富有竞争力的设计创意产业集群。
为了城乡一体化这个总体目标,东莞将全市30多个乡镇的镇街文化资源加以引导开发利用,鼓励将有特点的闲置厂房进行改造,发展创意产业园和特色文化产业园。重点依托鸦片战争遗址、粤晖园传统文化、可园岭南文化等文化资源,建设一批集创意、文化与旅游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现在虎门沙头炮台、威远炮台、鸦片战争纪念馆、销烟池、林则徐、关天培塑像、殉国义兵墓、节马碑等都成为人气旺盛的热门旅游资源。
即使最边远的山区凤岗镇,文化设施也很有特色。凤岗镇正着力打造集华侨博物馆、凤岗碉楼、客家排屋、客家风情街、客家美食街等于一体的客家旅游开发区。凤岗镇黄洞村党总支书记郑俊康是我初入东莞的引路人,采访快结束时,我乘公交车绕到凤岗镇向他辞行,顺便也看了凤岗的特色文化。
凤岗是东莞最南边的边远山区镇,版图与深圳龙岗区接壤,距东莞较远,离深圳香港却最近。小镇四周青山相拥,绿水环抱。镇街区域面积虽不比厚街、长安和虎门,但却也异常繁华。镇上五星级酒店、麦当劳、沃尔玛、苏宁电器一应俱全。康佳、亿通、楚天龙等大型电子工厂和皮革、五金、制衣工厂1000多家。凤岗镇户籍人口只有2.5万,实住总人口却超过50万,站在酒店楼上远眺,每个山谷里面都是连片的工厂。   
郑俊康在凤岗镇黄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对文化重视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郑家祖上是客家人,他家的宅院完好保存着客家老屋的风貌。郑俊康平时住在镇上花园小区的高层住宅里,只有来了贵客,他才请回客家老屋去品茶。这个村里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在这个村里,客家文化遗迹随处可见,几十座完好的碉楼夹杂在栋栋民居新楼中间,别是一番风景。每年世界各地的华侨都要回黄洞参加老人节,凤岗镇在美丽的龙山公园建有客家历史文化博物馆和城市展览馆。客家博物馆以许多实物、图片文字和塑像纪录了客家祖先荜路蓝褛拓荒开垦家园的艰辛历史。城市展览馆则全面展示了凤岗镇改革开放30年来的骄人业绩。为了彰显客家文化特色,镇上经常举办以客家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吸引侨居海外的客家人回乡省亲,每届聚集归侨达20万之众。
   凤岗镇与深圳龙岗区相邻,美丽的风景和独特的客家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凤岗镇由此成了深圳人休闲度假的后花园,文化旅游成为凤岗镇转型升级中崛起的又一支柱产业。
松山湖科技创意文化与实体产业相辅相成的模式、樟木头镇和凤岗镇实体产业与文化产业有机融合的模式,代表了东莞镇村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
东莞对文化的投入已经初见成效,城市人口素质提高明显。其标志一是白领增多,蓝领减少,二是劳资关系明显改善。从曾经的对立走向亲和与融洽。
在东莞期间,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感到一种时代缺乏的人文精神正在向东莞企业家群体渗透。在厚街家具城采访期间,曾听到国际名家具设计研发院的陈芳院长也谈到同样的感受。外界对于东莞只有钱没有文化的评价,她感到这是偏见。她认为东莞市政府对文化的重视本身就是一种引导,东莞的许多企业家都很注重学习,注重知识的更新。因为这也是市场竞争和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她告诉我两个例子,一是迪信家具的董事长梁少禧,一个是楷模家具的董事长徐国芳。
迪信家具是东莞家具行业的龙头老大,其董事长梁少禧是香港家私协会的名誉会长。生意上梁少禧坚持做有品位的家具,在企业经营中他十分重视培植独特的企业文化。特别注重培养企业员工与公司老板之间的亲近和谐关系。他对两个儿子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们坚持读书,还必须下车间与工人一同劳作。培养他们对劳动者的尊敬,体察一线工人劳作的艰辛,不使他们有骄奢之气。这使他们与社会上诟病的“富二代”拉开了距离。由此深受工友们爱戴。更值得称道的是梁少禧把工人的冷暖放在心上。他的公司不仅为已婚员工提供夫妻房,还出资为他们的子女办幼稚园。这种与员工水乳交融的关系赢得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在销售旺季迪信家具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员工们会主动放弃休假,春节也不回家,主动留厂里加班赶活。
一个企业把产品和企业文化都做到了极至,这样的企业在竞争中才是无敌的。
还有楷模家具的老板徐国芳,他努力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学习型的企业。不仅要求员工每人每月看一本书,看完书还要写出心得。凡是营销部的员工都要在会上进行读书分享演讲。通过分享,团队成员的知识就更广了,视野也更开阔了。
他自己也修炼成了学者型企业家,并且亲历亲为的写作出书。他把自己所思所想写成了一本大书,书名为《再给中国二十年—位企业家的呐喊》。他以自己经历为基础,以中国企业家的民族责任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写就了一部关于中国道路与梦想的随想录。
像梁少禧、徐国芳这样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其实这就是东莞社会转型升级成功的无形标志。
让文化成为实实在在的产业,让文化产业成为东莞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升级的软实力,新型产业的崛起和不断增长的文化软实力成为了东莞再度繁荣的强大动力源。
   
尾声:你将看到一个全新的东莞
 
东莞的崛起领先于全国,东莞自然较早遭遇发展的困境,同样东莞也是较早萌生产业与社会转型意识的城市,他们探索到产业与城市同步升级的路径也应该对内地省份有参考价值。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红利是有限的,即使天赋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改革遇到了瓶颈,经济增长遇到了拐点。美国底特律市宣布破产之后,国内网上频频列出面临危机的单一资源输出型城市如鄂尔多斯、玉门、神木、黄石,也包括早已发出警示的大庆、抚顺等城市。而一批制造业衰落城市如温州、长春也不断上榜。至于那些一味依赖基本建设投资,无限制的摊大饼最后陷入鬼城危机的城市就更多了。这不能不引起重视。而东莞市在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中的探索,对于千百个处于同样困惑中的城市,无疑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蓝本。
转型升级中的东莞,在技术创新与品牌打造中使传统产业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面,同时也诞生了许多新兴的产业。注重品牌、注重研发成为东莞企业界的共识。2013年,东莞市加工贸易企业自主品牌拥有量在2008年基数上翻了一番,各企业新设研发机构数是2008年之前总数的73倍。外资企业内销总额较2008年增长113.1%。加工贴牌类企业大部分转型或升级,在创新中创立了具有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对外贸依存度较2008年下降75.6%,在欧美经济危机订单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经济总量(GDP)仍大幅攀升,2012年GDP比2008年净增35%以上!创下5010.14亿元的新纪录。
在产业对外依存度极高的东莞,取得这样的成绩委实不易。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它预示着东莞经济已经彻底摒弃了“三来一补”加工型模式,由“制造之都”转型为“创造之城”。东莞已经成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试点城市,经验开始在全省、全国推广。
而东莞的城市升级仍在大踏步的进行中。除了重视产业升级和文化软实力之外,东莞城市升级的另一个着力点是交通。自从2007年禁摩之后,东莞在公共交通上投入巨资,使东莞的公交系统全面升级。在我看来,现在的东莞公共交通是我见到的地市级城市中最发达、最便捷、线路设计也是最科学的。东莞城区各街巷之间、城区与各镇街之间、各镇街与村(工业园区)之间都有数量庞大的公交汽车,每个镇街都有公共交通总站,每个镇的公交系统都自成体系列,从任何一个镇街的任何角落到任意另一镇街的任何角落,都有公交线路相连接。科学合理的公交网络将整个东莞城乡连接成在一起,这让外地来人感到十分便捷。我在体验东莞公交的路上,不断看到打工的人上上下下,对于打工者,你如果定居在虎门,却可以乘车去长安镇、大朗镇或其他任意一个镇村突击赶活,晚上又可以乘循环公交赶回虎门。东莞在十二五期间将继续完善三大交通枢纽,在全市发展轨道交通,东莞共规划完成R1(麻涌西站至黄江南站)、R2(东莞火车站至长安新区东站)、R3(长安新区南站至企石博厦站)、R4(黄江中心站至清溪汽车站)四条骨干地铁线路,总里程218公里,途经东莞22个镇街,设站76座。东莞轨道交通不仅覆盖全市各重要区域和地段,而且将与整个大珠三角轨道交通网实行无缝接驳。新建的东莞火车新站(茶山)和虎门白沙高铁站将广深港高铁和京广高铁与东莞发达的轨道网衔接起来。届时,转型成功后的东莞更像一列高速运行的动车,在中国追梦的轻轨上再度领跑。
但愿东莞成为转型中国的一个缩影。
 
                                            
●本文采访中得到东莞市委宣传部新闻宣传科副科长肖隆福先生、《东莞经济》杂志主编李智勇先生、东莞市凤岗镇黄洞村党支部书记郑俊康先生、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詹谷丰先生、东莞厚街城市之窗家具高弟公司胡胜乐总经理、东莞市厚街镇经济贸易局副局长张杰先生、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村党政办副主任房智能平先生、东莞厚街国际名家具设计研发院长陈芳女士、东莞市樟木头镇宣传文化局长刘东风先生、以及东莞市图书馆、东莞市展览馆等朋友和单位的协助,特在此一并鸣谢!
 
附:
     致东莞
 
东莞    你是一座怎样的城
常常非议不断  绯闻缠身
然而  你默默承受不置一词
用包容来显示非凡的坦诚
 
“东莞就是东莞!”
一种近乎另类的声音
“不需正名”是因为自信
以自己独特的姿势一路前行
 
你以宽阔无比的博大胸襟
接纳自五湖四海
为上千万人提供工作创造机遇
整个世界都离不开你的产品
 
也有人恨你是血汗工厂
有人骂你是“性都”“赌城”
唾沫淹人百辩莫申
太多的五星酒店怎无一两只苍蝇
 
你虚心地从骂声中汲取养分
默默地清洁环境 守卫公平
让一家家企业从小微成长为行业巨星
让一个个创业者梦想成真
 
东莞,你是一座伟大的城
虎门销烟,你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篇页
率先引进全国第一家外来手袋厂
中国改革开放你再次先声夺人
 
来东莞  只要你勤劳,就会有收获
来东莞  只要你努力,就会站稳
只要你不挑剔,什么年龄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拂去尘埃,拨去迷雾,应给这座城市足够的尊敬
 
而今,你从社会到产业都经历着考验
在转型中调整 
在调整中转型
从制造之都走向创造之城
 
城乡一体  生态绿色
东莞的天空 飘浮着最美的云
痛苦中蜕变  涅槃中新生
美丽东莞 将是中国转型的最新蓝本
 
                                                          ——2013年5月完稿于上海顾村
 
       (《北京文学》2013年12期,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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