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说她古老是因为她的建城史已有2800多年,饱经历史沧桑,文物古迹盛多；说她年轻是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高楼林立、马路宽敞，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化都市。
襄樊是古城襄阳与古埠樊城的合称，故称之为南城北市，三千里汉江穿城而过。历史上的襄樊，是南船北马的重要分界线，以马作为交通工具的北方人行至襄樊时，若需再向前行大都换乘舟船；相反，以船作为交通工具的南方人行至襄樊时，则换骑马继续北行。
襄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和以浪漫主义为特征的荆楚文化的交汇地。1986年，襄樊被国务院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襄樊地处鄂、豫、渝、陕毗邻地区，向东300多公里是武汉，向西500公里是重庆，向北400公里是郑州，向西北400多公里是西安，而襄樊是这几个城市之间过渡地带最大的一座城市。这里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十分诱人。继1986年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后，襄樊又赢得了“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十大魅力城市”等多项殊荣。
我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来到襄樊，至今已在这里工作和生活30多年了。这里虽不是我的故乡，但我却深深地爱着她，我爱这座城市，我爱这里的人民，我爱这里的风土人情，我爱这里的一草一木------的确，在很多场合下，尤其是在外地，我为自己是襄樊人而感到自豪，我为这里的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而自豪；我为这里的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而自豪；我为这里的社会发展和建设成就而自豪。然而，在自豪之余，我又陷于了深深的困惑与迷茫之中，多年来这种困惑、苦恼、尴尬和迷茫，无时无刻在折磨着我，实在是有不吐不快之感，这算是我写下此文的初衷。
2800年是何年？
公元1993年，襄樊市举行了隆中诸葛亮文化节，同时承办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会。全市人民举全市之力，将这两个节会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说实在的，尽管在一部分人中间颇有微词，但对襄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是有推动作用的。在节会上,市政府正式以官方名义首次公布襄樊市建城史是2800年，到底是2800多少年，没有具体说。当时2800年的依据是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樊城由此建城而得名。周宣王是周厉王的儿子，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周宣王即位，这便有了封仲山甫于樊的说法。史载：西周分封是以宗法血缘关糸为纽带，以此巩固周天子的统治。西周的分封，始于武王，盛于成王，到宣王时，国力渐渐衰落，以此看来当时的襄樊是赶了个末班车。如果以公元前827年分封的年代来计算，1993年应是2820年，今年应该是建城2833年。可惜的是这些年来一直糊里糊涂，大家都跟着喊2800年，就是没有一个定论，是专家没能提供足够的依据还是决策者未能拍板，我们无从知晓。大家知道，无能是中国还是外国，许多著名的城市在建城史上都有其具体的年代，绝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俄罗斯的圣比德堡、法国的巴黎、中国的苏州、杭州、洛阳等。而我们的襄樊却使我们感到困惑，要么不提建城史，要提就要定下来。一旦确定下来，就不能以行政换届的变更而随意更改。
与2800年建城史一样叫得响的还有三国文化。在我们襄樊许多领导同志对襄樊的三国文化津津乐道，介绍襄樊时总爱说到，120回的《三国演义》就有37回写到襄樊，也有说有40回的，还有的说与襄樊相关的内容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这种说法对不对，我不得而知，但这里仍然有一个笼统而不具体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回目写了襄樊？是怎么写的？作为襄樊人，我们应该有知情权，作为本市研究三国文化的专家学者，应该有义务给襄樊人讲清楚。就一般人对三国文化的了解而言，大慨知道“三顾茅庐”、“隆中交友”、“举荐诸葛”、“马跃檀溪”、“孙坚饮恨凤林关”、“水淹七军”、“去梯求计”、“刮骨疗毒”等故事发生在襄樊，而更多一些，更详细一些的事就不甚了了了。此外，还有一些拿不准的事，“败走麦城”、“华容道义释曹操”等故事是否算在襄樊？因襄樊当时所管辖区域除汉江流域外，还包括东南及西南诸省。总的来说，将发生在襄樊的三国故事编成通俗读物，是促进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好事情。
襄樊的“市骂”是什么？
大文学家、大思想家鲁迅先生曾把我国的“国骂”讥为“他妈的”。这个说法渐渐得到国人的认可。就我们湖北而言，省会武汉市的“市骂”是什么？按照方方先生和易中天先生的说法是“个巴妈的”和“婊子养的”，如果这个说法得到武汉人认同的话，那么,襄樊的”市骂”可以说是“球”！是否如此，这里先不作断言。
借此机会，先讲两则笑话：一个是发生在刚解放时的事。那时，有个襄樊人在中央当了领导，做了大官，许多人跑到北京去认乡亲，其中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冒充的。这不能不引起首长的重视。有一次，一个襄樊人千里迢迢去拜见，被门卫挡外面，死活不让进去。襄樊人嘀嘀咕咕走了：“有啥‘球’了不起的，不就是当‘球’个官吗，不见算‘球’了！”门卫把这段话学给首长听后，首长一拍大腿：“赶紧把那人给请回来，乡亲来了！”事后，首长告诉手下人一个诀窍：“襄樊人说话好带‘球’，有时一句话带好几个‘球’字”；还有一个笑话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刚解放时，有一个襄樊人随大军南下，在南方工作了几十年，官至副厅。七十年代因思乡心切，调回襄樊，安排在襄阳师专做书记。有一次宣传文教战线开会讨论，王书记虽然几十年在外，但依旧乡音未改，侃侃而谈。殊不知，一位女局长很留心地数了一下，王书记发了一次言，说了37个“球”。这个笑话在文化娱乐单调的那个时代很轰动了一段。
说实在的，襄樊人确实好说“球”，相比之下，男的比女的说的多一些。为什么呢？一般说来，未结婚的青年女子说话讲究点文雅，通常是不会说的。只有泼辣一些的媳妇是无所顾及的。男子说话带“球”字还有一层意思，这便是显示男子汉的气慨，标志自己语言的钢性和硬性来。襄樊人所说的“球”是表示什么意思？应当说这个字有实词与虚词之分。单是一个“球”字，大都是否定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不”字，比如别人向你介绍一件事，你不相信或予以否定，就可以回答为“球”。也有的是“球”字本身的意思，如你说话别人不相信，多数时侯就表白为：“哄你是那‘球’”，在这里含有赌咒发誓的意思。更有甚者，“哄你是‘狗球’”，因为无论如何，“球”总比“狗球”要好一点。多数时侯，“球”字是作虚词用的，是语气助词，有强调和形容的意思在里面。如“吃‘球’没？”、“搞‘球’啥？”等等。还有的“球”夹在一个词中间，比如“混账”可以说成“混球账”，“讨嫌”可以说成“讨球嫌”，这里的“球”虽然并无实际意义，但在语气上比原词强烈多了。
襄樊人爱说“球”，究竟起于何朝何代，兴于什么时候？现已无从考证。在两个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象“球”这样不那么文明和雅观的语言应当予以抛弃，代之以一些文明用语。北京人是很会创造词汇的，北京的“市骂”是什么，我个人的观点是“德行”。因为北京人骂人最狠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德行？”或“臭德行”。这话虽然并不好听，但比起襄樊人说“球”，要好多了，况且现在北京人说“德行”的比过去少多了。时下那些流行于世的“作秀”、“帅呆了”、“酷毙了”之类的语言大都是北京人的杰作。
除了“球”以外，襄樊人使用频率较高的和不太文明的语言还有一些。比如“乖乖”。这个词多数用在一句话的前面，是感叹和惊奇的意思。也有的是晚辈称呼，比如某人表白自己没说假话就说：“那乖乖瞟（哄的意思）”看来，在襄樊谁都愿意称大。在语音上，襄樊话类似河南话，但比河南话要好听一些，也就是要相对柔和一些，这大慨是襄樊人的骄傲之所在吧。襄樊人的语音发音有些字是很特别，比如“子”后面拖得很长，如“孩子”、“娃子”，拖得象是俄语中的弹音一样。记得上中学时，有个俄文老师的俄语说得非常好，尤其是最难说的弹音说得好。别人告诉我，这个老师是襄樊人，一打听果然是襄樊人，而且是襄阳人，因为襄阳人拖的弹音比樊城人还要好。即使有很多毛病，襄樊人依旧爱嘲弄县里人，他们常爱嘲笑的是随州人好说“骚”，宜城人把“树”说成“富”，把“水”说成“匪”等等。虽远不过百里，一个语言的习惯，要优化并非易事。
黄酒飘香香几许？
襄樊有个作曲家叫王刚强,他于八十年代后期写了一首歌叫做《黄酒飘香》。王刚强先生并不是襄樊人，是武汉人。但他以自己在襄樊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的创作才能，敏锐地捕捉到黄酒——这一襄樊人独特的爱好并把它创作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对襄樊文化的一个贡献。刚强先生通过黄酒展示出襄樊文化的地域特色和风土民俗，同时也呈现出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
黄酒在襄樊造于何代，有多少年的历史了？现已无从考证。但从有关文献来看，至少在唐代以前就有了黄酒。唐诗中有30多首写襄阳黄酒的其中孟浩然写了9首，李白写了3首，孟浩然是本地人姑且不论，单就李白写的就十分精釆。诗人在《襄阳歌》中写到：“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醪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还他的《襄阳曲》四首中写了许多饮襄阳酒的诗句，如“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等。
其实，黄酒是一种介于白酒和啤酒之间的一种饮品，呈淡黄色，因而称之为黄酒。黄酒汁味香醇，回味无穷，甘甜可口，滋润心肺。它没有白酒那样暴烈，但同样使人肌体轻松，精神亢奋。黄酒的味道比啤酒浓郁，一般不会喝酒之人，喝上一碗便觉得晕呼呼的，能喝酒的，喝上七碗八碗也感到头重脚轻的了。过去的襄樊，范围比现在小得多，大大小小的黄酒馆竟有一千多家，家家户户门口挂上一个布帘子，内容大都是“太白遗风”、“闻香下马”之类，有的干脆直截了当地写上“黄酒”。上千个帘子迎风招展，真是古城襄樊的一道风景呀！
据我所知,从北到南一般是中午晚上喝酒,早上喝酒的人不多。偏偏就有襄樊和随州两个地方早上喝酒的。随州早上喝的是白酒，襄樊早上喝的是黄酒，而且差不多人人都喝。在这里有一句口头禅：“襄樊人出差有‘三想’一想孩子，二想老婆，三想早上的黄酒牛肉面。”可见襄樊的黄酒文化之深，已深入人心了。说到牛肉面，这也是襄樊的“一绝”，其名声足可以与武汉的热干面、天津的小宠包比美。早上喝着黄酒吃着牛肉面，这可是地地道道的襄樊人的生活。其实现在的牛肉面大都变了味，变成了牛油面，其他很有特色的风味小吃也渐渐在消失。以面条来说，过去劳动街的清汤面、火巷口的酸辣面、鹿角门的葱面、酸菜面等，现正在渐渐消失。这不能不说是古城饮食文化的一大悲哀。
千百年来,襄樊的酒文化和饮食文化给襄樊人带来了亨受和欢乐。同时，也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不雅的风俗，甚至于是恶习的一些东西。还是说喝酒吧，客人来了或朋友相聚，以酒相待本是好事，但襄樊人喝酒与别的地方不一样，总是劝酒、逼酒、闹酒，千方百计地让别人喝好喝醉，不这样就没有尽到主人的情谊。为了让对方能多喝酒，襄樊地区的土办法是划拳。也是两人比手指头，谁喊的数与两人出的手指头相加对上了为胜者，输者喝酒。一般酒令为：“独一枚，哥俩好，三星照，四季财，五魁首，六六顺，七个巧，八匹马，九长寿，满十（实）在，宝一对。”划拳时，襄樊人还有个规矩，就是除出零外大姆指头必须有，这叫“大旗不倒”否则就要罚酒。这似乎体现出襄樊人的一种精神，———“三军不可夺帅”。也有遇上客人不会划拳的，襄樊人有的是办法，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你打“杠子老虎虫”、出“石头布剪刀”或者数数忌数明七暗七。总之，客人不喝好，客人不喝醉，客人没喝倒等于没喝酒，起码是没尽到兴。天热时更有甚者，家里热就在大街上大排档搞，一直搞到深夜，喊得四邻难以入睡。此时若有人出面干涉说吵得睡不着，已喝醉了的他会请你一起来喝酒，反正你是睡不着了！
其实劝酒最厉害的还不是划拳，而是在酒桌坐席，划拳有赢有输,在酒桌上劝酒闹酒就没有底了。襄樊人请客规距很多，客人落座后，每个人面前斟上满满一大杯酒，你说自己不会喝酒，他叫你放心，这是门杯喝不喝没关糸的。劝酒时他叫你只沾一点点，只要你一沾，这一杯是非喝不可的了。随后敬酒的名堂多得很，什么涮杯酒、通关酒、碰杯酒、财气酒，还有什么端一个、敬一个、起一个、双一个等等。市区如此，县市除此外，还有自己的绝招。保康的招数是，站在主要客人面前自己先干三杯，然后请每个客人各干一杯。这个账应该这么算，如果有五个客人，那么他就赚了二杯，客人越多，他赚的越多。枣阳人来得更直截了当,他满满端上一杯酒，站在客人面前，客人不喝就不走。如果客人要求一起碰杯，他就说枣阳穷，酒要留下来待客，并说这是老祖宗刘秀传下来的规距。如果你缠不过把自己面的酒喝了下去，他就说你喝的是门杯不是他敬的酒，如果你把他敬的酒也喝了,他说还要起一个。如此没完没了地缠下去，丝毫也不顾及客人的心情和所能承受的程度。长时间的酒桌熏陶，形成了这一地区特有的酒桌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传播之快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从基层到机关，从民间到社会，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比较流行的有“屁股一抬，喝了重来；屁股不动，表示尊重；感情薄，慢慢磨；感情深，一口吞；滴酒罚三杯；酒是王八蛋,喝了明天见；怪酒不怪菜；赌博赌博，越赌越薄，喝酒喝酒，越喝越久；等等”
襄樊人的热情和劝酒的方式远近闻名，省直机关和外地的朋友们许多想到襄樊而不敢到襄樊，其主要原因是害怕襄樊人劝酒。这里不仅是名声不好的问题，而且还深刻的教训，90年代中期，有个乌克兰人到襄樊喝酒，因喝得过量而酒精中毒，最后抢救无效死亡。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到了创建文明大都市的时代了，我们该好好反省反省自己了。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但是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应当抛弃。马克思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扬弃”。
河南人讨球嫌
过去大襄樊时,襄樊地区与河南省的边界有七、八个交界的县市，经过几次行政改制后，目前还有河口、襄阳、枣阳三个县市与南阳市的邓州、新野、唐河交界。襄樊市区现有人口近百万，刚解放时只有七、八万人口，这七、八万人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是河南人。在目前襄樊市的每一个家庭，往上数三代或从亲戚中清三门,没有找不到河南人的。而且在襄樊的河南人，好多都干出了一番事业，象已故的著名书法家王树人先生、著名曲艺表演家郝桂平女士、豫剧名丑雷剑朝先生他们都是河南人。还历届历任的市委政府领导中也不乏河南人。
即使是这样，襄樊人仍然瞧不起河南人，或许这个襄樊人的父亲母亲就是河南人，更有甚者，这个襄樊人本身就是河南人，他的言行举止中仍然瞧不起河南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以为这是因为在解放前，河南人饱受“水旱黄汤”之苦，许多人出外谋生，卖艺的多、要饭的多、耍猴的多、拉板车下苦力的多。这些人来到襄樊后把河南人的形象搞坏了。我在《人生如戏》中曾写了雷剑朝婚姻恋爱中的一个情节，雷剑朝各方面的条件都好，就因为是河南人，老丈母娘死活不答应。后来事实证明，她的女婿是挑对了。其实襄樊人从内心里对河南人还挺佩服的，认为河南人能吃苦耐劳，性子直，不像上海人那么精，也不像武汉人那么尖！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一个人借了河南人一千元钱，还的时侯河南人根本不数，往身上一装说：“哥儿们，再要借吭声！”借上海人的钱还钱时，上海人当面只数九张，九加一是十，最后一张有可能会是二张或者三张，不必要当面数完。武汉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当着别人的面数完十张大票。武汉人最好讥笑别人是个“苕”，其实他们才是“苕”！
襄樊人对河南人是瞧不起，并不恨；对武汉人是真恨。尤其是七十年代知识青年大招工那会儿。襄樊人觉得一来武汉人抢了人们的饭碗，二来武汉人说话像吵架一样难听。只要人多就打武汉人，说是打蛮子不打白不打!现在没有过去那样，大批大批的河南人为生计到襄樊来逃荒了。河南在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很多方面还走在襄樊的前面，与襄樊对着搞。你在老河口市边界设一个孟楼镇，他也在邓州市的边界设一个孟楼镇，你加大对孟楼镇的投入，他也加大对孟楼镇的投入，两个镇比着干。现在两个孟楼镇建设得都不错，由于经济实力的因素，相比之下，河南的孟楼还是差了一大截。
在枣阳，河南省南阳市为刘秀的故里问题，与枣阳市争得不亦乐呼。刘秀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历史上号称光武中兴，是汉朝的中兴之帝。刘秀祖上被汉朝天子分封于长沙，后有一支迁徙于舂陵，即枣阳市吴店镇，刘秀出生于此。刘秀是枣阳人是准确无误的。谁知，半路杀了个程咬金，南阳人说刘秀是南阳人。依据是什么呢？原来，《汉书》和《后汉书》先后都记载过，刘秀是南阳舂陵人，南阳是当时的南阳郡，舂陵是什么呢？舂陵是当时的舂陵县，也就是现在的吴店镇，这本来是不用争辨的事实，河南人却把它搞复杂了。枣阳市委市政府对此却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加大对刘秀故里——白水寺的投入；一方面邀请专家学者开研讨会、写文章、著书立说，从多方面论证刘秀故里究竟在那里？先后邀请了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区永圻、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研究所教授张志哲、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修明教授、华中师大历史糸教授丁毅华教授、襄樊学院余鹏飞教授、华中师大周国林教授等。经过论证,刘秀起兵依靠的就是舂陵的八千子弟兵，刘秀在当皇帝之后先后五次回乡探亲，枣阳人还就这段史实编写了剧目《刘秀还乡》，获得了文化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由此教授们进一步广引博证，以无可争辨的事实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刘秀是枣阳吴店人，河南人不要再争了！
更有甚者，南阳与襄樊为诸葛亮隐居何地之争闹得沸沸扬扬，从清代争到现代，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争到现在。实际上在明代以前，诸葛亮的隐居地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论。在南阳卧龙岗大殿左侧碑廊中，有一块明代万历乙丑年的碑文，题目是《重卧龙岗草庐碑》，碑文上写着：“（诸葛）草庐在襄阳者为真，在南阳者赝哉！玄德屯军新野三顾孔明者，实在隆中，非今所称在南阳七里（卧龙岗）者，故言赝也。”据说到了清代，这则历史悬案又起争端，恰好有个襄阳人在南阳当官，当地人请他下结论，他怕得罪了地方百性，便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写了一幅对联：“身在朝廷不分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须南阳襄阳”。这实则是一个历史笑话，并不足以为据。自国务院颁发两市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后，关于诸葛亮隐居地之争，便重开战端。国务院文件介绍襄樊的文字是：“襄樊位于湖北省北部，周属樊国，战国时为楚国要邑，三国时置郡，后历代多为州、郡、府治。襄阳城墙始建于汉，自唐至汉多次整修，现基本完好，樊城保存有两座城门和部分城墙。文物古迹有邓城、鹿门寺、夫人城、隆中诸葛亮故居、多宝佛塔、米公祠、杜甫墓等”。请注意，这里介绍诸葛亮时表述的是“隆中诸葛亮故居”，而介绍南阳时的文字为“武侯祠”，这就十分明显地表明，襄樊的隆中为诸葛亮的隐居地。但是，南阳人不顾这一事实，仍然强词夺理地争夺名人效应。
南阳人的依据是什么呢？问题出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上，其中有一句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南阳人抓住“躬耕于南阳这句话大做文章，硬说诸葛亮的隐居地在南阳。躬耕于南阳，当时的南阳是什么？是南阳郡，诸葛亮隐居在南阳郡的什么地方？对此，距诸葛亮时代并不很远的晋代历史学家习凿齿在他的历史文献《汉晋春秋》中作了明确的表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面对如此有力的证据，南阳人却狡辩说《汉晋春秋》不是正史是野史。北魏所著《水经注》是史学界公认的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地理著作，这应该是正史无疑的了。其书明确写道：“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此后历代历史学家和当代权威学者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张舜微、王仲荦、何兹全等先后从不同的角度证实诸葛亮的隐居地确是襄阳古隆中。
到了这种地步，河南人仍不肯罢休，他们派了个副局长到北京游说并组织召开会议，结果处处遭到冷落，会议也没开成。其实除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材料可以佐证。比如在交友方面诸葛亮许多名士师友，如庞德公、司马微、徐庶、庞统等都是襄阳名士，还有诸葛亮的岳父、几个姐夫也都在襄阳。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诸葛亮不可能跑到几百里之外的南阳去交友去相亲。我们知道，诸葛亮的成名与他的一篇著名论述有关，这就是《隆中对》。在这篇论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待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出宛洛，将军亲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宛是当时的南阳治所，也就是现在的南阳市区，诸葛亮在隆中说了这番话，他绝对不可座在南阳叫刘备兵出南阳。基于此，全国权威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在一次权威的学术会议上一捶定音：“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还是在南阳的问题，有人说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好像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悬案没解决。我认为这是向来没有疑义的问题。只要是学历史的，都会说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历史上并没有悬案.诸葛亮说自己‘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不是指南阳郡的郡治所在地，而是指南阳郡所管管辖的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就在今天的襄阳西边的隆中。”
只到今天，南阳人仍是口服心不服，他们即使是心服了，口也未必能服。其真实原因是地方利益驱动。说实在的，在襄樊众我的专家学者中，为襄阳南阳诸葛亮隐居地之争，出力最大、著述最多、成就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丁宝斋先生。丁先生已于前年作古，他的文章道德襄樊人是会铭记在心的,他为襄樊做出的贡献，襄樊人是不会忘记的！
看来，诸葛亮的隐居地在襄阳隆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问题在于，诸葛亮并不是襄阳人，他的业绩也不在襄阳，而是在川陕一带。而襄樊人却如此抬举，是襄樊古时侯没有名人了吗？不是!唐代诗人孟浩然就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这位承陶渊明之诗风，举山水田园派之旗手，开盛唐诗歌之先河的孟夫子，深得当时众多诗人的敬重与爱载,尤其是大诗人李白,他在《赠孟浩浩然》一诗中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手卧松云。醉月颜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孟浩然一生未能做官，他创作的诗歌现存260多首，其中写襄阳的就占了一半以上，他以饱满的的热情歌颂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文物古迹，寄托了深深的家乡情结。即便如此，人们关注的还是政治上的业绩，文人的文学成就而在其下。自《三国演义》问世后，我们对诸葛亮的评价就过了头类似神话，真真假假搞在一起，使人很难分辨。对此，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早在宋朝时，苏东坡曾评论诸葛亮说：“言兵不如曹操之多，言地不如曹操之广，言战不如曹操之能”（苏轼《论诸葛亮》）无产阶级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毛泽东也曾评点过《隆中对》他批注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编》）我在这里引用这些典籍，丝毫也没有贬低诸葛亮的历史功绩的意思，而是提醒大家在任何时侯都要牢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敬请读者诸君品评。
2006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