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子”是襄樊人和河南人最喜爱的一种曲艺品种。无论大人孩子谁都能即兴哼上几句。只要听到唱“坠子”的简板和大弦琴声，人们会感到格外亲切。这种群众性极强的曲种也同其它艺术品种一样，曾造就了不少名伶大家。但在豫南和汉水流域，尤其在襄樊地区，只要提到“坠子”人们就会想到襄樊市歌舞剧团的郝桂萍。这位出身于民间艺人世家的女儿，经过50多年坚韧不拔的执着追求，在“坠子”的演唱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坠子”这种特殊曲种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演唱的许多节目，有的被灌制成唱片；有的被中央和地方电台录音播放，有的被全国性曲艺刊物选载；曾先后三次获得“湖北省百花书会”一等奖；并于1999年荣获全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从艺50年来，这位当年的曲苑新秀，已由一朵稚嫩的小花成长为一株枝干虬劲的腊梅，深深地根植于汉水流域的沃土上。今年61岁的郝桂萍丝毫未改变她对艺术的满腔热情和对人民、对生活的真挚情感，仍以一个普通演员的身份活跃在群众喜爱的曲艺天地，在广场、在公园、在各种会议和庆典场所到处都能听到她那满腔激情的演唱。郝桂萍现在的身份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襄樊市曲艺家协会主席；已连任三届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并已担任了20年的市政协副主席。然而有谁知道这一顶顶醒目的桂冠、一圈圈耀眼的光环凝聚了她多少艰辛和汗水？
一、演艺生涯从“讨生活”开始
“小女子出门来把头低下，想起来伤心事泪流如麻，遭不幸二老爹娘早把世下，撇下了兄长还有奴家……”
这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一个可怕的腊月，冰天雪地中，一个年仅六七岁的小女孩拿着简板，迎着呼号的北风，沿着清冷的街市一字一板地唱着。稚嫩的童音诉说着人生的艰辛和无助，浸透着世间的悲凉和酸楚。“坠子”本是平素人们最喜欢听的曲子，但是此时此刻这小女孩的凄婉演唱却让人们流下了酸辛的眼泪。听众们唉声叹气地相继从一间间低矮的屋子里走出来，从快要见底的米坛和面瓮里匀出一把米或一小碗面，放进小女孩面前的小布袋里。小口袋装满了，小女孩子就让缩在一旁的姐姐给母亲送回去……
这唱坠子的小女孩就是郝桂萍。出生艺人世家的郝桂萍自幼跟随父母卖艺走江湖。江湖卖艺人每天所得仅能勉强糊口，每逢连阴雨、风雪天或六月腊月没有茶客听书全家就得饿肚子。郝桂萍从记事起就饱尝了艺人们常说的“六腊困江湖”的滋味。她刚六岁那年的腊月雪下得太久，家里早已没了分文，父母眼看着全家挨饿心如刀铰，却碍于自己是场面上走的艺人，不好直接出去讨要。懂事的桂萍替父母分忧就大胆地拉着姐姐的手出了门。用她那凄楚的“坠子”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紧闭的大门。据郝桂萍回忆，这才是她演唱生涯的开始。
郝桂萍的父亲原是河南邓州郝岗村的农民。父亲从小在镇上茶馆卖豆面，天天听茶馆里艺人说唱一种当地人叫着“鼓儿哼”的鼓书（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河南坠子”），久而久之就无师自通地跟着哼会了。学会唱“坠子”的父亲就不再起早贪黑卖豆面了，凭着日积月累听来的“本头”到各个集镇茶馆坐馆唱场子，开始了走江湖卖艺的艰难生涯。从邓州唱到老河口，从老河口唱到襄樊。在樊城老街三井台坐茶馆时成了老街上马家的女婿。马家的女儿天性聪明活泼，在丈夫的影响下很快也喜欢上了“坠子书”，学得快记性好，加上天生一副好嗓门，一正式登台就唱红了。在那个年代坐茶馆喝茶听“坠子”是一种大众消闲娱乐方式。仅襄、樊二城就有茶馆书场100多家。而在老樊城四官殿、三井台一带更是茶馆成林，唱“坠子”的艺人生意很是红火。往老樊城朝当街一站，只听四周一片说唱“坠子书”的简板和“醒木”的“啪啪”声。但是在所有的“坠子”艺人中，“马大姐”的名气最响。在老樊城居民中，没有人不知道“马大姐”的“坠子书”。这马大姐就是郝桂萍的母亲。
1941年，母亲在谷城汉水中码头一个小茶馆里生下了郝桂萍。小桂萍一来到这个世上就跟着父母在茶馆书场讨生活，凭着一种天生的灵性，不知不觉中也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唱“坠子”， 五六岁时就记住了不少“段子”。在大人歇场时，她就拿起母亲的简板和扇子，有招有式地唱上几句。有次母亲因为生病不能登台，茶馆老板为了救场便在情急之中临时让六岁的小桂萍顶上一场。没想到这孩子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料，那嘹亮的嗓门、伶牙利齿的咬字吐词、维妙维肖的角色表演，一上场就把全场的听众给镇住了。从此郝桂萍就和“坠子”结下终身不解的缘份。各个茶馆里都有名师坐馆，一边演唱一边带艺徒。郝桂萍从未正式拜过师，哪位师傅给徒弟说戏她就在一旁听。结果往往徒弟还未学会，桂萍倒先会了。但是过早的从艺也使她过早地饱尝了民间艺人生活的艰辛。在郝桂萍对沧桑往事的回忆中，总忘不了随父母流浪漂泊的酸辛经历。因此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组织的说唱团里，郝桂萍分外努力。这除了她天生对“坠子”曲种的喜爱之外，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感激。
二、在艺术追求上锲而不舍
“……青山哪，青松哪你们记住我，槐树下有忠贞不变的心一颗，望只望驱逐日寇普天同庆，你们告诉我，九泉之下我也要高唱胜利歌！”
随着激越高亢的曲子戛然而止，郝桂萍收起简板， 一个青松屹立的造型定格在舞台上。仍沉浸在紧张和激动之中的观众们却还不知演唱已经结束，半分钟之后，剧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是在“湖北省百花书会”上，由董治平专为郝桂萍创作的《第九个人犯》，再次为郝桂萍赢得了一等奖的荣誉。这是她接连第三次夺冠。事后她找到主办领导，说举办书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出新人，因此她建议今后凡是得过大奖的演员都不要再参与评奖，把机会让给年轻人。第二年她又从北京全国“百花书会”上摘取了全国曲艺界的最高荣誉，为襄樊市捧回了第一个“牡丹奖”。这时的郝桂萍艺术上已经达到她一生的巅峰时期。
1952年，郝桂萍随父母被新成立的襄樊市说唱团吸收。党和政府的文艺政策使郝桂萍一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也给了热爱“坠子”的郝桂萍学习钻研艺术的环境。尽管当时的条件也很艰苦，可是经历过童年艰辛的郝桂萍什么苦都不在乎，一心只迷着“坠子”。对于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的郝桂萍，光记词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坠子”又叫“坠子书”，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典之一，它类似“鼓书”、“评书”却又不同于“鼓书”、“评书”。“鼓书”、“评书”讲究的只是吸引人，只要能把故事说得精彩就行。对演员并无别的要求。而“坠子”除了“说书”之外还要会唱。因此要求演员既要像评书演员一样具有会讲故事的功夫，同时在扮相、嗓音、声腔、乐感等艺术基本素养方面还有很高的要求。坐茶馆听“坠子书”是影视艺术兴起之前人们主要的消闲娱乐方式。那时的演员没有现在固定的职级工资，收入全靠观众对演员的认同程度。在一无音响设备、二无灯光布景的嘈杂茶馆里，演员所有道具只有一副简板，要在这种环境中抓住观众，没有超人的技艺是断难立身的。所以每个演员都要有自己的看家本事，行话里叫当家戏，也就是最能留住观众的“大本头”。郝桂萍在“坠子”表演艺术领域里似乎有一种天份，她能仅凭着心劲记住一部部大书，如《海瑞》、《包公案》、《李白醉写》、《李逵夺鱼》、《秋风野草》等一部部传统长篇。一部《海瑞》就可以在茶馆挂牌说上一个多月。在一字不识的情况下要记住大段大段的唱词和变化万千的唱腔实非易事。但这也正是郝桂萍过人之处。她一字一句地背，一个音符一个音节地记，力求把每段唱词都记得烂熟于心，每句唱腔都咬得十分准确，还悉心揣摩每句唱词的意思，根据自己对唱词内容的理解再对唱腔的起承转合进行一些适当调整。结果经她唱出来的“坠子”既保持了正宗“河南坠子”原汁原味的神韵，又具有她对“坠子”的独到理解。她的体会就是用“心”去感悟，这为她的艺术表演拓展出了无限的空间。表演战场上那种铁马金戈的拼杀场面时她唱得大气磅礴，气壮山河，把铁血征战渲染得惊天地动鬼神，说到紧张处吸引得听众连出气也不敢大声。而要表现花前月下的少女思怀，她也能深入到人物内心，将林黛玉这样的娇弱少女的复杂情感世界刻画得维妙维肖，令听众感伤不已。郝桂萍很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在十六七岁就唱红了。当时樊城所有的茶馆书场，只要一挂郝桂萍的牌子，早早就挤满了人。那时没有现在红歌星们天文数字的出场费，没有鲜花和奖杯，一场唱下来，经久不息的掌声就是对她最好的奖赏。郝桂萍独具一格的表演艺术不仅受到观众的喜爱，也受到“坠子”发祥地河南曲艺界各位名家的赞赏。中国铁路文工团郭美珍、郑州市曲艺团的赵铮都是名高天下的著名“河南坠子”艺术大家。但她们都对郝桂萍刮目相看。为了使自己的艺术更上一层楼，郝桂萍后来曾拜郭美珍为师。郭美珍曾对人说：“桂萍可难教啊，她已经有了自己的路子。”但郭美珍是段子加大书开本全能、文武昆乱不挡将的名角儿，她认为郝桂萍是可造之才，便拿出自己看家的《许仙游湖》作教材，对桂萍这个天赋极高的弟子下功夫打磨，使桂萍在唱法上又往前大迈了一步。但在艺术上探求无止境的郝桂萍又慕“坠子”革新派赵铮的名专程到郑州请教赵师。使自己的演唱风格在变化中更具活力也更符合今天观众的欣赏习惯。在“大口”唱中又经过著名大师刘宗琴的“点金”，艺术上便愈发炉火纯青。没上过一天学的郝桂萍正是凭着艺无止境的虚心态度和勤奋好学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终于成为在全国曲坛独树一帜的“坠子”艺术大家。1981年， 在全国曲艺界传统竞技大比武的河南“马街书会”上，艺冠群芳的郝桂萍一鸟入林百鸟压音，被各路曲艺大家公认为当年的“状元姐”。
三、永远是群众心中的“好二姐”
咆哮的江水，岌岌可危的江堤，浑身泥水的军人和民工。人与洪水的较量已进行了月余，抗洪大军已十分疲惫。正在这时，一辆汽车开到了江边，把卡车厢板打开一支，汽车就变成了一个舞台。一个女演员手拿简板往中间一站，喊了声“同志们辛苦了！”就亮开嗓门唱了起来，滔滔的洪水顿时被嘹亮的“河南坠子”声压了下去……
这唱坠子的演员就是郝桂萍。她随着襄樊市政府组织的慰问团到长江抗洪前线。一到工地，她就向领导要求，先上堤演一场给战士们鼓鼓劲。
了解郝桂萍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场景对于郝桂萍早已是常事。这些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郝桂萍的地位不断发生着变化，象征荣誉和地位的桂冠一顶顶接踵而至。但郝桂萍深知，她的一切荣誉和花环都是观众给予的，一个演员最不能忘记的是观众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郝桂萍对毛主席《延座讲话》有切身的感受：人民群众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工作者只有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才能保持永远的生命活力。无论是当普通演员还是当市政协副主席，郝桂萍始终把坚持深入生活和为人民群众服务放在第一位。50年来，她走遍了襄樊的山山水水，从保康的每一个山村到市区每个工厂的每个车间，足迹遍及城乡每一个角落。在交通还不发达的六、七十年代，她作为享受政府特供待遇的名演员同小演员们一起，穿着草鞋，用板车拉着简单的行李，从一个山区走到另一个山区，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在农村演出一般都在晚上，开演前她和演员们一起，点燃了汽灯守在村头为前来看戏的群众照路，落了幕又提着汽灯把乡亲们送走。直到她当了市政协副主席，成了市“四大家”领导，她仍对群众一往深情。每到一地，总要把当地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了解清楚，结合党的农村政策编成“坠子”书段子到村头地边演唱。还把行路不便的孤寡老人先接到戏场坐到前排，如果确有不能行走的残疾人未能看到节目，不管再晚她也要找上门去为他们补演……
郝桂萍以真诚的服务同人民群众建立起了鱼水般的感情，人们一提到郝桂萍总是亲热地按着她郝姓的谐音叫她“好二姐”。有一次，郝桂萍在外地视察赶回市里演出，路上遇到因为粮站不收粮食而负气堵公路的群众。被堵的大车小车排了好几公里。郝桂萍见状忙下车向粮农们征求意见，问明原委后她一面给群众做工作，一面现场编了一段“大家关心卖粮难”的“坠子”小段，站在粮车上一唱，很快就化解了农民们心中的怨气。大家一听原来这就是有名的“好二姐”，忙说“别误了好二姐演戏。”便让开路让郝桂萍的车过去，还请她回去把大家对卖粮难的意见转告市领导。郝桂萍感动地说：“群众对我这样信任，我要当一辈子‘好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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